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挽救民族的艰辛探索

湘江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为惨烈的一战，它给历史留下的，是一抹浓重的血色，至今，当地还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这场战役的亲历者，甚至终其一生也不愿回忆起那段血色往事。在85年后的今天，再次回顾这场血战，我们不禁会问：湘江战役为什么能够胜利？要想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将湘江战役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史的宏大视野中，才能真正破译湘江战役胜利及其背后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密码。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是令我们感到痛心、屈辱、无助、愤怒的一段历史，是一段不断反抗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奔走呼号、上下求索，遗憾的是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这些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历史的必然性和阶级的局限性所导致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核心的软弱涣散。这就是为什么封建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失败了，农民起义失败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失败了，只有代表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成功。

试问，封建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300年前，当英国工业革命的脚步伴随着蒸汽机车的隆隆声向前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王朝历史上最后一个太平盛世“康乾盛世”中。与西方国家不断发展的步伐截然相反的，是中国轰然关闭的国门。此后200余年，中国人始终沉浸在这种盲目自信中，始终以“上国”思维审视西方国家。闭关锁国，盲目自信，使中国从兴盛富足的国家沦为落后的国家，直到英国的坚船利炮出现在珠江口外。鸦片战争的惨败、割地赔款的屈辱，彻底击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幻想，深深刺痛了清王朝的统治者，也直接促使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发端，期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为了维护统治，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造洋枪洋炮，甚至斥巨资建立了当时亚洲十分强大的北洋水师，“师”到了大量的“夷之长技”。他们做到了“制夷”吗？很显然没有。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宣告失败。紧接着，抱残守缺的清王朝又寄希望于通过变法拯救灭亡的命运，开始了戊戌变法。光绪皇帝和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维新派可谓大刀阔斧，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吸引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陆军、海军；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结果如何？维新运动仅仅百日，在守旧派的反扑下，最终皇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远赴重洋，“戊戌六君子”慷慨赴死。

与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惨淡收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进行的日本明治维新。同样是落后的封建君主制国家，同样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制度改革，迅速崛起，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甚至加入了侵略中国的阵营。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以伊藤博文为首的日本倒幕派形成了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他们能文能武又充满爱国热情，在这个领导核心的强力推进下，日本结束了数百年的封建幕府统治，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维护了国家独立，成为亚洲第一个能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而清政府的领导核心则各怀鬼胎——以慈禧为首的强大的守旧派只想维护手中的权力，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则借机不断扩充势力以期与守旧派抗衡，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则是一个没有实权、缺乏科学指导思想的领导团体——如此涣散的领导核心，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相继失败可谓必然。再加上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只是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小修小补而非根本性变革，何谈成功？

试问，农民起义为什么没有成功？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起义军“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迅速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响应者众，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如果农民起义顺利发展下去，太平天国运动有可能实现改朝换代，中国的封建王朝也许会再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失败，除了小农阶级不可克服的阶级局限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领导核心从内部走向分裂。正所谓堡垒往往是从内部被攻破的，振臂一呼“无处不均匀”的起义军领袖，并没有兑现他们对广大农民的诺言，战斗得来的财富，悉数进了小集团中个人的腰包。身为天王的洪秀全，发动起义的初衷也并非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王朝，这个落第书生在起义有所成就后，就躺进了安乐窝，上行下效，起义军将领开始荒废政务、安于享乐、丧失斗志。有进取之心的将领受到猜忌，太平天国运动就此走向衰败。

试问，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辛亥革命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共和政体，传播民主共和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被誉为近代中国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虽然清朝皇帝退位了，但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袁世凯居然做起了皇帝梦——头顶的辫子剪掉了，但长袍马褂还穿在身上……这场启迪民智、开导民心的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是不彻底的。辛亥革命为什么没能让中国最终走向资产阶级共和的道路？归根结底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也深刻地表现在其领导核心对革命形势的控制力中。作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发展不足、力量孱弱，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甚至始终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来担任革命的领导核心。

试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嘉兴南湖的红船，载着一个伟大政党缓缓扬起风帆，在惊涛骇浪中坚定地驶向民族解放的前方。彼时，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300多个政党中毫不起眼的一支政治力量，但中国革命的面貌却因有了中国共产党而从此焕然一新。这个最初只有50多位党员、只能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政党，一路披荆斩棘，带领和团结全体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打倒了一批又一批敌人，最终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以一个负责任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舞台，自己也成长壮大为今天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强大执政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靠的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靠的是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靠的是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路途绝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和激流险滩。通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近百年的风雨历程，不难发现，什么时候党的领导软弱涣散，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陷入迷茫，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要蒙受损失；什么时候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中国共产党就能真正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中流砥柱，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湘江战役中，有人可能会将中央红军的惨重损失归咎于与国民党优势兵力间的巨大差距。事实真的如此吗？恐怕不能简单归结。湘江是在中央红军连续突破了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面临的第四道封锁线，国民党的30万兵力、100多个碉堡、几十架飞机，使中央红军仅有的数万人马显得分外弱小。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第二次反“围剿”红军与敌军力量对比是1∶5，第三次是1∶7.5，第四次是1∶5，这三次反“围剿”都以红军的胜利而告终。红军在与优势之敌的长期战斗中累积了丰富经验，善于通过游击战术以少胜多，不仅战胜了敌人，而且保留了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火种。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敌军力量对比约为1∶7，如果能充分发挥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突破湘江，避免惨重的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为什么却付出了伤亡过半、血染湘江的惨痛代价呢？因为博古和李德作为当时政治和军事的决策核心，未能及时纠正“左”倾错误，否定了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在湖南中部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不切实际地制定了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使红军在战略方向上出现严重偏差，直接钻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圈，罔顾蒋介石的最新兵力部署和作战方略，罔顾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经验教训，罔顾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一错再错，最终错失了扭转被动局面的战机。在战术运用中，博古和李德抛弃了红军来自战争实践的优秀经验，采取两只拳头打击敌人的办法，天真地想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湘江战役的惨胜，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党的领导核心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导致革命道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