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自由

斯图尔特的《对亚当·斯密的人生以及著作的记述》（“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dam Smith”）一定是在这种狂乱的情景下展开的。它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有关斯密的传记作品，也是斯密后期保守声誉的一个早期来源。但是，在1793年对煽动叛乱的言行进行审判的同一周，它在爱丁堡皇家协会中得到宣读，斯图尔特在一封未公开信件中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疯狂”的时刻，“所有的自由”都“暂停”了。斯图尔特在他对上议院司法议员的回答中的确提到了这一记录，这应该被视为对斯密的捍卫，以及他本人对这一时代恐怖政策的回击。

出于“没有必要在这里提及的原因”，这部回忆录中只有几页涉及《国富论》；斯图尔特在1810年解释道，他在评论中间接地提及当时的局势是将“投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不幸在那时出现的鼓动人心的关于政府的首要原则的讨论”混淆在一起的趋势。但是斯图尔特的确尝试去介绍斯密的意图。他认为，斯密只关心那些“不想去动摇已有体制或不想去激起民众热情的……猜测”。他的目标是“启发实际的立法者的政策”。他充分地意识到“轻率运用政治理论”的风险。他只关心政策的“最终目标”。

在这部回忆录中，斯图尔特的结论是，对斯密的名声而言，做出他是“偏激”的判断是不恰当的。相对于“那些我们在他的著作中所欣赏的有所保留的结论”，“在他交际时的轻率和信心中”，他有时会“试探性地提出”关于“推测问题”的观点。但是那些对他进行的草率评论（比如被偶然的读者所“传播”的那些评论）暗示了“他的真实情操中虚假与矛盾的观点”。按照斯图尔特的说法，“真实的”斯密是一个认真而审慎的公众哲学家，而非与朋友谈论宗教偏见、伏尔泰，以及现代战争愚蠢之处的自私的人。

在这些段落中，斯密类似于被告人，而斯图尔特是他的律师。斯图尔特的语言风格的确和那个时代标准的法律文本的语言风格十分接近，在那些文本中法学家试图去解释“推测性言论”和“对宪法的刑事诽谤”之间的关系。在一场对煽动叛乱言行的审判中，要求被告人证实他的作品不是“故意”去“鼓动”的，并证实他的意图仅仅是“使那些有政治权利的人们注意到如何最好地运用政治权利来谋求国家的利益”。引用了这些文本的科伯恩勋爵是完全可疑的：“谁将是所有这一切的审判官？”但是爱丁堡“真正地处于恐惧的影响之下”。斯图尔特的回忆录是将斯密努力塑造为一个保守之人的证据，而不只是斯密本人的保守主义的证据。

斯图尔特对斯密的辩护，是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关于政治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差别以及自由的定义的一个更为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在这部回忆录中，他的目的似乎是要阐明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无害的、技术性学科，而斯密是一个害羞的、无意去得罪人的人，对于影响公众观点十分不感兴趣，只对为“实际的立法者”提供政策建议感兴趣。斯图尔特在他对《国富论》的评论中说，“政治自由”是有价值的，主要来自立法改善“本应该有的这种能力”。如果法律本身是合宜的，则人们“几乎没有理由去抱怨，所以它们不是直接促成法律的人”。在某些情况下，政治自由的确是“达成它们自身毁灭的手段”。斯图尔特所描述的自由的实用价值与斯密本人所写的内容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它也与斯图尔特本人的较早期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它的确反映了在爱丁堡、巴黎和伦敦出现的对“自由”“自主”这些词热烈的公共讨论。1793年，托马斯·缪尔在他的法庭上预言，“‘自由’一词很快就会在我们的语言中被禁止使用；它的声音中带有警示和煽动性言论”。取而代之的是，煽动性词语被重新定义，并被分配了新的合适的派生含义。

