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史事拾遗

我们对七世纪到八世纪穆斯林大征服的理解，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及一定程度的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的。第一眼看上去，历史资料似乎十分丰富，阿拉伯人的编年史花了大量篇幅，运用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来描绘这一系列胜利。被征服者，尤其是各基督教派的神职人员，则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与此同时，大量的考古证据，尤其是黎凡特地区的考古发现，又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不同的情况。然而在深入研究中，这些资料却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清晰可信。所有这些文献都需要经过谨慎甄选才能够利用，尽管历史叙述通篇累牍，但对于这场大征服的许多方面，实际上我们一无所知。

任何历史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材料本身的性质所左右。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关于可靠性的问题，也就是“我能够相信我读到的东西吗”。简单来说，这个问题在于是谁写了这些文献，他们想要表达什么，以及他们倾向这一方还是另一方。然而利用历史材料来解答历史疑问的方法需要跨越对材料可靠性的疑虑和群体偏见。文献的作者与汇编者的关注点决定了我们能够提出什么问题。比如说，在研究阿拉伯大征服时，我们可以提出有哪些战役，或者有哪些人参加了战役这类的问题，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战役本身的细节——比如某方胜利而另一方失败的具体原因时，我们就会碰一鼻子灰，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文献作者对研究此类问题并不关心。我们所讨论的领域和水准由古代文献的作者决定，而且其中有许多途径是走不通的。我们不可能写出一部这样的穆斯林征服史：书中满是大多数军事历史学家偏爱的，清楚明了的作战地图，成师编制的步兵被标成一个个整齐的方块，醒目的箭头则标示着骑兵包抄的路线。如果本书没有对关于军事史的许多常见问题加以讨论——比如军需和战前补给问题，这并不是因为对这些问题不够重视，而是因为我们缺乏相关信息来对它们做出解答。理解文献材料的范围和局限对于了解本书对阿拉伯大征服叙述的长处和缺陷十分必要。

阿拉伯人对中东的大征服直接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在这个地区发展延续了数千年的文明。但他们之中很少人会想到要记录下他们所看到的和经历的事件。七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个关键年份的同时代记载可谓屈指可数。甚至就是我们所能查到的记载也十分散碎，模糊不清。

缺乏同时代一手资料，不代表我们完全没有关于那几十年间重大事件的历史证据。恰恰相反，我们拥有的大量历史记载能够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麻烦的是，它们往往内容松散、断断续续，并且经常互相矛盾——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我们很难分辨哪些史料才值得相信并足以作为实际事件的准确记述来接受。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群体所保存和珍视的，对于那段历史的态度与记忆。

在被穆斯林征服的最初几十年间，中东地区拥有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其中不同的语言与宗教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彼此共存，相互融合。征服运动完成后，阿拉伯语是新兴精英阶层的语言。但即使在政府中，以往的行政语言也仍然还在用于处理行政事务，比如叙利亚和埃及的希腊语、伊拉克和伊朗的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西班牙的拉丁语。不过几代人之后，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了改变。大约在700年，第一次大征服开始的六十多年后，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卜杜·马利克（685年至705年在位）立法将阿拉伯语定为唯一的行政语言。这条法令出奇地有效。从此以后，任何人如果想要在伊斯兰政权的庞大官僚系统中谋得一官半职，无论他在血统和后天教养上是不是阿拉伯人，都要会读写阿拉伯语才行。不管是去除了图案的新版本钱币还是路边的里程碑，上面的铭文都是阿拉伯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希腊语或巴列维语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这两种语言已经无法为仕途提供便利。大约在这段时期，也就是七世纪初，大征服时期的阿拉伯文化传统逐渐被收集和记录了下来。

七世纪和八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为大批阿拉伯语文献提供了素材，这些文献都自称是对当时事件的描述。但对穆斯林大征服的记忆和叙述并不仅限于“早已被遗忘的久远事物和古代战争”。它们是在这一地区发展的穆斯林社区的奠基神话。它们写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解释伊斯兰教如何传入这一地区，以及证明之前统治者的失败和倒台的合理性。这些文献不会像中世纪早期西欧的拉丁历史学家那样涉及各种族的形成发展，而是记录了伊斯兰社会的兴起。它们记载了那些率领军队征伐的英雄豪杰，同时也是各自地区伊斯兰社区的奠基者的名字、先知穆罕默德的同伴们，以及那些见过和听说过穆罕默德并被他的惊人魅力吸引至其麾下的人的名字，还有那些引领伊斯兰军队东征西讨的哈里发的名字。

这些记述提供了许多关于历史事件经过的信息，有趣的是，它们也展示了大征服后几代人对这些事件的记忆，以及他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起源的看法。这些被扭曲的记载和传奇初看之下妨碍我们的理解，但是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形式，它们反映了早期穆斯林社会的态度及价值观。

