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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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同学

同学中,我老想一旦就忘却了的,最是那个杨文林。那个情急时口吃得涨红了脸说不出话的杨文林……中学同学其实并没有同过学的什么特殊意义,然而往往系成一辈子的关系。人际最初的一环。杨文林是我的中学同学。二十二年前我俩一块儿下乡。当年我是班里的“勤务员”,他也是。当年有种很动听的说法——“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学里的班干部,顺应地也被称为“勤务员”。如今越琢磨越觉别扭是不是?嗨,勤务员——好像大大的长官喊小马弁似的。

当年班长和团支部都“靠边儿站”。当年太了得的同学都争先恐后去当红卫兵组织的头头。所以当年班里的老好人儿我和老好人儿杨文林,就荣幸地被选为“勤务员”。

到了“中央文革”不想继续鼓励和放纵红卫兵造反的时候,我们才有了真正“意义重大”的革命工作可做——动员同学们下乡。×××,你下乡吧,这可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呀!你们呢?你们就留在城里继续闹革命吗?不管多么伟大的战略部署,由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务员”我和最小最小最小的“勤务员”杨文林推行,不遗余力,也是推不大动的。后来我俩一合计,干吗费劲不讨好哇!不就是上山下乡吗?“红后代”连死都不怕,还怕上山下乡吗?于是我俩一块报了名。多亏我俩报了名,否则,全校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同学,就是一队“娘子军”了……先坐火车,后坐卡车,再后坐马车,历时两天两夜,从城市到了北大荒,到了团部。

大喇叭里喊:“有特长的同学,请下车,团部门口集合!”

杨文林说:“下车!”

我说:“咱俩下车干什么呀?”

他说:“咱俩有特长啊!”

我说:“咱俩没特长呀!”

他说:“怎么没有?你是班里的象棋比赛第三名。我口哨吹得好。新年联欢会上给女生小合唱口哨伴奏过,你忘了?我俩当然算有特长啦!”我觉得他的话不无几分道理,蹦下马车,扛上行李,跟在他后面去集合,却没他那份自信。有特长的还挺多。顷刻集合了好几十个。团部的一位干事,或者是参谋,逐个儿问有什么特长。问到杨文林,他矜持地回答:“吹口哨。”人家再什么也不问,只说:“那边儿去!”他反问:“哪儿边呀?”人家说:“哪儿来的哪儿去!”已问别人了。他怔了一怔,急又问:“你、你、你、让、让我、让我、让我回城市去吗?那你、你给我开、开个证……证明……证明……是你……你……让我……回……回……回……”

人家被他逗乐了,说:“别想那么美妙的事儿!我是叫你回到你坐的马车那儿。你就是那个连队的啦!‘连队’到哪儿,你得跟到哪儿!至于你吹口哨的特长,也许你们连队以后有需要你一下的时候……”

自以为有真特长之特长的些个男女知青,全都笑得东倒西歪。人家接着问我有什么特长。不待我开口,被笑得懵懵懂懂的他,抢着替我声明:“他是象棋季军!”“什么……军?”人家被他唬住了。“也就、就、就、就是……第、第、第三、三名!”他又急了。人家看他急成那样,不好再笑他,郑重地说:“别急别急,慢慢说慢慢说。只要真有特长,谁都不埋没!”安稳住他,转问我:“你真是第三名?也就是他说的那个什么军?”不但郑重,而且相当严肃。我刚来得及点一下头,杨文林又迫不及待地替我吹唬:“没、没错儿!后来我们班的冠冠亚军都,都、都调重……重点中学去……去了……他、他、他……就是……就是全班第一!……”他倒一点儿也不为自己感到委屈,分外替我担心,唯恐我的特长被忽视。“你是你们班的第三名?”人家强忍着笑。我说:“是的。”当年我们都把自己看成饱经沧桑的大人,该说“是”的时候,从不仅仅说一个“是”字,而要说“是的”。“那么你也那边儿去吧!”自以为有真特长之特长的男女知青,又一次全都笑得东倒西歪……“你们连长是全团象棋比赛第三名,以后你赢了他,再来找我!”——人家还给我留了点希望。

