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刺激和来源

俗话说：“梦产生于消化不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梦的刺激和来源究竟是指什么。在这些概念之后隐藏着一个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梦是睡眠被打扰的结果。如果不是睡眠受到打扰，我们不会做梦，梦就是对打扰的一种反应。

关于刺激成为梦的来源的讨论在此类主题的文献中占据了相当大一部分。显然，这个问题只能产生于梦成为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之后。古代人认为梦是神所托，所以没有必要从刺激上找原因。梦来源于神的意念或魔界的力量，它们的内容也是源于这些力量的目的和对它们的认识。科学随即面临这样的问题：产生梦的刺激是同一个还是多种多样的呢？而这又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对梦的诱因的解释是属于心理学范畴还是属于生理学范畴？大多数权威人士都赞同这一观点，即干扰睡眠的原因——也就是梦的来源——可能有许多种，而且肉体上的刺激和精神上的刺激都同样可以导致梦的产生。但是在梦产生的根源中人们更倾向于哪一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的排列，各种看法的分歧就很大了。

如果把致梦的原因全部考虑进去，人们会发现共有四种来源，我们也可以按此对梦进行分类，它们是：（一）外部（客观的）感觉刺激；（二）内部（主观的）感觉刺激；（三）内部（器官的）躯体刺激；（四）纯心理刺激源。

（一）外部感觉刺激

哲学家斯图吕贝尔的那本关于梦的著作已给了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多种启示。他的儿子小斯图吕贝尔（第1813—1814页；英译本［1912］，第2卷，第160页）发表了一篇著名的他对一个病人的观察记录。这位病人患有全身皮肤感觉缺失症，同时还有几个高级感官陷于麻痹。如果这位病人剩下的几个感觉通道也对外部世界关闭，这个人就会进入休眠状态。当我们想要进入睡眠时，也尽量使自己处于类似这个病人的状态。我们关闭大多数重要的感觉通道，闭上眼睛，尽量使其他感官免受外界刺激打扰或对应外界刺激产生变化。然后我们睡着了，即使我们的计划从来都没有完全实现过。因为我们既不能使感官完全免予刺激打扰，也不能暂时终止我们感觉器官的兴奋运动。一个足够强的刺激会随时把我们惊醒，这一事实说明：“即使在睡眠中我们的灵魂也和外部世界保持着联系。”而睡眠中出现的感觉刺激很可能成为梦的来源。

有大量类似的刺激存在，从睡眠状态本身必然伴随的或必须时时容忍的那些不可避免的刺激，到偶然的足以或确实终止了睡眠的唤醒刺激。例如，强光总是能射入我们的眼睛，噪声也可能会被我们听到，强烈的气味也会刺激我们的鼻黏膜，睡眠中无意的移动会使我们身体的某一部位露在外面受到冷空气的侵袭，我们翻身时会压住身体的某一部位，我们也可能被蚊虫叮咬，或许还有其他干扰会刺激我们的感官。细心的观察者已经收集了一系列的梦例，在这些例证中，清醒时注意到的刺激和梦的部分内容之间存在广泛的对应关系，这有可能把刺激看作梦的原因。

我将引用詹森（1855，第527页以下）的论述。他收集了许多这类梦例，这些梦都可以归为客观的、带有一定偶然性的感觉刺激。

“隐约听到的每一个声音都可以引起相应的梦中意象。一声雷鸣会使我们置身战场；公鸡的啼鸣可以化为某人的惊叫声；门嘎吱作响可以引起梦见盗贼；如果夜里睡衣滑落，我们可能梦到赤身裸体在行走或落入水中；如果我们横卧在床上，双脚伸出了床边，我们会梦到如临深渊，或从悬崖落下；如果我们的头碰巧滑到枕头下面，我们会梦见一块大石头悬在我们头上，正要压向我们；精子的积累可以导致淫荡的梦；局部的疼痛会梦到受虐待、被袭击或受伤的情景……”

