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研究报告(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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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何要建和谐促进会:人口结构变化引致社会管理创新

慈溪市于1988年10月撤县建市(县级),是浙江省民营经济发达的典型县域,平均不到4户中就有1户经商办企业,[2]由此吸引了内陆地区大量的务工人员。截至2011年年末,慈溪全市户籍人口104.15万,暂住人口登记在册的达到95.77万,[3]当地人与外地人的比例接近1:1,外地人自觉不自觉地嵌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一方面,高占比的外来人口在为当地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面临着如何融入本地生活,合法地维护自身权益等社会难题;另一方面,本地居民在享受经济快速发展成果、人口结构变化红利的同时,也经受着诸如治安状况恶化、居民信任度降低、生活质量受到冲击等烦恼的困扰。[4]由于外来人口在较短时期的大量涌入,原有的防控式社会管理模式几近失效,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一个村庄,两个世界”格局的形成势所必然。这一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滋生的社会问题不仅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而且得到了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学界的广泛关注,如有的学者提出,“外来人往往享受不到某些垄断在本村人,甚至本地人手中的资源和机会,也没有机会参与村庄的公共事务”[5],其隔阂与冲突自然难以调和。

这些年来,针对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江浙沿海一带的基层政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得就业的开放度在不断扩大,权益和社会保障逐渐得到重视,社会治安管理从硬性防范逐渐过渡到柔性服务管理;外来人口子女教育也从无序走向了规范。[6]这些成效是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来完成的。例如,慈溪市的近邻诸暨市在行政村和社区层面建立“综治工作调解中心”,在乡镇(街道)层面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市级层面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坚持和发展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7]。然而,枫桥经验解决的只是人员流动相对较小情况下的社会管理问题,在面对人口结构急剧变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时并不十分奏效。2005年,慈溪市庵东宏举村成立了平安协会,其会员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其主要功能在于处理二者之间的纠纷,超越了枫桥经验而成为社会管理领域的一项创新。

随着外来人口持续不断地涌入,社会管理面临着新的挑战,例如,由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在当地的生活需求增大(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难度加大,这些挑战是定位于解决本地人和外地人纠纷的平安协会不足以应对的。在这一背景下,慈溪市委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2006年4月在坎墩街道五塘新村创设了以村为单位,由市镇两级党委政府引导推动,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经济合作社直接领导,当地群众与外来建设者共同发起的村级和谐促进会。村级和谐促进会的模式旋即被社区复制,形成了治理结构相似的社区和谐促进会。2008年6月,慈溪市继续探索在镇(街道)层面建立和谐促进联合会,通过吸收村(社区)和谐促进会领导成员为镇(街道)和谐促进联合会理事的方式,实现了后者对前者的业务指导和统筹。截至目前,慈溪市347个村(社区)全部建立了和谐促进会,大多数的镇(街道)建立了和谐促进联合会。以和谐促进会或联合会为平台,慈溪市创新了一种外来人口、本地居民、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协同互动的治理模式,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