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立陶宛大公国
（1569—1863）

很久以前，立陶宛大公国统治着中世纪东欧。然而自1991年以来，立陶宛共和国一直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小国。曾经的大公国首都维尔纽斯，如今依然是共和国的首都。这一延续似乎让人感受不到其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91年前的500年中，立陶宛语既不是维尔纽斯的官方语言，也不是大多数维尔纽斯居民所说的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维尔纽斯三分之一家庭使用的语言是意第绪语；街上、教堂中和学校里使用的语言是波兰语；而维尔纽斯农村通用的语言是白俄罗斯语言。1939年，几乎没有人会在维尔纽斯说立陶宛语。在那一年，苏联从波兰手中夺取了这座城市。在这之后，今天的“立陶宛”——这个以维尔纽斯为首都、地狭人稀的独立民族国家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如果往昔和当下关联紧密，历史又是如何施加影响的？

对现在的理解几成定论。从16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座城市一直是波兰文明和犹太文明的中心。在成为一座立陶宛现代城市之前，维尔纽斯的波兰性和犹太性突然消失了。维尔纽斯曾经是跨民族王国的首都，现在却成了一个小国的首都，关于立陶宛大公国是一个联邦国家的现代观点也不攻自破了。尽管在过去200年间，它大多数时候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统治下，但这座城市最终也没有加入俄罗斯；尽管农村居民以东斯拉夫农民为主，维尔纽斯也没有加入白俄罗斯。基于历史和语言的现代立陶宛理念最终在维尔纽斯取得胜利，即使我们发现一直对维尔纽斯心心念念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并没有从历史和语言中获得多少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民族主义如何重新划分领土边界？为什么是这种民族主义胜利了，而不是另一种？

民族观念的现状与历史争论息息相关。对历史延续性和正义的伸张以及主权国家的民族历史在其背后支持，在激烈而充满未知数历史竞赛中，这些都曾是有力的武器。接下来的五章将集中讨论维尔纽斯的前世今生，不仅会讨论立陶宛的成功，更会涉及这座城市中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曾经的目标与计划。此后，这个昔日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将被野心家和居住者赋予不同的名字，立陶宛人称它为“维尔纽斯”，波兰人叫它“维日诺”（Wilno）；白俄罗斯人叫它“维尔尼亚”（Vil’nia）；犹太人称它“维尔纳”（Vilne）；俄罗斯称它“维尔那”（Vil’no），之后是“维那”（Vil’na），再之后是“维尔纽斯”（Vil’nius）。名字上的变化乍一看有些复杂，却能让我们看到其中的政治争端，唤起我们对地理学“事实”的怀疑。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发现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运动和国家曾经的面貌：从近代早期大公国的精英重建时期到新的现代国家时期。为了避免将这些发展视为无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关注其中的曲折、偶然、误解和无心插柳的后果。我们应该分析那些成功和失败之处。

在民族观念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之间，没有什么是简单的。一个社会的不同部分存在不同形式的民族忠诚，而这些不同可能使一些重要问题难以达成共识。民族观念自有其力量，能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局外人用于政治用途。除了获得力量的情况之外，民族观念也兴起于以下情形：当传统在实践中被证明是笨拙的；当它们以延续性的名义尴尬地要求创新的变化。民族观念在让我们误解过去这件事情上越发有效，为了理解它们隐藏这些变化的力量，我们必须先矫正对过去的理解。我们的目标不是纠正民族迷思，而是揭示这些迷思在何种政治和社会状况下获得生命力。通过定义近代早期的民族性，本章及下一章将帮助我们理解立陶宛、白俄罗斯和波兰的现代民族观念有何新颖之处。为了了解那些影响20世纪现代民族活动家的历史遗产，我们必须先审视中世纪的立陶宛大公国和近代早期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对维尔纽斯的争夺战起源于立陶宛历史上关于界定一个国家的早期理念。