这些记载在九至十世纪之间被编纂，即在这些事件发生的150至250年之后。阿拉伯文的记叙材料很少由同一个作者写成，仅仅是对事件本身加以记叙的简单记载。它们往往被多层编纂过，在不同的时代，出于不同的目的，这些文献都经过了多个阶段的精心编辑修改。尽管这样解释可能会把复杂的过程过度简化，但这些记叙似乎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战争中英雄事迹的口头传颂。这些传说故事一般会存留在部落和家族，以及在特定地区定居的穆斯林群体中间。某种程度上，就像他们的祖先曾珍视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部族相互征战的往事那样，他们也郑重保存着这些记忆。阿拉伯人在前伊斯兰时代记录战争中的胜利与悲剧的古老传统，无疑也影响了对伊斯兰大征服期间战争的记述。就像他们蒙昧时代的祖先一般，他们也写作并保留着那些歌颂英雄事迹的诗歌。除了这些古老传统的主题之外，穆斯林也会把胜利作为真主与其同在的鲜明证据记录下来，表明敌人的死亡与丰厚的战利品都是真主的恩惠，他们的事业在本质上的正确性无可置疑。他们也会为了其他一些目的，比如为了合法化自己对薪俸或税务权利的要求，而保存、加工甚至编造记载。因为能够证明自己的祖先参加过早期大征服运动的人都可以从公共资金中领取薪俸，城市居民也希望能证明自己的祖先曾和平投降穆斯林军队来减轻税务压力。简单来说，人们保存大征服时期的故事，不是为了明晰地讲述历史，而是出于实用方面的考虑。相比之下，那些并不实用的历史记录，比如确切的大事编年史，往往会流于失传。

第二个阶段则是对这些口头材料的收集和书面整理。很难说这项工作实际属于哪一阶段，因为和英语类似，阿拉伯语也喜欢用“他说”（他在书中写道）这样的表达，因此表达说话的动词也可能实际上指写作，这一过程无疑是从八世纪开始进行的。这些收集工作似乎是出于考古研究的目的，为了保护关于穆斯林早年间在伊拉克或埃及统治地区的记载，以防这些记忆渐渐被人淡忘。一开始保存这些传说故事的实际考虑到此时已经变得并不重要了，但显然，编纂者们整合出来的这些材料，也必然体现出了早期叙述者们的目的。

九世纪到十世纪初，书籍的写作出版达到了一个高潮。此时纸被引进并取代皮纸（烘干的动物皮）成了主要书写材料，写作变得更加快捷便宜。其中历史书籍的写作也在哈里发的宫廷和巴格达及伊拉克其他地区的文化圈子中大大增加，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历史信息的需求在逐渐增长。巴格达拥有真正的书籍交易市场，在那里，写作作为一种职业可以面向更广的大众，而不仅仅面向某个富有的赞助人。知识逐渐走向职业化，因此人们可以依靠研究学问谋生。

研究历史并成为学术权威，也可以助人在宫廷中官运亨通。历史学家拜拉祖里，本书所参考的主要文献《征服史》就是他的著作之一，他似乎是阿拔斯王朝宫廷中的一位纳迪姆（nadīm），即“益友”。所有宫廷益友都要为宫廷提供各方面的知识、技能或才艺，他们中有的是诗人，有的是研究生僻古老的阿拉伯词汇或不同地区文字的专家。显然，拜拉祖里能够在宫廷中获得席位，多亏了他对大征服运动和早期伊斯兰历史的其他领域的深入了解，以及在研究古阿拉伯各部落族系宗谱方面的学术权威；尽管他并非出身世家大族，祖先也没有参与过征服运动。这些历史编纂者中最伟大的一位是塔巴里（?—923）。他是波斯人，出生在里海南岸的一个地主家庭。成年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巴格达度过，他在那里成了穆斯林学界经注学和伊斯兰史学两个领域的权威人物。他似乎过着清静的学者生活，靠自家领地的收入勉强过活，这些收入是由他的家乡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圣者途经巴格达时上交给他的。他立志要尽可能多地收集前人的著作，将它们编纂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史集。他还试图为这些历史排序，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写出了一部编年史，每年的历史事件都用数字标出了年份。他不是第一个运用这种体裁的阿拉伯作者，这有可能是继承自希腊人的编年史传统，但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利用这种体裁记载下如此大量的信息。他的著作让前人的记载相形见绌，实际上后来所有关于早期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尤其是关于伊斯兰征服史的记述，都建立在他这部巨著的基础上。

在关于早期阿拉伯征服的叙述中，许多历史材料都以生动精彩的故事形式来记叙事件。它们并不是现代历史学家写出的那种连续流畅的散文，而是短小的掌故逸事，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akhbār（单数为khabr）。塔巴里和九至十世纪的其他编纂者都没有对这种格式加以梳理，写成单线性的历史记录。史书中每一个小故事都各自独立，有的只有几行，有的长达三四页，但很少有篇幅更长的。几个小故事经常被整理在一起，用以讨论同一个事件或几个十分相似的事件，但彼此间细节有所不同：比如事件的顺序不同、同一个英雄壮举由不同的人完成、大征服期间著名战役中军队指挥官的名字不同等。九世纪和十世纪的编纂者们往往会避免评价这些记载是否正确。他们只是恼人地不去加以定论，并且往往将所有史料一齐摆出，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

很多时候，编纂者会以isnād（即“传述”）的形式，为他们的史料添加一些细节，比如“我是听甲说的，甲是听乙说的，乙是听丙说的，丙是亲历者”。引用这些传述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材料的真实性，为了保证真实性，传述者名单上的人必须是拥有良好信誉，按理说是不会假造事实的男性（有时是女性）。同时也要证明历史信息链上的人生活时代无误，这样才有可能把当时的信息传达给下一代。到十世纪，由于历史学科整体蓬勃发展，涌现出了许多人物传略辞典，通过查看这些辞典，人们可以查到历史信息链上所有人的生平信息，并判断其可信程度。

