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第一节 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学术传统与轴心问题

何为“话语符号学”（sémiologie du discours）？为何要研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而非其他人的话语符号学？是否存在“罗兰·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这一符号学类型？能否描述其内涵及发展历程？巴尔特对其话语符号学是否有理论反思与文本验证？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能否应用于分析典型的话语实践——文化对话？我们能否在比较文学方向下探视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应用？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发展前景怎样？以上是本书尝试要回答的一些问题。

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理论建构与文本实践。“理论建构”意味着巴尔特本人并未给出关于“话语符号学”的系统性界定，笔者需要全面考察巴尔特在符号学领域的论述，进而尝试建立一套关于“话语符号学”的理论体系；“文本实践”则更倾向于表达一种科学实验的精神，笔者注意到，巴尔特在其1970年以后的书写中自觉地反思并补进了他的符号学思想，所以有必要对巴尔特的自我反射式的书写实践进行考察，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在比较文学、比较诗学的视野下，扩展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应用之可能性；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尝试就“罗兰·巴尔特与中国”这一文化对话命题，对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解释域、解释力及其边界进行分析。

然而，“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为何会成为一个特殊的、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呢？在导论中，笔者尝试解答这一疑问。

一、巴尔特“符号学”（sémiologie）的学术传统定位

本书的英文标题为 On Roland Barthes: An Exploration of Semiology of Discourse，读者读之或许会有这样的疑问：1969年国际符号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Sémiotique）]成立，并创办了官方学报《符号学》（Semiotica），加大力度进行学科建设，向美国符号学创始者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的“符号学”（semiotic或semeiotic）研究倾斜，学会创办者决定在“semiology”（sémiologie）与“semiotics”（sémiotique）之间取后者命名之，自此，大众意见一般倾向于以“semiotics”统一指代符号学科，那么此处为何要用“semiology”而非“semiotics”来命名巴尔特的符号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顾“sémiologie”的源起及其发展历程。

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中，初步设想了一门新兴的科学：“符号学”（sémiologie），并且认为语言学[linguistique（linguistics）]只是这门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索绪尔的定位中，这门科学是整体性地研究“符号诸系统”（systems of sign）的一门科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French Structuralism）知识群体在“sémiologie”这一名义下，实则也处理了“semiotics”的问题。这一群体包括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等人。这些学者一方面承继了索绪尔语言学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叶尔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1965）与雅各布森等人的启发。然而，在国际符号学学会决定统一“semiology”与“semiotics”并取用后者之后，法国学者巴尔特以及他的前辈马尔蒂内（André Martinet,1908—1999）等人依然坚持使用“sémiologie”。

自“semiology”与“semiotics”分化以来，在前一领域的符号学研究中出现了两个彼此相反的趋势：一方将“semiology”局限为分析人工符码（artificial codes）、补充性符码（supplementary codes）等的研究，从而将“semiology”窄化至“语言系统”（la langue）的语言学之附属的地位；另一方以叶尔姆斯列夫、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2）和巴尔特为代表，发挥了索绪尔的“semiology”，覆盖了对“言语”（la parole）和“言语活动”（le langage）领域的符号运作及其规律的研究。格雷马斯和巴尔特同为叶尔姆斯列夫的私淑，他们二人学习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glossématique）的成果，分别是《结构语义学》（Sémantique structural: recherche de méthode,1966）和《符号学基础》（“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1964）。叶尔姆斯列夫沿袭了索绪尔的术语“sémiologie”，但对之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规划。他将“sémiologie”确立为一种具有科学性的后设符号系统理论，即“后设符号科学”（méta-sémiotique scientifique），其对象符号系统并不自成科学。叶尔姆斯列夫又在“sémiologie”之外分裂出“内涵符号学”（les sémiotiques connotatives）以及有自成科学的对象符号系统的后设符号学系统理论。