“迈耶尔（Meier,1758，第33页）曾梦见自己被几个人制服，他们把他压倒在地，而后把一根木桩从他大脚趾和二脚趾中的缝隙钉进土里。此时他醒过来，发现在他的脚趾中间夹了一根稻草。还有一次，根据海林斯（1784，第258页）的记载，当时迈耶尔把衬衣的扣子扣得非常紧，他梦见自己受了绞刑。霍夫保尔（Hoffbauer,1796，第146页）梦见他年轻时从高墙上跌下，醒来时发现原来是床腿坏了，而他果真从床上滚落到地板上……格雷戈里（Gregory）也报告说有一次他睡觉时脚放在了热水壶上，结果梦见登上了埃特纳火山顶，脚下的地面十分热。还有一个人，他睡觉时头上敷了热的泥罨剂（poultice），结果梦见一伙印第安人在剥他的头皮。另一个人睡觉时穿了一件未干透的睡衣，梦见自己被人拖过一条小溪。睡眠时突然痛风发作，会使病人认为他正在接受审讯，在刑架上受尽折磨（马可尼希，［Macnish］,1835，第40页）。”

如果可以有意地给梦者施加某种感官刺激，从而使他产生与此相对应的梦境，那么，关于梦的刺激与内容相似性的论点会更有说服力。从詹森（1855）对马可尼希的引证来看，吉罗·德·布萨连（1848，第55页）曾做过这类实验：“他把膝盖露在被子外面，梦见自己夜里乘坐邮车旅行。他对此评论说，所有夜里坐过马车的人都知道他们的膝盖是多么冷。还有一次，他的后脑勺裸露着，就梦见在户外参加宗教仪式。但这里我们必须解释一下，他所在的乡下，人们习惯于遮盖住头部，除非是在参加宗教仪式等。”

默里（1878，第154—156页）提供了一些关于对他自己所做的梦的观察结果（除此以外的大多数实验则没有成功）。

（1）用一根羽毛刺弄他的嘴唇和鼻尖——他梦见一种可怕的折磨：他被戴上一只沥青制的面具，然后又被揭掉，结果把面部的皮也撕了下来。

（2）一把剪子在一把钳子上磨来磨去——他梦见听到了铃声，然后是警铃声，他于是在梦中回到了1848年6月的动荡岁月。

（3）有人给他闻科隆香水——他梦见他在开罗的一家商店里，后来又有一些离奇的历险，但他记不得了。

（4）有人在他脖子上轻轻捏了一下——他梦见有人在给他上芥子硬膏，并且想起了小时候给他治病的医生。

（5）灼热的烙铁靠近他的脸——他梦见一伙匪徒破门而入，把居住者的双脚插进装着滚烫煤块的火盆里，逼他们把钱全部交出来。这时阿布兰特公爵夫人出现了，在梦中他是她的秘书。

（6）一滴水滴在前额上——他梦见他在意大利，大汗淋漓，同时温着奥维多白葡萄酒。

（7）烛光透过红纸不时地照向他——他梦到炎热的天气，而后又一次出现了他曾在英吉利海峡遇到过的暴风雨。

赫维德·圣丹尼斯（Hervey,1867，第268页以下和第376页以下）、威根特（1893）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并有所论述。

许多作者都对这句话做过评述：“梦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把感官世界突然的印象编织进它自己的结构中，以致好像一切都事先做好了安排，逐渐导致了这一结局。”（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36页）。“在我年轻的时候，”作者继续说，“我习惯用闹钟准时把自己叫醒，这样的事发生过不下几百次——闹钟的铃声被安进了看起来冗长且有关联的梦，好像整个梦境的发展到了这时候正应该结束，它恰是梦境的高潮。”（同上书，第37页）

现在，我再引用另外三个类似闹钟的梦例，其诱发物却不一样（参看第27页以下）。

沃凯尔特（Volkelt,1875，第108页以下）写道：“一位作曲家一次梦见他在给学生上课，力图阐明一个关键问题。讲完之后，他问一个男生是否听懂了，这个学生发疯似的大声喊道：‘是的，听懂了！’他十分生气，批评这个学生不该大声喊叫。不料全班都一齐大喊起来，‘是的，听懂了！’喊着喊着，喊声变成‘着火了’。这时他醒了过来，他听见街上真的有人在喊‘着火了’。”

加尼尔（Garnier,1865，第1卷，第476页）讲述了拿破仑一世在马车里睡觉时被炸弹的爆炸声惊醒的故事。他梦见他又一次在奥军的炮火攻击下率军渡过特里亚门托河，最后拿破仑一世突然惊喊道：“我们遭到暗算了！”

