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取向

人类社会一切文化文明现象均与语言有关，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新媒体事件的本质是网络社会的一种话语方式，人们以事件为核心相互交流的话语实践建构了真实、生动的网络社会。话语分析方法为我们理解网络社会的这种文化现象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导，它将是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什么是话语分析方法

什么是话语？语言学家费尔拉克夫给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界定，他说所谓话语，就是口头语言或书写语言的使用。话语分析最早源于语言学，1952年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Harris）发表《话语分析》一文，被认为是当代话语分析的开端。哈里斯指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话语分析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可以超越句子界限描述语言，二是研究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前者是语言符号学，后者则是话语符号学。语言符号学属于纯语言学范畴，也是话语符号学的理论基础。话语符号学将研究视域转向文化与意识形态，通常也被称为文化符号学。法国的意识形态符号学与苏联的文化思想符号学是话语符号学的两支重要源流。

文化符号学研究，通常也被称为“文化文本研究”或者是“元语言研究”。它是研究社会文化行为的底层规则，即人们处理加工感觉材料的知识框架，认知问题的基模（schema）。它从广义语言学的角度，对作为人类深层心智结构表现的文化表象展开研究，分析现象背后稳定的思想形成机制与发展规律。

话语分析方法的产生与20世纪西方哲学出现了大规模的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有关。1915年，罗素在一次演讲中就宣称，以前在哲学中讨论的认识论问题，大多只是语义问题，可以归结为语言学问题。美国哲学家罗蒂在论文《语言论转向》中即提出：“通过改革语言，或通过进一步理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这种语言论转向表明语言不再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相反，是语言的面貌规定、限制了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思想在哲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那里得到鲜明的体现，1929年萨丕尔在《作为一门科学的语言学之地位》一文中指出：所谓真实的世界（real word），在相当程度上是被无意识地建构于（文化）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1931年，他详尽地阐发了身外世界取决于语言习惯的思想：

语言不仅谈论那些在没有语言的帮助之下所获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它为我们规定了经验的性质，因为它的形式完整，又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就把语言的隐含要求投射到经验领域……诸如数、性、格、时态等范畴，不是在经验中发现，而是强加于经验的……

人类思维活动本身就是运用语言理性掌握世界的过程，离开语言，人无法思考，因此语言事实上是通向思维的唯一路径。认识语言，就是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就像我们观察世界的眼镜。哲学家罗素说：“假若你总戴着蓝色眼镜，可以肯定你看到一切东西都是蓝的。”据此，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直接将语言视为文化现象的原型，是“全部社会生活形式借以确立和固定的现象的原型”。

语言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里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列维-斯特劳斯指出，跟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它（语言学）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很多，语言学大概是唯一一门能够以科学自称的社会科学，只有语言学做到了两者兼备：既有一套实证的方法，又了解交给它分析的那些现象的性质。他说：

在所有社会现象中，语言最明白无误地显示出适合科学研究的两个基本特征。首先，语言行为大都处于无意识的层面。我们说话时并没有意识到句法和形态变化的规则。而且，我们对于用来表达不同意义的音位并不具备自觉的知识；对于那些可以把每个音位分解为区别性音素的音位对立，我们更缺乏意识——就算有时候我们可能有。再者，即使在阐述我们的语言的语法或者音位的时候，我们仍然缺乏直觉的理解。因为这种阐述活动仅仅出现在科学思维中，而语言却只能作为一种集体的设计而存在和发展。连学者也永远做不到把理论跟他本人作为说话者的经验完全融为一体，因为他解说语言的方式对他如何说话产生不了什么影响，那是属于另一个层次的事。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在语言学上，观察者对被观察者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现象不会由于观察者对其有所意识而改变。

经过列维-斯特劳斯的推动，元语言研究、话语研究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方向。在荣格的“心理类型”、福柯的“知识考古”、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研究”、洛特曼的“第二模式系统”等研究之中，我们都可以一窥元语言研究的踪迹。

