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在知青群体生活的最初岁月里，真挚地表露和热烈地追求爱情的“行动”，无论对男知青或女知青而言，都不啻是一种勇敢……
度过了探亲假刚刚回归连队的知青，总是会被许多知青围住。他们会从方方面面询问城市有什么变化，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我也不例外。尽管探亲假不过十二天，尽管我一天也没超假，但大家还是围住我七嘴八舌，问长问短。仿佛我并不是返城探家了一次，而是以什么记者的身份，刚刚到最具新闻色彩的某个动荡不安的国家去收集了一次新闻似的。“文革”还在继续着，派性“战争”的政治硝烟还笼罩着城市，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刚刚在城市里度过了十二个日子的人，对城市一定会有论说不完的话题。由此可知，知青们的眼睛，仍是多么迫切地渴望超越时空，关注到城市。这一种关注，在极大的程度上体现着他们对自身命运大趋势的探究。
唯独子卿似乎丝毫也没有这种关注的心思。他当然也问过我一些话，而且是第一个问的，是将我扯到一旁单独地、悄悄地问的。大家都知道我和他的亲密关系，也都觉得他拥有绝对优先的资格和特权。在他问我时没有任何人不识趣地凑过来。他先问我他娘的身体怎样，接着问我将钱如数捎给他娘没有，嘱咐我替他开导他娘的话对他娘说了没有，水果、罐头、点心之类，替他给他娘买了没有。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对我认真负责地替他尽到了义务感到很满意，再就什么也不问了，拍了我的肩一下，便坐在他的床位那儿，感受着相隔几千里以外的娘对他的慈爱，试穿那条厚厚的棉裤。而几分钟后，在我和大家不经意间，他已离开了宿舍不知去向，只有他的棉裤叠放在铺位上。
我尽量地绘声绘色地向大家讲述了一些在城市里道听途说的、自认为有传播意义的“新闻”。从官方可能将要下达的与知青有关的“文件”到民间的街谈巷议，从未公开的“最新指示”到已在侦破过程中的子虚乌有的奇案。有些事其实是我坐上返程火车后充分打了腹稿的“创作”。因为一个知青从城市回到连队的当天，不预先做好准备，到时想大讲特讲一通是不可行的。你的探亲假仿佛不只是你一个人一次返城的机会，也是代表着大家的一次机会似的。连最不善言谈的知青都十分明白，在这一点上你必须使大家的心理也获得某种满足。没事可谈，无话可说，一问三不知是最令大家扫兴的。果然如此，你便会在无形之中得罪了大家，会使大家误以为你是一个连起码的知青义务都不尽，连起码的什么都不分享给大家的人。而落这么一个结果是多么不明智多么愚蠢的啊！所以，瞎编也要编出一些事，没话也要挖空心思杜撰话题。
对于那些要求我到他们家里去看看，仅仅捎句平安话的知青，我百答不厌，回答得尤其有耐心。他们的家我都一一去了，而且至少都去了两次。刚返城的一两天内去过一次，回连队前的一两天内又去过一次。当年，对于一个知青，探亲假是一些极为短暂的、整天东跑西颠、匆匆忙忙、难得真正和家人安安静静相处一会儿的日子。如果哪个知青能说出他去过的知青伙伴的家有几道门，窗子朝什么方向开，是木板地还是砖地，床朝东摆放还是靠西墙，家里有几把椅子，对方的父母为他沏的是红茶还是绿茶抑或花茶，问及儿子哪些方面，问及时细微的表情变化怎样，那么对方准会对他好感大增，感激涕零。以前合不大来的，今后也会合得来了。以前有隔阂的，今后隔阂也消除了。以前因什么不愉快之事耿耿于怀的，今后老账也就一笔勾销了，甚至可能从此变为知己。
我对大家的回答是那么详细。我理解他们的心情。每次在探亲假期间去某个知青战友家，总提醒自己多为他看在眼里些什么，记在心里些什么。在当年，我并没有什么投机的考虑，用今天很流行的“感情投资”这句话分析也不恰当。当年没“感情投资”这个词儿，一般知青也没这么理性这么功利的意识。那只是一种对别人的理解，只是一种虔诚，只是一种单纯的心地。在这一点上，知青和知青的区别，也许仅仅在于，有人心粗一点儿，有人心细一点儿，有人因和某个战友关系亲密自然地心细一点儿，有人因和某个战友关系平常而心粗一点儿。我则无论是对和我关系亲密的子卿，还是对和我关系平常在连队里说话不多的战友，只要是受嘱托去了对方家里，所见所闻都尽量心细一点儿。但凡能多去一次，尽量多去一次。尤其对那些关系和我平常的战友，我的义务感反而更大些。试想对方和你关系平常，却在你动身探亲前嘱你千万去他家里看看，千万别忘了捎到一句话，千万别忘了替他们问什么家事，那该是怎样的一种信赖？有的知青父母是离异的，我曾在探亲假里既去看过他的母亲，又去看他的父亲。而且，还要牢记对方的叮咛，对母亲说应该对母亲说的话，问应该问母亲的事；对父亲说应该对父亲说的话，问应该问父亲的事。有的知青家庭成员众多，关系复杂又不和睦，在其家里说什么问什么，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事该问哪些事不该问，没有点儿责任感是会给对方造成后患增添忧愁的。还有的知青，兄弟或姐妹从小被别人家抱养了去，改姓了别人家的姓，成了别人家的人，他要求你暗中替他去看看，去建立通讯联系，这样的嘱托你能掉以轻心不当回事儿办吗？
受益于我的天性，我和连队知青群体的友善关系，绝非子卿所能相比的。正如他与老战士老职工们的友善关系，绝非我或另外任何一个知青所能相比的。他对于改善自己与知青群众的关系，似乎毫无心理或情感方面的主观愿望。而我，也完全不想充当老战士老职工的知心人的角色。我是知青群体中最有人缘的一个，在当年，这一点大概是我觉得唯一比子卿欣慰的了。每一个人都会本能地在现实中寻求某种欣慰，并靠了这种欣慰安抚自己的心灵，像熊靠舔熊掌冬眠一样。子卿的欣慰究竟是什么？当年我不得而知，也没问过他，更没跟他深谈过。如果说他是老战士老职工们的知心人这一点便是他的欣慰，似乎又太缺少下结论的根据。因为据我看来，他只不过是借用这一点，以图游离于知青群体之外，过一种他自己自觉自愿所选择的，与普遍的知青生活有别的，甚至迥然不同的“个体知青”的生活。而他内心深处，是连与老战士老职工们的友好关系的存亡都是不大在乎的。是的，真是这样的。当年他身为一个知青，却仿佛非常轻蔑知青群体，将自己当成一个与这群体毫无关系的人似的。进而言之，他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一切群体意识。他与老战士老职工们的关系，也更体现在他们对他的需要，他们对他的笼络方面，而非体现在他对他们的依赖方面。他心安理得地借用他和他们的关系，但那仅仅是借用它罢了。公正地说，并非像其他知青背地里纷纷议论的那样，有什么利用的意识，起码我个人是以这种公正的眼光审视他和他们的关系的。我认为子卿的目的只在于可以自由出入他们的菜园子，好比有些鸟儿栖落在牛背上仅仅是为了啄食它们身上的寄生虫以饱腹。我对于其他知青对他的私议是不以为然的，一旦听到了则替子卿辩解不休，有时还会为了子卿对别人进行斥责。
连队是知青的第二个家。无论我们认可不认可，我们当年实际上已不属于城市。我们的日子总是要在连队度过。像返城探亲归来的知青被大家询问城市的变化一样，那一个知青也要向大家询问连队的变化。无论对于城市还是对于连队，知青们总希望听到些变化。不管是好的变化或坏的变化，似乎变化总比不变化要更使我们的心思波动一下。仿佛我们都本能地觉得，我们的内心里若不经常产生某种波动，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内容枯乏的日子里，我们就会丧失了自己是一个知青的意识似的，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迅速地变成些和老职工们一样的当地人似的。在这一点上，子卿认为包括我在内的知青都甘愿变成当地人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谁也不愿糊里糊涂地就变成些和老职工们一样的当地人。只不过大家没有像他那样为自己在内心里进行的那么明确又自信的设计罢了。
当我问大家连队里有些什么变化时，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一些我不了解也不算遗憾的事。诸如指导员可能要调到营里去任副教导员；团里召开了电话会议，要求各个连队必须修建永久性的男女厕所，等等。
最后有一个人说：“咱们连调来了一个女知青。”
我说：“这也值得告诉我？”
