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苏联模式的泛化及曲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意识形态的转换,人们的认识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从理论上来说,社会政局的稳定,会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时间里,受极左路线,尤其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我们将其视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沉寂期。而这30年,其中有10年时间,学术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然而,70年代末的几年,在“拨乱反正”中已然孕育着新的时代气息。因此,20世纪70年代末所涉及的主要学术建树应该与“新时期”的相关成果一起阐述。
一
从1949年到1966年,学界称为“十七年”,这17年是中国百废待兴的时代。有学者指出:“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去,整个‘17年’的历史,应该说是一部学术主体思维的规范化历程——改造历程。”是为确论,切中了这个时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理论界照搬苏联的文艺理论模式,注重社会历史研究,偏重阶级分析和文学的认识价值,同时高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解释方式,更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上升到政策、纲领的地位,这些共同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研究的政治文化语境。“新中国成立后,曾有多次对文学理论的讨论,它的目标指向大多是文学如何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而并不是出于对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兴趣。那些试图在专业的范畴内展开人生、体现自我价值的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进去,而得到的都是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对具体的专业知识是十分敏感和深怀戒备的。”而几次大的批判——对电影《武训传》及《〈红楼梦〉研究》、胡适思想和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批判等,大都从学术讨论上升到思想改造的层面,无疑对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学术主体性造成了极大伤害。一些学术讨论的焦点,在政治文化的语境下,往往会转化成“斗争”的场域,非此即彼的极端式反应,使真正的学术研究难以展开。回顾那段历史,如果说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把学术讨论和政治思想运动联系起来的一个开端的话,那么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则是它的必然发展。由批判俞平伯到批判胡适,一时间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活动,接着是由1957年的“反右斗争”而引起的极左思潮,在学术界掀起了“拔白旗”运动,1962年以后又提出“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口号,1963年以后又提出“反修防修”“批判封资修”的口号,就这样,学术和政治扭合在一起,逐渐成为这一时期文学乃至艺术、哲学、历史等各门社会科学研究讨论的突出特点。
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中国开始探究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1958年,在河北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周扬提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他主张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我们本国的艺术创作经验,从中寻找规律和方法,实现我国艺术创作丰富经验的科学化和系统化。但是,其中许多的言说方式仍然深烙着苏联模式的影子。
在这17年的学术研究中,也有一些文艺政策。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提出了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同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双百”方针。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为广大科学和文艺工作者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双百”方针逐渐被确定为科学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针,给当时的艺术创作和学术讨论的自由发展营造了氛围。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都以政府的文艺政策为风向,本质上仍然从属于政治文化的氛围。受时代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虽然有一些活动展开,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多集中在资料的搜集、编纂方面,而批评史的写作明显处于沉寂状态,除去此前作品的重印之外,引起学界关注的有郭绍虞的两次改写,以及被称为“一部半”的新作,即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和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无论是改写还是新作,都书写着那个时代的独特印迹。
郭绍虞的两次改写,分别是1955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和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更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一次的修改并不大,主要是对体例、篇目做了一些调整,其目的是适应教学,删繁就简,以作大学教材之用。从调整前后的对比来看,修改后,全书约47万字,和原来的75万字相比,篇幅上显然少了很多,这与修改的目的是一致的。在篇目的编排上,修改之后,主要以批评家为纲,没有分章节排列,也不再以问题为纲。其材料经过重新取舍,结构也有些许改动,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著作的价值,但是修改后确实有逊色之处。王运熙在为郭著旧版重印写的前言中就指出:“由于不少翔实的材料、细密的考订分析被删削,旧著的许多长处失落了。从总体质量看,修改本较旧著逊色。”郭绍虞的另一个改写本,是1959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次改写,只完成了上册,到晚唐司空图止。与旧著和1956年改写本不同,这次在书名上就见出分别,增加了“古典”和“理论”两词,这与当时的时代风气具有莫大的关系。“古典”一词的增加,与当时频提“古典文化遗产”之类的说法相关,与新社会建立之后探究古代文化的致用也暗合。1958年,周扬在河北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讲话,首次公开批评了对苏联文艺和理论片面崇拜的现象,进而倡导建立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求继承和借鉴民族的文学遗产。而“理论”提供的是审视古典文学批评的视角,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运用,因此,“古典”和“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在1956年的改写本的“后记”中,郭绍虞曾这样写道:“改写好像复雕,细细琢磨,理应更加完美一些;可是,改写又好像校书,如扫落叶,总不易收拾净尽。尤以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因此,他需要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增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促动了他第二次的修改,形成《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显然,郭绍虞的第二次改写具有强烈的思想转向意识。在这次的改写本中,郭绍虞“以诗代序”,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历程:
我昔治学重隅隙,鼠目寸光矜一得。
坐井窥天天自小,迷方看朱朱成碧。
矮子观场随人云,局促徒知循往迹。
客观依样画葫芦,主观信口无腔笛。
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做分析。
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
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遂历历。
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
郭绍虞如获重生般的喜悦,溢于言辞,这与当时的社会语境是一致的。“阶级分析”“拔白旗”成了方向,郭绍虞“重隅隙”的治学精神被反思,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陷入困顿。庆幸的是郭绍虞后来在研究成果结集时,仍取名为“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显然蕴含着对其治学精神回归的意味。综观《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有一条最为明显的线索,即用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贯串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与在旧版中将观点建立在资料的分析上不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显然是一部理论先行的作品。郭绍虞在第一章“绪论”中就专立“发展规律中的斗争问题”一节,指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以此为视角,书中的材料归于“二元”,彼此对立,而反现实主义又统摄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比如,他认为《诗经》的创作及其相关的理论批评,以及儒家的文学思想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而形式主义则萌芽于汉赋,极端体现在建安文学,至南朝时期,形式主义更是变本加厉,甚至出现了“黄色文学的理论”,幸而,刘勰等对该势头提出批评。凡此种种,所涉甚多,在今天看来,无疑是非常牵强的,但这恰恰就是历史真实的写照,郭绍虞只不过是当时知识分子追求思想进步的案例之一。跳出那个时代,其中的牵强之处就显现出来了。正如郭绍虞自己所说:“庸俗唯物论运用在社会历史中的结果,可以否认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方面,可以否认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不要陷于庸俗唯物论的看法。”在另外一段话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我总觉得:所谓现实主义和形式主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些术语,在中国古代的用语中间是很难找到这样绝对化的词汇的……这些术语并不是完全适合的帽子”。所以,受一时风气影响的郭绍虞并没有在偏路上继续走远。1961年,《中国文学批评史》需要再版时,他选择了1955年的版本,由中华书局印行,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表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是不满意的。在这次重印本的“后记”中,郭绍虞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常想,研究文学批评史应当有两个标准:一是对于这些材料,至少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能解决一些问题,决不是讲义式的仅仅组织一下、叙述一下就可以了事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术语,昔人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它的含义,所以同样一词,甲可以这么用,乙又可以那么用,假使混而为一,就不免牛头不对马嘴了。而且,即使在同一书中,昔人用词也没有严格的科学性,往往前后所指,不是同一概念,若不加分析,也容易导致结论的错误。所以,不应该浮光掠影只作表面的论述。又一,是要求深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看问题看到它的本质,才能运用新的观点得出新的结论。这新的结论必须是历史主义地对各人的理论作适当的评价,而不是简单化教条化的结论。这是另一种标准。而这两种标准又必须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成为更高的标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郭绍虞的思考进入更深刻的层面,不再认同单纯以某种理论贯串的做法,同时,他强调,即使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也要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不能简单化、教条化。
二
除了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改写,“文化大革命”之前,学界也有新的批评史作品诞生。那就是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和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被学界称为“一部半”的新作。
黄海章(1897—1989),字挽波,又名黄叶,广东梅县人。他写作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于196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新编写的第一部文学批评史。写作体例方面,遵循常规模式,即以时代的更替为线索,在具体的时代编排上又以批评家为主,并佐以时代主流话题。因为是“简史”,所以篇幅不长。该书涉猎自先秦孔子至清末王国维的近50位文学批评家,约15万余字。虽然简史不需要过长的篇幅,但是写作一部优秀的简史并不容易,以短小的篇幅来包容久远的历史,如何选取资料是首要难题。罗根泽的文学批评史写作,也曾打算走“由博返约”之路,可惜最终因早逝而未能实现,实学界之一大损失。从这个层面上讲,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无疑是一部积极的尝试之作。全书分为十一个部分,一部分为概说;二、三部分则主论儒家文学观和道家思想对文学批评的影响;四至十一部分以时代为序,分论汉代至清代的文学批评。从整体的风格来看,这部著作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时代风气的影响异常清晰。黄海章在概说中明确指出:“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在他看来,刘勰的主张“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文心雕龙·情采》)就是以文学的内容决定了形式。而沈约、王融的提倡声病,颜延之、谢庄、任昉的提倡用典,却是使内容服务于形式。两者之间的关系,黄海章断定前者是进步的,向上的;后者是落后的,反动的。这样的分析在《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中比比皆是,再如,他这样阐述白居易的文学批评思想:“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这一类的诗,完全是在当日社会现实影响之下,和以‘讽喻说’为中心写出来的。它的诗歌所走的路向,就是文学上一种正确的路向,何况他还能够总结他诗歌的战斗经验,写成一篇《与元九书》,突出地显示文学的政治性,人民性,战斗性,在他以前的文学批评家,从来没有这样自觉地,鲜明地,来表示自己的文学见解的。这是很珍贵的文学遗产。”当然,《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也有一些突破,比如对刘熙载和王国维文学批评思想的论述,填补了此前文学批评史写作中的不足。另外,黄海章还不断地增加相关的内容,该书由同一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修订本。