我气得拔腿就走,不是生人家的气,没理由生人家的气,是生杨文林的气。有时候他那种自信,明明使你觉得不那么可靠,还是很能影响你。

轮到他跟在我身后走了。一边走一边嘟哝:“不……识货!”也好,从此我俩在一个连队就没分开过。最初我当班长,他是我的战士。后来他当上了排长。我是他的“一班长”。

“一班长”或“排长”,比“勤务员”之称呼,对我俩又有很大新鲜感。我们沾沾自喜,足见我们当初心理上仍是孩子。日久天长,我们彼此甚至极少有叫名字的时候了。偶尔直呼名字,反觉得失口了似的。

“一班长……”

“排长……”

整天互相这么称呼,最初的新鲜感也就没了。习惯,倒是渐渐都习惯了。而任何一种习惯的形成,其实都是以失掉原先的什么为代价的。当年我们并不能明白失掉的究竟是原先的什么,只朦胧地觉得互相间有什么的确在失掉着而已。

他的吹口哨的特长曾被讥笑使他耿耿于怀。连里组成“文艺宣传队”时,他毛遂自荐。因为他是排长,大家不好意思打击他的积极性。尽管都认为他丝毫没有文艺细胞,还是破例批准他当一名“编外”队员。全团文艺宣传队调演,台上姑娘载歌载舞,他站在侧幕情不可耐,擅自吹起响亮的口哨“伴奏”。政委总结时予以批评,认为太不严肃,坚决命令取缔这一种“伴奏”形式。

从此他再也不吹口哨。

一年后他奉命率领全排修公路,整天炸山采石。有一天他拿着块石头给我看,断定说山底下有矿脉,而且断定说是铜矿。我挖苦他别太自信。他生了气,好几天不理我。趁一天休息,他带着那块石头,冒零下四十度严寒,踩盈尺深雪,来回走五十多公里,赶到团部汇报。

人家说:“就算有铜矿,那又怎么样?”他说:“什么叫那又怎么样啊!证明国家有笔财富埋藏着,咱们不能滥轰滥炸的呀!多可惜啊!”

人家说:“淘米还掉饭粒呐。这么大国家,可惜的事儿多了。修路是为了建新点儿,建新点儿是为了开荒,开荒是为了多打粮食。咱们是农垦兵团,只管种地打粮就是了,其他的事儿你就少操心吧!年轻轻的,别白了头发!”

结果他乘兴而去,气咻咻败兴而归。于是他钉了一个小木匣,装了一块石头,寄往兵团总部。泥牛入海,杳无回音。于是他又钉了一个小木匣,又装了一块石头,寄往省里有关单位。还是泥牛入海,杳无回音。也不知他钉了多少小木匣,寄走了多少块石头,都寄往何方去了,反正他花了不少邮费。他花这份钱,我觉得纯粹“傻青”冒傻气儿。有两次,连里负责寄信寄包裹的通讯员,嫌他那小匣子重,半路扔了。用他的邮费买了几包烟,分给全排人吸。我知道了想揍通讯员,通讯员吓得塞给我整整一包烟。我也就不吭声了。

那一年七月,招收“工农兵学员”,公开选举,结合无记名投票。

唱票,小黑板上写“正”字儿。结果我俩名列前两名。我比他多一票。当晚连长和指导员分别找我谈心。转弯抹角地,动员我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他。我明确表示我不让。我说他想上大学,我也想。我说这是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尽管我俩是同学,我也不在这方面发扬风格。连长说:“你要知道,分配到咱连的这一个名额,是四川地质学院地矿系的名额,你就让了这次机会吧!”我说:“我才不管什么学院什么系呐,反正是大学我就去上,是我的机会我就不让!”指导员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个名额是戴帽下来的,指定了要招杨文林!”我火了,吼道:“凭什么?凭什么指定要他?!”指导员说:“你别火,听我慢慢说。人家杨文林,画了山形图,寄了矿石标本给他们。他们很感动,所以指定招收他。再说,他身体比你壮。搞地质,那是年年月月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的,你这么弱,何苦争此一次机会呀?”