现代的读者或许立刻就会注意到，这一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保证材料可靠性的方法太少。当时人们也十分关注这种问题。关于这些历史事件，当时流传着许多伪造的历史材料，而九世纪和十世纪的编纂者们也在努力分辨真实材料和假造材料时，与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这些大征服时期逸事的作者和编纂者们对一些特定的信息异常关注，但又对其他信息极其忽视。这些故事通常会逐字记录大量演讲，这些演讲一般是由伟人发表的，并且往往是战前演讲。这让人不禁联想起在同一种情况下，那些古典历史学家记载下来的关于希腊或拜占庭将领们的演讲。不过，阿拉伯的记叙者们通常会记载一场军事会议中不同成员发表的演讲：在阿拉伯文献对军事决策过程的描写中，这些会议有时意见一致，有时争论颇多。很显然，因为当时并没有记录员和录音机，这种演说的真正内容不太可能被记录下来。但另一方面，这些逸事确信是来自七世纪或八到九世纪初的文献。它们必然反映了当时的穆斯林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看法，这是不容历史学家错过的。

这些逸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称名强迫症”，即无论如何也要记录下参与历史事件的人物的名称。当然，这只适用于那些阿拉伯穆斯林参与者——另一方面，几个不同版本的阿拉伯文献只为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敌方将领的名字，除此之外，敌军就只剩下了一群无名之众。这些逸事的作者与编纂者们精心而严谨地搜集列举阿拉伯人名，他们乐于认真严谨地确认人物的身份、他们来自哪个部落，以及他们曾在其中战斗过的部队。对历史学家来说，问题是这些名录总是彼此互相矛盾。而且，有一些例子表明，故事的后期版本似乎比早期版本要包含更多的名字。以现代历史意识看来，这是十分可疑的。当这些故事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时，它们的细节也会随之增加。很显然，其中有一些细节是为了解答诸如“纳哈万德战役的主要将领有谁”这样的问题而编造出来的。毕竟没有叙述者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比起暴露自己知识面的局限，不如编造出来一些似乎合理的答案。另一些时候，这些名字被参与者的后裔或者其部落的其他成员清晰地保存着。在七世纪，这样做有十分重要的实际价值。因为如果一个人的父亲或祖父参加过那些早期的辉煌战役，比如伊拉克的卡迪西亚战役或叙利亚的雅穆克战役，那么他在金钱和地位方面都会获得优惠待遇。到八世纪中叶，这种血缘关系就失去了实用价值。除了统治者的家族，以及先知和阿里的后裔以外，不再有人受益于这个制度。在这个时期，人们依据他们在军队或官僚事务中的表现领取报酬，而与他们祖先的功业无关。然而，与古代英雄的血缘关系还是会给人带来一定的社会威信。就像有些人所说的，如今的英格兰贵族中仍然有人因深信“我的祖先曾经是征服者”而感到优越，这里的“征服”指的是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可以想见，在那些身份意识颇重的穆斯林中间或许也会有类似的自夸吧。

另一个早期历史学家十分关注的话题是，城镇或省份是被和平接管（sulban）的还是被武力攻占（anwatan）的。在大征服运动之后的最初几年中，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如果城市是签订和平条约后被占领的，那么城市居民生命和财产可以依据条约得到保证，并且只需要缴纳条约中所规定的税款总额即可；如果城市是通过武力占领的，居民则要被罚没财产，税收水准也要提升。或许最为重要且繁重的是，非穆斯林居民还要缴纳人头税。我们对于穆斯林统治下的第一个世纪中城镇与城镇居民税务状况如何所知甚少（因为我们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关于农村和农业地区的），但这场征服的性质一定使得早年间城镇居民的税收待遇和财产安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确定一个城市是如何被征服的，及其缴纳了何种贡赋是一件拥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事，对于早期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个值得求索的话题。就这些事情本身来说，事实真相通常已经模糊不清了。大征服本来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有的人抗拒它，也有人顺从它。在记录这一时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某个版本有所偏好。为了解释迷惑，人们编造出了大量便于理解的虚构材料。其中之一就是有些城市在同一时间内，不同区域以不同的方式被占领，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大马士革。636年的大马士革，在阿拉伯将领哈立德·本·瓦立德强攻东城门的同时，另一位将领艾布·乌拜达在西城区与居民签订了和平协议。两支部队最后在城中心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大马士革算是被武力攻占还是和平接管，就有了很大争议。另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这座城市被攻陷了两次。第一次时城中居民签订了条约，获得了和平投降的特权，然而后来他们又发动了叛乱，使得这一地区又被武力夺取。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两城就有这样的记载。这可能更接近历史事实，尽管“叛乱”或许只是因为居民抗拒或无力承担条约规定的税额，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这些说法试图调和不同故事版本之间的分歧，而这些故事本身就体现了对于被征服地区财政和税收情况的争议。

就像关于哪些人参加了大征服的问题一样，关于是否和平或暴力地征服城市的问题在九世纪和十世纪整合史料的过程中变得不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了。没有证据能够表明此时不同地区的税收取决于两百多年前的征服的性质。到这一时期，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大多成了历史学家关注的话题，或者说成了当时官僚和宫廷益友们所熟悉的政治环境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些文献资料失去实用价值的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它们还能够保存下来，这有力地证明了它们的确来源于大征服时期——因为在此之后，人们失去了编造故事的动机。这些故事的细节在伊斯兰政权初步建立的几年中一度被保存下来，因为那时候它们还拥有真实且实用的用途。

