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责任

尽管责任会影响沟通的语法，但并不构成其语法特征，在语义层面亦是如此。然而，责任也不仅是道德上的，而且是一种实用的符号学概念。从词源学上看，责任指定了个体或机构所属的范围，在理想的情况下，主体对这些个体或机构做出回应，并对其负责。谁会完美地回答我在网上发起的对话？我又能从对话者身上得到什么？为使我的观点得到有效回复，我应遵守哪些规则？想要更轻松地了解什么是负责任的沟通，我们可以先来分析其否定项——什么是不负责任的沟通。

让我们回到迪厄多内“我是查理·库利巴利”的反动言论中。为了使自己免受法国政府“为恐怖主义辩护”的控告，他宣称自己的意图是“想要超越‘善与恶’的定性逻辑”。

这个言论的负责任程度及其寻求的合理性，可以根据迪厄多内潜在回应的观众来衡量。这些观众不仅有他的亲戚和朋友，而且还存在于广阔的舞台中。他们通过戏剧秀场，尤其是通过社交网络，每天都能观看迪厄多内的语言表演。迪厄多内的脸书账号目前有超过130万名关注者，推特账号则有12.9万名关注者，他在YouTube上的频道“Quenel +”有接近10万人关注。与此同时，迪厄多内并非民选官员，只是普通公民，和其他法国公民一样享有表达的权利。然而，问题的关键不是法律上的，而在于现实中：迪厄多内言论的动机是什么？他何以将创造的内容注入符号域中并在其中传播，甚至成为核心？迪厄多内有反犹太思想的可能性有多大？比如，其思想“浸染”法国社会核心的可能性有多大？

鉴于在法国和法语符号域中的地位，这位喜剧演员于2015年1月11日在推特和其他社交网络上，发表了关于共和党游行的讽刺性见解，尤其是那句臭名昭著的“请注意，等等”。事实上，这是不负责任的。句子中最发人深省的部分，不是将受害者与暴徒的姓名并列，而是附带的子句“就我而言”。作为一位拥有很多法国听众的公共意见领袖，不应发表“就我而言”的论断。很明显，不管他公开做什么或说什么，都会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更好地衡量不负责任行为，我们必须对以下三个要素进行分析：（1）句子所运用的舆论形成模式；（2）它在符号域中的运行“轨迹”;（3）当代法国语义场上传播的真实语义内容。

第一个要素，迪厄多内很明显不仅通过简单的对立（“我不是查理”），或对比（“我们不应该是查理，而是Y或Z”），也通过将两者进行模糊的结合来构建他的信息价值和身份，但在本质上仍然具有讽刺性。从迪厄多内言语指向的悲剧情形来看，他的讽刺无疑是一种对人性的亵渎，模糊了无辜者和杀人犯之间的区别。他呼吁其受众寻求的是一种模糊的、矛盾的、事实上不可能的身份认同，以同样的移情心理接纳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和行凶者。这种身份认同难以想象，尤其是在悲剧事件之后，因而也导致这一具有讽刺性特征的信息引人注目。迪厄多内的言论，实际上并没有促使大家同等地看待《查理周刊》漫画家和库利巴利的死亡，而是在嘲笑那些自发认同被谋杀者的人。因此，这句话所利用的观点形成模式不能被认为是纯粹的句法形式，或作为塑造（哪怕只有一分钟）逆向者身份的一种方式。相反，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道德幻想，为了加强这位喜剧演员在法国符号域中特立独行的地位，作为一名能够超越由信息游说集团强加的主流思想的意见领袖，他向网络观众提供了一种精心设计的道德幻想。