他说：“人家在五连是卫生员，可咱们连已经有卫生员了。她为了调来宁可不当卫生员了，现在已经分配在猪号养猪。”
我不禁“噢”了一声，颇感兴趣地追问为什么。
他却望望大家，分明是搪塞地说：“这就不清楚了，也许不为什么吧？”
我观察到，在他望大家时，有人向他使眼色，用目光制止了他。
这使我的好奇心更大了，追问不休。
而他却打定了什么主意似的，只回答“不清楚”三个字。
有人见他被我追问得左右为难，便替他解释说：“是为咱们连的一个男知青而调来的！你知道这一点了就打住吧！再追问就是逼供了……”
真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女知青吗？
这是我下乡后听说的第一件使我大为惊讶的事。我虽不再追问，但心中疑团种种，几乎整个下午都在想这件事。越想越觉得肯定另有原因，只可姑妄听之，不可姑妄信之。果然有这样的一个女知青的话，那么她当是知青中第一奇女子了！须知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以前，男女知青间谁和谁多说了几句话谁看谁多了几眼，都是要遭到飞短流长的袭击的。她竟敢公然向爱的禁果伸出摘取之手，莫非是吃了熊心豹子胆？那她又当是知青中第一无畏女子了！
我的铺位自然是与子卿的铺位挨着的。临睡前我悄悄问他这件事，他漫不经心地说：“是从五连调来了一个女知青。”
我说：“你别搪塞我。我问你，她是不是为咱们连的一个男知青调来的？”
他说：“大概是的。”
我说：“你看那个男知青会是谁呢？”
他说：“爱是谁便是谁呗，关你什么事呢？刨根问底地干什么？”
那女知青竟使我失眠了。
她究竟是为我们连的哪一个男知青而调来的呢？她漂亮吗？她性格可爱吗？如果她不但漂亮而且性格可爱，那他妈的可真是某个不是我的小子的天大的幸福啊！一想到某个小子肯定不是我，我内心里竟醋意大发。我以前虽然也对别人产生过种种公开的或潜在的嫉妒，但都比不上那天晚上来得那么强烈。我甚至希望，她既不漂亮，性格也不可爱；希望她不但容貌丑心灵也不美，而且性格刁钻古怪。似乎只有这样，对我和对其他男知青才算公平一点儿。回想白天大家告诉我这件事时的形形色色的表情和神态，我觉得他们和我一样，内心里也是醋意大发的。那么我内心里的阴暗的希望，也无疑是大家的希望了。
第二天我起得格外早。开早饭前，拿着饭盒站在大食堂门口的黑板报前，装作在聚精会神看黑板报的样子，实则是在注意每一个出入食堂的女知青。我所不认识的那一个定然就是她了。我觉得晚看到她一分钟就会使我在那一分钟里坐立不安。她简直已经占据了我的全部的心思。那一时刻我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因什么事醋意大发暗暗产生严重的嫉妒心理的人，是很值得同情的，很可怜的。
尽管我煞费苦心，尽管我最后一个才走入食堂打饭，都白白耽误了时间，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发现一个我不认识的女知青。
在以后的三四天内，我也没能见到她。不知当年连里出于什么考虑，我们连队的男知青宿舍和女知青宿舍分建在村头和村尾，并且男知青和女知青是班排分编的。除了一天三次男女知青都要到食堂去打饭的时候，除了大规模的劳动男女知青在一起干活的时候，除了开全连大会的时候，我们和她们其实是难得有鱼虾混杂、鸦雀同林的时候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从一百余名女知青中辨认出一个陌生的她，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当你专执此念，却又不愿曝光自己，就更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你若有空儿就往女知青住的村尾溜达，站在女知青宿舍对面，两眼望着她们出出进进，那肯定要被谁扯到连部去的，被连长或指导员严厉地审问你意欲何为的。
一天夜里，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号声。我刚被惊醒，就听到了排长的吼声：“不许开灯！不许打手电！谁暴露了宿地目标，军纪处置！南山上发现敌特，立刻集合，进行搜捕！”
于是大家一个个在黑暗中爬起，紧紧张张地穿衣戴帽。一口气跑了二里多路，接着是围山，搜山……
还真抓住了一名“敌特”，不过是由我们连长反穿了皮袄亲自伪装的。
接着在食堂里开“战备行动经验总结会”。在柴油机自发供电的昏暗灯光下，不少男知青女知青洋相百出，身材瘦小的穿了别人的肥大上衣，高个子穿了矮个子的裤子，露着半截小腿，至于穿错了鞋的那就更多了。两只脚都穿的是左鞋或右鞋的还算好的，脚小的穿脚大的鞋，或脚大的穿脚小的鞋，就只得都当拖鞋穿了……
连长和指导员在大家之间走来走去，一会儿站住从上到下打量这个，一会儿站住从下到上打量那个……
连长指指点点地训斥：“你们互相看看，互相看看，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真正是七〇八三装甲部队（七零八散庄稼部队）！好在现时还不是冬天，如果是冬天，你们一个个这副熊样子，能拉出去派上军事用场吗？”
指导员说：“要执行的是冬季撤退指令还情有可原。他们留在雪地的古怪脚印，可以大大地迷惑敌人。”
连长训够了后，扫视着全体，问：“是谁咬我的手来着？”
卫生员已经将他的一只手包扎了。
全体静默，没有应声。
他又大声说：“都聋了？我在问你们，是谁第一个登上山头，第一个发现了我，第一个把我扑倒，并且咬了我的手！”
连长一边说，一边抚摩着他那只包扎了的手。
指导员从旁说：“是谁，谁就站起来承认嘛！”
终于有一个女知青站了起来。
我坐在她后几排，只能见着她的背影。中等个子，身段很苗条，短发。但这背影，和大多数女知青的背影没什么差别。因为除了很高或很矮，很胖或很瘦的女知青，能使人一眼就可以从她们的背影判断出她们是谁，大多数女知青的背影都是那样的。似乎延长了的青春发育期，使她们的身段看上去都是那么既苗条且丰满。何况，当年的她们，穿一样的服装，留一样的短发。
连长望了她片刻，不无奇怪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低声回答：“鲍卫红。”
连长嘟哝：“我怎么好像……不认识你？”
指导员便对连长耳语起来。连长眼望着她，一边听，一边“噢”“噢”应着。
我立刻明白了，这个鲍卫红，大概就是那个为了我们连某个男知青而从五连调来的女知青无疑了。
我捅捅坐在身旁的子卿，问：“就是她吧？”
子卿说：“她不是已经站起来承认了吗？”
我说：“你别装糊涂！我问从五连调来的是不是她？”
子卿侧过脸看了我一眼，反问：“你为什么对她发生这么大的兴趣？”
这时，我又听到连长在问鲍卫红：“鲍卫红，你属什么的？”
她讷讷地说：“属羊……”
连长说：“属羊？你可真不该属羊，我还以为你属豹子的呢！”
有几个男女知青哧哧笑了。笑声中有某种眼见一个自己所排斥的人受窘时的幸灾乐祸的成分。
指导员说：“别笑！有什么好笑的？你们不要误解了连长的话！鲍卫红，你尤其不要误解了连长的话。连长不过是因为手被你咬得很惨，心里多少有点儿恼火，但是……”
连长接过话说：“但是以后的话，还是由我来讲吧！尽管你差点儿把我的手咬透了，尽管你调到我们连的原因……”
指导员又对连长耳语起来。
“这个，这个原因嘛，咱们以后再个别谈！”连长转了话题，又从他的手说起，“总之，今天夜里这次‘搜索演习’，只有一个人配受到表扬！那就是鲍卫红。一个女知青，一路跑在前，第一个冲上山，第一个扑倒了我——也就是扑倒了敌人，我抽出这把匕首威胁她，她都不在乎！这叫什么精神？这就叫英勇无畏嘛！对敌人就是要狠嘛！这次‘搜索演习’是团里今晚统一布置的！我今晚对鲍卫红的表扬不过是口头的，还要形成正式的文字表扬，上报团里，载入档案！”
指导员说：“你们大家，尤其你们全体男知青，今晚是应该感到特别羞愧的！”
连长最后又说：“刚才我表扬鲍卫红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鼓掌？对她不服？对我的表扬有异议？一个都不吭声那就证明没有什么异议！没异议现在就给我鼓掌！”
于是男知青一个个低着头情愿或不情愿地大鼓其掌……
连长又一指女知青们：“还有你们！”
于是女知青们也一个个低下头去，也情愿或不情愿地大鼓其掌……