这些早期传统史料的作者与编纂者们似乎还对征服城市或地区后战利品的分配问题十分着迷。不可否认的是，在战争中掠夺往往是理所当然的，而战利品完全归胜利者处分。问题的重点在于，征服者的军队中战利品是怎样分配的。比如，是否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相同的份额？骑兵的所得是否应该高于步兵？参与了战役，却并没有实际加入战斗的人是否也应该获得战利品？如果应该，应该获得多少？应当把这其中的多少份额运往麦地那献给哈里发？这些问题显然体现了这些粗犷的贝都因战士们在夺取和利用文明社会的成果时表现出的欣喜，但故事的结局总是公平公正的（当然，仅在征服者之间）。叙述者们喜欢详细描述战后战利品是如何在一片开阔地带，在众目睽睽下公开透明地分配的。这种叙述显然是一种对“美好往昔”的怀恋——那个时候，在欧麦尔哈里发（634年至644年在位）严厉的注视下，穆斯林个个勇往直前，内心纯洁，充满正义。后来，伊斯兰世界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纯真，当早期征服者的后代逐渐被边缘化并失去他们自认为应得的奖赏时，这种“美好往昔”便被后世的穆斯林保存和重申。这些对美好时代的古老回忆，既是对以往时代的肯定，也是对更好未来的向往。

如果历史学家对大征服的某些方面特别感兴趣，他们就会很少关注另一些在我们看来十分重要的东西。比如伊拉克的卡迪西亚战役，这场战役标志着波斯帝国的统治在伊拉克的结束。在塔巴里《历史》的英译本中，对这场战役的叙述长达两百多页，但对战役过程的描写却异常模糊。诚然，即使是比较晚期的战争，人们也很难确定其中军事行动的具体经过，但这种模糊的叙述让人几乎不可能对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做出合理可信的解答，那就是为什么拜占庭和波斯的军队在阻止阿拉伯人入侵他们的国土时会表现得如此无能。文献有时会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战斗十分激烈，但最终穆斯林获得了胜利。有些文献会记载他们的敌人被赶下了河流或者深谷，就这样被大批杀死。还有一些报告会描述拜占庭或萨珊士兵被用铁链拴在一起，以防他们逃离战场。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信息，而是一个惯用的修辞手法，用以体现当时的穆斯林是如何被信念所鼓舞，敌人又是如何被暴君所束缚的。这些故事或许是事实，但它们并没有告诉我们战斗失败的军事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现代历史学家来说最为令人烦恼的可能是编年史的模糊不清。这是有关阿拉伯大征服过程阶段的一个尤其显著的问题。有记载可查的雅穆克战役和卡迪西亚战役获得胜利的日期各有不同，彼此之间可以相差三四年，九世纪和十世纪的编纂者们很乐意将这些各不相同的日期一同记载下来，仅仅承认这些都是不同的观点。由于除阿拉伯传说外可靠材料的缺乏，即使对于早期穆斯林历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我们也通常难以确定它们真正的发生日期。

那么，要想重建这些事件发生过程，分析穆斯林军队成功的原因，现代历史学家该怎么做才能理清这些文献呢？在十九世纪，历史学领域研究的科学方法刚刚起步时，历史学家们就对材料的杂乱无章、许多文献中明显的传说性质和数不胜数的内容重复及矛盾感到一筹莫展。1902年，阿尔弗雷德·巴特勒写下了关于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著作，他就曾哀叹，在他剔除掉那些无异于“童话故事”的资料时，关于大征服的文献材料简直是“一团乱麻”。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大多数材料中混乱又矛盾的内容，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传说的可靠性又受到了更加重大的挑战。德国的阿尔布雷希特·诺特对关于大征服的记述中有多少是格式化的惯用内容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这些形式固定的内容出现在了大量不同的记载中，可以说随记述的战场不同而转移。在许多不同的事例中，都能够找到这样的相同记载：因为部分居民的背叛，城市如何被阿拉伯人攻下。因为这些内容在太多不同的事例中出现，而且讲述时所用的语言过于相似，所以它们不太可能全都真实可信。几乎就在这段时期，迈克尔·库克和帕特丽夏·科洛恩在伦敦发起了一场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因为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资料和更加广泛的早期伊斯兰文献中满是矛盾，研究者没办法对任何事件加以确定，所以就连是否真的存在穆罕默德也遭到了质疑。

这些严重批评造成的结果是，许多历史学家，甚至那些完全不信服这些修正论观点的历史学家，都不再乐意严肃看待这些历史叙述或采用其中包含的细节。而我的观点则与之不同。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应该回归阿拉伯文史料并尝试运用它们而不是抛弃它们，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阿拉伯文记载有时可以和非阿拉伯文学传统的文献资料进行比对，比如叙利亚文的胡齐斯坦编年史，或谢别奥斯（Sebeos）的亚美尼亚历史，这两部文献都是由基督徒写成的，距它们所讲述的事件在同一代人时间内。它们比阿拉伯文史料篇幅短小，细节也更少，但偏重于描述阿拉伯历史的大概面貌。有时，它们甚至能为阿拉伯文本中的细节提供依据。比如，据阿拉伯文献记载，防御完善的舒什塔尔城被穆斯林军攻下是因为城中一些居民的背叛，他们告诉了穆斯林军如何从水道进入城中。这种信息往往会被我们当作无用的形式化内容剔除掉，因为我们在其他城镇和堡垒被攻陷的记载中也会发现许多类似内容。但关于这一事例，在胡齐斯坦当地的编年史中却记载了大致相同的经过，明显表明了这座城市被攻陷的情况的确与阿拉伯文献记载相同，这份编年史是由叙利亚文书写的基督教文献，与穆斯林传统并无关系。这说明阿拉伯文献中对穆斯林征服舒什塔尔，或许还有其他地区的记载，比我们之前所认为的要可靠得多。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对阿拉伯文史料进行重建。这些史料中有许多都能追溯到八世纪的编纂者，比如赛义夫·本·欧麦尔。赛义夫生活在伊拉克的库法，在786年之后去世。除此之外，我们对他的一生一无所知，但他是早期征服运动最重要的叙述者之一。很多中世纪和现代的历史学家都怀疑他的一些记载是伪造的，但近来的学术研究发现，他的材料可能要比前人所认为的更加可靠。毫无疑问，他整理和编辑了关于早期征服运动的最为生动丰富的记载。赛义夫写作的时间距离早期征服运动仅一个世纪多一点，有可能在他未成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亲历者尚在人世。并且，他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后来穆斯林征服西班牙和中亚地区的时期。赛义夫距离穆斯林大征服的时间接近，比图尔的圣格里高利距离墨洛温王朝，或历史学家比德距离盎格鲁——撒克逊人皈依基督教的时间更近，而这两个人的材料普遍被历史学家用来重述相关的历史事件。