默里（1878，第161页）做过一个梦，后来这个梦成了一个有名的梦例。他病了，在他房间的床上躺着，母亲坐在他旁边。他梦见正处在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时期。在他目睹了一些恐怖的杀戮场面之后，最终自己被带上了革命法庭，在那儿他看见了罗伯斯庇尔、马拉、富基埃-坦维尔等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们审问他，在一些记不清的事件之后，他被判了死刑。他被带到行刑场，周围围满了暴民。他爬上了断头台，被刽子手捆在木桩上，木桩倾斜了，刀已落了下来，他感到已经身首异处。这时突然惊醒，仍然惊魂未定，才发现是床头板倒了下来，正如刽子手的刀一样落在他的颈椎上。

这个梦引起了勒·洛林（Le Lorrain,1894）和埃格尔（Egger,1895）的一场有趣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梦者是否可能和如何能在从感知到刺激到被惊醒的短暂时间内，安排进了内容如此丰富的材料［下文第64页及第496页以下有进一步讨论］。

这类例子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在梦的所有来源中，最确凿的是睡眠中客观的感觉刺激，而且外行人认为它们是梦唯一的来源。对于一个受过教育但对梦的研究缺乏知识的人来说，如果人们问他梦是怎么产生的，他肯定会举自己所做过的梦为例，说他醒来之后发现是来自外界的感官刺激。但是，科学研究不应该在此止步。在观察到的事实中，科学研究发现了进一步的问题：进入梦境的刺激在梦中并不以其真实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另一种与它相关的形式呈现。但是梦的刺激和所产生的梦之间的联系，引用默里的话来说（1854，第72页）是“某种密切关系，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再去考虑希尔德布兰特（1875，第37页以下）的三个与闹钟有关的梦，它们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相同的刺激会引起三个如此不同的梦，而且为什么恰恰引起这些梦而非其他。

“我梦见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正在外面散步。我穿过绿色的田野，来到邻近的村落，发现这里的村民都穿着盛装，腋下夹着赞美诗，向教堂走去。当然，今天是礼拜天，早晨的礼拜马上就要开始。我也决定去参加。但由于我走得太热，所以先走到教堂的院子里去凉快一下。当我在看那些墓碑时，我听见敲钟人爬上钟楼，就在钟楼的顶上，我看到了这个乡村教堂的小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那钟静静地一动不动。我知道一会儿它就会摇摆起来发出响声，宣布礼拜活动的开始。这时钟开始晃动起来，并发生清脆刺耳的响声，声音是那么响，它结束了我的梦。我醒来发现原来是我的闹钟在响。

“还有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已答应乘坐单人雪橇去参加一个聚会，但是我等了很长时间，才有人把雪橇送上门来。我开始为上雪橇做准备，展开皮毛毡，备好暖脚套，然后坐在座位上等候。但这时雪橇还是迟迟不走，直到拉动缰绳，催马上路，马匹才开始出发。随着一阵剧烈的摇晃，雪橇铃发出了熟悉的叮当声。在这激烈的摇铃声中，我也从梦中惊醒，发现又是闹钟在作响。

“下面说说第三个例子。我看见一个厨娘，抱着一摞盘子，从过道走向餐厅。我发现这摞瓷器有点失去平衡，便喊道：‘当心，不然你会把这些盘子全打碎的。’可是她爱搭不理地说：这事儿她干得多了，云云。可我还是焦急地注视着她，突然——正如我所料的，她绊在门槛儿上，一大摞瓷器都跌落在地板上，叮当作响，几十个盘子成了上百个碎片。但是这响声仍然不停，而且声音不再是打碎盘子的声音，而是变成了铃声——的确是铃声，这时我醒来了，还是闹钟在尽它的职责。”

