二、小国研究现状述评

古今中外，在特定的体系下，小国（或小邦）都是历史进程和外交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古典思想家或典籍偶有关于小国的精辟论述，如中国的《老子》^[1]《墨子》^[2]《孟子》^[3]《左传》^[4]等典籍，西方的修昔底德^[5]、柏拉图^[6]、亚里士多德^[7]、马基雅维利^[8]、卢梭^[9]、席勒^[10]等思想家。点缀其中的小国论述对于了解当今世界的小国思维和行为颇具启示性。

小国研究是国际政治现实的反映。随着小国数量的不断攀升及其国际能见度和影响力的逐步提高，小国是国际问题研究无法回避的研究对象。综合来看，小国研究有两大层面分析：小国本身的研究，以及国际体系下小国行为及其影响的探讨。从研究的路径审视，小国研究有整体性或宏观性的探究以及局部的、国别的或微观的探讨。前者的研究力度和学术贡献远不及后者。这是因为，小国群体的高度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及其与国际体系的高度关联性，给小国研究带来超出想象的难度，在小国研究过程中也留下了持续不断的学术争论空间。

（一） 小国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

小国研究与小国发展的态势高度相关。从小国研究的发展阶段可以看出，该领域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国际体系、地区合作和小国涌现是小国研究变迁的重要背景。

真正的小国研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逐渐发展的。贝克·福克斯（Baker Fox）的小国战时外交研究标志着小国研究学派的出现。小国在诸如联合国这类新型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引起了一些学术讨论。不可避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小国研究具有显著影响。伴随着小国的不断发展，小国研究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且形成了几个不同阶段：伊弗·诺伊曼和西格林德·吉斯托尔（Iver B. Neumann & Sieglinde Gstöhl）将战后小国研究划分为繁荣、停滞和复兴三个发展阶段（参见表11）。

资料来源:Iver B. Neumann & Sieglinde Gstöhl, “Lilliputians in Gulliver’s World?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entre for Small States Studies,University of Iceland,Working Paper 1—2004.

20世纪50至70年代，虽然社会科学被两极格局和冷战所主导，但是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小国的大量涌现，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小国研究方兴未艾，小国理论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两方面竞相发展起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小国规模决定了其财富规模，小国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多元化程度低、自然资源稀缺、较高的生产成本和较低的规模经济效应、缺乏竞争，以及研发投入低等是小国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小型经济体被假定为要比大的国家更依赖外贸、更容易发生贸易赤字、更依赖某个单一出口产品，以及很难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商品。与此同时，国际问题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物质规模或者相对权力决定了其国际政治行为。因此，类似规模的小国被预期追求类似的对外政策。^[11]在这个阶段，广泛探讨的基本问题便是小国的生存问题，脆弱性是解释小国思维和行为的常用工具。

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认为小国概念不是理解世界政治的有用分析工具。这让小国研究陷入一个争论不休的停滞阶段。其一，在冷战格局下，学界主要关注超级大国的对抗及其影响之上，小国只是一个附带提及的话题；其二，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高潮业已过去，并逐渐淡出了学界的视野；其三，大多数小国建国不久，正处于国家转型的过渡阶段，在许多方面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难题，缺乏具有分析意义的案例。总体上看，小国群体问题依旧，但趋势不明，在大国对抗的国际态势下根本不具影响国际关系的能力。小国研究乏人问津当在情理之中。

冷战结束之后，小国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一大批新兴小国在中欧、东欧、巴尔干、波罗的海、中亚、非洲等地大量涌现。与此同时，以科技快速发展、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为特征的新的全球语境更有利于小国的生存与发展，通讯和运输条件的改善以及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也降低了边界的传统意义。此外，在良好的外部环境下，许多小国在国家治理、国际影响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引人注目且充满活力的国家类别。这些变化挑战了小国经济与外交政策

的传统观点，吸引了人们对小国问题的重新关注，再次推动了小国理论探索的发展。

（二） 小国研究的两个基本分析层面

总体来看，小国研究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分析层面：一方面，该研究与国际体系的变迁是高度相关的。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认为，小国研究是“背景下的分析”（things-in-context），外在背景对于小国演进具有决定性意义。^[12]体系是说明小国及其研究演进的基本背景，某种程度上也界定了小国研究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一，小国研究的个基本对象是“小国本身”的研究。这涉及小国研究的基本问题，如小国界定、小国特性、小国认知、小国行为等。

第一，国际体系视角的小国研究。在国际体系层面，一般认为小国只是国际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在国际安全领域无足轻重，其对外行为受到体系的严重制约。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体系不仅塑造着国家的对外思维，也影响着小国的对外政策行为。^[13]在主流的国际关系学者看来，通过国际体系影响这个视角，我们就能够说明和解释小国行为。