这些文献资料还包含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内容，即关于社会记忆的问题。詹姆斯·芬特列斯与克里斯·威克姆就曾指出，尽管对事实的记载不尽准确，传统文献却是承载那些有关前人对历史的态度与观察的社会记忆的，这些社会记忆中记录了大量当时社会对过去的回忆，以及更进一步地记录了在时人编辑相关史料的时代，他们对于这些事件所持的态度。对关于大征服的叙述，我们应该当作这样的社会记忆来看待：在这些社会记忆中，早期的阿拉伯文献十分明显地揭示了大征服之后两个世纪中穆斯林的看法。如果我们想要研究早期伊斯兰社会的精神面貌，这些文献有着无可取代的价值。尽管有些历史学家更倾向于贬抑这些材料的价值，但如果我们能够顺应这些材料的叙述，尝试解读它们想要表达的信息，就一定会获得很大的启发。

这些文献表达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阿拉伯穆斯林与他们的对手们在生活习惯、生活态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分歧。阿拉伯作者并不专门去分析这些分歧，而是在叙述中将它们描述出来。让我们在八世纪和九世纪中的数千份叙述中挑出一份作为例子。这份文献来自《征服史》，这本书现存的版本是由九世纪中叶的伊本·阿卜杜·哈卡姆编辑整理的。

这个故事首先记载了当时的埃及总督阿卜杜·阿齐兹·本·马尔万（686年至704年在任）前往亚历山大城访问的情况。当他到达亚历山大城时，他四处打听，问当地是否有记得半个多世纪前，641年穆斯林征服此城的情况的人还活在世上。人们告诉他，城里有一个年老的拜占庭人在那时还是个男孩。当总督问他对当时的旧事还记得多少时，他并没有总体叙述当时的战事与城市沦陷的经过，而是讲述了一个他自己亲历的具体事件：他曾与一个拜占庭贵人（阿拉伯文献中对拜占庭上层人士的泛称）的儿子是朋友。某天，朋友提出要带他一起出城去“看看和我们作战的阿拉伯人是什么样子”。于是，贵人的儿子穿上织锦长袍，戴上金制头饰，佩上了一把装饰华丽的佩剑。他跨上了一匹膘肥体壮、毛色光亮的高头大马，而他的朋友，也就是讲述人，则骑了一匹精瘦结实的小马。他们离开城堡，登上了一片高地，他们俯视远望，看到了一顶贝都因人的帐篷，帐篷边上拴着一匹马，地上插着一支长矛。两人观察着他们的敌人，对他们的“弱小”（这里指他们的贫穷和缺乏武装）感到十分惊讶，不禁互问为什么这些“弱小”的人能够获得如此大的成就。就在他们站在那里议论时，一个人从帐篷里出来，发现了他们。他解开战马，抚摸轻拍几下，然后便直接跃上未加鞍的马背，抓起长矛向他们奔来。讲述人急忙告诉他的朋友这人是冲着他们来的，于是他们转头向城里的安全地带逃去。但那阿拉伯人很快便追上了他那骑着壮马的朋友，挺矛将其刺死。接着便向讲述人追来，但他成功地逃进了城门里。惊魂初定，他登上了城墙，看到那个阿拉伯人正在返回他的帐篷。对那些值钱的衣物饰品和那匹名贵的骏马，他看都没看一眼。他只是一边走一边诵念着阿拉伯语，讲述人回忆说那一定是古兰经的经文。然后，讲述人告诉了我们这个故事的寓意：阿拉伯人之所以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对俗世的财物漠不关心。当阿拉伯人回到他的帐篷时，他翻身下马，将马拴起来，把长矛插在地上，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刚刚做了什么。这个故事讲完后，总督要他描述一下那个阿拉伯人的样子。他回答说那人身材矮瘦，相貌丑陋，长得就像个人形剑鱼，于是总督意识到这人是个也门人（南阿拉伯人）。