关于梦中心灵为什么会弄错客观感觉刺激的性质这一问题，斯图吕贝尔（1877，第103页）和冯特（1874，第659页以下）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在睡眠中，心灵是在有利于形成错觉的条件下接受来自外界刺激的。感觉印象被我们所辨认并正确地给以解释——这是指，只要这种印象有一定的强度、清晰度和持续时间，而且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这件事，就可以根据我们过去的经历把它放入它所属的那类记忆群中。如果上述条件未被满足，我们就会误把作为印象来源的客体弄错。“如果有人在开阔的田间散步，看到远方有一个模糊不清的物体，他最初可能会认为那是一匹马。”走近些时一看，又可能发现那倒像是一头牛卧在那里。最后才看清是一群人坐在地上。心灵在睡眠时接受外部刺激所形成的印象有一种与上述情况类似的不确定性。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心灵才形成了错觉。因为外部印象唤起了或大量或少量的记忆意象，而且也正是通过这些记忆意象，印象才获得其心理价值。至于与意象相关的众多记忆群中，哪一组会被唤起，以及在各种可能的联想中，哪一种联想联系会发生作用——这些问题，根据斯图吕贝尔的理论，也是不确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完全由心灵进行任意选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方面我们可以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不可能再进一步找到梦的形成法则，并且由此停止探寻是否还有其他决定梦者根据感官印象引起的幻觉对梦进行解释的因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假设，作用于梦者的感官刺激在梦的形成过程中只起到有限的作用，是其他因素决定了梦中将要出现的记忆意象的选择。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默里的实验性的梦（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对这些梦详加叙述），我们将禁不住会说，这些实验所解释的只是梦来源的要素之一，梦的其他内容似乎是自足的，在细节上又如此确定，以至于不能仅靠与从外界引入的实验性的成分相适应来加以解释。的确，人们开始怀疑错觉理论和外界印象的力量能形成梦这件事，尤其是当人们发现在梦中这些印象是那么奇特和解释起来那么牵强。由此西蒙（Simon,1888）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梦，在梦中他见到一些巨人坐在桌子旁，而且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们嘴巴一张一合地咀嚼食物所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他醒来才知道，那是一匹马从他窗前跑过时马蹄的有节奏的响声。在没有梦者协助的情况下，我可以对此做一个大胆解释：马蹄的声音暗示了一组与《格列佛游记》有关的记忆，如巨人国和慧驷国。这样一组不同寻常的记忆的选择是由动机决定的，而非单由外界刺激所造成，这样解释难道不是非常恰当的吗？

（二）内部感觉刺激

尽管存在着各种反对意见，我们仍然得承认，客观感觉刺激在引起梦的产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这些刺激无论从性质上或从频率上显得不够充分，不足以解释所有梦意象的现象，我们就需去寻找与它们在运作上相似的其他来源。我不确定从何时起出现了把内部（主观）感觉刺激同外部感觉刺激相提并论、一起考虑的观点，不过，在最近所有关于梦的原因的讨论中都或多或少明确采用了这一做法。冯特（1874，第657页）写道：“我相信，在梦中错觉的产生中，主观的视觉和听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梦中幻象是由我们所熟悉的主观视觉与听觉形成的。这些感觉在清醒状态中是无形的，但当我们视野变得黑暗时就能显示出来了，耳中铃声或嗡嗡声也同样如此。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视网膜的主观兴奋。正是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在梦中总是倾向于在眼前出现大量相似或相同的事物。我们看到眼前有无数只鸟，或蝴蝶、鱼、五颜六色的甲虫和花等，这是黑暗中闪烁的光斑进入视野所幻化成的虚幻形状，组成它的无数光点就构成梦中相同数量的单个意象，这些意象又由于其运动性而被看作游动的物体。这无疑也是梦中常常出现各种动物形象的基础。因为这些形式千变万化，很容易根据梦者主观认为的发光意象来把自身调整为特定的样子。”

