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引言

在国外乘坐公共汽车是一种引人深思的符号体验。对于不会日语的外国人来说，日本京都的公共汽车充满了神秘的意味，每一种意味都是对解码者的挑战。对于西方游客而言，英语信息首先就如同沉船里的救生衣一样会吸引他们，被日本人称为拉丁字母的罗马字符遍地可见，尽管在这陌生空间里，它们被无数的未知符号包围，但每一个符号依然承载着特定的意味。在前往京都寺庙的途中，大多数游客对平假名、片假名或日本汉字一无所知，日语的三种书写体系也时常并存，但这些游客相信，这些由点和线组成的“奇异”排列，并非简单的装饰，一些语境要素（它们出现的地方及其构造，曾经了解的一丝丝对日本文字的记忆，除此之外，游客们坚信，巴士内部一定为跨文化的乘客提供了和地铁上一样有序的功能线索）在鼓励他们去辨别这些标志（Mark），将这些标志当作有意义的符号，他们甚至会绞尽脑汁地对其进行解码。这就是人类与语言的绝望关系：尽管无法破译，但却不得不努力去做，以为攻破语言符码，就能够更好地掌握周围的环境。

这就是乘坐公共汽车的问题，游客试图避开乘公共汽车，而是尽可能地去乘坐地铁。因为后者通常遵循更加全球化的标准规则，而前者则遵循当地的运行体系。意义解码就成为乘坐公共汽车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我应该在何处买票？买什么时间的票？该买哪种车票？费用又是多少？我该怎么做？我何时应该准备下车？我如何才能让司机明白我要下车？在京都的公交车上，陌生的文字信息以其鲜艳的颜色、清晰的字体和显著的字号吸引了外国人的注意，它们似乎都在暗示：“我很重要，看我，理解我，遵循我的指示。”然而，让无知的外国人沮丧的是，这些字符似乎像一个遥远的、琢磨不透的神的提示。

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令人感到挫败，尤其是涉及如何解码一套新的书写系统时。对大多数西方游客来说，使用日本文字符号让他们垂头丧气。然而，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同样也令人振奋。日复一日地坐在同一辆公交车上，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一遍又一遍地体验着不可思议的瞬间，在这一个个瞬间中，符号信守承诺，传递着内容。以日语为例，平假名和片假名的音节文字，首先显示出它们的声音信息，以此形成交流。这些字符慢慢变得不再是混乱的点和线的集合，甚至在显示精确的语义价值之前，它们开始呈现出以逻辑为基础的图案结构，尽管游客并不能确切地说出这种逻辑是什么，但他们相信它是可以被领会的。

精神分析学认为，学习一门新语言所带来的苦乐参半的感觉是有吸引力的，因为它能够让人回到第二童年。在第二童年中，语言越来越被当作掌控周围环境的手段，特别是在处理与父母的关系上。毕竟，学习一门新语言，意味着可能需要再次和其父母交谈。一个人自发地将自己置于无知的语言环境中，经受这种必须经受的痛苦，是为了将来品尝经过努力学习，再次找到语言自我且被这一语言群体的人所接纳的甜美滋味。通晓多种语言的人都知道，学习语言可能会让人上瘾，这种上瘾可能与两种身份认同的无意识欲望有关。

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学习一门新语言的乐趣也与保持生命的本能密切相关。在陌生文化的包围下，人类始终相信他们所经历的不只是无意义的噪音，而是符号，这些符号的隐含意义承诺能够被破译为现实信息。人们一旦知道如何阅读它们，就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从而拥有更长远和更美好的人生，这就像每个生活在自然界的生物，努力地维持其物质性存在一样，文化符号域中的每个符号也在努力维持它符号化的存在，力图赋予无数未知的符号以意义。虽然符号随时会突然出现在我们周围，哪怕我们一无所知，但我们相信，我们会理解。这就好像：我们会死去，但我们更想活着。

这是一种自我矛盾的悖论。人类的生存本能难以完全接受他们必死的命运，但符号本能却使他们最终认为：个人和集体生活的绝对核心元素不过是“无意味”而已。这种无知最令人不安的一面在于，它不仅影响了门外汉，也影响了那些本该是此领域的专家，即符号学家，这就如同医生经过研究、训练、教育、奋斗所追求的人类长生不老的千年梦想一样。从符号学的史前史开始，符号学家就把符号当作自然客体来探究，并培养出找寻意义的偏好，品尝以符号呈现自我的现实以及符号传递信息的诺言。最后，当合适的符码被建立时，符号学家才感到如释重负。安伯托·艾柯的整个符号学理论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人类学的一首颂歌，在其中，生活通过精心设计的绑架案来战胜显在的环境无意义，通过掌握社会的符号代码，以便正确地读写信息（Eco and Sebeok 1983）。

从无意义变得有意义的喜悦瞬间，体现在符号的隐含承诺实现了其含义的实际传递，并在文本与理想读者之间形成完美的解释社群。然而，符号学令人惭愧地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它培养了这样的错觉：有意义是社会生活中的准则，无意味则是一种边缘性的例外。然而，事实如此吗？符号学能否采取这种洋洋得意的态度来真正地回答关于意义、意味和交流等一些对人类来说最紧迫的问题？当人们相信死亡实际上是生活中的例外，而不是常态时，医生的价值又在哪里？符号学家对无意味、无意义、误解和噪音过于自信的态度，难道不正是医生在贬低人类生活中疾病、虚弱和痛苦时扮演的角色吗？这种态度难道不是对真正的、富有情感的、最终有利于对社会理解的根本性阻碍吗？

不幸的是，那些善于沟通的作者写出了很多符号学理论，就好像医生没有亲身了解疼痛、疾病或者死亡却成了医学史上的主角。然而，实际上，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有更好的建议：一是来自聪明过人的美国哲学家，却死于贫困，且被遗忘的皮尔斯（Charles S.Peirce）；二是来自一位同样出类拔萃的瑞士语言学家，几乎没有弟子，对字谜也有着堂吉诃德式的热情的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也许，是时候认真对待无意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