一回到宿舍，男知青们就骂开了。先骂团里抽“备战风”，动不动就搞什么全团统一大演习。接着骂连里的干部，一贯地拿着团里的鸡毛当令箭。最后，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地，也就骂到了鲍卫红身上。都认为大家挨训，受挖苦，完全是因为她抢了头功。都说一个女知青，在这方面抢什么头功呢？真要端着枪上战场，还不知什么熊样儿呢！有人一看表，都三点半多了。哪怕一躺下就能睡着，最多还能睡两个半小时。刚集体挨完一顿训，都气鼓鼓的，又有谁能立刻睡着呢？于是那个鲍卫红在那一时那一刻成了大家心里的公敌似的，有一个男知青自甘做她的替身，而大家在宿舍里对“她”进行起“批斗”来……
“鲍卫红，低下你的狗头！”
“我低头我低头……”
“你他妈的认不认罪？”
“我认罪我认罪……”
“什么罪？快说！”
“我说我说，冒犯全体男知青罪……”
“你老老实实坦白交代，你是为哪一个王八蛋小子要求调到我们连来的？”
“我……我是为你呀亲爱的！”
“放屁！我才看不上你哪！再不老实交代我们扒光你衣服！”
“对！扒光‘她’衣服！扒光‘她’衣服！”
于是一拥而上，顷刻将那个男知青的衣服扒了个精光。他还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赤身裸体地手舞足蹈，扭来扭去，丑态百出。
那一时那一刻我内心里很替那个鲍卫红感到冤屈和愤愤不平。今天晚上男知青遭到连长的训斥明明并非她的过错。大家在背地里对她的侮辱，实在是太过分了，未必没有变相的性宣泄的成分在内。于今回想起来，那在当年等于是一次集体的别种方式的手淫。
子卿早已躺下，被子蒙头，似乎并未参加什么“演习”，也不是挨训的男知青群体中的一个。而大家也似乎都觉得他这个人根本不存在着，他的铺位那儿覆盖下的不过是一床被子而已。
我以为他睡着了，正奇怪他怎么能在一片吵嚷声、诅咒声和哄闹声中很快地安然入睡，不料他猛地掀开被子，一翻身从地上抓起一只鞋，朝灯泡砸去。因为电力不足，灯泡的亮度不够，灯线就垂得很低，这使他那只鞋准确地击中了灯泡。但听一声爆响，宿舍里顿时一片漆黑。
“你们他妈的，都滚到外边胡闹去，别影响老子睡觉！”
一片漆黑中，子卿愤怒地吼着。
宿舍里一片死寂。
突然有一个人骂道：“翟子卿，我×你妈！你他妈拿灯泡撒的什么气？有种的你对人来！”
那时已是秋末，北大荒冷得早，每晚已经开始烧炉子了。炉盖圈的间隙，映着几轮炉火的红光。
借着那几轮炉火的红光，我见子卿的身影倏地从大火炕蹿到了地上。
“冲人来就冲人来，你以为老子怕你们？！”
从他的吼声我听出，他是真的被激怒了。其实子卿未见得判断出了骂他的是谁。即使准确无误地判断出了，也是无法看清对方的。他只不过是循着骂声扑过去，而宿舍的那个角落聚着七八个小子。只要他扑过去了，在黑暗的掩护下，挨一顿痛打的肯定不会是他们，必定是他自己。
我怕他吃亏，也紧跟着蹿到地上，拦腰将他抱住了。
我说：“子卿，你冷静点儿，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
他哪里听我的，用力破开我双臂，身子一扭，将我甩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有人点亮了小油灯。昏黄的光照中，子卿双手操起了一柄铁锨，叉开双腿站立着，咬牙切齿地问：“刚才谁骂我？刚才哪个王八蛋骂我母亲？”
那一年的子卿，已经不是从前“脏街”上那个瘦弱的人人可欺的孩子了，他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劳动使他肌肉发达，浑身是劲儿。他站在那儿像一尊雕像。激怒使他的脸扭歪了，五官移位，看去仿佛凶神恶煞。
那是我第二次见到被激怒了的子卿的样子。第一次不消说，就是他眼见他的母亲受欺辱而咬别人的手那一次。一个孩子，再激怒到什么程度，也是显示不出多少精神威慑力的，只不过会使人感到颇难对付而已。但那一天夜里那一时那一刻，彻底被激怒了的子卿，就不仅仅使人感到颇难对付了，更使人感到有些可怕了。他那双手横操铁锨的架势，完全是一种准备拼命的架势，显示着压倒一切气势汹汹的精神威慑力。仿佛只要有谁嘴里发出挑衅的一声哼，哪怕是轻轻的一声哼；仿佛只要有谁胆敢蠢蠢欲动，哪怕是微小的举动，他手中的铁锨都会劈在谁的头上似的。
影影绰绰的，他们慢慢往一起挤凑了。看得出，他们一个个都胆怯了，怕了。在知青和知青之间，还从未发生过可能随时血溅数尺，尸陈几具，那么一种仿佛一触即发令人感到心里紧张的局面。
咣当一声，子卿他抛下了铁锨。
“你们怕了？不是有人说有种的对人来吗？好！老子不仗着铁锨耍威风，谁先来？来呀！”
他双手攥拳，说一句，轮番挥舞一下拳头……
仍没人敢吭声，仍没人敢轻举妄动。
“我×你们大家的妈！”
他们默默注视着他，仍处在胆怯之中，仍觉得他可怕似的……
“我叫你们今晚谁也别想再睡着！”
他端起一盆谁懒得倒的洗脚水，赤着双脚走向他们的火炕，将一盆水全泼进了炕洞。
一大股水汽混合着青烟和灰烬从炕洞里冲腾出来，弥漫着，扩散着……
我制止地叫道：“子卿！”
他又端起了第二盆洗脚水，全泼进了第二个炕洞。
又一大股水汽混合着青烟和灰烬从炕洞里冲腾出来……
他接着端起了第三盆洗脚水（男知青总是能懒就懒的，每晚炕前都摆着一溜儿洗脚水），转身欲朝对面的炕洞里泼。
我挡在炕洞前，央求地说：“子卿，别忘了咱俩也睡这铺炕啊！”
这句话对他起了作用。
他犹豫了一下，将那盆水从炉口泼进了炉子里。
那时宿舍里已经烟雾缭绕。当时我也只穿着短裤。我感觉到一层又一层灰烬落在皮肤上。我暗想，以后的几天内，大家不得不拆洗被子了。
有人呛得大声咳嗽。
子卿却一跃上了炕，钻入被窝，又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不得不敞开宿舍门，将烟气散尽。
有几个人面面相觑一阵，一个个摩拳擦掌，一齐向子卿睡的铺位围拢过去。
我指着地上说：“小心扎脚！”
他们同时站住了。有人的赤脚已被地上的灯泡碎片扎了，疼得龇牙咧嘴。
子卿又猛地撩开了被子，一翻身，冲他们指着吼道：“今后，谁再当着我的面侮辱鲍卫红，谁就是我的仇敌！”
他们又面面相觑一阵，默默退回到他们的铺位去了。
我说：“接着闹啊！怎么不胡闹了？谁叫你们用那么多脏话侮辱人家女知青？谁叫你们回骂人家子卿还连他母亲也捎上？骂句别的什么话不行？你们这叫自讨没趣儿，活该！……”
“噗”——小油灯的主人一口将它吹灭了。
以后的几天，宿舍里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但是每当子卿从外面回到宿舍里，就像有一头狮子进来了似的。那时宿舍里不论是有一个人还是有几个人，他或他们的目光都会注意到他身上。那可不是一种公开的注意，而是一种带有防范意味儿的窥视和怯视。如果他也看他们一眼，哪怕是漫不经心的一眼，他们的目光便马上闪向别处，似乎避之唯恐不及，似乎他的目光具有能致人死命的毒素。而当他从宿舍里离开的时候，他们都会暗暗舒一口气。于是宿舍里那种因为他的存在而显得有些凝滞的气氛，顿时松弛了许多，平安了许多……
然而他再也没威胁过谁。在我眼里，他非但不是一只狮子，还太像一只极温顺的小猫了。总之子卿又恢复了原先的子卿那种极能容忍歧视的状态，比原先更循规蹈矩地谨谨慎慎地要求自己决不稍微冒犯谁似的。出来进去总像小猫儿似的悄没声的，贴墙溜边儿的。进来仿佛像小猫儿经过厨房回窝，明知不受欢迎，可是又不得不经过的样子；出去仿佛像小猫儿感到主人们的神色不对，聪明地躲之为妙。除了睡觉，他在宿舍里的时候更少了。连队小卖部照例还有臭豆腐卖。子卿照例还经常吃臭豆腐。知青们私下里曾议论，说小卖部那一坛子三百多块臭豆腐，差不多全让他一个人买走了。而小卖部的人也曾说过，哪怕仅仅为了翟子卿一个人，每年也要进一坛子臭豆腐。那种臭豆腐是团里的豆制品厂自制的，每个连的小卖部出于对团豆制品厂的鼓励，也是出于对团里发出的要大力支持本团副业生产之号召的响应，进货时是不能忽略了臭豆腐的。小卖部的人很感激子卿，或者说是对连里有子卿这么一个人很觉庆幸。
子卿仍不在宿舍里吃臭豆腐。他丝毫也不依托他已在心理上和精神上取得的“胜利”。他并不得寸进尺，并没变得嚣张跋扈。一天三顿饭，他照样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自觉地离开宿舍。我常见他孤单地坐在宿舍前操场上的篮球架子那儿吃。一天我在宿舍里从窗口久久地望着他，心里忽然生了一个好大的疑问——下雪天他又是到哪儿去吃的呢？我不禁暗暗谴责自己对他的关心其实是很不够的。尽管他似乎早已不需要童年和少年时期我对他的同情、关心和庇护了。尽管这一切在我和他之间似乎早已显得多余，显得没有意义，显得我太自作多情一厢情愿了。
