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大地图
启蒙运动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是世界主义取向。不像之前及特别是之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国界扮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
虽然18世纪的学界能够驾驭多种语言，而且学者大都还能理解拉丁文，但这种语言已不再居主导地位。密切的沟通网络，如信件、相互拜访以及在国外工作等方式，把巴黎、爱丁堡、伦敦、圣彼得堡、乌普萨拉（Uppsala）、哥廷根、莱顿（Leiden）和都灵等地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甚至在国外的文化圈子中，寻找能够参与传播知识这项大工程的志同道合人士。有一段时期，中国的文官精英似乎可以胜任这个角色。启蒙主义被设计成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运动。
知识大众对来自亚洲、美洲、南太平洋和非洲的报道，比以前更感兴趣。汗牛充栋的游记满足了这个需求。几乎所有学者的图书馆及公侯的藏书中，都有当代重要的游记文献。在这个时代末期，柏林地理学者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偌大的私人图书馆几乎收集了所有以欧洲语言撰述的有关欧洲以外世界的文献。地理学者约翰·特劳高特（Johann Traugott）由于十分留心奥斯曼帝国的内政，在1789年为报纸读者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土耳其字典。从欧洲思想史来看，在18世纪中期开始写作出版的这一代人，眼界首次扩展到全世界。1777年，国会议员及政治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印度诠释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读完当时威廉·罗伯森（William Robertson）所写的当代历史杰作《美洲史》（History of America）后，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给他：
现在人类的大地图一下子展开了，再也没有任何野蛮的状态和野蛮程度，以及优美的表达方式，是我们这一刻所见不到的，例如：欧洲和中国两者彻底不同的文明教养，野蛮的波斯人及阿比西尼亚人（Abyssinien）、鞑靼人和阿拉伯人奇特的风俗，北美和新西兰的蛮荒状态。
几乎与此同时，让-尼古拉·德默尼耶也有类似的说法，他拥护让-雅克·卢梭的论述，在自己那本精彩的民族志百科全书中汇编整理出关于所有民族的知识，并撰写序文表示：“我们现在几乎认识了所有文明的及未开化的民族，对它们进行比较的时候已然到来。”1767年，苏格兰的社会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发表了一篇关于整体社会学的论文，已能引用各个时代和文化的资料。“新的发现，”他在尚未从库克船长的南太平洋之行获益之前，即已解释道，“让我们几乎能够知道人类所处的各种状况。”
在这句话出现时，东方世界早已不只出现在欧洲人的图画和文字中。欧洲人几乎已无法割舍来自“东印度”的香料，他们穿着印度的棉花布料和中国的丝绸，喝着阿拉伯咖啡和中国茶。来自土耳其和印度的鸦片，助长了浪漫文学的虚假天堂，至少在英国成了一种大众毒品。18世纪的亚洲成了感官上可以触摸和消费的东西，进入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已见过中国瓷器。1735年，一名亚洲民俗史作家便谆谆教诲自己的读者，何不去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东方效率良好的经济结构，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潜在的威胁。1700年左右，来自中国的竞争便已让法国的商家伤透脑筋。
约在1750年和1820年间，法国、英国、德国及意大利的学者与文人，比在这期间之前及之后的同辈，更能理所当然地随时注意着海外的发展情况。所获取的有关远方国度的消息，多半不只是因其娱乐价值而受重视。这些信息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以及往往被当成故事书阅读的《圣经》并列，成为人类经验科学的原材料。这种人类科学跨越国界，超越文化并且——如伯克和德默尼耶所指出的——可以做比较；来自全欧洲各个不同科学范畴的作者，都对此有所贡献。第一位在欧洲具有影响力的启蒙运动作家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即已从世界各地收集关于人类行为的案例。无数的作者亦追随着他的典范。
到了19世纪，这种全球性的知识参考范畴消失了，或确切来说，已经残破不堪了。欧洲以外的文明，现在交由新成立的东方研究学科及同一时间出现的民族学或人种学专家负责，他们自成一格，而主要学科的重要学院派学者则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欧洲。以下的例子大概就可详细说明这一点。18世纪的德国重要史学家，如哥廷根大学的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洛策尔及约翰·克里斯托弗·贾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只要在信息来源许可的条件下，就会彻底研究亚洲民族的历史，并将其纳入他们的世界通史草稿中。19世纪举足轻重的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则相反，他后期的作品《世界史》（Weltgeschichte，1881-1888）只着重于自己眼中古希腊罗马时代及随后在欧洲具有历史分量的民族。兰克这位综观欧洲全局的人物，还对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怀有一定的兴趣，因而甚至被德国大众视为东方学专家。到了他的学生那一代，一个窄化的欧洲，甚至是日耳曼中心主义，取得主导地位。只有几位像奥托·欣策（Otto Hintze）、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马克斯·韦伯和库尔特·布赖西希（Kurt Breysig）等不受主流思潮影响的例外人物，在世纪交替之际，运用东方科学的新知识承接启蒙运动时代的世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