罗兰·巴尔特的《符号学基础》虽以“Éléments de sémiologie”命名，实则突破了叶尔姆斯列夫的规划，或者更恰切地说，他着力发展了内涵符号系统，以“sémiologie”之名统摄了叶尔姆斯列夫的两种“后设符号科学”以及“内涵符号学”。自20世纪50年代起，巴尔特已经自觉地进入了符号学领域，而他在这一领域中的大众神话（les mythologies）分析（也是对大众话语的分析）在沿袭索绪尔的传统之基础上，又接受和回馈了叶尔姆斯列夫的再规划。《符号学基础》发表于1964年第4期的《交流》（Communications）杂志“符号学研究专刊”。巴尔特在为该期杂志撰写的《引言》（“Présentation”）中，开宗明义、一针见血地点出了索绪尔符号学的核心命题之一——符号学与语言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索绪尔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然而，由于索绪尔是在其以语言系统为对象才能确立的语言学基础上创立了符号学，其符号学的基本单位“符号”（signe）也奠基于“语言符号”（signe linguistique），因此他的符号学是以语言系统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de la langue）为基本模式的。巴尔特在《引言》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文化是以语言言说/陈述而来的文化，与言语活动交织在一起，要研究人类的言说行为及其生产的话语文本，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必须要被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que）模式取代。巴尔特在《引言》中将对索绪尔语言学与符号学关系的逆转，及其在《符号学基础》中对叶尔姆斯列夫内涵系统（connotation）的吸收融合在一起，成功地在索绪尔“sémiologie”传统下发展出一套既包含索绪尔符号学，也容纳统一后的叶尔姆斯列夫内涵系统符号学的新符号学。通过正文的讨论，笔者将会证明，这一套符号学正是他的“话语符号学”。

至1969年，法国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应国际符号学会官方刊物《符号学》主编邀请，为首发卷撰文，以《语言系统的符号学》（“Sémiologie de la langue”）一文向世界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正是索绪尔的“符号”概念阻碍了符号学的发展。然而，有趣的是，本维尼斯特援用的是索绪尔的术语“sémiologie（semiology）”，而非学会和刊物所选用的“sémiotique（semiotics）”。在这篇论文中，本维尼斯特将索绪尔的符号学命名为“语言系统符号学”（sémiologie de la langue），包括研究意义之封闭指涉的“符号学”（sémiotique）（或“符意学”）和研究意义在开放语流中指涉的“语义学”（sémantique）。本维尼斯特又以对“陈述”（énonciation）的研究作为话语研究的后设路径，开发出陈述语义学（sémantique de l'énonciation）。本维尼斯特特别指出：语义学使得我们认识了话语（le discours）的意指性（signifiance）的特殊性，而陈述语义学作为一门后设语义学（méta-sémantique），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与解释在初度意指系统之上进行二度意指而得以建立的内涵系统的符号现象及其运作规律。可以说，本维尼斯特厘清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符号学，一并在索绪尔搁置不谈的言语、话语层面发挥出了话语的符号学，他延续了“sémiologie”的传统，同时将“sémiologie”扩展为包括符意学、语义学以及陈述语义学在内的新符号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表于国际符号学协会官方杂志《符号学》上的《语言系统的符号学》一文其实暗藏了本维尼斯特弃“semiotics”而取“semiology”的主张。

在索绪尔之外，巴尔特终其一生最为热爱的语言学家正是本维尼斯特。他接受了本维尼斯特对“陈述”、“交谈”（interlocution）、主体性（subjectivité）、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等语言学问题的研究，也吸收了本维尼斯特的话语符号学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和符号学也启发了巴尔特在书写（écriture）中去实践话语符号学。

综上所述，巴尔特接受了索绪尔、马尔蒂内、叶尔姆斯列夫以及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学和符号学领域的理论架构，延续并发展了法国符号学研究的传统，他的符号学自然只能是“sémiologie”。事实上，这一传统也被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这样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学者继承。德曼在其1979年的著作《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 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 Nietzsche, Rilke, and Proust）一书的导言部分，依然按照法国符号学的传统沿用了“semiology”来指代符号学，他将符号学等同于修辞学，可以说打通了从索绪尔的符号学到巴尔特的超语言学的历史。

