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

黑格尔是一个一向对社会历史问题发生兴趣的人，他的哲学观点就是在当时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又亟力用他自己的哲学来吹捧普鲁士政府，为普鲁士政府服务，他是当时公认的普鲁士官方哲学家。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主要是在他《哲学全书》“精神哲学”部分的“客观精神”中，以及和“客观精神”相应的著作——《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阐述出来的。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是保守的以至反动的。

黑格尔对待革命的态度，基本上和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一致。当法国革命开始时，他还对革命表示欢迎和同情，但到法国革命发展到雅各宾党人专政以后，他尽管尚承认法国革命的必然性，但他对法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发动却感到害怕以至憎恨，他诬蔑人民的革命行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而可怕的”（黑格尔：《法哲学》）。

黑格尔把剥削阶级的国家神圣化，他宣称国家是他所谓的“客观精神”的最高体现和最高阶段，是“地上的神物”，“人们必须崇敬国家”（同上）。他主张君主世袭制，认为君主世袭可以“预防王位出缺时，发生派系倾轧”（同上），可以避免群众革命。他说：君主权是“以神的权威为基础的”（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这种国家学说的目的，无非是为把普鲁士国家神圣化制造理论根据。正因为这样，黑格尔特别抬高反动的普鲁士国家，说它是社会道德的最完善的实现，是理性的楷模，他认为普鲁士国家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是最良好的制度，应该永世长存。他把普鲁士国家说成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顶峰，认为在“合理的”普鲁士国家中，一切问题都可以不用革命而逐渐解决。他在《法哲学》“序言”中所提出的著名原理，“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其本身固然包含着关于新东西产生、旧东西死亡的合理成分，但黑格尔却是提出来为腐朽的德国现实作辩护的，他借此把德国现实说成是合理的，人们对这种现实只应该调和，不应该斗争。黑格尔歪曲历史，把法国说成似乎比普鲁士还落后，所以他认为，在法国“改革必然是剧烈的”，法国革命有它的必然性，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黑格尔：《历史哲学》）；但是在德国，“‘精神’在其中得到内在的满足，良心在其中得到了安息。……新教世界……能够认识‘自我意识’绝对的顶峰”（同上），世界历史的根本原则——“自由”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因此，这样一个作为历史发展顶峰的普鲁士国家完全没有像法国那样进行革命的必要。

黑格尔是私有财产的积极辩护者：他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保护私有财产，道德的本质在于承认私有财产，而要维持私有财产，则需要国家的暴力。

黑格尔认为贵族是社会上的第一等级，在管理国家方面应起主要作用；资产阶级可以参加国家的管理，但是应该受限制。

可以看到，黑格尔一方面维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容许资产阶级参加国家管理；另一方面，又维护等级制度，把贵族看做国家的第一等级，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黑格尔这种看法，鲜明地代表了当时奴颜婢膝、向封建贵族妥协献媚的德国资产阶级的观点。

黑格尔关于战争的论调，是极端反动的：他宣称战争能防止国民腐化，保持国民道德的健康，他胡说，没有战争，社会就会变成一潭死水。他所说的战争，是不分正义和非正义的，但从他一贯对反动的德国统治阶级的颂扬看来，他所鼓吹的战争，实际上是指对外的侵略战争。所以，黑格尔这种关于战争的论调，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反映。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重新抬出黑格尔，为法西斯掠夺战争作辩护，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伦理道德观方面，黑格尔反对康德的动机说，而主张动机与效果统一，主观意志与客观行为统一。他说：“主体就等于它的一连串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是一连串无价值的作品，那末他的意志的主观性也同样是无价值的”（黑格尔：《法哲学》）。“人就是他的一连串行为构成的”（黑格尔：《小逻辑》）。他认为，像动机论者那样，不问行为，只问主观的动机或志向，则这种“单纯志向的桂冠就等于从不发绿的枯叶”（黑格尔：《法哲学》）。黑格尔也反对康德的为尽义务而尽义务的道德形式主义，而主张尽义务不能和欲望、福利的满足对立起来，不能像康德那样把善的实现推到现实世界以外的一种莫须有的“彼岸世界”。黑格尔认为，“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黑格尔：《法哲学》）。不过，黑格尔对康德伦理道德观点的反驳和他自己的主张，仍然是从唯心主义出发的，他把人和人类社会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体现。