（二）话语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

1．从广义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文化进行模式研究

20世纪之前，语言学并非是社会科学整体的分析工具，早期语言学（又称狭义语言学）是历时语言学，主要兴趣是研究语言如何随着时代变迁而变迁，以及各种语言流派之间的源流、关系问题。语言学得以摆脱狭义的语言范畴，成为运用更广的社会文化分析工具，主要得益于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D．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共时语言学”研究。索绪尔的研究推动语言学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并直接推动了符号学的产生。与之同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Peirce）提出符号学的逻辑-修辞模式。后来人们认为索绪尔与皮尔斯共同创立了符号学。

符号学研究一切有关意义的活动，文化是符号学研究的最大领域。目前，符号学理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的“显学”和通用的分析工具。对于用符号学研究文化的长处，我们可以借用李幼蒸先生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它在“策略上超越了传统的经验因果性理解的水平，转向表达面和内容面的意义结构的问题和文化信息交换过程的问题，从而对文化现象做出了更精细的描述”。

2．是一种整体的、系统的、动态的分析方法

从系统理论的观点来看，个别事件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彼此依赖的。因此元语言分析通常要求超越具体现象，以一种普遍的、联系的、抽象的方法去观察研究对象，将知识整合成一个普遍的框架。在系统框架内，个别事件的发展取决于系统结构的组织方式，因此系统的分析方法通常要求脱离个别事件，从整体的、关系的、过程的思维去考察事物的运动变化方式。同时，系统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而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从周围环境中接收物质和能量，又把物质和能量传回环境。内部结构封闭的静态系统仅仅存在于自然界中，社会文化系统是开放的系统，以生命和成长为方向。

系统理论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所引发的结果之一是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理论的兴起。结构主义符号学派在理论思想上深受索绪尔符号学思想的影响，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可以分为抽象系统存在的“语言”（laugue）和作为具体使用情景的“言语”（parole），“言语”使用体现着语言系统的规则，语言系统反过来控制着言语的存在方式、价值与意义，因此应超越个别语言现象（言语，parole），研究语言文化系统（语言，langue）的结构与规则。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质疑这种僵化、静态的结构分析方法，认为它扼杀了现实的生动与活泼。维特根斯坦认为，“逻各斯”语言系统失去它所有的摩擦力，变成滑溜溜的冬之冰面，世界与人都由此变得苍白和平面化，整个生成的活脱脱的生命力遭到扼杀。苏联著名符号学家巴赫金指出语言仅仅为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应该研究对话而不是语言。他说：“语言学从活的语言中排除掉的这些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恰好具有头等意义……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为超语言学。”超语言学的核心内容就是话语分析。所谓超语言学，巴赫金的解释是：“超语言学不是在语言体系中研究语言，也不是在脱离对话交际篇章中研究语言；它恰恰是在这种对话交际之中，亦即在语言的真实生命中来研究语言。”“不同表述之间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也渗透进每个表述的内容），属于超语言学。这种对话关系从根本上说，不同于语言体系中以及单个表述中各个要素之间一切可能出现的语言学关系。”

话语符号学超越结构主义符号学之处，在于其拒绝静态、逻辑地分析社会文化，主张在活的语言场景中研究语言。它与结构主义符号学有两点根本的区别：第一，索绪尔语言学语言系统是封闭的语言系统，是理想的语言模式，过于纯净和中立。话语符号学是在具体的历史文化场景中，以一种开放的系统思维研究语言，认为语言只有在人们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在社会交际过程中才真正发生作用。第二，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言语，应该研究语言的纯粹符号性，话语符号学则认为语言规则已经渗透进语言的意识形态内容中，二者不应该被割裂。话语是符号与信息的统一。