从上述法国符号学的传统来说，所谓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其实只有权宜性的而非绝对的区分，它们中间借“sémiologie”这个术语得以贯通，而所谓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经历了“早期结构主义巴尔特”与“中后期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巴尔特”的说法，也不过是一种“大众意见”（doxa）罢了。巴尔特的符号学自始至终都在“sémiologie”这个学术传统下进行，在继承了整个法国“sémiologie”传统的基础上，他也发展、演绎、融合、反思同时实践着这一传统。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使得我们能够破除关于符号学的俗见，贯通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打通语法语义的符意意指与话语的语用意指，甚至于整个索绪尔传统下的符号学史都得以重写。我们替索绪尔验明正身，看到了他的语言学虽然对言语的语言学存而不论，但是因为指明了对言语和话语的研究方向，依然引发了语言系统语言学到话语语言学，以及语言系统符号学到话语符号学的转向。

二、从语言系统到话语：巴尔特符号学的演变历程

巴尔特在1977年入职法兰西公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时的就职演说中，回顾了自己在符号学领域的理论探索与书写实践的历程，为听众指出了辨读他的符号学的两个关键词：语言系统和话语。语言系统是索绪尔语言学的对象也是其核心，以语言系统为阵地，索绪尔不仅建立了一门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研究的学科，也建立了以语言系统为模式的符号学。在巴尔特看来，索绪尔提出语言系统与言语的对立，这是符号学能够自立的首要基础。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整个20世纪人文学科的发展都深受其影响。在法国，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迅速扩展到了语言学之外的领域，比如人类学、诗学、社会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等。然而，在结构主义盛行时期，学界对索绪尔语言系统语言学的反思也在同时进行。学者们率先聚焦于索绪尔搁置不谈的问题，比如“言语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de la parole）。言语和话语的问题成为雅各布森、本维尼斯特、格雷马斯以及巴尔特等索绪尔后继者的主要研究对象，话语的语言学（linguistique du discours）也成为他们的新符号学的研究模式。

事实上，话语问题一直是西方学术史上的核心问题，有悠久的研究历史，但其确切的起源难以追溯。尽管如此，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修辞学传统那里，我们依然可以寻其踪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 B. C. E. -322 B. C. E.）在人类的知识系统四大类别中将与话语相关的修辞学 [Rhetoric（ρητορικ）]和诗学 [Poetics（ποιητικης）]划分为创制科学（Productive Sciences）注1。亚里士多德之后一直到16世纪，随着修辞学的繁荣，话语问题一直都是西方学术的研究中心之一。在法国学术史上，从文艺复兴至16世纪，学者们聚焦于修辞学视野下的话语研究。到了20世纪中期，话语研究逐渐成为多个学科的研究核心，并且成为连接不同学科理论的有效路径，成为一门跨学科、超学科的显学。在索绪尔建立了一门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科学之后，再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回思话语，话语在人类社会的符号生活中体现出与索绪尔时代之前完全不同的意义。