首先，国际环境对小国的影响显然更为明显。在对外决策过程中，国际压力压倒了国内利益、国内政治斗争和国家特性。只要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国家就必须确保其自身安全，国际环境就是决策者的首要考虑。政治家将对这些前提条件做出理性反应，进而选择最有可能使安全利益最大化、安全风险最小化的对外政策过程。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离不开国际体系，相对而言，国际体系对于小国的发展进程具有更大影响。大多数小国在资源禀赋方面先天不足，它必须依靠外部市场。在政治安全方面它也必须依托外部大国的扶持。与此同时，因其弱小、资源有限，故会形成一个紧密的内部心理网络，维护自身的利益与认同感，并且保持对外警惕，甚至缺乏包容，以防止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另外，小国在国家建立与国家发展方面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依然有待加强，因此它又必须对外部国家有所区隔、有所防范、有所抵制，在文化特性方面尤其如此。在现实中，要很好地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到既可以从外部世界得益和获利，又能抵制外部世界各方面的强大冲击力是非常困难的。

其次，从“国家中心主义”视角观察，小国行为是对外部约束的反应。基于实力缺陷，小国要比大国更注重生存问题，因而在分析小国对外政策选择上，国际体系是最为相关的分析层次。由于弱小国家面临着影响国家生存的显著外部威胁，其对外政策反映了对国际环境制约的密切关注，其对外政策目标受国内政治过程的影响更少。相对而言，在解释大国的对外政策时，国内政治必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总体来看，与小国相比，“大国所面临的外部威胁水平显然更低，因而具有更多的行动选择”^[14]。

第二，国家特性视角的小国研究。与结构体系观点相对照的是，单位或国内层面的理论认为，国家特性和社会冲突影响着对外政策选择。对外政策并不总是国家安全利益或体系结构要求的反映。相反，特定国家的特性和社会、国家行为体的意识形态与地方利益，通常使得政治家难以对国际环境的紧急状况做出反应。

国家特性与国家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国家特性是国家在国际交往过程中的一种有别于其他行为体的内在属性。美国学者伊斯特（Maurice A.East）认为一，国的国家特性由以下因素构成：（1） 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包括土地面积、矿产资源、人口、地缘环境等；（2） 将潜在的资源转换为实现外交目的的现实手段或能力，包括开发、发展、生产和转换上述资源的能力，衡量标准如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受教育的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国家的组织能力等；（3） 影响国家运用这些资源和实力的倾向或手段的要素，如历史、社会、民族构成、宗教，以及作为国家代表的领导人（社会）的个性、倾向，以及政府的性质、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等。^[15]作为一个内在属性，特定的国家特性无疑是国家行为的重要背景。它会给决策者提供对外政策行为的指导方针和标准，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16]与此同时，国家间的不同行为特征亦可从国家特性的差异性上寻找答案。

国家特性的不同是国家间行为差异的内在根源。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行为各不相同，心理学认为，这是它们国际认知、情感表达和行为方式（即心理过程）差异的结果，国家特性的不同导致了诸国之间对生存环境与条件的差异性认知。国家心理模式的建构是其适应并反映外部环境的精神体系。究其成因，大而言之，心理模式是不同文化的塑造物。具体言之，这与一个国家的历史轨迹、自然条件、资源禀赋、政治经济状况、宗教文化、意识形态、国际互动等因素密不可分，或曰一个国家通过先天条件与后天行为、内外交互作用而形成自己的国家特性。国家特性界定了国家心理结构及其行为方式。对一个国家的心理与行为大体上有宏观印象或描述（如国民性），但从不同分析视角的国家特性出发，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对国家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从国家特性层面考察，一般认为脆弱性是小国的核心特性，它是影响小国行为的内在根源或动因。

大多数小国研究者都非常关注脆弱性对小国行为的影响。大卫·韦特尔（David Vital）强调脆弱性对小国国民性、内外行为的影响。^[17]小（smallness）是小国的基本特性。从物质规模的角度看，小国在人口规模、领土面积、国民收入、自然资源方面相对于大的国家而言存在明显的界限和差距。这个共性是小国的“脆弱性”^[18]相对显著的根本原因。狭小的国家规模导致生存条件的脆弱，使国家生存与安全的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且无法单独应对国际体系带来的影响，在国际体系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这就构成了小国的三大基本特性：脆弱性、依赖性和边缘性。这些特性也是小国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形成的根源。此外，小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社会生产力、工业化程度、历史经验、宗教文化传统和政治社会制度的千差万别，也使得小国脆弱性之内涵与程度也各不相同，从而造成了小国认知、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总之，国际体系、国家特性以及二者的结合是小国行为的主要分析视角和普遍性的理论工具。然而，高度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群体特征不仅大大增加了小国整体性研究的难度，也赋予了研究者不同的研究偏好。