黑格尔把“道德”和“伦理”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他认为“道德”还是从个人的主观内心的角度来说的，它是“主观意志的法”（同上）；“道德”只有在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而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就叫做“伦理”，“伦理”包括家庭、国家等在内。他说：“伦理实体是个人的本质”（黑格尔：《精神哲学》）。黑格尔的这个思想，说得简单一点，也就是，个人道德必须以社会国家为其基础，离开了社会国家，就谈不上个人道德。不过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既然把人和社会国家看成“绝对精神”的体现，他当然也不可能把社会国家、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理解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不可能从社会阶级根源上来说明道德。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黑格尔所了解的人仍然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人。黑格尔断言，“一切个人”都以“精神”、“理性”为其“内在的灵魂”，“他自身中具有‘神圣’的东西，——那便是我们从开始就称做‘理性’的东西”（黑格尔：《历史哲学》）。黑格尔在这里贩卖的，完全是一套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黑格尔认为，人性本善说和人性本恶说都各有片面性，“都是主观任性”（黑格尔：《法哲学》）。他说：“恶也同善一样，都是导源于意志的，而意志在它的概念中既是善的，又是恶的。”（同上）他完全抹杀善与恶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而只用抽象的意志来说明善与恶，这正是他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表现。

黑格尔坚持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和英雄史观：

他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但他又唯心主义地认为这个过程是“绝对精神”或“世界理性”的活动过程，因此，他对一切历史事变都是用“精神”、“理性”来解释的。他说：“神圣的精神一定要穿透到尘世之中”（黑格尔：《精神哲学》），“精神”、“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认识在这方面的领导推动的‘精神’”（黑格尔：《历史哲学》）。

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它的规律性、必然性的，但他认为历史的规律性、必然性是“精神”、“理性”统治着世界历史的结果。在他看来，只是因为“理性”统治世界历史，所以“世界历史才是一种合理的过程”，才有了“合理的必然的路线”（同上）。

“精神”、“理性”如何统治世界历史从而使世界历史具有规律性、必然性呢？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活动“是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同上），黑格尔给这种“对私人利害的关心”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热情”。他认为“热情”——“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目的”，“是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源泉”（同上）。列宁认为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笔记》）。但是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却又认为，个人的欲望、兴趣和活动都不过是“世界精神”、“世界理性”为达到它自己的目的所利用的工具和手段。每个个人都为了各自的私利、各自的目的而行动，但当他们完成这种私人目的而取得自己所希求的结果时，却又同时产生了一种为他们所没有意识到、没有希求过、没有料想到的较大的结果和较深远的影响，这个较大的结果和较深远的影响又会回过来对当初行动着的个人起支配作用。这也就是说，每个个人都只以为他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行动，都只以为达到了他个人的目的，取得他个人希求的结果，但从长远来看，他的行动和目的却成了某种隐蔽的东西为达到另一种目的，取得另一种为个人所没有意识到、没有希求过、没有料想到的较大的、较深远的结果的工具和手段，这个隐蔽的东西就是“世界理性”。“世界理性”在这里好象一个狡猾的狐狸，它让每个个人各按自己的私利和私人目的行动，让他们在这种行动中彼此“对立和斗争”，以致“都有损伤”，而“世界理性”自己却“始终留在后方、留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从而利用各个个人的行动、斗争达到了它自己的目的，取得了它自己所希望的结果。黑格尔把“理性”的这种隐蔽活动叫做“理性的狡计”（黑格尔：《历史哲学》）。黑格尔所谓每个个人所没有意识到和料想到而又反过来对个人起支配作用的深远结果，所谓留在个人行动背后进行隐秘活动的“理性的狡计”，实质上是指不依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必然性，只不过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出发，把他所看到的这种规律性和必然性神秘化了、歪曲了。恩格斯指出：和自然界的情况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正是把恩格斯在这里所指出的“历史进程”内在的一般规律。或“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神秘化和歪曲成了什么“理性”的“隐秘活动”或“理性的狡计”。恩格斯在说了上面那段话之后还接着问道：各人都有自己行动的动机，“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可是为什么各个个人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动机呢？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们抱有这样或那样的动机呢？“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恩格斯明确回答说，“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同上）。恩格斯的意思用一句简要的话来说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黑格尔虽然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的动机和真实动机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他却把这种动力唯心主义地曲解成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永古存在在某处的什么“世界理性”或“世界精神”。这样，黑格尔就“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讨论个人的行动时，黑格尔特别谈到了英雄伟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黑格尔虽然看到了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的人物”是因为他们“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他们见到什么是需要的东西和正合时宜的东西”（黑格尔：《历史哲学》），但他并不把英雄伟人的思想、智慧看成来自群众，来自实践，他唯心主义地认为，英雄伟人的思想、智慧是从“世界精神”、“世界理性”那里掉下来的，英雄伟人的“职务”是“做‘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世界精神”“是一切个人的内在灵魂”，普通大众却不能自觉到这一点，只有英雄伟人对此有自觉性，英雄伟人把普通大众“带到自觉”，于是普通大众“就追随着这些灵魂领导者”（同上）。一八○六年十月十三日，拿破仑带领法军打到耶拿，黑格尔看到拿破仑骑在马上耀武扬威地巡视全城，便在当晚写给他的朋友尼他麦的信中称赞拿破仑“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是“骑在马上的世界精神”（《黑格尔通信集》）。黑格尔诬蔑人民大众，说什么“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欢喜称之为‘人民’）……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黑格尔：《法哲学》）。他轻视人民大众的舆论，说什么“从公共舆论中找不到实体性的东西”；“脱离公共舆论而独立，乃是取得某种伟大的和合乎理性的成就（不论在现实生活或科学方面）的第一个形式上的条件”；“谁在这里和那里听到了公共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它，这种人决做不出伟大的事业来”（黑格尔：《法哲学》）。他虽然也说过“公共舆论又值得重视”的言辞，但他认为那只是由于舆论中有点“隐隐约约的、不确定的东西”，而且他之所以允许人民可以有一点“言论自由”，也不过是因为让人民说出意见，可以使他们“在主观上得到满足”，这比“默不作声危险性少得多”（同上）。说穿了，这就是借给人民一点“言论自由”来麻痹人民的斗志，根本不是什么重视人民的言论和與论。黑格尔在这里所鼓吹的一套英雄史观是非常反动的。

