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论坛
对精神的研求和置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一个古老民族和国家的历久弥新总是既在精神的砥砺中不断前行又在不断地精神创化中继往开来的，一个伟大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不仅呼唤精神的价值引领和道义支撑，更会使精神彰显特有的功能，向着凝心聚力、铸魂造魄的目标迈进。
古代史书中所称的“中国”、“中华”，本质上指谓的是中国之道或中国精神。《战国策·赵二·武灵王平昼间居》记赵公子成语：“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此处所言的中国是指文明礼乐的开化状态和诗书教化的精神家园。杨雄《法言·问道》设宾主问答：“或曰：孰为中国？曰：五政之所加，七赋之所养，中于天地者为中国。”在这里，“中国”意味着人文政治意义上的天下之中，即相对于野蛮、蒙昧、落后状态而言的文明基准与极则，也就是“中国之道”。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又云：“华、夏，皆谓中国也。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唐律名例疏义释义》有言：“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中华是与崇礼尚义和亲被王教联系在一起的。“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之可决也。”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居住于中华疆域内各部族长期交流、融会的结果，是各民族自觉地以中国之道为核心，维护多民族统一和团结并使之结成一稳定的社会共同体的结果。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渗透和浸润着浓厚而深刻的中国精神。
“中国”之谓，其义就是行中道、尚中德、贵中和的意思。唐虞时期，随着文化的早熟已经初步形成一种取中用正、大中至正和的中华精神。柳诒徵指出：“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士，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唐、虞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尧、舜、禹三代授受均以矢志中正之道为“心传”、“法宝”。在尧、舜看来，只有保持中庸正直的德性才能治理好天下。为了巩固这种“尚中之德”的地位并使其传至千秋万代，人们将这种治国的中正之道用于国名，以一个“中”字称。以“中”而命国名，表达了远古先圣将“中”提升为国家精神和治国理念并欲传其千秋万代的价值认识和孜孜追求，是希望位居于东方大陆的这一国家永远坚持中正之道，从而得以无愧地立于天地之间。唐虞时期所形成的精神化育出一个令后世感怀景仰的文化气象。邵雍写诗赞道：“五帝之时似日中，生明文物正融融。古今世盛无如此，过此其来便不同。”程颢在《论王霸札子》中指出：“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有言：“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王阳明还把尧舜禹之相授受视为“心学之源”。
中国精神和价值观念是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效法天地人物之路径探求和致思取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在长期的历史和文化进化发展中凝聚为一种“执两用中”、“无偏无党”、“无过不及”的道德智慧和中庸德性，化生为一种以中正和善的德性、以待人接物的礼仪文明，积淀为一种以天下为公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群体或整体主义传统。可以说，崇尚刚健中正的伦理观念，向往、追求中正和谐的伦理生活，实现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与天下有道的价值目标，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尧舜禹“允执其中”的思想与文武之道特别是周代礼制结合起来，纳仁、礼于中道之中，建立了一个以仁为主、仁礼结合的伦理思想体系，并提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和“杀身成仁”等命题，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传承和推高着中国精神。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视仁为人心，义为人路，赋予仁义以崇高的精神价值，并提出了“以道抗势”和“舍生取义”、培育浩然正气等观点。孔孟之道成为后世中国精神的源头活水。春秋战国时期，墨家、道家和法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诠释和发展着中国精神。老庄之道以道法自然高标于世，倡导尊道贵德，为而不恃，功成弗居，浸润着一种淡泊人生、超然物外的精神品质，恰好可以弥补儒家精神的某些缺失。儒道精神的互为依托、相辅相成，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生命绵延的两大血脉，而且也建构起了中华民族进退有守的精神价值体系。
两汉时期在建构国家层面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方面作出了探索或尝试，标志着中华民族精神从学理层面向政治层面扩展与运演。汉初统治者承战乱之后，汲取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注重运用道德的力量，并实行治国思想的转变，把与民休息的黄老道家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采取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坚持治理天下必须顺守而不能逆取的思路和原则，开创了“文景之治”的治世局面。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确认了三纲五常和三纲六纪的伦理规范。“三纲六纪”涉及君臣、家族、家庭等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人伦关系，涵盖了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陈寅恪先生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有《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三纲六纪”等观念的确立，标志着封建时代核心价值观念的形成，对中国伦理文化的影响可谓至深且远。
宋代是我国精神生活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是儒家对佛教和魏晋玄学的挑战的一种回应和消化，而且直接面对的是魏晋以降中国文化价值遭到很大破坏的现实，并把重建价值体系和儒家道统视为济世安民的良方。理学家赋予儒家伦理道德永恒的“天理”意义，将“尊德性”作为人们成圣成贤的根本，十分注重道德精神的培养，强调以理统情，自我节制，以立足个人成圣立贤的道德追求，来促进个体自觉意识的觉醒和实现道德意识上的自我完善，并视此为纯化社会道德风气、提升社会精神动能的关键。