表面上看，这个故事并不值得严肃解读，更别说用来复述历史。穆斯林征服亚历山大城是一件有着奠基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拜占庭帝国在埃及统治的结束以及在这一城市中主导了九百年的希腊语传统的消亡。《征服史》的编纂者叙述这一事件却只花了两三页的篇幅。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围城战（假如存在的话）的情况，军队在哪里部署，或者任何我们需要了解的军事细节。在他叙述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这个平凡的逸事占了大部分篇幅。而且就描述一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上来讲，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况且就算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也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故事主角的名字，而且一个人的死亡对整个历史事件并无重要影响。然而再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则故事实际上能揭示很多信息。首先，这个故事被记载进了这部史书中。这说明尽管这个故事可能不是641年发生的事情的真实记录，但它的确是七世纪后期的真实产物。当时伍麦叶王朝的总督想要了解他如今管辖的省份是如何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的。就像与他同一时代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史料编纂者一样，他也热衷于赶在那些关于这些记忆的记录消失前，对它们进行复原。这个故事本身展现了一些常见的文学主题。比如拜占庭人富有而高傲，对战争的残酷毫无经验。另外，这个故事还表现了贵人的儿子和讲述人之间显著的阶级和财富差异。而相比之下，故事中阿拉伯人则在他的帐篷里过着清贫朴素的生活。与那个拜占庭上流人士不同，他是个一流的骑手，与他的坐骑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并且能够直接跃上马背，骑乘不配鞍的马匹。当然他同样也是一个武艺精湛的矛手。在杀死贵人的儿子后，他背诵古兰经文，这体现了他对宗教的热忱，而对被杀者尸体上的财物置之不理，反身离去，则表现了他对世俗财物的漠不关心。总督最后提出的关于那人相貌的问题，则使讲述者得以描述出一个瘦小、精壮、貌不惊人的个体形象。这个肖像描写可以说平淡无奇，但它的重要意义也不容小觑。这个人被描述成了一个典型的也门人，而大多数征服埃及的阿拉伯人都来自也门或南阿拉伯各部族。而埃及总督则来自于更加显赫高贵的古莱氏部族，也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本人的部族。据说保存这个故事的作者其人是个也门人，来自古老的豪兰（Khawlān）部族。豪兰部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贝都因人，他们居住在也门中央山区的村庄中。至今他们的后代仍然生活在这一地区，并被称为豪兰人。豪兰人在对埃及的征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两个世纪后福斯塔特（今开罗老城区）的阿拉伯大家族中间声名赫赫。很明显，作者讲述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强调自己亲族及所有也门人在征服埃及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个故事也表现了穆斯林是如何自认为与他们周围的基督徒存在差异，并且自觉道德更加高尚的，在这一时代，基督徒的数量明显要比穆斯林多得多。同时，它还表达了一个政治观点，那就是强调也门人在征服运动中起到的作用，并且提醒总督应该为他们在这一时期所做出的成就而对他们加以尊重。至于最终编纂者伊本·阿卜杜·哈卡姆，就是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这则故事，他在九世纪中叶写下了这些内容，此时这些也门老家族已经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和特殊地位，而远在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部署的突厥军队掌控了埃及的军事武装。通过描写这些老一辈人的英雄事迹，他也表明了在他所处时代自身阶层的权利和地位情况。在流传过程中这个故事明显被后期加工润色过，但它保存了一种社会记忆，这个社会记忆记录了征服者的坚忍与虔诚以及明显的也门特色。这个社会记忆之所以被留存下来，是因为它对于那些保存它的人来说颇具价值，另外，它即使没有展现历史细节，至少也反映了征服运动本身的现实背景。

阿拉伯的史学资料彼此之间在质量和编写方式上也有着很大不同。总体来说，对七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大征服运动早期阶段的记载大多经过了改编，加上了许多神话和激情元素，充满了虚构的演讲和对话以及编造的参与者名单。这些记载相对缺少关于地形地貌、战术或装备的细节。穆斯林征服埃及和北非的记载则大多来自当地的传统史料，但关于这两者的传统史料却极其稀少。八世纪征服运动的历史记载彼此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关于穆斯林远征河中地区的记载，由作者马达因尼整理和编纂，并收录在了塔巴里的《历史》里，这些记载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这一时期所有重大战役的最为丰富详尽的资料。其中满满当当地记载了各类偶发事件与军事行动，描述了气候的酷热与多尘，并详尽记述了穆斯林军队遭遇的失败，而不仅仅是他们的成功。这个文献使我们得以对当时前线战场的真实情况做出无比深入的了解。而在同一时期征服西班牙的历史记载则恰恰相反。这些叙述的篇幅十分短小，充斥着民间传说和神话元素，而且这些文献现存版本的编写始于历史事件发生的至少两个世纪后——几代西班牙历史学家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能完全解释清楚其中的谜团。

除了刚刚登上主导地位的阿拉伯文学以外，大征服时期还有其他几个更加古老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属于它们自己的文学。显然当时还有一些人在书写曾代表高雅文化的希腊文。这些人中最著名的便是大马士革的约翰，他是八世纪最重要的希腊东正教神学家。他出生在一个阿拉伯人官僚家庭，就像他的祖先曾在拜占庭帝国政府中工作那样，他的家人在伍麦叶王朝设在大马士革的政府中工作。但圣约翰（后世人们如此称呼他）属于将希腊语作为主要行政语言的最后一代人，而且他并不是历史学家。关于阿拉伯大征服，我们手中并没有留存至今的当地希腊文史料。当然，在拜占庭帝国边界之内的希腊领土上，人们还在记录着历史，在这些地区希腊语仍旧是政府的行政语言。但有趣的是，由君士坦丁堡的教士狄奥法尼斯编写的这一时期主要希腊文史料中，似乎有大量信息来源于那些被翻译成希腊文的阿拉伯文和叙利亚文材料。拜占庭帝国本身却并没有独立的史料与阿拉伯文文献加以对照。