（三） 小国研究的主要偏好

国家行为特征是小国研究的主要目的。规模与体系的综合效应赋予了不同背景下小国的内外行为特征。小国虽小，但研究难度极大。由于小国之间存在的高度多样性和差异性，研究者很难进行概括性、抽象性和普遍性的小国研究。因此，领域研究、地区小国研究和案例研究是小国研究的基本取向。

第一，小国研究的领域偏好。这体现在诸多方面。小国在不同领域中的行为特点及其成因是探讨的重点。

在国际安全领域，基于规模效应的看法是，由于武器装备及对国际威望和影响力的追求，大国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因此，大国的影响力应该通过建立小国这样的“缓冲器”予以稀释。小国因实力不济、缺乏国际抱负而会更依赖国际规范，因而更具和平倾向。但也有小国威胁论的观点，认为小国事实上代表着对和平的威胁，因为其内部冲突或“不负责任”往往导致大国的干涉。小国安全依赖于强大邻国或大国间的实力均衡。因此，小国“不是安全的供应者，而是安全的消费者”。莫里斯提出的两种模式从微观决策模式角度分析了小国的安全行为。在“常规型模式”中，小国倾向于“为其带来最少风险的行为”，其中包括不愿介入冲突或者敌对行为、采取模糊策略以避免疏远其他国家的倾向，以及较多的合作性言语行为。“选择型模型”则认为，在竞争性假设下，小国可能会表现出比大国更多的冲突性行为，尤其冲突性非言语行为，因为它们需要采取确定性、通常具有敌对本质的行动。^[19]索霍松（Baldur Thorhallson）等学者分析了小国在国际安全领域影响力存在反差的原因，认为内在能力与外在形象决定了小国在该领域可能扮演的角色。^[20]

规模与民主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学家高度关注的主题。^[21]在不同规模的系统中，民主文化、政体需求、政治过程和国家治理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无论在国家之内还是国家之间，规模的政治意义都是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

在外交行为方面，小国的外交目标、外交战略、外交手段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一般认为，由于小国缺乏外交和军事资源，且双边外交成本更为高昂，因此会更倾向于依靠其他互动方式，例如多边外交、国际会议、地区组织和复合型外交等。

在经济行为方面，小国经济特征和独特经济战略^[22]是许多学者高度关注的主题。一个普遍性的共识是，小国更加依靠外部经济环境，全球化对于缓解小国的规模缺陷具有重要意义。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小国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劣势，但也存在经济灵活性的优势。

第二，小国研究的国家和地区偏好。极端案例往往成为学界重点选择的研究对象。这在小国研究中也不例外。学者们一般倾向于选择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地区和小国进行研究。地区化程度最高的欧盟中的小国行为，外交战略很有特点的瑞士，实力不俗的以色列，外交活跃的新加坡，均是学界关注的热点。^[23]其中，欧盟是当今世界地区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组织，主要成员国与欧盟的互动是研究的核心，该类文献主要集中在讨论大国的角色和作用上，以法国、德国、英国为甚。^[24]但与其他地区相比，欧盟小国颇为发达，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最为成熟，因而欧盟小国的地区角色、作用与策略分析是学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欧盟小国研究中，案例研究占了绝大多数，例如讨论瑞典通过“规范倡导”（norm advocacy）来发挥欧盟中影响力^[25]，探讨比利时与荷兰在欧洲货币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26]，讨论爱尔兰、希腊、芬兰三国与欧盟的互动^[27]，以及单独探讨芬兰在欧盟中的影响力^[28]等等。

综合来看，小国是一个高度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群体，小国研究存在不容低估的巨大困难。这是当今小国研究没有产生理论大家、没有出现广泛接受的理论范式、研究庞杂而随意的根本原因。围绕着小国界定、小国特性、小国行为的争论，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小国研究的基本特征。

[1] 老子认为，大国小国应该谦虚相待，才能和平相处：“大国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参见：《老子》，第六十一章。

[2] 墨子秉持“兼爱”、“非攻”的理念，反对以大欺小的国际行为：“若大国之攻小国也，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下之害也。”参见：《墨子·兼爱（下篇）》。

[3] 孟子表达了在大国环伺的背景下，小国维护自身安全的艰难和策略的有限性。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参见：《孟子·梁惠王章句》。

[4] 《左传》记述了小国郑国官员写给大国晋国官员的一封信，表明了处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的苦衷，正告晋国不要逼迫太甚，否则将反目成仇，甚至不惜一战。“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参见：《左传·文公十七年》。

[5] 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6]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8] 参见：〔意〕尼可洛·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王永忠译，吉林出版社2011年版。

[9] 卢梭论述了规模与政体之间的关系。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0] 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弘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11] Iver B.Neumann&Sieglinde Gstöhl,“Lilliputians in Gulliver’s World?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Peter J.Katzenstein,“Small States and Small States Revisited,”New Political Economy,Vol.8,No.1,2003.