连长又说:“你知道为什么你比他多一票?他暗中动员了全排半数的人选你。要不,他的票比你多!”我半信半疑。最后我以沉默认了我的命。从那一天起,我不跟杨文林说话。他以为将去上大学的是我,似乎不明白我为什么和他闹别扭。我以为他心中有数,装模作样,送空人情,把他恨得咬牙切齿。于今回忆,当年种种,分明地,是我把他想得太虚伪了。我当年对他的恼恨,好生没道理。

直至通知书下来那一天,他才知道将去上大学的不是我而是他。

他当然很想对我解释,可我根本不听他解释。他把通知书撕了,指导员替他粘好,还盖上了连队的章,证明不是故意撕的……几天后,连里派三名男女知青,半陪半押解地,用马车把他送走了。男女知青们聚集在两幢宿舍外,都默默地望着坐在马车上的他,没有一个人上前和他握一下手,或道一句惜别的话。说那种情形是送行,就算是送行,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酸溜溜的成分,远比惜别的成分多得多。人真是古怪的东西,推荐时,写选票时,仿佛那仅只是一次对自己公正不公正的考验,都愿意自己证明自己是公正的。可一旦眼见经自己推荐和选举的人一步跨向好运气,又嫉妒得没法形容。

分明地,他从大家那种默默相望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咄咄逼人的嫉妒。他显得那么无奈,那么惶惑,那么不知所措,仿佛他偷了每个人的东西似的。他也默默地迷惘地望着大家,不知该作怎样主动的表示,笼罩满脸的只是一种悱然的内疚。他的目光反复寻找。我明白他在寻找我。我根本就没出宿舍。我躲在窗后,隐蔽地窥视他,心中只有嫉妒,比别人强烈十倍的嫉妒……

马车一动,几名女知青哇地大哭,引得几名男知青也跟着哭。

还是没有人上前跟他握一下手,还是没有人上前跟他说一句惜别的话。如果坐在马车上的是我,那一片哭声准使我怒火万丈。不知他当时作何想法。在那一片哭声的追随之下,马车离开了连队。

只有一个男知青喊了一嗓子:“杨文林,你小子当心别半路翻车栽到山沟里啊!……”

不久我收到了他从学院寄来的一封信。好像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会使我记恨的事,也没有什么误解需要向我澄清似的。对于他动员别人推荐我,他只字未提。他向我描述学院生活的种种见闻。他这个人憨性天成,绝不会想到这又将造成我对他多么大的嫉妒。

于今我们记得相当清楚,信中还有这么一段:“我永远忘不了你把上大学的机会让给了我。我一定加倍努力地学习。我向你发誓,我要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李四光!……”这段话令我恼火透了。

我想,你成了李四光的时候,我可能仍在这儿修理地球呐!成为李四光的机会也曾经向我招过手哇……

我把他的信在宿舍里当众大声读了一遍,点燃起了一种普遍的嫉妒情绪。众人在嫉妒的促使之下,纷纷用刻薄的话骂他,仿佛推荐和选举他上大学去之后,才认清他是个坏蛋,并且都那么后悔造成一次机会成全了他。

听着那些骂他的话,我的心理才平衡了些。我当众把他的信撕了,投进炉子里……

那一个晚上大家因为他的信而普遍失眠,争先恐后揭露他是一个坏蛋的“行径”。又是揭露,又是灵魂分析,又是道德批判。总之,在一个晚上将他的人品判了十二次死刑。大家心照不宣地竭尽全力歪曲一个事实。那个事实便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排长,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曾那么关心,那么维护,那么真诚,那么可亲可爱过……

那一个晚上我发现,出于嫉妒,仅仅出于嫉妒,而把一个好人说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只要齐心协力,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只要有人带头,人人津津乐道,谁也不会感到罪过。

只有我一个人的良心稍稍感到了一点儿不安。因为我总觉得他会知道那一个晚上……后来我又收到了他的几封信。我却没回过他一封信。倒不再是由于嫉妒,而是觉得,经过那一个晚上,我已没资格与他通信了。

两年后我也上了大学。手拿着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竟不由得产生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感,也不由得想到杨文林,内心弥漫着羞愧。再后来天各一方。常想给他写信,却不知该寄往何地。