作为梦中意象的来源，主观感觉刺激具有其明显的优势，因为它不像客观刺激那样依赖于外部机缘。就像有人所言，只要有所需要，就可信手拈来以提供解释。但是和客观刺激相比，它也有不足之处，它们对梦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很小或根本不能像客观刺激那样容易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证实。主观感觉刺激激发产生梦，对此最主要的有力证据是由所谓“入睡前幻觉”所提供的，或用约翰内斯·缪勒（Johannes Müller,1826）的术语称为“幻视现象”。这些意象生动、变化迅速，很容易在入睡前出现，正如有些人所习惯的那样，而且在眼睛睁开后，它们还能保持片刻。默里就常有这种情况，并曾对这些情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缪勒在他之前也做过这种实验（同上书第49页以下）］，保持了它们同梦象的联系，或者说实际上是保持了它们和梦象的一致性。为了产生这些睡前幻象，他认为（默里，1878，第59页以下）必须保证一定的精神被动性和注意力的放松。不过，只需要进入这种昏睡状态片刻就足以产生出入睡前幻觉（前提是一个人有易于出现睡前幻象的倾向）。在这之后人们可能会醒来，然后这种过程就会重复几次，直至最终入睡。默里发现，如果他在不长的间隔后醒来，他就能在他的梦中把作为入睡前幻觉所浮现在眼前的意象分辨出来（同上书，第134页以下）。一次他入睡前出现这样一种景象：一些有着扭曲面孔和怪异发型的人，十分讨厌地纠缠着他，在他醒来之后仍然记得他们的形象。还有一次，由于节食感觉很饿，于是出现了一次入睡前的幻象：有一只盘子和一只拿着叉子的手，这只手正在叉取盘中的食物。接着在梦中他坐在餐桌旁听到就餐的人们吃饭时刀叉的碰撞声。还有一次，在他入睡前，他的眼睛有些胀痛，于是在睡前幻觉中他看到许多微型字符，需要仔细观察才能看清楚。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记得梦见一本打开的书，书上字体极小，读起来苦不堪言。

对词语、名字等的幻听也如幻视一样在睡前幻觉中时有发生，而后在梦中重现，就像在歌剧中总是现有一个序曲说明了歌剧的主题那样。

最近的一位入睡前幻觉现象的观察者赖德（G.T.Ladd,1892）采用了同缪勒与默里一样的方法，经过一番实践之后，他能做到在入睡2—5分钟后突然醒来而不睁开眼睛。这样他可以有机会比较视网膜上刚消失的感受和保持在记忆中的梦意象之间的关系。他宣称在每个梦例中都能够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视网膜上的亮点和亮线为梦中心灵所感之物提供了形状或者轮廓。例如，在视网膜上以平行线状排列的亮点，在梦中就形成了他所读的书中的一行行铅字。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梦中正读的印刷清晰的页面渐渐消退为这样一个情景：在我的清醒意识看来就像透过纸上一个椭圆形的小孔去看一页书，因为书离得很远而看上去模糊难辨”。赖德（Ladd）认为［尽管他不想贬低中枢（大脑）因素在这一现象中的作用］，如果没有眼球中视网膜刺激所提供的材料，视觉性的梦是不会产生的。这很适合那种在黑暗的屋子里刚入睡时所做的梦。而在早晨将醒时所出现的梦的刺激源是在变亮的屋里刺进眼睛的客观的光线。视网膜光的这种变化不定、不断转换的性质与梦中不断变转的意象过程是相一致的。任何人只要承认赖德观察的重要性，就不会低估主观刺激源在梦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如我们所知，视觉意象是构成我们梦的重要成分，而其他感觉（除听觉以外）则在梦的形成中是间歇性的和次要的。

（三）内部躯体刺激

既然我们现在从有机体内部而非外部来讨论梦的来源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所有的内部器官，尽管它们在健康状态时几乎从不向我们报告工作，但在其处于所谓兴奋状态或者疾病中时，就会成为我们痛苦感觉的主要来源。从作为梦的来源的角度说，这些刺激与达到我们身体的来自外界的感觉刺激或疼痛刺激具有等价性。例如，这类历史很久的实验在斯图吕贝尔的作品中有所反映（1877，第107页）:“在睡眠中，心灵对躯体事件有着比清醒时更深更广的感觉意识，它必须接受身体各部位刺激的印象，并受它们影响，这些我们在清醒时是注意不到的。”所以，在很早之前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很可能在疾病刚开始时，会首先使人在梦中察觉，而在清醒时则感受不到任何变化。因为梦有一种对印象的放大作用（参看上文第3页）。一些医学界的作者虽然不相信梦的预言作用，但对于梦是疾病的先兆这一点却并不反对（比较西蒙，1888，第31页及一些早期作者的作品）。

关于梦的诊断作用的例子似乎是近些年来才在一些书中有所引证。如蒂茜（Tissié,1898，第62页以下）引用过阿提古（Artigues,1884，第43页）的一个例子，一个看来很健康的43岁的妇女有几年一直在夜间做焦虑性的梦，于是她去做医学检查后发现是早期心脏病，而她最终死于这一疾病。