[13]Robert O.Keohane,“Lilliputians’Dilemmas:Small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3,No.2,Spring,1969;Robert L.Rothstein,Alliancesand Small Powers,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Annette Baker Fox,The Powerof Small St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14]Miriam Fendius Elman,“The Foreign Policies of Small States:Challenging Neorealism in Its Own Backyard”,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5,No.2,April 1995,p.175.

[15] Maurice A.East,“National Attributes and Foreign Policy”，转引自：张清敏：《中国的国家特性、国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

[16]Naomi Bailin Wish,“National Attributes as Sources of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A Capability-Motivation Model”,in Stephen G.Walker,ed.,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p.96.

[17]David Vital,The Survival of Small States:Studies in Small Power/Great Power Conflict,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David Vital,The Inequality of States:AStudy of the Small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

[18]大多数小国研究者都会涉及脆弱性这个主题，认为脆弱性是小国有别于大国的突出属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是:Report by a Commonwealth Advisory Group, A Future forSmall States Overcoming Vulnerability,Commonwealth Secretariat,1997.

[19]关于小国的外交行为特点与外交战略选择，许多学者做了颇有洞见的归纳与分析。参见:Maurice A.East,“Size and Foreign Policy Behavior:A Test of Two Models”,World Politics,Vol.25,No.4,July 1973;〔日〕浦野起央：《国際政治における小国》，東京南窓社1992年版;Iftekhar Ahmed Chowdhury,“Small States in UN System:Constraints,Concerns,and Contributions,”NUS:ISAS Working Paper,No.160,24 October 2012;Andrew F.Cooper and Timothy M.Shaw,eds.,The Diplomacies ofSmallStates:BetweenVulnerability andResilience,Palgrave Macmillan,2009;Hans H.Indorf,Strategiesfor Small-State Survival,Singapore:G.Brash for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85;Colin Clarke and Tony Payne,eds.,Politics,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 Small States,London:Allen&Unwin,1987;Rajesh S.Kharat,Bhutan in SAARC:Role ofa Small State in a Regional Alliance,New Delhi:South Asian Publishers,1999;P.V.J.Jayasekera,ed.,Security Dilemma of a Small State,N.J.,USA:Distributed in USA by International Book Co.,1992—1995.

[20]Baldur Thorhallsson,“Small States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Means of Influence?”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7（2012）,pp.135—160.

[21] 参见：〔美〕罗伯特·A.达尔、爱德华·R.塔夫特：《规模与民主》，唐皇凤、刘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2]Peter J.Katzenstein,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Swaminathan S.Anklesaria Aiyar,“Small States:Not Handicapped and Under-aided,but Advanced and Over-aided”,Cato Journal,Vol.28,No.3,Fall 2008.

[23]Otmar Höll,ed.,SmallStates in Europe and Dependence,Austria:Austr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1983;Laurent Goetschel,ed.,Small Stat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European Union,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8;Baldur Thorhallsson,The Roleof Small Sta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Aldershot,Ashgate,2000;Milan Jazbec,The Diplomacies of New Small States:the Case of Slovenia with Some Comparison from the Baltics,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2;Björn G.’lafsson,Small States in the GlobalSystem:Analysis and Illustration from the Case of Iceland,England and USA:Ashgate,1998;Raiph Pettman,Small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 East Asia,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6;Bilveer Singh,Singapore:Foreign Policy Imperatives ofa Small State,Singapore:NUS,1988.

[24]Kenneth Hanf&Ben Soetendorp,“Small States and the Europeanization of Public Policy”,in Kenneth Hanf&Ben Soetendorp,eds.,Adapting to European Integration:Small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New York:Longman,1998,p.3.

[25]Annika Björkdahl,“Norm Advocacy:A Small State Strategy to Influence the EU”,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Vol.15,No.1,2008,pp.135—154.

[26]I.Maes&A.Verdun,“Small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EMU: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Pacesetters and Gatekeepers”,Journal ofCommon Market Studies,Vol.43,No.3,2005,pp.327—348.

[27]B.Laffan,“Managing Europe from Home in Dublin,Athens and Helsinki:A Comparative Analysis”,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29,No.4,2006,pp.687—708.

[28]T.Tiilikainen,“Finland—An EU Member with a Small State Identity”,European Integration,Vol.28,No.1,2006,pp.73—87;T.Raunio&M.Wiberg,“Parliamentarizing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Finland in the European Un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Vol.36,2001,pp.6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