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无意味的意味

本书描述无意味是如何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尤其聚焦那些看似没有任何相关意味，却反复进行的无意义的人类行为。不断前行的数字化生活，是如何将主客体及主体之间的关系转变成空洞的刻板印象的？存在感的明显缺乏，与当代一些“迷狂”现象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这些都是本书将要讨论的问题。本书还将探讨它们的成因、影响，并寻找如何抵制这些数字官僚化现象带来的异化效应策略。

本书将讨论当代社会一些最令人无所适从的无意味样式，尤其是美学领域中出现的无意义悖论。本书受到符号人类学的启发，打算用新的术语重新定义这些意识形态中愈演愈烈的异化现象。不同于经典的物质社会学，本书并不打算抽象地解决无意味的问题，而是聚焦于日常生活语境及人类活动。分析这些现象的目的在于揭示无意味的起因，并从中寻找一系列解决的路径。

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这样一些读者，他们日渐感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被无意义包围，并且，为了避免落入过于符号学学术化的话语讨论，本书只是用符号学原理来解释产生这种感觉的根源，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法。

本书第一章名为“无意味的装框：无意义的符号类型学”，这一章以作者回国前乘坐日本巴士的趣闻轶事为例，从理论上解释“无意义”的含义，并清晰地描述了人类从完全不了解意义，到充分理解意义的语言和文化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展示了这个模式有可能完全逆转，甚至背道而驰，它会无情地退化为一种无意义的存在。

本书第二章名为“无意味的网络蛮喷：扰乱数字公共话语”。“网络蛮喷”是一种语言暴力行为，它试图通过破坏虚拟公共对话机制，来应对数字竞技场中失去的意味。本章将盛行于网络的语言暴力现象看成一种无政府主义形式。与论述所指内容与能指言语之间的对应关系相比，亲眼见证“网络蛮喷”这种干扰社会对话的富有“趣味性”的行为或许更为重要。本章列举了网络蛮喷言论中的一些主要修辞成分，并将其与类似的话语实践例如挑衅、笑话、防御性匿名、批评性的公共话语、论战和谎言等进行对比，由此发现，在网络蛮喷的话语构建中，起主要作用的有以下一些因素：对无感话题的挑衅、无休止的玩笑、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施虐层级（sadistic hierarchy）、网络蛮喷与观众的双向匿名性、网络蛮喷“行为观察者”的应和角色、虚假矛盾的语义构建、论证逻辑的断裂以及信念和表达之间的不相关等。网络蛮喷切断了表达与内容、能指与所指、意图与沟通的联系，从而破坏了人类交流的伦理道德。然而，这种网络现象不应被简单地污名化对待，而应把它视为社会生活数字化所带来的人类存在被扭曲的症状。

本书第三章名为“无意味的意见相反者：数字竞技场的地位之战”。人们对数字对话无意味的反应，不仅会产生网络蛮喷，还会引发无结果的争论。这些争论以句法形式展开，无视争论的实际主题，在各自相当自恋的立场之间，制造一种空洞的辩证法。传统的社会科学主要从语义角度来关注社会舆论的形成：给定一个特定的语义场，通过访谈、统计及其他分析工具，映射观点的分布、演变、冲突和统一。而社会符号学、社会的符号学及其他社会调查方面的符号学分支则是通过符号学网格的分门别类一起为这一研究做出贡献，而这些网格多数与社会及其文化中传播的语义内容有关。本章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思路：首先简要回顾了2015年1月7—9日巴黎地区发生的事件［针对《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的恐怖袭击］，接着通过调查分析，绘制出社会网络中关于此类事件舆论分布及演变的语言形态，然后以符号学的方法，将其确定为：1．割裂，2．比较的相对性，3．模糊的讽刺，4．匿名性，5．无明确责任，6．阴谋论。通过创造一个新的符号学方阵，直观地显示这个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位置、关系和演变规律。本章得出的结论令人痛心：当今数字对话中的大多数观点，都是由持相反意见者创造和捍卫的，这是他们逃避存在无意味的一种方式。他们与其说是在表达个人的、情绪化的声音，不如说是在机械地对抗别人的声音，并不在乎说的内容是什么。

本书第四章名为“无意味的图像：数字完美的乌托邦”。当今数字世界的另一个乌托邦是通过技术成就的实现而重获意味，这在数字图像领域尤为突出。本章利用符号学对数字生活的构成要素——“像素”进行讨论，将它的技术特征与物质生活的组成部分（例如地毯的编织结）进行对比，从中看出，数字营销是如何通过构造一个诱人的、安宁有序的世界图像，剥夺了日常生活中不完美带来的惊奇感。在前数字时代，艺术在为了精通一门手艺而付出不断努力的过程中存在。而数字时代则相反，现实呈现出一种如哲学家列维纳斯（Lévinas）所描述的无表情的冷面孔。本章的结论是：数字官僚化在日常生活中所注入的无意味元素，对生活在人造环境与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每个人来说，他们对美的思考截然不同。

本书以下三章分别阐述了数字无意味之下引发的一些新的社会与文化的迷狂现象：人们努力去恢复物质世界的意义，然而这种憧憬却被数字时代的营销所控制并货币化，它只能是一种空洞的拟像。

第五章名为“无意味的购物：后物质时代的庙宇”。后世俗庙宇出现的目的在于通过举行消费和意义生产的个人礼拜仪式，重新找回一些前现代宗教空间的符号元素，这一文化中能指意义的贬值现象的哲学反思与宗教信仰相关。