立陶宛大公国，1385—1795

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曾是13世纪和14世纪欧洲的大军阀。他们掠取了广袤的领地，从波罗的海地区向南，穿过东斯拉夫腹地，直到黑海。立陶宛异教徒们拿下了蒙古帝国攻占基辅罗斯后留下的几片领土，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东斯拉夫王国收入囊中。信仰东正教的罗斯波雅尔已经习惯于蒙古帝国的封建君主地位，他们将立陶宛人视为盟友而非掠夺者。当立陶宛的军事力量流入南部的基辅，罗斯文明——东正教、斯拉夫教会语言和成熟的法律传统——也相应传入北方的维尔纽斯。自此，维尔纽斯取代基辅成为斯拉夫东正教文明的中心，两大天主教势力条顿骑士团和波兰王国，开始寻求立陶宛领土。身为异教徒，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敏锐地以接受天主教洗礼为交易条件，在14世纪晚期，立陶宛大公国公爵约盖拉（Jogaila）以皈依天主教为条件，获得了波兰国王的王冠。波兰贵族为了避免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将一位11岁的公主雅德维加（Jadwiga）送给约盖拉做新娘，并获得了波兰国王的继承权。约盖拉，作为立陶宛大公和罗斯人的王和继承人，于1385年宣布了他治下波兰和克鲁瓦（Krewo）合并，次年，他以瓦迪斯瓦夫二世·雅盖沃（Wałdysław Jagiełło）之名受洗，并被选为波兰国王。继承权的共识保障了波兰和立陶宛的联合，前提是恢复立陶宛的自治权，将波兰和立陶宛的贵族联合。雅盖沃王朝对波兰和立陶宛的统治接近两个世纪，直到1572年结束。

即使在1385年克鲁瓦联合之前，立陶宛在宗教和语言上也更像一个斯拉夫东正教国家而非波罗的海异教国家。约盖拉此前皈依天主教的承诺仅限于自身，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异教徒，他王国的大多数人，他的大部分亲戚已经是东正教徒了。向一个大部分人信仰东正教的国家引入罗马天主教，在此意义上，约盖拉本人的皈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异教国家基督教化的意义。天主教的引入，在立陶宛和欧洲之间建立了一种文化上的联系，并为波兰日后的影响力奠定了基础。立陶宛大公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这确保了立陶宛不再是像莫斯科公国（Muscovy）建国时那样的东正教国家。同样，约盖拉的受洗也为莫斯科公国摆出东正教保护者的姿态提供了机会。当立陶宛将基辅吸纳进本国时，东正教的主教区就此让位给了克利亚济马河沿岸的弗拉基米尔市（Vladimir-on-the-Kliazma）。主教区易位莫斯科公国的结果让立陶宛所谓的罗斯人继承者的声明变得复杂。约盖拉原本能解决这一矛盾，在14世纪80年代他有机会在天主教的波兰和东正教的莫斯科公国之间做选择。1382年，他已经同意与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ii Donskoi）的女儿成婚，并皈依东正教。但是，这个计划有两个不足之处：首先，不确定东正教是否会保护立陶宛免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后者将东正教视为异端；其次，东正教会更青睐在立陶宛的斯拉夫波雅尔，他们比约盖拉的波罗的海立陶宛贵族人数更多、更有文化。而波兰王冠和天主教十字架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更受欢迎：它们为抵抗条顿骑士团提供了更可靠的堡垒，为向东扩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为雅盖沃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多荣耀。