注1：中世纪学者还原的《亚里士多德全集》[The Aristotle corpus（Corpus Aristotelicum）]，把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人类知识分为四大系统，分别是：（1）工具论（Organon）或称方法论，包括：Categories, De Interpretatione（On Interpretation）, Prior Analytics, Posterior Analytics, Topics, Sophistical Refutations。（2）理论科学（Theoretical Science），共包含12个篇目：Physics,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De Caelo（On the Heavens）, Metaphysics, De Anima（On the Soul）, Parva Naturalia（Brief Natural Treatises）, History of Animals, Parts of Animals, Movements of Animals, Meteorology, Progressions of Animals, Generation of Animals.（3）实践科学（Practical Sciences），共包括四大篇目：Nicomachean Ethics, Eudemian Ethics, Magna Moralia（Great Ethics）, Politics.（4）创制科学，包括《修辞篇》（Rhetoric）和《诗学》（Poetics）。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篇》中对创制科学做了解释：“就创制科学（）来看，创造的原则不在产物那里，而在创造者手中，创制科学或者是一门艺术（），或者是其他一些的能量（）。”《诗学》篇的标题来自其正文开篇前两个字“”[Peri Poiêtikê（“About Poetics...”）] [参见：Bekkeri, Immanuelis（Immanuel Bekker）（ed.）. Aristotelis. Vol. 2. Berolini:Apud Georgium Reimerum,1830. 1064a 10-14. ]。注：此学术信息来自张汉良在复旦大学开设的“古典诗学研究”（2014年春季）课程。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发现了知识与权力都围绕着话语运作，他对“话语”的研究使得“话语”成为一个富于包孕力的概念；本维尼斯特在其《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一卷（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1966）和第二卷（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II,1974）中，虽沿袭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linguistique générale）研究，但其重心实则包括了语言系统和话语系统，在后者这里，本维尼斯特主要研究“陈述”“主体性”“主体间性”以及人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尤为重要的是，本维尼斯特1969的论文《语言系统的符号学》为话语与符号学联姻，开辟出话语符号学的明确图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在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解构主义、元书写（grammatology）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抨击奥斯汀（J. L. Austin,1911—1960）及其弟子瑟尔（J. R. 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一并也抨击本维尼斯特的陈述行为理论，尤其是后者的语言建构了“现在/现存”（present）的思想；在文学理论领域，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发展了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1895—1975）的“意识形态素”（idéologeme）概念，开始讨论话语的意识形态维度……在所有学者当中，巴尔特对话语问题的理论探讨和文本实践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他勾连、通化了这些学者对话语问题的认知，也在这种融通工作中建立起了他自己的独特的话语符号学理论系统。

巴尔特将符号学视为“一种冒险”（une aventure），这种冒险经历了从索绪尔语言系统语言学模式到话语语言学模式的过程。我们历数推动了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的学者之名，从“语言系统到话语”将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核心表征。首先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是1956年），来自索绪尔的影响推动了巴尔特进入符号学研究；同一时期，巴尔特在与格雷马斯的对话中，接触到了雅各布森关于“转换词”（shifters）的理论以及隐喻 [métaphore（metaphor）]、转喻 [métonymie（metonyme）]、催化作用（catalysis）、省略（ellipse）等形式主义的概念；而叶尔姆斯列夫则促进巴尔特建构内涵系统的符号学。在巴尔特读过的所有语言学家的研究中，本维尼斯特的研究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1971年，巴尔特坦承他已经“可耻地”忘记和抛弃了本维尼斯特的路子，但是本维尼斯特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所引起的震动“如水的沸腾”，将他对（语言）科学的兴趣托举至“书写”层面。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语言学虽然依然为巴尔特的符号学研究提供操作指南，但是巴尔特更多是在书写中实践语言学；同时，其他学科的融入也使得他的符号学研究得以修订和深入，这些学科和思想包括民族志、哲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书写和文本（Texte）等理论。

显然，巴尔特在话语符号学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之重要性并不亚于在语言系统符号学方面的理论实践，然而批评界的眼光并没有十分重视这一点。这一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因为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思想分散于其20世纪60—80年代的作品中，他自己也不曾直接地讨论过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存在的“话语符号学”。从这一点来看，笔者的工作由于是建构性的，因此有很大难度，但是这一工作也是必要的，且有其特殊的价值。建构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对我们重新阐释巴尔特在法国符号学史上的定位极为关键，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得以反观其他学者对符号学的建设。

三、巴尔特在法国符号学传统中的特殊地位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指出，本维尼斯特的《语言系统的符号学》明确地提出要将话语引入符号学，以揭示话语的意指活动以及初度意指活动之上二度意指活动的特殊性。此外，与巴尔特一起同为叶尔姆斯列夫语符学私淑的格雷马斯，以语义学吸收了语用学（pragmatics），发展出了能够在句法关系中讨论语义模态（modalité）以及叙事话语主体的情感模态的话语符号学 [这两者可化约为结构主义语义学（structural semantics）]。显然，巴尔特只是话语符号学这一符号学类型的建设者之一。那么，在本书中，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而不是其他学者的话语符号学呢？这其实归因于巴尔特思想的特殊性。