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而言，叙利亚文传统史料要比希腊文史料更有价值。叙利亚语是一种闪米特语言，它是阿拉米语的一种方言。它与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差异较小，但拥有一套独立的字母表。几个世纪间，它都是新月沃地的通行语言，无论是拜占庭皇帝在叙利亚的臣民，还是波斯万王之王在伊拉克的臣民都懂得这种语言。基督和他的门徒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说着这种语言。直到近年间还有一些地区的居民仍然在说这种语言，比如在大马士革北部岩石密布的峡谷中有一个名叫马卢拉的叙利亚小镇，这个小镇里大部分是与世隔绝的基督徒。基督教传入叙利亚时，《圣经》也被翻译成了叙利亚文。在一些与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的沿海城市相距遥远的农村地区，教会礼拜用语和宗教文本都是被当地人所熟知的叙利亚语。

描述早期穆斯林世界的叙利亚文文献大多来自基督教会。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相同，大多数编年史作者都是僧侣或神父，他们首先最关注的就是他们所在的修道院及其周边的世界。他们既关注反常的恶劣天气变化和农村的艰苦条件（这两者都直接对修道院的生活造成了影响），也关注他们身处其中的战乱和王权的交替。而在各类事务中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教会的政策、著名圣徒的圣行、教会官方的敌人、教会机构内的斗争、腐化者的恶行，以及最糟糕的，持异端邪说的教徒。在这个由山地、草原与村庄组成的世界中，阿拉伯人的到来被惊恐地看作无异于蝗灾或五月霜降一般的灾难：阿拉伯人是神强加给虔信者身上的重负，或许他们是为了惩罚信徒的罪恶而出现的，因此无论如何信徒都要尽可能地禁欲苦修。从现代人的眼光看来或许很奇怪的是，教会并没有号召当地民众武装起来抵抗压迫者，却要求人们诚心信仰，神自会保护他们。

提出反抗的文献的确存在，但那却是一种启示录式的作品。这些文献预言未来终有一天会有一个伟大的帝王摧毁阿拉伯人的统治，并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今日的困苦和暴政终会结束，但不是被那些受压迫者的凡人领袖终结，而是在神和超凡力量的干涉下结束。这些文本在许多方面都显得奇怪和反常，身处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或许会疑问为何会有人相信这种预言，甚至把它们当真。但这些文本的确使我们能够深入洞察当时被新一批入侵者所征服和统治的新月沃地广大民众的内心世界。几代人的时间里，遥远冷漠的统治者使当地民众习惯了绝望和宿命论的氛围，也使这些人不愿意拿起武器保卫自己——还不如多多祈祷，既是为了当下的生活，也是为了日后万众期待的公正帝王到来。

还有另外一种非穆斯林传统历史文献。在高加索山脉的偏远堡寨中，亚美尼亚人还在坚持着记录历史的传统，这一传统的延续自四世纪基督教传入开始，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到穆斯林大征服时代，谢别奥斯编写的编年史提供了几页引人关注的信息，这些信息大多都能与阿拉伯文传统史料的大致内容相印证。关于对埃及的征服有尼基乌的约翰编写的科普特文编年史。约翰是尼罗河三角洲一个小城镇的主教，同时也是征服运动的亲历者。但这份编年史只有一份埃塞俄比亚文译本留存于世，其中一些历史记叙已经亡佚，留存至今的剩余内容也混乱不清。关于西班牙则有穆斯林控制下的南部地区编写的拉丁文编年史，这份编年史因其最终记录的年份而得名为《754年编年史》。最后，八世纪，在基督教史料和阿拉伯文史料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阿拉伯文基督教文献。这些编年史中有的编写时间与它们所记载的事件时期相近，包含了许多极其宝贵的信息，但因篇幅短小、内容破碎，留下了许多难以解答的谜团。

尽管基督教编年史通常篇幅短小、内容模糊、记载混乱，但它们还是对那些大部头的，文辞更加矫饰的阿拉伯文传统文献提供了对照与矫正。阿拉伯文史料几乎唯独关注穆斯林的言行。在这些史书中，异教徒中唯一有发言权的就只有那些深思熟虑却无法逃脱必然失败结局的拜占庭皇帝和波斯将军。举例来说，如果让一个对这方面历史毫无了解的人来阅读塔巴里的巨著《众先知与列王史》，他很难了解到在八世纪和九世纪哈里发统治下的地区大多数人口并不是穆斯林，他更不会知道，对这些人来说阿拉伯人的到来带给了他们怎样的问题和影响。因为只要这些非穆斯林缴纳了规定的贡税并且不积极反抗现行政权，他们的行为就会在统治阶层的历史叙述中被完全忽视掉。

既然文字史料众多庞杂却问题百出，那么我们是否能依靠考古证据来对它们加以对照补充？比起这些烦扰的历史故事，对物质遗迹不加感情的分析判断一定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合理的结果吗？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做是可以的，但考古证据就如文字记录一样，也有着它们本身的局限性和某种目的性。

首先，显然我们并没有关于大征服本身的直接考古证据。没有古战场供我们收集遗骨和古代兵器，也没有哪座城镇或村庄能够让我们在土层中找到明显被摧毁或烧毁的痕迹，并据此认为破坏一定就是在阿拉伯大征服时期发生的。目前所有的历史证据都只能给出对于长期发展趋势的大致指导，构成穆斯林大征服运动的背景。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考古证据相互之间并不一致。学者们在叙利亚、约旦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大量关于这些证据本身和如何对其解读的重大争论。而在伊拉克沙漠的另一边，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过去三十年间的政治纷争使得在黎凡特地区成果丰富的大规模考古调查和研究无法在这片地区展开。伊朗的情况也有所类似，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使考古发掘工作陷入了实质上的停滞状态，尽管新一代的伊朗考古学家开始重新拾起这项事业，但有关在伊朗各城市中萨珊王朝的统治如何被伊斯兰统治者取代这一问题的讨论仍旧很难展开。