老天爷仿佛很懂得我的心思似的，隔日便下了第一场雪。午饭时，我循着他的脚印找他。他的脚印把我引到了食堂后的一破窖里——一捆麦草上坐着子卿，吃得安安静静。窖内铺的是青石板，青石板上写满了方程式。他两眼盯着青石板，一手端着饭盒，一手拿着磨成棱体的一小块儿砖角，他竟在沉思默想中将砖角当馒头向嘴里塞去。
我悄悄离开了。夏天里我和子卿在小河边发生的那一场争辩，使我不愿第二次扮演“三娘教子”的角色。
转眼到了十一月，我始终没能从正面见着过那个鲍卫红。在男知青宿舍里也听不到什么对她的议论了。我们连不过又多了一个女知青，仿佛事情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仅此而已。
子卿变得比以前更加独来独往，神出鬼没，寡言少语了。有时还常常发呆，显出心事重重、忧愁缕缕的样子。连我问他话，他都有些懒得回答似的。
有天晚上宣传队排练节目，我听两个女队员在一起窃窃私语。
一个说：“她这几天怎么眼睛又红又肿的？”
另一个说：“还用问，接连几天夜里，用被蒙着头哭过呗！”
“真的？”
“当然真的！我挨着她睡，听到她哭过。”
“我觉得她人挺好的。”
“我也觉得是。”
我问：“你们在说那个鲍卫红吧？”
她们对视一眼，都意味深长地笑了。
一个反问：“你们男知青怎么个个都爱刺探关于她的情报？”
另一个也反问：“你有什么话需要我悄悄转告她吗？”
我觉得自己脸上一阵热，赶紧躲开了这两位尖酸刻薄的姑娘。
不久连里交给我们班一项任务——在严寒到来之前修葺猪号。有几头怀了孕的母猪会在冬季里产仔。对全班来说，这并非什么可以轻松几天的活儿，可是我这位班长却因摊上了这项任务而暗自庆幸不已。不知为什么，我内心里常对那个鲍卫红产生些非分之想。尽管我还不认识她，撩拨我心思的不过是一个女知青的背影。
当天我独自到猪号去了一次。去时她不在，只有猪倌老姜头儿在。他问我干什么来了，我说来看看应该备些什么料，并倒剪着双手，装模作样地从猪栏到猪舍巡视了一番。在熬猪食的小屋里，我一眼看见墙上挂着一条红围巾。连队的女知青当年没有围红围巾的。尽管那是“火红的年代”，我们的青春被称之为“火红的青春”，红色代表革命的理想和革命的人生，但哪个女知青若围一条红色的围巾，则完全可能招致诸如“存心惹人眼目”“企图勾引男知青”的指责，另当非“革命”的别论了。
我刚想伸手摸摸那看去十分柔软十分温暖的红围巾，老姜头儿在我背后说：“别乱碰人家姑娘的东西！”
我伸出的手只好又缩了回来，讨好地敬给他一支烟，搭讪着问：“她人怎么样？”
老姜头儿说：“挺好，干起活儿来不怕脏不怕累的。”
我说：“我又不是她班长，问的不是她的劳动表现。”
老姜头儿说：“那你问她哪几方面的表现？”
我说：“哪几方面的表现也不问，只想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儿？性情什么样儿？比如高矮胖瘦，比如文静还是泼辣。”
老姜头儿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冷冷地说：“我看你小子是在打人家的什么歪主意吧？我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少大白天做梦，人家又不是为你调到咱们连的！”
我尴尬地笑笑，一转身，愣了——老姜头儿仍站在我背后，她不知何时已站在老姜头儿背后。
老姜头儿见我的表情异样，也一转身，这才发现了她。
老姜头儿说：“他是三班长，就是他们班来干活儿。”
我觉得她好面熟，分明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看着我的样子证明，她也觉得我好面熟。
老姜头儿又坦直地说：“他方才问我，你长得什么样儿？性情什么样儿？我呢，替你正告他来着……”
她忽然说：“我认识你，你是他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你们现在还是最好的朋友吗？”
刹那间，我的记忆被扯回了四五年前。我想起了我和子卿的“三味书屋”，想起了我们常在“三味书屋”见到的那两个女孩儿。她不正是她们中年龄稍大点儿的那个女孩儿吗？然而她又不复是四五年前那个女孩了，她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她那张典型的鹅蛋脸儿如同腊脂的一般，白皙得莹洁无瑕。她的嘴唇是那么红润，一双眼睛又大又善良。她如果不是全连一百多名女知青中最美丽的一个，那么也肯定是最美丽的几个之一了。我他妈的在下乡三年后还没把我们连的一百多名女知青认识全，而在我能叫出名字的几十个中，在吸引我动心一下的几十个中，她的美丽是最使我面对面注视着难以自禁心猿意马的了！
我情旌摇摇地问：“你说的‘他’是谁？”
话一出口，便意识到自己问得极为愚蠢，除了子卿，还能是谁？
她转移话题地说：“没想到你也在这个连……”
老姜头儿这时识趣地嘟哝：“既然你们早就认识，聊会儿吧，我出去劈柴……”
老姜头儿走后，我和她一时间反而觉得无话可说了似的。
竟然是她！又竟然是为了子卿！我怎么根本就没往子卿身上猜想过呢？对于爱或被爱的嫉妒，大概是青年之间最难免也最强烈的嫉妒吧？那一天我算是体会到了它的滋味儿。与它相比，什么荣誉啦之类的嫉妒，简直是不值得一提了！我在内心里替自己愤愤不平地叫嚷着——子卿子卿，凭什么是你小子，就不该是我呢？鲍卫红鲍卫红，在你心目中，翟子卿他究竟又有哪一点特别杰出呢？尤其使我感到失落的是，我的回忆开始不断地向我暗示这样一点——即使在四五年前，在“三味书屋”的许多个温馨的夜晚，当我以为她是在用目光迎接“我们”或目送“我们”时，当我以为她是在向“我们”友好地微微一笑时，当我以为她是和“我们”一样有着彼此结识的愿望时，其实那“我们”从不包括我在内，而只不过是子卿一个人吧？这一点像烛光，我的自尊心像蛾子，它引诱我扑向它，而我感到我被剧烈地烧燎疼了，翅子被烧燎焦了，掉在它的旁边半死不活奄奄一息了。
她为什么并不是一个很丑的姑娘呢？
子卿子卿你为什么不坦白地告诉我，她正是为你而调来的呢？
我在内心里继续叫嚷：“从此我不再是翟子卿最好的朋友！不再是！因为他连我也隐瞒着，像隐瞒一个大傻瓜！”
是的，我当时不但嫉妒极了，而且愤怒极了。如果子卿他不隐瞒我，如果子卿他像对待一个最值得信赖最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一样，在我刚回到连队的几天里就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他和她之间的事，起码在我多次问他时不闪烁其词地回避我问的话，那么我当时的嫉妒也许不至于那般强烈。我也不至于觉得自己是被大大地愚弄了似的，内心还充满了对他的愤怒……
然而我对她说的话却是：“是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仍是子卿最好的朋友。”
她已蹲下身去剁着猪菜了。听了我的话，她手中的刀在案板上停了一下，抬头看看我，朝我眯着双眼嫣然一笑。
我问：“难道子卿他一次也没向你提到过我也在这个连队？”
她低下去的头微微摇了摇。
我也蹲在她对面，一边帮她把剁好的碎菜收进筐里，一边又说：“这个子卿！其实你对他当然不如我对他了解，他如今变得非常那个……”
她轻轻地剁着，头也不抬地问：“非常哪个？”
看得出，尽管她问得似乎心不在焉，其实是很迫切地渴望从我口中获知些关于子卿的事的。
我说：“他老吃臭豆腐！”
她说：“这也算不得什么不好。‘斗私批修’的时候，老职工们不是总说那么一句话吗——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我小时候也爱吃呢！”
我说：“可谁也没他那么个吃法的！”
她问：“他怎么个吃法？”
我说：“他是为了省钱！三年来，小卖部每年购进一坛子臭豆腐，几乎全是叫他买去吃了！大家都因此而有点儿瞧不起他！”
有机会能对她说子卿几句坏话，进而达到贬低子卿在她心目中的形象之目的，我觉得特别快感，同时也觉得自己很卑鄙。可是当时我宁愿自己更卑鄙点儿。
她手中的刀又在案板上停了一下，沉思地说：“我了解他家很穷，他从小受了很多苦，所以他省吃俭用我是能理解的。别人因此就瞧不起他，是别人不好。可老吃臭豆腐一个人的胃也受不了，长期下去会得胃病的，是不？”
我只有附和着说：“是啊是啊！”
她终于抬起头来，注视着我，用请求的口吻对我说：“你能不能替我劝劝他？既然你们是最好的朋友，我想他一定会听你的开导……”
我说：“能！能！我当然有这个义务。他也当然会听我的开导！”