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国古代积淀发展为一种精神体系或曰道统。无论历史怎样递嬗演化，人们对中国精神的关注与思考始终未曾中断，代不乏人的忧国忧民之士以及我们民族的仁人志士始终心系中国精神，从大道大义和大本大原诸方面挺立并活化着中国精神，使其不因朝代的更替而消亡。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在内忧外患的双重逼迫下，面临着“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从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逐步沦为任人宰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将中华民族推向深重的生存危机之中。近代一批忧国忧民的先进思想家们在深痛民困邦危的强烈情感驱使下，在拯救民生、振兴祖国的历史情结缠绕下，强调促成中国传统精神的近代发展，并为求索中国近代精神作出了自己不懈的努力。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人士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竞相发表关于中国传统精神改造与近代精神建构方面的言论，并形成了多种关于中国近代精神的理论观点。
中国精神渊源于五千年悠久厚重的中华伦理文化，经近代救亡图存刺激与逆境中上下求索而获得了不断新生的潜质和能量，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自我更新、强本固基、博采广纳，使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不断呈现于世界舞台，获得了一种日趋成型又不断开放、内核稳定又善于创新的精神魅力和精神特质。中国精神的当代形塑、凝聚和建设，是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努力和孜孜以求的过程中积淀、内化和堆磊起来的，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求独立、求富强、求幸福、求复兴的精神集结和精神佐证。
（摘编自王泽应：《论中国精神对民族复兴的伟大意义》，原载《齐鲁学刊》2014年第3期）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我们纪念什么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8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政府发动“七七事变”，对中国开始了全面入侵。也正是从这天开始，我国军民奋起反击，进行了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最终取得伟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当今，我们隆重纪念这场中国人民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英雄壮举，是为了铭记历史，反思教训，总结经验，永葆和平。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牢记历史。在中国最近一千年的发展史上，我国先人曾长期走在世界文明前沿。但是，从19世纪起，我国进步的步伐逐步放慢，改革的进程屡受阻拦，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竞争中逐渐落伍，并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横行的时代受到世界列强的持续侵犯。日本在上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是中国百年沉沦受辱的最后一篇。但就是在这一篇，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卓绝，写下了保家卫国的壮丽诗篇。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反思教训。由于积贫积弱而经历如此坎坷与波折，因此中国更加懂得胜利的来之不易。如何永续和平？结论显而易见——自壮自强。因此，脱贫困、谋发展，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必然延续。进入21世纪，国际竞争更趋激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举国上下的民族意志。当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我们要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作核心目标，将全面现代化当作中国进步的时代追求。……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总结经验。我们把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非寄托于某些大国。我们已经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但仍须高度警惕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在世界某些角落里的阴魂不散，甚至说是猖獗。我们珍视曾与一些战时盟国并肩作战，但叹息有的超级大国如今为了一己私利而目光短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以史为鉴不是为了记仇报复。相反，中国宽恕过昔日的战败之国。我们在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之后，仍然愿意与旧时敌国的后代共同回顾历史，一起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永葆和平。中国进行的抗战付出了数千万军民的伤亡，世界上没有谁比中国更深刻懂得和平对于我们的意义。二战的亚太战场始于中国，终于中国。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二战的同盟国胜利居功至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崛起在世界东方的中国以其日益开阔的视野以及更为充沛的国力，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无论是构建各种地区安全机制，或是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的人员和声音正更多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
70年来，中国避免了大规模入侵，国际社会也享受了更多和平。人类已从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创建了联合国这一集体安全组织。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旨在永葆国家安全，永续世界和平。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