在很多情况下，内脏器官的严重不适显然构成梦的诱因。人们一般已认识到，多做焦虑梦是心脏和肺部疾病的征候。确实，梦生活的这一侧面已被许多权威作者所着重强调，所以在此我只列出一些参考文献就足够了，包括拉德斯托克（Radestock,1879，第70页）、斯皮塔（Spitta,1882，第241页以下）、默里（1878，第33页以下）、西蒙（1888）、蒂茜（1898，第60页以下）等。蒂茜甚至认为不同的患病器官会决定梦内容的不同特性。例如，心脏病患者的梦一般很短促，并且临醒之时有个可怕的结局，它的内容一般总是涉及某人死去的可怕情景。而肺病患者总是梦见有窒息、拥挤、飞翔等场景，而且以容易做熟悉的噩梦为标志（可以说，鲍纳［Börner,1855］对后者有很成功的探索，他曾做过实验：面朝下躺着，或盖住呼吸器官）。在消化系统的疾病方面，梦多涉及对食物的享受与厌恶等内容。最后，性兴奋对梦内容的影响，这可以从每个人对自身的体验中得到证实，这也为梦受器官刺激所激发的理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此外，凡是读过这个问题的材料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默里（1878，第451页以下）和威根特（1893）等人，他们都是由于本身的疾病影响了他们梦的内容，从而开始了梦的研究。

不过，尽管这些事实已不容置疑地得到证明，但是它们对梦之来源的研究的重要性却并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大。因为梦是人人都做的，健康人也会做，而且每夜都可能做梦。因此，很明显，器官的疾病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梦的某些特殊来源，而是引起正常人做普通的梦的根源问题。

要探讨比上面提及的更丰富更广泛的梦的来源，我们只需向前再走一步，这种来源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说体内机制的不适状态可以导致梦的产生这一理论成立，并且我们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睡眠时我们的心灵从外部世界转移开来而能更多地关注我们身体内的情况，那么，做出以下假设也是合情合理的，即内部器官不必处在病态就可以产生刺激并能传到休眠状态的心灵——这种刺激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为梦中意象。当我们清醒时，我们意识到一种分散的、一般的感受性，它只是一种模糊性质的心境，对于这种感受，从医学的观点来看，身体的各种器官系统都有所贡献。在夜里，情况就不同了，这同一种感觉渐渐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通过各种组成成分发挥作用，因此成为产生梦意象最强大和最普遍的刺激源。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我们需要研究的就只是器官刺激转换为梦中意象所依据的法则。

我们现在已经论及梦的来源的理论了，这一问题为所有医学界权威所关注。我们生命核心的模糊性使我们的知识难以企及，这与梦的起源的模糊性如此相符，以至于让人不能不把它们二者相互联系。把植物性机体感觉作为梦的构建者的思路对医学界的人来说是有特殊吸引力的，因为它用单一的原因同时解释了梦和精神疾病——这两者表现为许多相似性，还因为由内部器官引起的普遍存在性的变化和刺激也与精神病的起源有很大关系，所以，躯体刺激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多个不同的根源，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争论还在继续，1851年哲学家叔本华（Schopenhauer）提出的看法就对一些作者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看来，我们对宇宙的认识是通过我们的智慧与外部世界作用而摄取印象，而后以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模式对其重新铸造形成的。白天，有机体内部和交感系统的刺激对我们的情绪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潜意识进行的。但在夜间，当我们的思想不再为白天众多纷纭复杂的印象所包围，从身体内部来的刺激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像夜间我们可以听到小溪潺潺的流水声，而白天却听不到一样。但是理智除了通过自己特有的功能作用于这些刺激之外，还通过什么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呢？这些刺激被重塑为占据时间和空间，并遵守因果法则的形式，梦由此产生了［参见叔本华，1862，第1卷，第249页以下］。施尔纳（Scherner,1861）以及他之后的沃凯尔特（1875）随后又致力于更细致地研究躯体刺激和梦的关系。而我暂时不在此处考虑这一问题，我们将在谈到关于梦的各种理论时再说［参见下文第83页以下］。