我不但觉得自己很卑鄙，而且觉得自己很虚伪了。卑鄙加虚伪，竟使我的心理稍稍平衡了些。
“你接着说。”
“他还跟别的知青打架！”
“真的？”
“真的。”
“那可不好。”
“当然不好！”
“为什么？”
“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我故意不说子卿是为了她才跟别人剑拔弩张的。我当时心里已经完全明白——一个月前子卿在大宿舍里暴怒如狮，不完全是因为别人骂了他母亲，也正是因为她。
她又抬起头注视了我片刻。她的目光使我敏感起来。我觉得她对我的话产生了几分怀疑，甚至觉得她的目光仿佛看到我内心里去了……
我笑笑，掩饰地说：“当然了，谁都不是完人，谁身上都会有些让别人不喜欢的毛病……”
她默默站起，将收在筐里的碎菜倒往锅内。之后，并没回到案板那儿，也就是说并没回到我对面重新蹲下，而是蹲在了熬猪食的大灶前，用拨火棍拨拨灶膛里的火，往灶膛里塞起劈柴来……
灶火映在她脸上，她在沉思着。分明地，我的那些话对她的心理，至少是对她当时的心情起了影响。影响究竟有多大，究竟对子卿不利到什么程度，还是恰恰反过来，对极力想讨好她的我自己不利，我就无法知道了。
我觉得她实际上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姑娘。
我低声问：“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求我呢？”
她注视着灶口，摇摇头。
我搭讪着又说：“那，我走了？”
她没吱声儿，也没动。
我只得默默起身，默默走掉……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子卿困惑地问我。
他正在洗脸，似乎觉察出了我一直从旁望着他，擦着脸朝我转过了身。
我说：“我没看你……”
其实我正是一直在从旁望着他。那一天我才发现，子卿他原来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一个你最好的朋友，一个始终和你朝夕相处的人，一个你自以为了如指掌的人，你却从未注意过他的体貌特点和气质特点似的。你自以为了如指掌的，竟不过仅仅是那个人的心地和秉性罢了。你所忽略的，是那个人最能给别人留下印象的最具体的方面。你竟是从别人的目光和印象之中引起自己的注意的！如果你和对方都是女性，你当然是从男人们的目光和印象之中，再度去重新认识对方的。如果你和对方都是小伙子，你当然是从姑娘们的目光和印象之中意识到你一向忽略了的是什么，是多么重要的方面。
是的，子卿原来是一个很英俊的青年，同时是一个气质不俗的青年。那一时刻，当我不得不在内心里暗暗承认这一点，我在他面前不禁有些自惭形秽起来。他身材健美，穿得破旧褴褛，仿佛是他故意要隐藏和消弭自己的优点的“障眼法”似的。当他去掉了那身有失体面的“伪装”，当他在宿舍里擦身的时候，原来他的身体是那么值得同性和异性都大加欣赏。他的气质里有某种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孤傲成分。这一点早已是他在中学时代，在我们的普遍的同龄人其实还根本无气质可言的年龄就具有的了。下乡后又多了某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成分，目光里多了某种似乎永远不屑于向人倾诉的忧郁的成分，多了些善于老谋深算似的成分。当然，你也可以认为那并非什么老谋深算似的成分，而是一种早熟和成熟的成分。在他那种一向对周边的任何事态都冷漠视之，无动于衷的表情之后，似乎还覆盖着另一种表情——另一种无奈的、毅忍的、必要的时候随时准备委曲求全的表情。再加上他那张脸上特有的书卷气质，这一切气质混杂在一起，该就是一种气质上的与众不同的魅力了。而最主要的是，他脸上总带有那么一种神气——仿佛在无言地告诉你，不管他穿得多么破旧褴褛，不管他正在干着多么脏多么累的活，不管他正处在怎么样一种歧视和轻蔑的包围之中，他始终明白，始终自信地清楚地知道，他自己的确是与众不同的，的确是具有故意用古怪和愚钝伪装起来的睿智和魅力的。这一点只有很细心地对他的脸加以研究才能得出结论。而我当时正是那样研究地看着他……
“没看我？”他将毛巾往肩上一搭，肯定地说，“可我觉得你明明在研究我。”
我将头扭向别处，红了脸嘟哝：“我研究你干什么！”
他用一根指头试了试热在炉子上的一盆水，又说：“水温正好。是我为你热的，你也洗洗吧！”
凭良心讲，子卿一向对我也是很关怀的。与他相比，我要懒得多。早上常常不打洗脸水，用别人洗过脸的水胡乱洗几把脸就算完事儿。晚上也常常不洗脚就钻被窝睡觉。换下的脏衣服从不及时洗，而是扔进一个大纸箱里。到了再没衣服可换的时候，从纸箱里选一件看去不那么太脏的再穿一阵。衣服实在都脏得不洗不行了，往往才满心不情愿地洗一次。一次也不过先洗那么一两件，等着晒干了换上穿。
子卿则与我不同。他其实是一个干净人，一个勤快人，一个生活自理能力很强的人。夏季他几乎每天都到小河去洗澡。回到宿舍，还要用预先打好的晒温的井水擦一遍身。他似乎不能忍受自己的衬衣也是脏兮兮的，尽管它们几乎都补了补丁。他更不能忍受自己的被窝里油腻腻的，他是男知青中拆洗被褥次数最多的。他洗他的衣服时，总是把我那个专藏自己脏衣服的纸箱拖到他的盆边，会全替我洗得干干净净。晒干了，还替我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的床头。有时连我的袜子和裤衩也替我洗，有时还给我补鞋补衣服。如果我在某个星期一的早上穿衣服或穿鞋，发现破处已被细针密线补好了，我是丝毫也不会惊奇的，更不会傻兮兮地问每一个人究竟是谁“学雷锋做好事”。因为那必定是而且只能是子卿在星期日里抽空儿悄悄替我补的。那时我可能正在某个地方闲散地享受休息的时光或蒙头大睡。那个星期日他可能照例加班……早上替我打好洗脸水，或晚上替我备下一盆洗脚水，似乎更是他的义务了。同宿舍的男知青中曾有人当面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别人是来改造思想的，你可倒好，还有个贴身仆人！你每月给他多少钱？”
想到子卿对我的这些兄长般的关照，我的良心又很不安。我明知嫉妒他是不应该的，但又没法儿彻底消除内心里的嫉妒。
按连里的要求，必须在五天内修完猪号。我借口备料不足拖了两天。我期待着鲍卫红求我什么事。我每次见到她都有种感觉——她肯定是要求我什么事的。她没开口是她仍有顾虑，是因为她仍在犹豫，是因为她对我还不太信赖。我知道，七天过去，我再见她也不那么容易了。你一个男知青没正当的理由到猪号去干什么？何况用今天的说法，她正是连里的一个“热点”人物。我想，她也是能领会我拖延了两天的良苦用心的。即使在那些天里我和她也照样没机会多接触。全班众目睽睽之下，我这个班长根本不可能避开大家的视线往她跟前“迂回”。偶有一小会儿机会我的心理同时又有严重的障碍，全班人仿佛都在互相监视着哪，仿佛谁走向那个熬猪食的小屋都有“偷香窃玉”之嫌似的。她也不主动接触我们。只不过有时她的身影出现在熬猪食的小屋门口，目光仿佛在望向我们，又仿佛并非在望向我们，而是超越了我们，望向我们背后的远山……
第七天下班前，老姜头儿走向了我们。他没径直走到我们跟前，而是走到我们和熬猪食的小屋之间站住了，冲我们这边儿喊：“三班长，你过来一下！”
全班人的目光都投射到我身上，好像老姜头儿准备送给我一件宝贝似的。
我对大家说：“收工，你们都回去吧！”
可是谁也不走，好像都要等着看到，老姜头儿送给我的究竟是一件什么宝贝似的。
我冲老姜头儿喊：“你自己过来！”
老姜头儿火了：“你小子放屁！老贫下中农叫你过来，你反倒对我喝五吆六的！没法儿教育的东西！”
我只好起身走向他。
当我在他面前站住时，他低声说：“你告诉翟子卿，今儿晚上八点多钟，不管他有空儿没空儿，也要务必到这儿来一次！就说我找他谈话！”
“你找他谈话？”
“让你这么对他说，你就这么对他说！”
“他要是不来呢？”
“他要是敢不来，日后我找他算账！你要是敢把我的话贪污了，不告诉他，日后我找你算账！”
六十多岁的老姜头儿可不是一般的老头儿。当年的当年，曾是那一带威震八方的游击队长。驻扎黑河的日本关东军，曾悬赏买他的人头。当地政府曾向他颁发过“一等抗日功臣”证书。他同时又是抗美援朝烈士的父亲。团长见了他都敬着三分。他发起脾气来，训我们连长、指导员像训小孩子一样。知青们更是没谁敢冒犯他，巴结他都还来不及哪。他要是看谁不顺眼，那么这个知青的前途十之八九是“没戏”了。前一年，连里缺卫生员，曾打算送一名知青到沈阳军区后勤医院去培训，就因为老姜头儿说人家一副少爷派头，培训了也白培训，将来当不成连里的一个好卫生员，结果硬是把人家的美事儿给搅黄了。