一九八五年我回哈尔滨,几位中学时同学联系好了,春节初二晚上,聚会在老师家。忽然有一位同学问:“咦,杨文林这小子怎么姗姗来迟?”我马上追问:“他也在哈尔滨吗?”老师说:“应该在吧!今天这一次聚会,是他用书信发起的嘛!难道你不是接到过他的信才来的吗?”我一时嗫嚅而已。

我的确在几个月前收到过他一封信,因为当时忙乱,并未细看。于是大家纷纷向我询问关于他的情况——分配在哪个省?结婚了没有?有小孩了没有?当上个什么官儿没有?等等。我却一问三不知。

老师就向我投了满腹狐疑和略带谴责的一瞥。老师说:“人生有三种关系是值得特别珍惜的:初恋之情,患难之交,中学同学之间的友谊。中学同学是有别于大学同学的。大学同学,因为‘大’了,则普遍是理性所宥的关系,难免掺杂世故的成分。但在中学同学之间,永远会保持一种少男少女时代的真诚。这种真诚是人内心里的情感之根。即使后来学得很世故的人,在中学同学之间,往往也会羞于施展世故。就算当上了总统的人,见了中学时代的好朋友,也会忘记自己是总统。而见了大学同学,却不由自主地常提醒自己,别忘了自己已然是总统。你们说我的话有没有点儿道理呀?”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又变得像当年的中学生聆听老师教导的样子,心悦诚服地点头不止。

我感到老师的话似乎是专冲我一个人说的。尽管我明白是我太多心。尽管我明白,我和杨文林之间的关系,老师肯定毫无所知。几位同学也肯定毫无所知。

大家一边包饺子,还在一边谈论杨文林,谈论他中学时的林林总总,憨诚得令人发哏的事儿。显然,都巴望他一下子就出现。

我既希望他变魔术般一下子就出现在老师家里,又希望他不来。尽管十多年过去了,一想起当年我曾怎样嫉妒他,就羞愧得无地自容。虽然我已是三十好几的男人,却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他,面对当年我的情感罪过。当年那一种嫉妒和因此产生的卑污心理,由于是对我的中学时代的挚友,由于是曾作祟在我尚该更纯净些的年轻的灵魂中,使我常感到像自己年轻时染过梅毒一样……

大家开始吃饺子的时候,杨文林还没来,都彻底失望了。不料突然有人敲门,第一个站起来的竟是老师。“他来了!”老师说,急急地去开门。不是杨文林,是一位陌生的男人,四十五六岁,披一身雪花。老师诧异地问:“您找谁?”那人反问:“您就是孙桂珍老师吧?”老师更加诧异地点了一下头。那人一边拍打身上的雪花,一边说:“我就找您呀!杨文林让我来的。”大家一听,不由一齐离开桌子,围向那人,和老师一起替他拍打身上的雪花。“嘿,您家住这条胡同,真难找。杨文林托我给你们带来了东西!”那人从门外拎进一个沉甸甸的粗糙木板钉成的包装箱。

大家纷纷给他让座,敬茶,敬烟,请他脱大衣,请他一块儿吃饺子,向他询问杨文林的情况。老师这会儿倒插不上嘴了,默默坐在一旁,期待着他的回答。

那是个慢性子的人,他不慌不忙地说:“你们问这么多,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们。因为对杨文林,我什么也不了解。我不认识他,根本就没见过他。只知道他是野外三队的副队长,而我是五队的。这箱子,已转了好几双手了。每个转手的人都嘱咐一次——务必在初二晚上送到。结果这使命最后落在我身上。我都不知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我刚下火车,东西寄存在车站,还没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送这箱子。现在我得走了……”

那人说着站起来,戴上帽子就往外走,茶也没喝一口,烟也没吸一支。大家又是感激,又是过意不去,也不好挽留……那人走后,老师和我们不由得都望着箱子。“这个杨文林!”老师喃喃道,“他给我的信中保证了会回哈尔滨的嘛!谁打开它呀?”于是我们七手八脚打开了箱子。箱子里是些拳头般大的矿石。还有一封信。我抢先将那封信拿在手,望望老师,迫不及待地抽出信纸就读:

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我不能回哈尔滨了。当你们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和我的队员们,仍在我当年下乡之地的一座山脚下。外面正刮着暴风雪。队员们都睡了。我打着手电写这封短信。十几年了,我一直不能忘记我背后这一座大山。当年我们在这儿发现了蕴藏极其丰富的铜矿。附近的几座山中,可能还有金矿和银矿、铬矿。

请老师和同学们原谅我不能实现相聚之约。我们地质工作者,好比天地一沙鸥。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后天会在哪儿,自己都说不定。开句玩笑,连雌雁都不乐意与我们为伴……

这几块铜矿石,托人捎去,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作纪念吧!我也没别的更好的东西相赠。倘老师和同学们喜欢,开出金矿和银矿,我保证再送你们一人一块含金的和含银的矿石。

在我们地质工作者看来,矿石是像花一样千姿百态,也是像花一样很美的……

杨文林

我读完信,大家都陷入深思。

有一位同学自言自语:“不知道这家伙现在口吃不口吃了?”问得认真,没谁笑。

又一位同学说:“我看过一本杂志,上面介绍了一种自我矫正口吃的方法。我一定得把这本杂志找到寄给他!”

我立刻表示支持:“对对。我想,他现在肯定还口吃……”

老师将信从我手中讨过去,看了一会儿,问大家:“你们可知道,咱们班的女同学中,还有哪一个没成家?”大家面面相觑,却无人回答什么。老师叹了口气,说:“是啊,我也知道,她们都成家了。都三十六七岁的人了嘛!天地一沙鸥……好像出自哪首唐诗……”老师就想,想了半天,没想起来。

吃罢饺子,我们向老师各自聊起十多年中的坎坷奋进,忧喜哀乐,一时都把杨文林忘了。互相握手分别时,老师提醒大家一人带走一块矿石,大家才又想起杨文林。

老师说:“明年,还是春节,还是初二,还在我家相聚,你们看好不好?”大家都说好,都说一定要把杨文林约回哈尔滨。就算他是杨五郎,不管他到时又在哪座山“修行”,也得把他请下山……我刚欲开口把这“任务”揽下,老师说:“我给他写信!我给他写信!我的面子,到底要比你们的面子大嘛!……”

一九八六年春节的初二,晚上,我和上次在老师家见过面的几位同学,又一个个高高兴兴地来到老师家聚会。电视里正播放着春节联欢晚会节目。

一位女同学怀里搂着她八岁的虎头虎脑的儿子,指着电视说:“哎哎,你们看,这歌星像不像杨文林?”

大家的目光被吸引过去。有说像极了的,有说半儿点不像的。

一位刚被提拔为什么公司副经理的踌躇满志的男同学说:“中学同学一场,咱们还真没听杨文林唱过歌儿是不是?只听他吹过口哨是不是?这小子一会儿来了,咱们一定得逼他给咱们唱支歌!”

那个搂着儿子的女同学反对道:“一边歇着去吧你!明明知道人家有口吃的毛病,逼着人家唱歌不是成心出人家的洋相吗!”

当副经理的男同学说:“口吃的人,唱起歌儿来就不口吃了!如果唱歌也口吃,那倒更有味儿啦!自成一派!参加什么演出,也许一炮而红,被誉为口吃歌星!保不定还有许多歌星跟着赶时髦呐!”

第三个同学开口道:“有一本杂志,介绍一种矫正口吃的有效方法,就是多唱歌。急了,口吃起来的时候,就唱着说……”我问他:“去年聚会,你不是说,一定要找到那本杂志,寄给‘杨三儿’吗?寄了没有?”“杨三儿”是杨文林的小名,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他妈总那么叫他。上中学时,我们也就总爱那么叫他。那位同学挠挠头:“忘了,我这人的记性,现在是越来越不好了。比这更重要的事儿,记个一时半刻,也忘……”又一位同学看看表,嘟哝:“这小子,也该来了呀!”于是大家都将目光转向老师。