第二个要素，即符号域中迪厄多内所用句子的生成“轨迹”。它依靠三条不同的路线发展。在第一条路线中，其话语表达所用的句子立即引起了反感。这个喜剧演员面临着法律诉讼，同时他的行为被指控，并被谴责为恐怖主义辩护。然而，沿着第二条路线，我们会发现，随着越来越多的句子被引用，那些越是受到政治机构、媒体和知识分子谴责的句子，反而会有越来越多的模仿版本在网络上传播。最为突出的版本是在原来的句式中揭开讽刺的面纱，直截了当地认同谋杀者库利巴利的。的确，迪厄多内的部分网络追随者会很在意他新的挑衅行为，即第三条路线，但他们只是少数派。总的来说，他成功地强化了自己作为受当权派迫害的意见相反者及受害者形象。

第三个要素，即在法国和法语符号域中，迪厄多内言论在不同层面上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首先，它寻求并可能成功地使用反讽，或更确切地说是讽刺，目的是为了打破一个国家的魔咒，这个国家某个时刻团结宗教，联合起来纪念被残忍谋杀的受害者。其次，它暗示了愤怒的倾泻是错误的，因为它应该以更“开明”的角度来考虑犯罪者本身是怎样的受害者。再次，它展示了一种亵渎的模式，提供给那些可能出于各种原因选择支持恐怖分子的人：通过模糊杀人犯和被杀者之间的区别来搅浑道德判断的清水。最后，它通过逼迫法国当局因言论问题而起诉该喜剧演员，从而继续实行挑衅/受害的战略，这一策略尤其有害，因为它明确提出了迪厄多内与《查理周刊》事件之间的伪并列关系，两者都是蒙昧主义和被镇压的受害者。

进一步分析，这个喜剧演员的无责任感也体现在以下几个不同的层面。首先，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迪厄多内不是一个普通公民，虽然他是一名喜剧演员，但同时也是一名意见领袖，在知名度提升的同时，他也获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反过来这也强化了他的挑衅能力，能够否认既定的共识的力量。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逗笑难道不是喜剧演员的首要职责吗？对各种现实情况的反讽甚至嘲笑不是幽默家的核心任务吗？也许是。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谁会被迪厄多内的“笑话”逗乐？实际上谁真的乐了？受害者的亲属和朋友们会被这个“笑话”逗乐，因此释怀吗？数以百万计的法国哀悼者会因这种幽默方式而欢欣鼓舞，感谢他带来的精神振奋吗？我们很容易相信，被迪厄多内讽刺句子引发笑声或感到愉悦的唯一观众，便是支持谋杀者的人。因此，迪厄多内的“玩笑”使恐怖主义的支持者们感到高兴。这是他不负责任的第一个原因：一名喜剧演员应该知道何种语用环境适合开玩笑。在葬礼上开个玩笑可以宽慰哀悼者，但如果这个玩笑隐含地贬损了死者，那它就不再是玩笑，而是一种低级趣味。当这种趣味被成千上万的人分享时，它就会变成一个糟糕的观点，有时甚至变成一个糟糕的行动计划。

从几个层面来看，迪厄多内的话语都是不负责任的。不仅因为情景中的语用问题，还因话语体裁本身。正如哲学和符号学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笑是一件严肃的事情。那些能使别人发笑的人，可以给他人带来美学，以及生理上不同寻常的愉悦，他们的创作不受任何标准化生产的约束。当然，逗乐他人也需要技巧，人们仍然坚信，伟大的喜剧演员才智过人，甚至是天才，他们可以用一种强力且神秘的方式打动他人。从这个角度看，幽默是一种天赋，应该加以培养。当成功的幽默家将其天赋从娱乐维度转到政治层面，将笑声滥用为传达最具争议性立场的托词时，他就会背叛喜剧艺术家负责讲笑话、观众负责笑这种体裁约定。喜剧演员在其剧场表演中，用幽默、反讽、讽刺和笑声揭开人类生活的失衡是一回事，而依靠才能，滥用幽默、反讽、讽刺和笑声来激怒权力的受害者，获得数以百计人的认可，则是另一回事；这是迪厄多内不负责任的根本所在。他煽动他的同胞拿《查理周刊》的悲剧开玩笑，支持行凶者，鼓动公众嘲笑手无寸铁的受害者，而不是谴责全副武装的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