修订本分上下两编,上编完全是旧稿中的内容,下编则除刘熙载和王国维部分为旧稿内容外,其他都是新写的,增加了龚自珍、魏源、李兆洛、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炳麟、刘师培、况周颐、黄侃,此外还另附了陈廷焯、林纾和陈衍。这种持续的学术追求,显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本时期批评史,还有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刘大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他主编文学批评史,是受周扬所托,以作教材之用,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组成的编写组共同完成的,也是我国第一部集体合作的文学批评史。按原定计划,分上下两册,由七编组成,分别是:一、先秦两汉,二、魏晋南北朝,三、隋唐五代,四、宋元,五、明代,六、清代,七、近代。前三编为上册,后四编为下册,上册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下册则因刘大杰去世而未能及时编写出版。后来,复旦大学编写组的有关人员继续完成了这一工作,并对原定的计划做了适当的调整。原来计划中的下册部分,被调整为两册,宋元明为中册,清代和近代组成下册。因此,这部集体合作的批评史最终以三册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完成于不同的时代,但是全套书前后的风格基本上保持一致。与同时期文学批评史改写、新著不同的是,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是在周扬提出反思的情况下进行的。周扬针对一些极左思潮导向的教材,指出:“1958年以后,教育革命、解放思想,青年人编了不少教材,出现了一种新气象,但由于对旧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青年人知识准备又很不足,加上当时一些浮夸作风,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继续采用。”因此,刘大杰以及相关的编写人员都会有意地遏制“左”倾浮夸风,对历史的评价也能够相对客观。
在编写的体例上,该书基本上采用了以史为线,兼顾各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具体到每编,都设有“绪论”,对该编所涉时代的主要背景作宏观呈现,从而使批评家的观点能够统摄于一定的主题之下,论述也更加清晰。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在材料搜集上也颇为翔实,并且借鉴了此前一些著作的经验,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面对繁杂的资料,刘大杰结合自己编写文学史的学术经验,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有效结合了文学史,使理论与作品相映衬,读来不会感到过于空泛。中册和下册主要由王运熙、顾易生负责,分别印行于1981年、1985年。
同样是受周扬所托,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建设的重要教材,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亮点。《中国历代文论选》与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都是当时高校教材建设的成果,而新中国成立30年来,《中国历代文论选》前前后后实际上存在三个版本,分别是三卷本、四卷本和一卷本。在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主要是三卷本,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主要编写者有郭绍虞、刘大杰、夏承焘、钱仲联、马茂元等,集合了多个院校的力量。随后,复旦大学中文系以这套三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为教材,在高年级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也开始招收研究生,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先后开始担任导师。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无论是教材、教学,还是在人才培养、梯队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三卷本所涉内容非常丰富,上册自先秦至唐代,中册囊括宋元明,下册则专涉清代。全书以时代为序,选取历史上重要的文论篇章,并作适当的注释和解读,实际上也展现出文论发展的线索,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史料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十年是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更谈不上学术的自由讨论。因此,在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建设上,实为乏力。“文化大革命”结束,百业复苏,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也重新回到发展的轨道,取得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成绩。但是,这个时期非常短暂,因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将以独立篇幅论述,所以介绍“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成果时,实际上要择取。一方面是以时间为限定,另一方面还要考量学术建树的实质。“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理论界所要做的首先是‘拨乱反正’,亦即回到文革之前理论研究的正轨上去。所以,即便完成于八十年代初的批评史,其基本思想倾向与六十年代实无质的差异。”因此,一些在“新时期”出版的论著,由于其写作时间以及论述风格的关系,我们将其置放到本时期,其实更为恰当。
从这个角度来看,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延续刘大杰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的另外两册,主要还有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下册)。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虽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1981年,但是无论是搜集资料,还是实际的写作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展开。更加值得一说的是,这套批评史,在思维方式上也深深地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迹。该书上册包含从先秦至宋金元,下册则指涉明清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书近80万字,资料丰富,篇幅宏大,著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注重文学理论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论遗产。这些特征无不体现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风气。当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在阐释的内容上,打破了传统上的重诗文理论,轻小说、戏曲理论的倾向,对明清以来的小说、戏曲理论给予了应有重视。在书中,敏泽坚持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由此强调文学应该忠实地描写生活,并且应该有益于人类社会。
对新中国成立后30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检阅,可以发现,这30年受政治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经历过苏联模式的直接移用,之后的清理也是政治意识多于学术探究的意识。然而无论清理的力度多大,苏联模式的一些思维仍然存在于中国文论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