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透过技术看见什么？

同样的，透过技术的隐喻，我们势必要看到技术之下的真实，以及被技术所左右的个体。在技术乐观主义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忽略任何一个具体的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忽略真实的个体在技术车轮下的命运。

实际上，CRISPR技术目前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发展阶段。它相当于是把细菌的“免疫系统”当做“剪刀”，剪断外源DNA的特定片段；而这把剪刀目前的精度和可操控性是十分局限的。就好比一把不趁手的刀，拿去剪什么、剪哪里，目前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要剪到手——这或许是当下的伦理最需要考虑的事情。无论如何，被贺建奎们所“编辑”的婴儿是无辜的。在他们手中的技术，并不是伦理道德的选择，而是名利和冒险的驱使。或者说，在一个畸形的学术环境中诞生的技术，社会与文化上的考量通常会屈居于具体的利益，毫无疑问，这必定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这种尚不成熟的技术，在技术乐观主义的驱使下，必然会使更多的个体沦为受害者。

技术带来的伦理判断，并不能和技术本身所处的社会与文化的位置分开。社会文化会左右一项技术的发展，而社会文化带来的对技术的隐喻，自然而然地会放大一些问题，掩盖另一些问题。我们对于技术的判断，对于技术前景的分析，必须要厘清其发展的节理，并思考“我们需要从技术中获取怎样的社会”。我们想要一个以基因判定优劣的社会，还是一个尊重多样性、尊重个人发展、重视后天环境的社会？我们想要一个技术与社会协同发展的社会，还是被技术及其背后的权力和资本所驱动、无所不用其极的社会？

毕竟，在未来，我们不可避免地会与技术更加深入地结合，我们的生命亦将会与技术相互嵌入。我们会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去延伸我们的感官，去为我们诠释这个世界，并让我们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在拷问一个技术是否道德的时候，我们或许应该自我审问，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中对于技术的理解——基因编辑，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怎么看待基因？怎么看待人和基因之间的关系？只有厘清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正视技术真正的角色，才能更好地与“后人类”时代被技术所形塑的自我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