目前的考古学已经阐明了穆斯林入侵时中东地区的社会状态与人口情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再一次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近些年来，关于叙利亚地区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命运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毫无疑问，整个黎凡特地区在六世纪的头四十年里获得了几乎史无前例的经济和人口增长。但问题是这一繁荣是否一直延续到了一百多年后阿拉伯人入侵的时代。并没有记录或数据表明这种情况属实，叙述性材料也只能供人一瞥。然而来自城镇和村庄的考古证据则表明，六世纪下半叶到七世纪初这段时间即便没有明显衰退，也是一个停滞期。这一时期城市似乎不再向外扩张，还有一些城市，比如东部地区的大都市安条克便呈收缩势头，保护城市的城墙也有所截短。考古证据往往十分模糊——很少有考古记录能够证明某个地区或城市被明显废弃了。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古典时代宏伟的廊柱街道、浴场和剧院被居民占据，或者被挪作手工业用途，比如陶器作坊。但我们仍旧很不清楚这对于城镇的繁荣程度意味着什么——这既有可能表明城镇变成了半废弃的废墟，也有可能仅仅是生活富足、精力旺盛的居民想要以新的生活方式和目的来利用城市设施。大多数考古证据从这两方面都能做出解读。

另外，考古研究也与当下的政治问题纠缠不清。目前一个固有的普遍观点认为，巴勒斯坦地区在阿拉伯人入侵前曾是一片繁荣富有的地区，然而阿拉伯人的到来摧毁了这片田园乐土，并将大部分地区化为荒漠。这一观点被锡安主义者，以及其他用巴勒斯坦地区的命运来说明甚至声称阿拉伯人是破坏这片土地的元凶并且含蓄地暗示他们今天也不配统治这片地区的人所赞同。这种观点如今已经遭到了质疑，不仅仅另一些以色列的考古学家们的论证表明了，至少在某些事例中，人们广泛认为与阿拉伯人入侵相关的变化和衰退早已有之，一些历史证据也表明，阿拉伯人的到来促进了市场发展（比如在拜特·谢安和帕尔米拉）并在叙利亚沙漠的边缘地区开拓了新的耕地。考古研究是不确定且模棱两可的，对争议领域的研究和解读往往会更多地受到研究者的固有偏见而非严谨科学观点的左右。

对于穆斯林早期统治下的建设，我们则更容易推断当时的情况。一般来说，一个建筑何时落成比它们何时被废弃更容易被人们确定。在许多阿拉伯人征服的城市中，我们可以通过城区里落成的清真寺来发现伊斯兰教传播的足迹。清真寺，就像基督教堂一样，可以从它们的规划上轻易分辨出来，它们通常有矩形的轮廓、祈祷用的柱厅，以及最重要的部分——壁龛（mihrab），用来给礼拜者指示圣城麦加的方向。文献表明，许多城市被征服后不久，在当地建造起了清真寺。但并没有现存证据证明这点。直到大征服运动六十多年后的685年，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才落成，它是穆斯林宗教建筑出现的最早证据。大征服运动的一百年内，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杰拉什、安曼、叙利亚的巴勒贝克、埃及的福斯塔特、伊朗的伊什塔克尔，或许还有苏萨都落成了清真寺。这一时期在伊拉克和伊朗的其他地区一定也建起了清真寺，历史学家和阿拉伯旅行家都曾提到它们的存在，但似乎并没有遗迹留存下来供我们进行考古研究。耶路撒冷（圆顶清真寺）和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的宗教建筑都奇迹般地保存了十三个世纪，它们的建成比任何文献都要更加雄辩有力地展现了早期伊斯兰政权的财富与权势。巴勒贝克和杰拉什这些小城镇中现存的伍麦叶时代清真寺则证明了伊斯兰是如何传入叙利亚小型城镇中的。这些清真寺表现了伊斯兰在最初征服后的壮大情况，却无法证明征服的过程或穆斯林胜利的原因。

如果说清真寺是新秩序到来的清晰象征，那么居民日常生活的变化就难以发现了。在许多地区，过去的生活还在继续。比如说，穆斯林的征服并没有为叙利亚地区带来新种类的陶器。当地的陶瓷、日常厨具和餐具和在拜占庭帝国统治时期一样，依然在穆斯林的统治下继续生产。这并不奇怪，因为穆斯林征服者来到此地以后只是采购和使用他们发现的当地物品。两至三代人时间之内，最早的穆斯林风格才开始出现，而且这些产品都是专供宫廷和贵族使用的精制品。平民日常使用的陶器风格尚未受到新风格的影响。但我们可以在关于瓷器的历史记录中发现一场变故的发生，那就是叙利亚从地中海大量进口陶器的现象消失了。在古典时代晚期，叙利亚地区曾大量进口一种被历史学家称为“非洲红陶”的陶器，这些陶器大多在突尼斯制作而成。这些陶器曾经与该行省出产的谷物和油一同在罗马帝国境内长途贩运。在穆斯林征服地区的市场上这一商品的消失表明当时的商业联系遭受了破坏，也印证了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东地中海是冲突地区而非主要商道的记载。因此，考古学能够供人们论证大征服带来的长期影响，而非当时事件的具体过程。

阿拉伯人对中东地区的征服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之一，然而我们用来了解这些繁杂事件的史料却被纠缠在各种局限之中。我们或许很难，甚至永远也无法为我们最急于求解的问题寻得答案，但如果能够尊重并深入理解历史证据，我们就能对历史事件做出更加全面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