精神病学家克劳斯（Krauss,1859，第1255页）从事了一项长时间的连续调查，结果也表明，梦、谵妄和妄想的根源在于同一因素，即机体决定性的感觉。我们几乎不可想象有机体的哪一部分不能成为梦或妄想的起源点。机体决定性的感觉“可以分为两类：（1）构成一般心境的那些感觉（普通感觉）；（2）有机体的植物性系统的主体部分所固有的特殊感觉。后者又分为五种：a．肌肉的；b．呼吸的；c．胃的；d．性的；e．皮肤的感觉”。克劳斯认为由躯体刺激产生梦的过程如下：已引起的感觉根据某些联想法则唤醒一个对应的认知意象，它同意象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机体结构，不过意识对它的反应都是病态的。因为它根本不注意感觉问题，而是集中注意于与之相伴随的意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真正的事实总是被误解。克劳斯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绘这一过程：进入梦境的感觉的“超具体化”（trans-substantiation）。

器官的躯体刺激对梦形成的意义在今天已被普遍接受，但是对支配它们之间关系的法则的看法则各不相同，而且谁也说不清。以躯体刺激理论为基础，梦的解释就面临着这样一个特殊的难题，即如何把梦的内容追溯到引起它的器官刺激上。如果不接受施尔纳（1861）所提出的解释规则，则又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唯一能够揭示机体刺激存在的恰恰就是梦的内容本身。

对于所谓“典型”的各种梦的解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因为它们在许多人身上都发生过，而且内容具有相似性。诸如从高处掉下来、掉牙、飞翔，或赤身裸体等令人尴尬的梦，以及穿得少或没盖被子等的梦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这最后一种梦可以简单归结为睡者的感觉，他把被子蹬开了，或把身体某一部位露了出来。梦见掉牙可以追溯到“牙刺激”，尽管这也不一定意味着牙刺激就是病理方面的刺激。根据斯图吕贝尔（1877，第119页）的解释，飞翔梦是当胸部皮肤丧失感觉时，心灵为解释肺叶的张合活动所产生的刺激而产生的一种幻象，它使人产生一种飘浮的感觉。从高处掉下来的梦据说是当皮肤的压力感觉丧失时，我们的手臂突然甩离身体或屈着的腿突然伸直，这些动作使触觉得到恢复，这种意识的转变在梦中就产生跌落下来的幻觉（同上书，第118页）。尽管这些解释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其弱点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缺乏证据。人们可以提出一系列的假说，认为这一组或那一组机体感觉在心灵中消失或出现等，最终建立起梦的解析的整个体系。我以后再去论述典型梦及其来源问题。

西蒙（1888，第34页以下）曾试图通过比较一系列相似的梦，来归纳某些器官刺激必然会引起某些梦的规律。他断言，如果一个平时负责表达情绪的器官在睡眠时被来自外界的刺激激活，产生了通常是由情绪所激发的兴奋状态，就会做梦，这个梦将包含与那种情感相适应的意象。而另一个规律是，在睡眠过程中如果某一器官处于活动、激奋或受打扰的状态，那么梦就会产生与这种器官所执行的功能有关的意象。

穆里·沃尔德（Mourly Vold,1896）也打算通过实验来证明，在某一特殊领域由躯体刺激理论所提出的产生梦的因素。他的实验是通过改变睡者的睡姿（四肢的位置）以比较所产生的梦与睡姿变化的关系。他将自己的发现陈述如下：

（1）在梦中肢体的位置基本与实际肢体的位置相同。这样，我们梦见自己的肢体处于静止状态（实际上也是如此）。

（2）如果我们梦见自己的肢体在活动，那么在完成这一动作过程中，肢体的某一个姿势必定与其肢体实际位置相一致。

（3）梦者自己的肢体位置在梦中可能归于其他人。

（4）梦中所做动作可能受到阻碍。

（5）处于特殊姿势的肢体可能在梦中以动物或怪物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之间有一种相似性。

（6）肢体的位置也可能在梦中引起与之相关的思想，因此，如果涉及手指，则可以梦见数字。

基于上述研究，我认为，即使是躯体刺激理论，在关于决定梦意象时也不能完全成功地排除其任意性。

（四）纯心理刺激源

当我们在解决梦与清醒生活的关系和论述梦的材料问题时，我们发现古往今来的大多数研究者都相信，人们会梦到白天所做的事和他们白天感兴趣的事［第7页以下］。这种从清醒生活带入睡眠中的兴趣不仅构成联结梦与生活的精神纽带，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梦源，而且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梦源。的确，结合睡眠时发展起来的兴趣（作用于睡者的刺激引起的），它足以解释一切梦意象的来源。但是我们也听到了相反的观点，认为梦使睡者远离白天的兴趣，而且，这似乎是一条规律：只有那些当时曾深深打动过我们，但后来在现实生活又都失去兴味的东西才进入我们的梦境［第7页和第18页］。这样，在我们分析梦时的每一步上，总感觉如果不加上如“经常地”“通常说来”或“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修饰性词语，或者不准备去承认某些例外的合理性，我们就无法做出一个概括。