我是决不敢得罪老姜头儿的，只有诺诺连声的份儿。
回到我那帮弟兄们之中，他们一个个猜测地问我老姜头儿对我说了些什么。
我回答他们——老姜头儿对我们完成的任务挺满意，表扬了我们几句……
他们当然是不相信我的话的。
吃过晚饭后，我将老姜头儿的话悄悄转告了子卿。当时他正欲离开宿舍，听了我的话，不由得站住了，扭头左右看，目光四顾。
没谁在注意我们。
我说：“你何必这么谨小慎微的？是老姜头儿要找你谈话，又不是她要和你幽会……”
他低声打断我：“你给我住口吧！”
我说：“反正我的光荣使命算完成了，去不去随你吧！”
我心里当然十分清楚，真正要和他“谈话”的，怎么会是老姜头儿呢！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宿舍……
第二天早上，我夹着饭盒一出宿舍，就猛听一声吼：“给老子站住！”
我抬头一看，是老姜头儿，已怒目金刚似的瞪着我。
我心里顿时就明白了——子卿他昨晚肯定没到猪号去。
我连忙赔着笑说：“大爷，您若发火千万别冲我发，您让我转告的话我如实转告了。”
他说：“你没骗我？”
我说：“我哪敢骗您呢！”
他又问：“那就没你小子的事儿了，你走你的。”
我赶紧溜之大吉。
等我端着饭盒回到宿舍，发现每个在宿舍里的人，脸上都有某种隐藏不住的过节似的喜兴表情。
我问班里的一个知青——这么一会儿工夫，发生什么使大家快感的事儿了？
他说——子卿一出宿舍，劈面就挨了老姜头儿一个大嘴巴子……
我吃了一大惊。我想这下子卿是“栽了”，不但他和鲍卫红之间的事从此将成为全连公开的秘密，他的那份儿孤傲，也肯定被老姜头儿当众扇他那一个大嘴巴子横扫光了。他丧失了他那份儿孤傲，岂不是等于一头雄鹿丧失了美丽的鹿角吗？他那份儿孤傲对他是何等的重要，没有谁比我理解得更清楚了。那是他维护自己尊严的最后的一片铠甲啊！他一定正躲在某个地方伤心哭泣呢！
我顾不上吃饭，放下饭盒便到处去找他。他并不在食堂后那破窖里。最终我在小河边，在我和他第一次发生不快争辩的那片沙滩找到了他。沙滩早已被雪覆盖，然而雪面也早已被破坏过多次。也不知子卿究竟在那块“黑板”上又耗了多少时间。我找到他时，他正仰面朝天伸展四肢躺在雪上。
我在他身旁坐下后，才发现他闭着双眼。他睁开眼睛见是我，随即又闭上了。不仅没坐起来，身体竟连动也没动一下。他一边脸上还隐约留下着老姜头儿的指印。
我说：“子卿，你还拿我当最好的朋友不？”
他说：“你自己心里明白。”
我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除了你，我还有第二个朋友吗？”
他的两只手抓在雪中，冻得通红。我看了心疼，攥住他一只手，用我的双手不停地搓着。搓热了，替他解开他的一颗衣扣，将他那只手放入到他的怀里捂着。接着又攥住他第二只手不停地搓。
我问子卿他在什么情况之下第一次碰见鲍卫红的。
子卿说在我回哈尔滨探亲期间，五连的宣传队到我们连来友好演出过一次。鲍卫红不但是五连的卫生员，还是五连的宣传队员。她在台上演“李铁梅”，子卿是台下的观众之一，自然就认出了她。
我问子卿他们之间究竟是谁首先主动跟对方说话的。
子卿承认是他首先主动跟她说话的，承认演出结束后是他主动走到她跟前去的。
“如果我不主动走到她跟前去，她根本不可能发现我在这个连。”
“认出了你她当时很高兴是吧？”
“是。”
“她怎么说？”
“她说真没想到。”
“后来呢？”
“后来她就说——‘我一定要调到你们连来！’”
“你怎么说？”
“我说——那太好了！——当时我绝没想到她会放着卫生员不当，调到咱们连来喂猪……”
“可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是……”
“而且你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她是为你而调来的。”
“可我并没有向她流露出这样的愿望！”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没必要对她的决定负任何责任。”
“你并不喜欢她？”
“……”
“说啊！”
“喜欢。”
“你居然还说喜欢！”
“四五年前，咱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在那小人书铺见过她几次之后，我就喜欢上她了。下乡后，我也曾幻想过，要是能和她分在一个连队多好……”
子卿说话时，始终闭着眼睛。我想，他肯定是到了非对一个人说说这件事的地步了。否则他决不会如此有耐心如此坦诚地和我一问一答。也只有我才会陪着他这样。老姜头儿那一个大嘴巴子，看来不但扇得必要，而且作用很好很有正面效果呢！
我说：“子卿，咱俩别绕弯子了。别用喜欢不喜欢这种词了。你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用最明确最直截了当的话回答我——你究竟爱不爱她？”
“爱”这个字，第一次从我口中说出。当然我以前也许多次说过这个字，不过总是和“无限热爱”“阶级友爱”连在一起说的。是的，直至那一天为止，二十一周岁二十二虚岁的我，还从来没有单独说过一个“爱”字。我早已记不清是在小学几年级学了这个字的。我想我一定跟我小学的全班同学一起，随着老师的教鞭在黑板上每点一次，而异口同声地大声念一遍。也一定曾整行整行地在作业本上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写过这个字，还一定用“热爱”或“友爱”造过句。但之后“爱”这个字确确实实再就没从我口中单独说出过，更没有问过谁爱不爱另一个人。以至于我说出了这一个字，仿佛一不留意说出了一个脏字，自己首先觉得羞耻似的脸红了。
子卿终于睁开了他的双眼。他虽然睁开了双眼，却并不看我。他望着天空，很久都没有回答。
我不再问第二遍，也不再搓他的手了。我将他另一只被我搓热的手也塞入了他的怀里。我默默地期待着。我暗暗打定主意，如果他不肯坦白地回答，我便起身离开他。大冷的冬天，我根本没有陪着他挨冻的义务。
正当我欲起身时，子卿终于开口了。
他说：“你不认为她是一个好姑娘吗？”
我说：“如果我是你，自从她调来之后，我会觉得很幸福！”
他说：“如果你真的是我，昨天晚上你也不会去和她幽会。”
我说：“那么你还是并不爱她了？”
我想，对于我来说一个非常值得爱的姑娘，也许对于子卿来说真的并不值得他爱？他只不过是喜欢她，承认她是一个好姑娘罢了？难怪书里总是强调，爱和喜欢并非一回事。果而如此，那么似乎也是不该太责怪子卿的。谁也无权迫使他去爱的呀！
不料子卿却说：“我爱她……”
我不禁低头看他，脸对脸，目光对视着目光。忽然我一把揪住他衣领，将他扯了起来。
我恨恨地说：“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去？一个姑娘为了你而调到咱们连队，为了你而不再当卫生员宁肯喂起猪来，为了你而每天承受着那么多议论的压力，可你呢？你心里明明爱着她，却又整天装出和她和这件事无关的样子，却又成心回避她，使她在别人看来，仿佛一个害了单相思的姑娘似的，这公平吗？难道你就不觉得自己很卑鄙吗？实话告诉你，我曾因为一个姑娘这么爱你而暗暗地嫉妒过你。我承认，我嫉妒你也是很卑鄙的，可现在我感到你比我更卑鄙！卑鄙十倍！老姜头儿如果不扇你大嘴巴子，哪一天我也会扇你大嘴巴子！”
我一松手，他又倒在雪上了。他又闭上双眼了。
他闭着双眼说：“她是高干的女儿。她爸爸是省军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她妈妈是教育局的干部。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想？”
原来他是由于此种心理在作祟！
我望着他扑哧笑了。
我觉得我的子卿那一时刻又变得有些可爱起来。
我说：“那有什么不好？你的岳父岳母大人都是高干，我将来也跟你沾光啊！”
他说：“可你替我娘想过吗？如果将来他们不能像尊重他们女儿的婆婆一样尊重我娘，他们哪怕只有一次用瞧穷老百姓那种目光瞧我娘一眼，哪怕只有一次用和穷老百姓说话那种腔调对我娘说了一句话，那对我娘意味着什么？”
他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当时我是那么感动——在这件事上，子卿他心中仍想到娘。你不能不承认，一百个男知青里也挑不出几个像他这样的好儿子！
我沉默了片刻，说：“我看，她是一位好姑娘，她的父母也不至于像你想的那么不好吧？”