世界历史既然是“世界精神”、“世界理性”运动、变化、发展的历史，而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理性”的本质是自由，因此，他又认为，历史的进步发展就是对自由的意识的进展史。他认为世界的历史是从东方走向西方，从亚洲走向欧洲，东方、亚洲是历史的起点，西方、欧洲是历史的终点。他完全脱离社会经济制度来划分世界历史，他认为东方各国的人还是不自由的，他们只知道“一个人”即专制君主“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人开始意识到了自由，但他们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只有日耳曼人才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黑格尔：《历史哲学》）。他认为，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里，“世界精神”、“世界理性”只选择一个民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民族是“世界精神”、“世界理性”在那一时代中的承担者，至于其他没有被选中的民族，就停留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不再向前发展。他说：“一个特殊民族的自我意识，就是普遍精神在其具体存在中的当前发展阶段的负荷者，……这个民族支配着世界。同这种绝对意志相对立，其他各特殊的民族精神是没有权利的”（黑格尔：《精神哲学》）。他污蔑东方民族，说东方民族是“世界精神”“世界理性”先前曾经选中过，以后却又抛弃了，因而不再能发展的民族。只有德意志民族才是它最后选中的民族，它是最优秀的民族，它高于其他一切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它是历史发展的顶峰，历史的发展到此终止了。黑格尔虽然也谈到美洲是“明日的国土”，“它可能引起种种梦想”（黑格尔：《历史哲学》），但他认为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来讲，“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而且，“到现在为止，新世界 （指美洲——引者）里发生的种种，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美洲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一向显得无力，至今还是如此”（同上）。黑格尔就是这样地在神秘化和歪曲历史实际过程中来论证他反动的欧洲中心的历史观以及德意志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观点。他这些反动的观点适合于法西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因而为以后德国法西斯分子和美英帝国主义思想家所利用。

总起来说，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观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尽力维护和吹捧反动的普鲁士国家，为普鲁士的现实作辩护。所以，当他在谈到一些社会政治方面的具体问题时，他常常简直是公开地以普鲁士政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

黑格尔的哲学直接服务于他这种政治目的，其整个体系也是保守的以至反动的。下面我们就来简单地谈谈黑格尔的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