如果清醒时的兴趣再加上睡眠时内部与外部的刺激就足以说清梦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能对梦的每一个元素的来源给出满意的解释：梦的来源之谜就可以解释，而剩下的工作就是把在各种梦中由精神和躯体刺激所起的作用确定下来。实际上，人们从来也没有如此完整地解释梦，每一个在这一领域做过努力的人都会发现，对于梦的来源的有些（常常是许多）部分是一无所知的，白天的兴趣不可能对梦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说人们每天夜里都在继续白天所从事的事情。

除此以外，尚未发现梦的其他方面的精神来源。于是我们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所有在文献中出现过的梦的解释（施尔纳的论述除外，关于他的论述我们将在第83页提到），在关于梦最具特色的材料即观念性的梦意象的根源方面留有很大的空白。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关于这一主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倾向于把促使梦形成的精神因素的作用减小到最低程度，因为这些因素实在难以获得。他们的确把梦分为两大类，即“源于神经刺激”和“源于联想”的梦，后者唯一的来源就是（对曾经经历过的材料的）再现（参看冯特，1874，第657页以下）。但无论如何，他们都难免遇到这样的疑问：“是否任何的梦都能在没有躯体刺激的情况下发生？”（沃凯尔特，1875，第127页）甚至也很难描述出一个纯粹是联想性的梦，“在联想性梦的本身中，可能根本没有这样真实的核心（来自躯体刺激的），就算梦的核心部分也不过是被松散地放在一起。梦中的思维过程——那些不受理性或常识的支配的过程，甚至也不再被任何相关的躯体或精神的刺激联结在一起，而完全听任于它们自身的千变万化和自身的紊乱无序（同上书，第118页）。”冯特（1874，第656—657页）也力图把精神因素在梦形成中的作用减小到最低程度。他宣称，把梦的幻象看成纯粹的幻觉，这似乎不合理，大多数梦中意象实际上可能是错觉，因为它们来自微弱的感觉印象，这种印象在睡眠时也从未停止过。威根特（1893，第17页）采取了同样的观点，并对其广泛地加以运用。他在谈到所有的梦意象时断言：“它们的最初来源是感觉的刺激，而只是后来才有复制性的联想，并附着于它们。”蒂茜（1898，第183页）甚至走得更远，给刺激的精神源划定了一个界限：“纯粹精神来源的梦是不存在的，我们梦中的想法是从外部世界进去的。”

一些作者，如著名哲学家冯特，采取的是折中的立场，他不遗余力地指出，在大多数的梦中，躯体和精神方面的刺激（不管是未知的还是在白天作为兴趣的）是协同工作的。

下文中我们将会发现，可以通过揭示一个未被觉察、来源于精神的刺激来解开梦的形成之谜。同时，对于不是源于精神生活的刺激对梦的形成的作用的过高评估，我们也不必感到惊奇。因为它们不仅易于发现，也易于通过实验得到证实。况且梦的躯体来源的观点是与日前盛行的精神病学的思想相一致的。确实，人们对于大脑对有机体的支配作用是确信无疑的。但是，任何表明精神生活以某种方式独立于明显的机体变化或者表明精神生活自发性的迹象都会使现代精神病学家慌成一团，仿佛承认了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自然哲学和对心灵性质进行形而上学解释的时代。精神病学者的怀疑好像是要把心灵置于一种监护之下，而且他们现在坚持认为精神的任何冲动都不能表明精神有它独特的存在方式。他们的这种做法只表示他们对躯体与精神之间因果联系的有效性是多么缺乏信任。即使当调查表明一个现象主要的兴奋来源是精神方面的，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必将有一天会把这条路延伸从而发现精神事件的有机体基础。但是，如果我们目前的知识还不能超越对精神的理解，也就没有理由否认精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