他缓缓坐了起来，然而双手仍交叉地塞在怀里。能那样缓缓坐起，是很需要体育基本功的。
他一字一句地说：“你错了。她的父母正是我想的那种人。他们因为她不再当卫生员了，因为她居然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已经给她写过几封信大加教训了！这几封信她都给我看过。”
我苦口婆心地说：“那她承受的压力更大了！你更应该体恤她才对呀！”
他坚决地说：“我不！”
我急了，一下子将他又推倒，嚷着说：“你为什么不？你这样简直太可恨了！……”
他仰躺在那儿，眼望着天空，平平静静地说：“我不能因为她就轻率地改变了我对我自己人生的设计。”
听了他这句话，我一时间恍然大悟，什么都明白了。
我又低声问：“那么，归根到底，你是唯恐你和她的事会影响你将来上大学啰？”
我问得也相当平静。
他不再开口了……
我注视着他那张英俊的表情一向孤傲的脸，第一次发现，在他那种孤傲的表情下面，还有某种冷酷的东西。
看来，使他那么不公平地对待她的一切原因都不是特殊的原因，一切理由都不是特殊的理由，一切都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一种他自己认为说得通的说法罢了。只有一个原因一个理由是最真实的原因最真实的理由——他的大学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什么都可以无视，什么都可以舍弃，包括一个姑娘对他那么痴情那么热烈那么不管不顾的爱。
而他居然还承认他是爱她的！
我突然抓了一把雪揉搓在他脸上。这也不能使我感到解恨。接着我骑在他身上，左右抡拳揍他。他不反抗，任我揍他。两眼尽量不看我，望着天。这使我更加恼怒。我将他的头往雪地里按下去。已经下了几场大雪，那儿的雪已经积得有一尺多厚了。他的头几乎被我按得埋在雪窝里了。我继续抓起雪揉搓在他脸上，不停地那样做，而且往他嘴里塞雪。
“叫你清醒清醒！叫你清醒清醒！我闷死你！”
不知不觉中我流泪不止，为鲍卫红，也为我自己。她为什么将她那么痴情那么热烈那么不管不顾的爱给予这个孤傲而冷酷的翟子卿啊！
子卿他仍不反抗。连交叉地塞入怀里的双手都没抽出来一只……
我离开小河边的时候，子卿他仍仰躺在那儿，头埋在深深的雪窝里。我回头望去，觉得他像一具无头的尸体，一动不动，那情形很有些恐怖……
我和子卿的铺位分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公开向他表示疏远。于我，那样做仅仅是表示疏远罢了。子卿回到宿舍，发现我的被褥已不在他的铺位旁了，久久地伫立在南大炕前。而我那时正盘着双腿坐在北大炕上我强行挤出来的铺位那儿。我望着他的背影，明白他显然是怔住了，呆住了。
他缓缓地转过身，朝我很悲哀地望了一眼。当时宿舍里人挺多，他大概以为我公开与他决裂了。他一这么以为，那一种来自于我的情感打击，显然是比老姜头儿当众扇他那一个大嘴巴子要严重得多，甚至在严重性方面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他对我微微摇了摇头。我当时不太明白他那是什么意思。也许是忏悔，也许是对我的深深地谴责。他随即低着头离开了宿舍，那样子仿佛再也不回来了……
我们彼此不说话了。好像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两个互相陌生并且各自发誓老死不相往来的人。
不久，边境局势更加紧张。连里抽调了两个知青排去修筑备战公路，子卿也在其中。似乎每一天都可能突然爆发的“战争”这个严峻的话题，如同一把巨大的扫帚，一下子将当时连里的一切闲言碎语扫光了。鲍卫红终于从飞短流长中获得了解脱。她不再是“热点人物”了。她被人们的口舌饶过了。没谁再关注她，没谁再提起她，更没谁再谈论她。她被“公众舆论”抛弃在村东头的猪号那儿，好比今天的人们吐掉嚼得没了滋味儿的口香糖。唯有我偶尔想到她，但我一次也没去看过她。我不愿自己成为又一块口香糖，在非常时期做了人们口舌的牺牲品。只不过偶尔想到她时，心里暗暗替她感伤一阵罢了。
有一天中午，老姜头儿在大食堂门口迎住了我。
他说：“你跟我来一下。”
我问：“哪去？”
他说：“跟我走还能到哪儿去！”
于是我随在他身后往猪号走。
路上我忍不住又问：“什么事儿？”
他头也不回地说：“有事儿就是了！”
我心里当然清楚——肯定不是他闷得慌了，忽然心血来潮，要找我谈什么话。肯定是鲍卫红找我有什么事儿。我暗暗鼓足勇气，打算趁此机会当面对她说：“错误的选择有时候也是来得及纠正的！我愿意帮助你下这样的决心，只要你也愿意给我这样的机会。”
鲍卫红并不在猪号那个小泥草房里。
老姜头儿从他的褥子底下抽出了一个四四方方的、用红围巾包着的东西。我一眼认出那红围巾是鲍卫红的。
他说：“你把这个交给翟子卿。”
我问：“是小鲍让转交的？”
他点点头，坐在小凳上，吧嗒吧嗒吸起旱烟锅来。
我又问：“是什么？”
他说：“我没看过。”
“这算是你求我，还算是小鲍求我？”我虽已接过那东西，但心里很有些不情愿。
“算我求你，也算是她求你。”
“也算是她求我？那你叫她来当面求我！”
老姜头儿朝我看了一眼，郁郁不乐地说：“她走了，不能当面求你了。但她临走交代过，如果我不想亲自转交给翟子卿，那么我只能再代表她委托一个人，就是你。除了我，她似乎就信得过你了。”
我捧着那东西，一时间疑疑惑惑的，并没有立刻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
老姜头儿吧嗒吧嗒地又吸了几口烟，低声嘟哝：“我当众扇过那小子一个大嘴巴子，还怎么能再去找他，亲手交给他？”
我问：“连里派小鲍干什么去了？”
老姜头儿说：“不是连里派她干什么去了，是被召去当医务兵了，不会再回来了。为谁再回来啊？”
顿时，我觉得这世界变得很没意思了。我每每想到她而在内心深处专为自己编织的一个既有悬念又有大的情节转折的童话，就这么样地被老姜头儿的话给了一个索然的结尾。
我不禁苦笑。
“连里怕影响其他知青，有意保密到现在。她临走前一天还掉着眼泪对我说，只要翟子卿那王八蛋小子明白表示是爱她的，或者明白表示不爱她，她都会重新考虑走不走的问题。她求我替她去把那王八蛋小子找来，哪怕和她简简单单地说上几句话也好。我去找了，哪哪也没找到。那王八蛋小子！”
“可你找不到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找你？找你有什么用！再说了，替人家姑娘着想，我也愿意她走！不走，人家姑娘在众人眼里，倒算是怎么回事儿？以后，哪一个小伙子还会待见她？”
从我嘴里不由自主地吐出一个字：“我……”
老姜头儿又看我一眼，磕磕烟锅，俨然以监护人那么一种口吻说：“哈，你……你嘛！也不照照镜子，瘦猴儿似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听他的口气，是根本没把我当成一个小伙子。
我又自卑又伤心，直想哭。
我捧着手里的东西，默默往门口退。
老姜头儿又大声问：“你说，她是不是一个好姑娘？”
似在问我，也似在问他自己。
我低声说：“是……”
离开老姜头儿那儿，我躲在一个僻静处，流泪不止。
鲍卫红她“轰轰烈烈”地来到我们这个连队，把全连小伙子的心都扰动了一番，造成了相互间的一些嫉妒、猜测和嫌疑离隙，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们连队，从我们连的知青群体中消失了，仿佛根本不曾调来过我们连。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连有个男知青叫翟子卿。而更多更多的知青，却还根本不清楚她究竟是为谁才调来的。子卿以他冷酷的理智扮演着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她的心灵上却从此注定要留下一些深深的受伤害的疤痕。是子卿吸引她调到我们连来的，也是子卿逼走了她。
我打开她那条红围巾，见里面包的是一册用有光泽的洁白的硬纸自己装订的大“书”。“书”的封页上，用彩色笔写着一行醒目的美术字——“一位未来作家的足迹”。
我轻轻翻开它，内中许多页上贴着从《少年时代》《中学生作文选》以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北方文学》杂志上剪下的诗、散文、作文、小小说、“思想火花”，等等，都是子卿当年发表过的东西。在每页的空白处，还用一丝不苟的字迹写下了一行行“读后感”。