斯图尔特的叙述表明，商业和政治是生活的两个范围。政治经济学与商业生活或经济生活有关。而出于政治经济的目的，自由因此能被解释为“贸易与工业的自由”、“劳动力与原料的自由流通”，以及个体公民之间的“最为自由的竞争”。反过来，这些自由被看作“国民财富”的推动因素。相比之下，“政治自由”是政治生活的一个属性，是在政治经济的范畴之外。但是它也有中间值：一种“工具”、“手段”，或者公正的“设施”。

在这些情况下，苏格兰人可以更有信心地谈论自由。我们将会在商业领域中发现它，它是指财产的自由。十分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平等”一词被理解为两个相反的意思。1792年12月，缪尔的《公约》（“Convention”）的会议记录表明了斯图尔特本人典型的精确性。一位代表抱怨“人民之友被那些对财产不利的自由与平等的有趣概念所诽谤”。因此他提议，“应该为决议增加上一些补充部分来解释‘平等’一词的意思，即提议我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政治平等”。自由属于生活的一个领域，而平等属于生活的另一个领域，而且两者都对国家繁荣有益。

在伦敦，对自由的重新定义在许多相同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柯勒律治在1798年讲述了一个船主的故事：“我的一个熟人（他最不可能是一个政治狂热者）将一艘他刚刚造好的大船命名为自主号（The Liberty）；他的贵族朋友严肃地告诫他换成其他的名字。船主很简单地回答道：什么？——应该叫它自由号（The Freedom）？（友人回答道）那会好很多，因为人们可能就会只想到贸易自由；然而自主（Liberty）有种激进的意味！”解决方法最终和杜格尔德·斯图尔特的非常相似。自由类似于将被用于创造繁荣的中间产品或是不得不认可的副作用。柯勒律治的那位熟人的朋友认为，船是漂亮的，但名字“可憎”：“自主（Liberty）=自由（Freedom）吗？——不！绝不！——不是在现在。如果你小心地表明它对于繁荣贸易与商业（这是赚钱的一个必需的副作用）是必要的，你可以使用后者而不带有极凶恶的冒犯意味”。

在巴黎，同一时期的经济与政治被对立起来。像自由原来包含的观点（如斯密的革命声誉）一直幸存到雅各宾派取得支配性优势为止。把经济自由看作革命自由的组成部分的确是吉伦特派政策的一项突出原则。迟至1792年3月，孔多塞认为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内贸易是避免粮食短缺的最好方案。在1793年6月，他仍然支持“谷物贸易的无限制自由”的原则，除了像在军事封锁这类极端情况之下。但是对于雅各宾派而言，就像对在伦敦与爱丁堡的国教势力一样，自由的定义一直在改变，直到1793年。

与苏格兰一样，在法国，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是被分开的。但是，在爱丁堡经济自由所适宜的地方，在法国就是有颠覆性的。在爱丁堡政治自由有颠覆性的领域，在法国却是有益处的。斯密的熟人与翻译家莫雷莱特神甫在重建期间出版的回忆录中介绍了这场转变。他说过，这一过程始于1789年的夏天。那时他正与爱尔维修夫人（Mme.Helvétius）在一起。直到那时，“自由、宽容、对专制与迷信的恐惧，以及对弊端得以改革的渴望才成为我们共同的心声。但是到了1789年6月，我们的观点开始有一些分歧”。

在恐怖统治时代，莫雷莱特仍然留在巴黎，在1793年9月，他还被人控告。这样，由于他需要一份“公民精神”的证明，所以他带着一个装满他作品的大袋子去见他的控告者。他的叙述和斯图尔特与柯勒律治所使用的词语十分类似，这表明了在18世纪90年代中政治经济学动荡的命运：

我给他一卷相当厚的书，并对他说，这本《对加利阿尼的对话的辩驳》也是支持自由贸易的。他说道，哦！人们不应该提到它。我对他说，难道你不认为这种自由是防止饥饿与粮食价格被抬高的唯一手段吗？我狡黠地补充道，自由总是好的，对一切都有利，难道这不是实情吗？我发现我对自由的赞美使他尴尬，而且他不敢讨论这一问题。他对我说，一切还尚早。但是今天，忧虑太多了，使得人无法谈论那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