3．关系的、结构的分析方法

话语分析作为当代社会科学一种相当活跃的理论分析工具，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表现得相当灵活丰富。结构分析、功能分析、意识形态分析、解释学分析、修辞分析等都是话语分析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运用领域广阔，分析方法多变，也容易使人们在面对话语分析时陷入谜团，感到模棱两可。事实上，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严格的、硬性的社会科学工具，有着非常清晰严格的标准，与其他分析方法存在着鲜明的区分。国际话语分析领域权威、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梵·迪克主编《话语与社会》刊物时，在用稿原则上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话语分析的标准与原则，这一原则也代表国际话语学界对此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用稿原则是：尽管有各种话语分析方法（如谈话分析、叙述分析），不同的话语分析家们对什么是或不是“话语”也常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多数话语分析家仍然认可一些基本标准，使他们能区分话语分析与其他类型分析（如内容分析或社会分析）或全然没有分析。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对任何种类的结构给予特别的关注。

（三）选择话语分析方法的原因

本书之所以采用话语符号学对新媒体事件展开元语言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媒介环境系统发生变革，线性控制模型下的大众传播模式已经终结，传统的大众传播研究方法遭遇挑战。1999年，史蒂文·查菲发表了“大众传播终结”的演讲，详细地叙述了大众传播研究遭遇终结的命运。他说：

对媒介内容的经验主义研究中，曾有这样一种假定：媒介是有限的（在数量上）、可辨识的，因此是可以通过定量研究来进行了解的。但是情况变了……人们可从新媒介中获得的材料数量惊人，对媒介内容的研究也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事实上，因特网上的内容几乎是无边无际的……使难度进一步增加的，是新媒介环境中每个个体使用者对内容的经验都不尽相同，因为互动技术允许使用者从所有可得到的内容中，比如说整个网站中，选择想要的子集。

对于媒介受众的研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受众变得更难于辨识和监控……媒介效果研究，则因为受众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像以前那样好召集和接近，也变得更加困难。

显然，运用微观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例如内容分析、受众分析与效果研究，去研究新媒体文化已经非常困难。而宏观的媒介文化研究同样倾向于对文化做静态的、线性的描述，也无法适应新媒体文化研究的动态与变化。

随着大众传播模式的终结，传播研究方法也必然发生改变。话语分析方法超越线性思维方式，从广阔的社会互动领域思考意义的生成与表达，这种分析工具将成为新媒体文化得力的分析工具。它克服了经验主义研究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缺陷，可以帮助我们从媒介语言——文化表达的形式和手段入手，对文化进行形而下和形而上相结合的研究。所谓形而下，指的是对具体文化现象——文化文本的把握；形而上，指的是这些现象背后蕴涵的深层思想意识结构。它将为新媒体文化研究带来一种新的研究视域。

第二，新媒体事件中“话语”表达问题已经日益突出，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2008年哈尔滨某酒吧发生一起命案，6名警察与几名大学生发生群殴事件，其中一名学生林松岭在事件中死亡。这本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却因为事件发生后一周，当事双方先后通过媒体成功操纵民意，引起社会学家与众多新闻媒体的普遍关注与重视。这起事件发生后，最初传出的信息是：6名警察酒后行凶，打死22岁大学生林松岭。于是群情激愤，谴责警察滥权施暴。随后，哈尔滨电视台播放了现场监控录像，人们发现林松岭打架时也十分凶猛。紧接着就有消息说，林家背景深厚，既有富商又有高官。随后民意发生了大转弯，成了“六提辖打死林衙内”，警察不畏强权，为民除害。最终，黑龙江省政府召开记者会，哈尔滨市公安局官员称，经过逐一核实后，确认网上传言不属实，死者家没有高官背景。死者家属及律师又召开媒体见面会，称监控录像公布不够全面。此后，民意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站到两边继续对阵，另一部分却从被操纵中觉醒了，不愿意在残缺不全的消息中争吵，把诉求改变成要求公布更多真相。这一事件在社会学家看来是操纵民意的范本，它也非常典型地暴露了媒介话语的操作功能。它非常明确地向社会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普遍运用，“媒介意识”已经成为公民的一种普遍行为意识。事件发生后，人们不仅会第一时间拍摄新闻画面，拨打新闻热线电话号码，还会通过播客、博客报道、评论新闻信息，利用媒介获取支持乃至操纵舆论。由此可以看出，媒介话语表达已经不仅仅是新闻传播领域的专业问题，也成为一种社会问题。人们在面临社会问题时，已经非常敏感地意识到新闻传播话语表达问题，意识到事件真相与话语表达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话语角度思考公共事件的媒介报道，是现实驱动的必然结果。