老师始终坐在一旁拌饺子馅,见大家望着她,迟疑了一下,说:“杨文林来不了啦。”

“嘿,这小子真是!连咱们老师的面子也不给!还挺酸的,自比什么天地一沙鸥。不过像一只‘穿山甲’,硬充云水高僧……”上次相聚最巴望见到他的一位同学,忍不住口出讥言了。

“不许这么说他。”老师的话很轻,却相当严厉,那一种目光,也相当严厉,严厉中包含着极大的悲悯,仿佛是一位母亲,袒护一个命运乖舛的儿子。一时间大家都有些怔。“不管你们忘了他也罢,想念他也罢,你们再也见不着他了……”老师说,机械地拌着饺馅,气氛便异样了,“秋天……山洪……他跳入水中寻找装着地矿资料的文件包儿……三天后人们才发现他被山石撞得让人不忍看。折了胳膊的一只手,还紧紧抓着文件包。掰断手指,才……”

谁也没哭。

老师说时,也没哭。

淡淡的一种哀伤而已。

外面的鞭炮响彻城市。

电视里联欢晚会又推向了一个高潮。相声使电视里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同学们似乎都企图表现得更悲哀一些,然而那是并不容易的事儿。淡淡的,正是它的真实。哀伤并不因谁希望它有多大,就能在人的心灵里生发成多么大的笼罩。

我那时才注意到,老师的书架内,放着杨文林去年托人捎给我们的一块铜矿石。青黑的石体泛着暗褐的色泽,仿佛是某种沉淀的结果。也仿佛是某种渗出的结果。蓦地我觉得,那像是一层血。

我竟不敢再多看它几眼。

记不清楚我们是怎样吃了一顿饺子的。

记不清楚吃罢饺子我们又聊了些什么。

记不清楚我们向老师告别时,是否有谁提议下次再相聚,以及相聚在何时。只记得离开老师家后,有一位同学说,初三应当到杨文林家去看看他的老母亲,那一位我们上中学时都很熟悉也很熟悉我们的母亲。

当然大家都同意了。

初三上午我们也都约在了一起。

走到杨文林家门前,见停着一辆越野车,车上漆着“地质三队”几个字。

望着那一幢我们并不陌生的低矮的破败的小房屋倾斜的门,我们不由得都驻足不前了。

有一位同学讷讷地说:“我看算了吧,咱们都别去了,他家里这会儿肯定人不少,他家屋子又小……”

其实那一辆越野车使我们感到,杨文林他在另外一些人心中,是比在我们心中更占位置的。对于他的老母亲,他们才真能给予一些慰藉。他们也是虔诚地为此而来的。我们,却可以说是为了安抚自己的感情,那一份儿淡得不能再淡的感情。我们不见得会使那老太太获得慰藉,也许恰恰相反……于是我们都默默转过了身。

我一回北京,就在家里到处寻找我那一块铜矿石。妻子说:“我从来没见着过呀!”儿子也说:“不是我玩丢的。我不玩石头。”我坐在沙发上呆呆回忆。回忆的结果,是我根本就没把它带回。它被我丢弃在哪儿了呢?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我去信给另外的几位同学,想把他们谁的要到。他们回信都说:不知搞哪儿去了。若仍留有着,是绝对舍得转送给我的。我相信他们说的都是真话。以后我收到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是“杨三儿”的弟弟寄给我的。扉页上写着:“为我的中学同学而记。”

满本记的是一些“穿山甲”般的男人们执着于某一信念的野外生活片断。还有“杨三儿”对我的建议:“以上可供你写一个短篇吗?”“这些原始素材我觉得可以写电影剧本,你觉得呐?”“此事写报告文学吧!”等等。

我读它时泪潸潸而下。

我想,今后再有哪位同学向我询问“杨三儿”,我是可以告诉些什么了:两次失败的爱情,几番鲜为人知的地质发现,乐天的光棍汉,与男人们为伴的男人……

我想,我要好好保存它。我已经失去了一块铜矿石,这个,我再也不该弄丢了……但是,我暗自发誓永远也不使用它,或者说是利用它。我怕它一旦被利用完了,它也就不值得保存了。世上没有利用不完的东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