我告诉子卿她走了，并把她那条红围巾、她的那册厚厚的大“书”交给他。子卿什么都没说，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那样，在我看来，似乎是在说——谢天谢地，终于结束了。
当时我也真想扇他一个大嘴巴子。
我冷冷地说：“你永远也别想再见到她了！”
子卿还是什么也不说。他把手伸入我兜里，掏出了我的烟叼上一支，蹲在炉口那儿点着，就没起身，一直蹲在那儿吸。在我记忆中，那是他第一次吸烟，呛得不停地咳嗽。
我一直在他背后瞪着他，恨不得狠狠踹他几脚。
他没能坚持吸完那支烟，从炉口弹进炉子里去了。
他站起来时，满脸是泪。
他说：“这烟……”
那就是我们经过了一些似乎漫长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后，互相说的两句话。如果子卿的那句话也算是对我说的……
第二年春季，一个对于知青们的心理不亚于十二级飓风的消息传遍北大荒——全国高等院校开始从知识青年当中招收首批学员！
某天晚上，一张登载有这一消息的《兵团战士报》在宿舍中传来传去，这个读几句，那个读几句。
子卿正一手拿着饭盒，一手拎着装臭豆腐的小瓶欲离开宿舍，听到大家读的内容，没出去，返身坐在他的铺位那儿了。一会儿又蹲在炕洞口那儿烤馒头。
后来大家闻到了焦味儿。于是有人大声发出警告——谁烤的什么东西焦了！
我走到子卿身旁，踢了踢他屁股：“哎，你聋啦！”
他这才发现，在他全神贯注地竖着耳朵聆听的时间内，他的馒头已快烤成了一个黑乎乎的炭球儿。
我又低声加了一句：“恭喜你。”
口吻并非是善意的。
然而我们连的知青们没有真正遭受到那“飓风”的席卷。它仿佛从我们连的上空扫荡过去了，使我们连知青的心理大骚乱成为了一场群体性的庸人自扰。全团仅仅有幸分配到了三个名额，我们连一个名额也没争取到。某些人的美梦，不过就是美梦而已。
第二年我们连倒是分配到了一个名额。也不是什么高校的名额，而是一个邮电学校的名额。城市里的青年十之八九都下乡了，往返于城乡之间的信件成百倍成千倍地增加了，邮电系统的职工却青黄不接。城市急需青年邮递员，受训三个月后就要顶职工作。我们连选送走的还不是一名哈尔滨知青，而是一名上海女知青。也没有经过什么群众选举和评议，是由连党支部讨论作出的决定。因为那上海女知青是连里的“五好战士”和“毛著标兵”。连里认为党支部的决定毫无疑问是代表了广大知青的民主意向的，也毫无疑问是公正的。党支部的决定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若在哈尔滨知青之中选送，等于把一根骨头抛进了早已被占有的欲望刺激得大眼瞪小眼互相龇牙咧嘴的狗群里，尽管那并不是一根香味四溢的骨头。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幸运旁归，哈尔滨知青暗自勾心斗角了一场，也就相安无事了。似乎个个还都很佩服连里的决定实在是英明，实在是高。
只有一个哈尔滨知青感到大大地失落了。便是子卿。他自是并不屑于张牙舞爪地去争那个邮电学校的名额的。他的心愿不是返城，而是能上大学，能上一所名牌大学。“大学梦”和“返城梦”，是他的心愿和其他许多知青的心愿之本质区别。他早就暗自有所准备，也就最能咀嚼出被夜夜想朝朝盼的机会所漠视的滋味儿。他大概以为，如果他再不主动争取，再不引起有关方面对他的关注，那么明年的机会后年的机会，真正代表着他从少年时期就那么刻苦追求的机会，也就是某名牌大学给知青的机会一旦降临连队，也许还是要与他翟子卿擦身而过的。
欢送走那名上海女知青的当天，子卿曾怏怏地对我嘟哝了一句：“他妈的，怎么可以这样！”
我抢白了他一句：“你认为应该怎样？”
他悻悻地说：“难道以后的大学生都不必经过考试了吗？”
我说：“你真有意见，往北京写信去问啊，别在我跟前念这种没用的经！”
一个半月以后，连里召开了对子卿的批判会。他真的给当年的“全国招生委员会”写了一封信，真的在信中直陈了他区区一个知识青年，对今后全国大专院校招生方针政策的困惑、质疑和他自认为的“合理建议”。他的“建议”当然是主张以考试成绩作首要招生原则的。他的信中自然也流露出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于是他这一个小而又小的小人物的一封信，成了当年两条招生路线斗争的一个实证。他当然地被划到了代表资产阶级招生路线的“社会基础”中去了。据说当年许多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包括江青本人在内，都对他的信作了措辞严厉的反对批示。于是这样的一封信被转至了兵团总司令部，又从兵团司令部一级级转到了师里，转到了团里，最后转到了连里。连里的领导们如临大敌，那几天惶惶不可终日。对于我们连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政治事件。保密工作做得空前绝后的严格。可悲的子卿，那几天却还蒙在鼓里，浑然不晓。天天到连部去等信，巴望着有一封从北京寄给他的信，带给他佳音和福音，带给他一大片光明的希望和前途。直到开会那一天，直到点他的名将他唤起来的时候，他还懵里懵懂的。当时我也懵里懵懂的。全体知青都懵里懵懂的。没有哪一个知青预先知道那次会的内容。有师里的团里的几名或穿军装或穿便衣的领导坐镇，气氛相当严肃。还有佩带明枪暗枪的团保卫处的人在会场四周警卫，使气氛不但严肃，甚至还杀气腾腾。
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一次会上，团里代表师部和兵团总司令部两级党委郑重宣布——永远剥夺一名叫翟子卿的哈尔滨知青上大学的资格。一切推荐，哪怕他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满票，都将被视为无效。
那一天，那一次会，宛如当众宣判了子卿的死刑……
散会后，别人都走完了，子卿仍低垂着头，如木桩般呆站在那儿，仿佛被人从头顶凿了个洞，用水泥或铁水浇灌在那儿了。
子卿完了。我望着他，心中顿生无限同情和悲悯。
“子卿……”
我走过去轻轻叫他，他没反应。
“子卿……”
我碰了他一下，他仍无反应。
“子卿！子卿你怎么了？”
他的样子使我害怕，使我以为他是被突如其来的惩罚打击傻了。我不禁搂抱住他，哭了。如同另一个我自己被当众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而我一心想把另一个我自己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却又束手无策。
“他们……他们究竟要把我怎么样？”
他终于开口说了一句话。在我听来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声音，声调喑哑而机械，嗓子里还丝丝拉拉的，好像一个被破坏了声带的人在说话……
分明地，他是完全蒙了，连对他的处置都没记清楚……
当时我没忍心告诉他——他被调离了我们连，发配去一个最偏远的，还没有公路，需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的新开发的连队。那里集中着全团犯了这样或那样错误的知青，都是被打入“另册”的知青。我们把那个连队叫作“劳改集中营”。
三天后，子卿被勒令离开连队。
一辆马车停在宿舍前，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帮他往车上搬放东西。知青们聚在宿舍门口两侧，一个个冷眼望着我们。他们眼里没有同情的目光，脸上也没有同情的表情。三五个男知青怪声怪调地唱：
种瓜的得瓜呀，种豆的得豆，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车老板挥起鞭子那一刹那，我也跳上了马车。
他低声说：“你上来干什么？”
我说：“我送你一程！”
他眼中蓦地泪光莹莹。
他又说：“你别送我，千万别告诉我娘实情……”
车轮滚动了，他把我推下了车。
马车渐渐地远去，拐过一个山脚不见了。
从此我竟再也没能见到子卿——因为后来我自己侥幸上了大学，正如我在我的另一本小册子《从复旦到北影》中写的那样。
我在大学给他写过许多封信，却连一封回信也没收到过。他仿佛从我的情感圃林中消失了。好比我情感圃林中的一棵树，被伐倒了，被拖走了，只剩下了一截树桩留在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