巴尔特的符号学以及其他知识体系都来自一个特殊的话语空间的塑形作用，它“是文化，是无数的知识与对话的集合……简单说来，就是互文文本（l'intertexte）”，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同一时期没有人比巴尔特更为集中地吸收融合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在后文中，我们将证明：巴尔特批判性地吸收和补进了索绪尔、雅各布森、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思想和符号学思想，同时，也融通应用了格雷马斯、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德里达等人在话语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在他身上，各个领域的言语活动都能流通，他是话语符号学思想的读者也是贡献者，他对来源文本（source text）的变形（transformation）与重新编码（re-encode）操作，使得我们能够以更为清晰的理念对其他学者的话语符号学体系进行分析、修订与完善。因此，透过对巴尔特自身话语符号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我们可以一并回溯其他学者的相关思想，并且着力构建一个关联网络。

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从理论到实践，跨越性都更强，他不但活跃于文学研究，也为文化研究、影像媒体研究甚至音乐、戏剧研究提供分析典范。巴尔特是话语符号学集大成式的一位学者。他与其他学者的思想对话，他对他们的思想的反刍，折射出了话语符号学的源起、发展、反思与基本成型的历程。同时，巴尔特1970年以后的书写也是对这一思想体系的文本实验，更有价值的是，他的文本实践丰富了符号学研究，也融通了符号学与其他学科，比如精神分析以及语言学。

此外，从普遍意义上讲，巴尔特诚然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的对象，比如，第一，巴尔特是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最成功与最全面的实践者，也是建立话语符号学的得力战将；第二，巴尔特是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第三，就人际关系所建构的学科史而言，1963年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39—）从保加利亚来到法国巴黎，后来他又引介同为保加利亚人的克里斯蒂娃于1965年来到巴黎，二人同投身在巴尔特门下，作为他的博士生，开创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学术领域；此外，巴尔特与“如是派”（Tel Quel）学术团体的关系，也是法国学术界浓墨重彩的一笔，巴尔特自己认为他与“如是派”的亲近超越其他一些团体；第四，巴尔特在叙述学理论上建树极高，他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structurale des récits”），可谓是叙述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巴尔特的叙述学分析引发了小说研究的叙述学转向，同时又体现出从结构分析到文本分析的平滑过渡；第五，自传文体研究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到了20世纪70年代一度成为显学，雅克·德里达与保罗·德曼都曾致力于自传研究，但巴尔特的《罗兰·巴尔特自述》（Roland Barthes par Roland Barthes,1975）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是实践分离式的后结构主义自传文本的一个起点；第六，巴尔特是最早进行城市符号学研究的学者之一；第七，巴尔特还是一位杰出的古典学研究者，他在古典修辞学上造诣颇深，对于促成修辞学转向亦颇有致力；第八，巴尔特在电影、戏剧、绘画等多个方面都有卓越的理论著作；第九，巴尔特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都大有可言之处……这样的答案几乎举之不竭。对于现代各种人文知识的研究者来说，巴尔特绝对是一座丰富的宝库，是“说不尽的巴尔特”。

巴尔特是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一位典型的现代批评家。一方面，他继续处理传统的文学理论所持续探视的问题，诸如“文学”（littérature）、“书写”、“阅读”（lire）、“作者”（auteur）、“读者”（lecteur）等概念；他也分析躲闪于各种现象碎片背后的意义，试图使用写作来完成一部分的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表达；同时，他在技巧、模式等方面延续了法国传统的文人写作，比如他发展和实践了“片段书写”（fragment）。巴尔特可谓是法国文学批评和书写传统的历时（diachrony）轴与共时（synchrony）轴的一个特殊的交汇。而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传统话题，巴尔特赋之以绝对独特的认识和分析；但就他使用的方式方法来看，他诚然是一个不够“坚定”的人，这位被称为“结构主义变色龙”的学者，其研究兴趣转换太快，他在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精神分析、语言哲学、影视美学等学科中自由往来。

托多罗夫说，研究巴尔特，“我丝毫不敢抱有公正的幻想……我没有足够的勇气把他视为一个封闭的整体……把他当作客体而层层包围……我所研究的不是罗兰·巴尔特，而是‘我的巴尔特’”。我们也完全可以说，对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的研究，颇似德里达的“Psyché”，既是灵魂女神也是一面可以前后翻转的镜子，镜子向四面交互折射主体/他者的思想与语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从巴尔特入手，我们或可窥见整个法国的现代思想史演变。

