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读史叹无边

——纪念老友吴于廑

1993年4月6日，我接到吴公4月1日亲笔来信：“弟自上月检查出院后，情况良好。医生嘱毋过用脑，每于阅读书报，都注意适可而止。这点自病后已习以为常，即偶或清理旧稿，也是慢慢来，作一点算一点。人总得服老，莫奈何也！”不意一周以后突闻于廑于4月9日仙去，晴天霹雳，欲哭无泪。我得他信后，日记中曾记下他“一切颇好，唯医嘱勿多用脑，一切放慢也”。谁料这封报告好消息的信竟成绝笔！

1940年秋间吴公来到剑桥，我们都不过二十多岁。那时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约四五十人，有个中国学生会，属于联谊性组织。学生会职务有会长与文书，一般推选为人正派、业务与群众关系较好的同学担任，前一任的文书大抵被推选为下届会长。1940年至1941年会长是政治系同学刘毓棠，现为台北文化大学退休教授，我任文书。次年我任会长，文书推选了无线电系同学冯秉铨（归国后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1942年至1943年冯任会长，吴于廑任文书。1943年至1944年吴任会长，化学系同学高振衡（归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任文书。美国男女大学生有所谓兄弟会和姊妹会，是一种社交性结社。早期中国留美学生也组织了两个兄弟会，其中之一名为“成志学社”，我与吴公皆其成员。这些松散的结社，在“文革”期间都被目为反动政治组织，多次调查审问。我与于廑之由相识而莫逆，却与这些组织上的联系无干。最根本原因是文化教育背景相近，气味相投，所以五十余年交情，历经风雨而始终不渝。

50年代末，中宣部、高教部共同领导了高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历史组由翦伯赞任组长，郑天挺先生和我任副组长，由我负责世界史。当时名为在群众所搞教材的基础上修订，实际是由各段主编（上古齐思和，中古朱寰，近代张芝联、杨生茂、程秋原）另起炉灶。根据吴寄寒同志建议，调吴于廑来京参加《世界通史》主编工作。这部通史框架仍不脱苏联教材窠臼，但材料较为丰富，论点较为平实，加强了亚非拉部分，增加了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章节，比苏联教材多少有所改进。我们两人与各段主编通力合作，一起通读定稿。全书论点之商榷，资料之核实，文字之打磨，以于廑同志出力为多。1962年出版后，受到各校历史系师生的欢迎。仅仅因为我是历史组副组长，故而署名在前，此乃所谓“周编四卷本”之由来也。

1979年在于廑同志主持下，此书又做了大幅度修订，臻于完备，获1988年教材一等奖。然于廑为学志向固远不止此。他原本治英国史，回国后因服从需要，搞了一阵希腊罗马史，以后又被拴在世界通史教材上。1979年修订告一段落，他返回武汉，有诗一首，写寄给我：

枫叶惊秋又一年，京华回首胜游仙。

金甍玉砌长安道，紫苑红旗万里天。

临老著书知不足，平生读史叹无边。

解牛待有操刀手，伫看新编覆旧编。

虽是谦挹之词，也表达了踌躇之志。但我体会，他心目中的“新编”，不局限于日后新著通史，更主要是他后来发表的关于世界历史上农本与重商、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等理论上富于开创性的论著。80年代，于廑在武汉大学创立15—16世纪世界史研究室，领导开展了成绩卓著的研究工作，在我国世界史领域放一异彩。

在参加主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的同时，他纠集各地志同道合的同志，主编一部世界史。正是在这部书的讨论会上，于廑同志阐述了指导性意见之后，又一次突发脑溢血而倒下。这是八十高龄老兵在驰骋多年的战场上的最后战斗。

记得去年春间，一些青年同志筹划给我出一本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我提出两点：不惊动与我同年辈的人写文章，但要请吴于廑先生题写书名，不为书法而是为纪念我们多年的友谊。于廑4月22日给我信中说：“这个想法好极好极，我为此十分高兴。不用毛笔写字又已很久很久，今早把笔墨给找了出来，先涂写了几张废纸，然后才取宣纸写定。”“今天写了这几个字，可说是从医院回来后做的最有兴趣的好事。”老友出自内心的欣喜之情感人深矣！于廑兄与我同庚，也于今年庆八十。他在4月1日函中也提到：“在如何对待过八十生日这一事上，弟从兄去年信中学到一条原则，即同辈以上概不惊动，校内校外都如此。”不幸就在庆典之后紧张的学术活动中，习惯于慢节奏的久病之躯便难于适应。温文潇洒的于廑同志就这样平静地走了，带着几分悲壮的色彩，哀哉！

最近三年，我连续失去三位论交五六十年的挚友——哈佛的杨联陞、复旦的谭其骧、武汉的吴于廑。因业务相近，三人与我关系密切，而噩耗传来，并未起昭告与他们三人从此人天永隔的震撼作用，却像是预报将与他们殊途而同归。记得若干年前有一次北大教授们从八宝山追悼会返校，吴组缃同志在车中说：“我们这些人是one by one（一个挨一个）啊！”这句名言又几次在我耳边回响。于廑同志逝世，我感到在老境中又迈进了一大步，所以心里还想着：吴公去得那么洒脱，值得艳羡！

199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