第三，在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理论建设需要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针对本土出现的新闻传播现象，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解读、表达、沟通体系。目前新闻传播学界只有少数学者进行了部分话语研究，如陈力丹、殷晓蓉、丁和根、曾庆香、胡春阳等。在新媒体事件研究中，笔者发现由于东西方的网络文化环境、媒介环境的不同，源于西方的媒体事件理论体系根本无法解决、解释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新闻传媒现象，因此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实践，对中国本土的新闻传媒现象开展本体论研究既是一种现实需要，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发展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二、研究取向

本书在分析过程中将特别强调这样一个基本原则：动态的、系统的分析方法与面向实践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相结合。

（一）动态的、系统的分析方法

“好的研究需要历史的眼光和互相联系的观点。”系统的分析方法对于经验主义研究尤为重要。缺乏理论纵深感的个案研究要么就事论事，形成的结论全无抽离感，要么得到的结论经不起推敲。这也是早期国内虽然存在大量网络事件研究，相关篇章数目相当惊人，但是能够取得实质性研究成果不多的原因。

邱林川、陈韬文先生对于建立新媒体事件宏观理论体系明显心存犹豫，他们指出：“这与新媒体事件异质性较高，事件发展及解读过程不可预测因素更多均有关。同时也认为，我们不是要生造出一套类似于1992年类型的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而是希望分类贴近现实。”网络社会空间处于流动状态，开放的空间体系充满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这使新媒体事件表现得相当复杂。因此，对于新媒体事件的分析尤其需要避免静态的结构主义分析。结构主义分析通常是从单元的角度，以一种静态的、线性的方式来描述人类文化现象。这种分析方法通常又被称为“机械决定论”。动态的研究意味着承认任何文化现象都有具体的时空环境。它们将随历史环境、空间环境的转变而发生转变，只对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话语实践产生作用，并不存在永恒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媒介文化理论。

（二）面向实践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

面向经验事实是研究最基本的起点，但是真正做到或做好并不容易。在2011年出版的《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学者卜卫撰写了序言，题目是“面向实践的新媒体事件研究”，她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新媒体事件研究应该面向经验事实。在结语部分，邱林川、陈韬文先生又指出要控制研究规模。在文中，他们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

在这样一个躁动的大环境下，想做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研究成果确实不易。而要想为新媒体事件研究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最重要的恐怕是要以问题为主导，而不能陷入从现象到现象或从理论到理论的怪圈。

一前一后的相互印证，反映了该领域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倾向，即面向经验事实。卜卫指出，在《新媒体事件研究》中呈现的论文大都采用了定量或定性以及实地调研等多种经验研究方法，这使他们的研究与以往相比存在很大的区别。而在以往的研究当中，“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包括社会调查、内容分析、实地调研、文献研究、二手数据资料分析等），从事实出发对新媒体事件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为数不多”。

观察将是任何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历史起点，也能够避免学术研究陷入常识判断的误区。因此本书将强调对个案的深入观察。

新媒体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周围，它给予我们每个人一个平等地观察世界的窗口。通过观察，可以避免对理论的盲从。事实上当一种新的媒介技术文明闯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时，原有的社会理论本身就面临一个重新做出调整的使命。观察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回应经典命题，做出学术创新的前提与基础。同时，经验事实研究意味着学术研究的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将以一种更深刻、更具体的方式呈现新媒体事件的运动规律以及相关作用元素。与抽象、静止的理论描述相比，个案分析方法更能够实现对世界的动态考察。因此，本书在分析过程中，将采用内容分析方法、文献研究方法和二手资料数据分析方法，尽可能地“置身彼处”，注重描述新媒体事件的个案过程。虽然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面临因时过境迁，数据文本缺失而不能完整地还原事实的挑战，但是笔者相信这是一个通向真相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