四、巴尔特话语符号学在比较文学领域的应用实验设计

笔者作为中国的罗兰·巴尔特的读者与研究者，出于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敏感、对自我知识库系统架构的体认以及对巴尔特话语符号学的研究兴趣，希望在巴尔特的话语符号学视域下能够一并处理“罗兰·巴尔特与中国”（“Roland Barthes and China”）课题，事实上，巴尔特与中国之间的实际际遇也向笔者展示出特殊的吸引力。巴尔特的中国之行发生于1974年，当时中国正值“文化大革命”，而当时的法国巴黎与意大利罗马等西方要都正在经历一场“毛主义”（Maoism）的红色洗礼。这既是一个政治话语的狂欢期，也是思想的碰撞期。讨论此时的文化对话，有助于反思我们自身文化在这一时期由于过于强大的政治话语之俗套生产模式的增殖而引发的文化贫瘠化、封闭化现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以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形象学（Imagologie）研究作为主要方法论的影响研究（influence studies），可能会在“罗兰·巴尔特与中国”这个课题中遭遇困难。

根据安娜·巴拉克安（Anna Balakian,1915—1997）有关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界说，在比较文学传统视域下，以巴尔特与中国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两个典型的影响研究的命题可以是“罗兰·巴尔特与中国”（“Roland Barthes and China”）以及“罗兰·巴尔特在中国”（“Roland Barthes in China”）。这一课题可能的处理方式是：首先，搜索并审查“罗兰·巴尔特→中国”或“中国→巴尔特”这一跨国传递事件的两端之间的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其次，根据事实联系建立“巴尔特眼中的中国形象”或者“中国学界接受的巴尔特形象”。然而，罗兰·巴尔特拒绝“形象”这一说法，也并不认为形象的建构者居于文本关系的顶端，同样也不接受形象的来源作为接受者的成果的精神之父。此外，传统的实证主义立场可能对该研究能够到达的深度提出质疑，因为罗兰·巴尔特这位作者与中国的实际际遇不够丰富，比如巴尔特来访中国时间仅为一周，此来访的直接影响作品是短文《好吧，我们来说说中国吧？》（“Alors, la Chine?”）以及《中国旅行笔记》（Carnets du voyage en Chine,2009），在其他作品中直接提及此次旅行的内容也并不丰富，较为集中的作品是《罗兰·巴尔特自述》，也仅有三个片段。再者，从“罗兰·巴尔特在中国”这个研究前提来看，巴尔特在中国的“成功”（succès）主要在于文学理论传播以及促成中国当代知识界的思潮动向改变，巴尔特自20世纪70年代末被介绍到中国知识界，已然参与建构了中国知识界近40年来思潮的变动。然而，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人文学界思潮的变化绝非一个简单孤立的事件，而是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息息相关，属于一个巨大的多元系统（polysystem）中的下属系统（subsystem），但是传统的影响研究仅描述状况而不建立结构。事实上，重构巴尔特与中国这两个多元系统，就要解码（decode）这两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宗教、语言和文学等元素，同时这种解码的结果也要被重新表达。这个表达过程用巴尔特的术语来说，就是“切分”（découpage）与“组合”（agencement），既包含解码和分类又包含新的秩序的重组，这正是符号学的领域。

综上所述，“罗兰·巴尔特与中国”课题的研究需要寻找新的策略。笔者并不放弃实证主义的视野，但是考虑到有必要在研究立场和策略上做一改进，以符合巴尔特的逻辑思路，因此笔者引入了巴尔特自身的话语符号学。笔者希望在传统比较文学方法论运作系统的上级结构中，透过话语符号学这一后设语言对此命题的新界说，分析事实联系背后的符号关联，比如巴尔特的中国书写的符号模式，巴尔特书写中国的“中性”策略，以及巴尔特的中国书写中对俗套话语的拒绝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看作是批评者对书写者书写行为的思辨与再书写（re-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