第六章名为“无意味的集会：后物质时代的礼拜仪式”。本章对仪式与惯例的现象学结构进行了符号学比较，认为仪式和惯例具有相同的特征：时间的重复性、不可改变性、无法选择以及原始的超验性。如果采用基于替代选择的、现代的、结构性的意义概念，那么仪式和惯例都可以被认为是无意义的。然而，如果认可基于重复的、非结构的以及前现代的意义概念，仪式和惯例似乎都具有意义，尽管根据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思想体系，它们都没有意义。从仪式和惯例（作为仪式的惯例）中产生的归属感，完全取决于无其他选择可能性的感觉，这种意义依靠的是主体在物理或概念空间上不可错置的重复频率。本章最后重点讨论了仪式与惯例在现象学上的主要差异：前者是集体性的，后者是个体性的。原因在于，前现代社会中仪式的存在价值没有被当代社会惯例取代。惯例为后现代性主体带来了一种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感无法取代前现代仪式所拥有的归属感。只有通过仪式，主体才会感到自己是集体惯例中的一部分，从而找到自身的归属感。

第七章名为“无意味的饮食：后物质时代的膳食”。本章就当今经济发达社会对食物的空前关注进行了解读和批判。烹饪话语在各个方面都越来越成为当代文化的中心，组织机构、媒体和普通群众都着迷于自己所食的食物。美食成为人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同时，它也成为最受关注和备受争议的行为模式系统。慢餐运动和零公里行动等社会现象征服了世界，人们普遍接受提高食物质量是创造更美好世界的途径之一。但这一趋势的深层文化意义是什么？人们沉迷于“烹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本章认为，这源于社会经济冲突带来的审美中立化、沙文主义的营销套路以及对感官层次的反理性颠覆。本章指出：食品的神圣化是一个进一步营销的陷阱，它预示了一个丧失物质意义的数字社会显示出贫乏的趋势。

本书旨在对后物质时代无意味的动力机制，以及它们引领的数字迷狂现象进行批判。消极的批判是为了积极的构建，本书目的也在于重新发现意味的方向。因此，第八章“复原的意味：奇特性的价值”建议从认知、情感以及行为上重估奇特性的价值并与数字官僚化的泛化倾向进行对比。这些灵感来源得益于绘画辩证法中的单一凝视、解剖学的概括凝视以及其他分类学的知识技术。

第九章名为“协商的意味：妥协的价值”。本章指出后物质时代符号意指过程再生的另一个方向。全球数字官僚机构的复杂算法，是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限制在一系列可计算的选项中，与此做法不同的符号学声称：语言总是潜在地探索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在这种灰色地带中，我们可以找到新的妥协形式和差异之间的共存性。依此观点，人文学科的方法不应该效仿世界科技秩序数字化的傲慢态度，而应该创造一个超越技术束缚的谈判空间。“求求你，我们急需一个符号学家！”这当然不是在紧急情况下听到的最常见的请求，但它可能会出现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当我们意识到有些情况，是医生（或其他科学家）无法有效处理时。两名乘客在飞机上争夺同一个位置，以至于飞行员不得不降落，让两名竞争者在最近的机场下飞机。每种人文学科都有一种特定的方式，来创造并寻求一种减少混乱的方法，以此解决这个问题。本章认为，符号学能够，而且必须对当今社会做出的具体贡献，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一种话语证据，证明属于语言领域的问题，不能由技术来解决。不管这种技术有多先进，问题依然只能通过语言沟通来解决：交谈、妥协和达成协议。

第十章名为“共享的意味：共识的价值”。本章认为，意味不能单独再生，后物质时代具有自恋情结的数字营销方式会鼓励消费者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解释社群，这种我们通常称之为“共识”的东西，只不过是隐性认知、情感和实用规则的杂合体。通过这些规则，社会成员之间能够相互交流，同时确认他们对群体的归属。这种观念被称为“共识”。因为它既具有通用性，能够渗透到群体的日常生活中，又具有共享性，它属于整个社区，同时也是社区成员的共同归属。“观念”与“共识”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个问题与符号学、阐释学以及其他解释性学科及哲学都有关系。公共话语的非物质化，导致了观点的机械化和碎片化，要抵制这种倾向，符号学必须为全新的数字语言学式的阐释做出努力，即在虚拟的竞技场中重新创造一种共识。

第十一章名为“取悦的意味：解释的价值”。对处理日常生活中明显的无意味问题，本章采取了与阐释学不同的立场。在大学课堂中解读文学文本，与在学术之外解读现实有什么不同？自然科学的解释和人文科学中的解释又有什么区别？尽管它们存在明显和广为人知的差异，但人文学科也可以对它的解释进行排列，并引导其对人类社会做出解释，这三种可选择的方法如何验证解释性的假设，取决于作者、读者或文本的意向性是否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本章认为第三种方法优于前两种，因为这种方法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元话语空间，用于主体间的意义交流。尽管在文本分析时，采用适当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创建一个解释社群，即共享同样的方法，进行推论比较，并对解释行为进行分类。

本书结论为“符号文明的冲突”。本章认为急需一种有意味的政治。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优点和缺点，都在于提出了一种确定文本意义范围的合理方法。阐释学方法更关注研究的历时性维度，如艾柯（Umberto Eco）的解释符号学或洛特曼（Yuri Lotman）的文化符号学，它们通过将解释的合理性锚定到解释社群的合理性上来修正某种观点。据此，解释社群的合理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本章一方面指出，结构主义的理论立场，与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的西方文明中所提炼出来的占主导地位的“意义文化”一致，都强调真相的价值在于文本证据与其阐释学之间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也指出，艾柯和洛特曼坚持的解释社群的动态特性，急需一种有意味的政治，也具有合理性。统筹两方面的目的在于，保护西方“符号学文明”的核心并抵御来自符号域内外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