撇开政治不谈，中世纪的波兰和立陶宛的共同点比常人想得更多。当我们想象1385年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协商联盟条款时，或者1410年他们计划在格伦瓦德（Grunwald）向条顿骑士团发起攻击时，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之间不仅能用拉丁语交流，也能用斯拉夫语交流。由南边的东正教士带来的教会斯拉夫语，经过本土化的改变，成为斯拉夫官方语言（Chancery Slavonic），即大公的朝堂语言。在兼并加利西亚（一个基辅罗斯省，被波兰人称为“罗斯的领地”［Rus’ Palatinate］）后，波兰也拥有了当地的东正教士和斯拉夫语抄写员。在共同分割了基辅罗斯的土地后，波兰和立陶宛也分享了共同的文化遗产。当年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在语言上的隔阂并没有像今天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区别那么大。1386年后，波兰-立陶宛宫廷使用拉丁语和另外两种区别明显的斯拉夫语言：来自波兰王国的波兰语和大公使用的斯拉夫官方语言。立陶宛语在立陶宛大公和他们的随从间继续通用了一个世纪，但在波兰-立陶宛政治生活中这种语言的使用频率很低。

在下一章，我们会发现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语（Baltic Lithuanian）为现代立陶宛民族的诞生提供基础；我们必须先更加关注它在近代早期立陶宛大公国中无关紧要的位置。显然，最后一任熟知立陶宛语的大公是卡齐米日四世（Kazimierz IV），他于1492年逝世。卡齐米日四世在1457年重申了立陶宛的特权，他用拉丁语和斯拉夫官方语言同时宣布；当他颁布王国法律条款时，他只使用斯拉夫官方语言。在卡齐米日四世的统治内，印刷术已经传到波兰：克拉科夫（Cracow）的出版商出版波兰语和教会斯拉夫语的图书，而不是立陶宛语的。立陶宛大公国的第一位印刷商弗兰斯克·斯卡利纳（Frantsysk Skaryna）在1517年前后，用经过白俄罗斯语改良的教会斯拉夫语出版了大量的《圣经》。在16世纪早期，我们可以发现用斯拉夫方言——鲁塞尼亚语（Ruthenian）——翻译的《圣经》译本，而不是波罗的海方言——立陶宛语。和斯卡利纳出版的《圣经》不同，这些译本中有从希伯来语翻译的《旧约全书》。显然，这些《旧约全书》的翻译是由立陶宛犹太人完成的，他们既通晓希伯来语，又会说鲁塞尼亚语。既然16世纪早期，当地的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都说鲁塞尼亚语，那么这些译本的预期读者自然是他们。在东正教和天主教传统中的7022年/1514年——“semtisiach dvadtsat vtoroho”年，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用斯拉夫官方语言颁布了一条保证犹太人特权地位的法令。而1529年大公国法律也是以斯拉夫官方语言写成的。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齐格蒙特·奥古斯特（Zygmunt August）在16世纪40年代回复维尔尼亚上层阶级时，对该法律做了一番解释，其中夹杂着波兰语。

在莫斯科公国，立陶宛大公国的官方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斯拉夫官方语言”，曾被称为“立陶宛语”或“白俄罗斯亚语”。尽管现代的俄国历史学家将这种语言称作“俄语”，当时的莫斯科抄书吏不得不将立陶宛语法令翻译成莫斯科方言，以便在法庭上使用这些法令。斯拉夫官方语言和今天的波兰语有很大的区别，但是通过和波兰的王朝联合，波兰语言和观念得以在斯拉夫人的地方流传开来。早在1501年用斯拉夫官方语言写成的法律文本中，已经出现了波兰词语甚至是波兰语语法的痕迹。立陶宛大公国1566年的法律序言，记录下立陶宛上层阶级已经开始在生活中使用波兰语。1569年卢布林联合法案孕育了波兰-立陶宛王国，这份法案只有波兰语版本。在立陶宛，并非因为波兰移民提高了波兰语的地位，而是因为人们对波兰政治秩序的逐渐接受，最终由1569年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将这一秩序汇编为法律。1588年的大公国法律强调，这一切是由于政治文化造就，而非个人行为，正因如此，犹太人皈依天主教显得异常尊贵。波兰也将欧洲法律趋势带入立陶宛，此前罗马法从未能踏足莫斯科公国，1566年和1588年颁布的法律阐释了罗马模式（和日耳曼模式）在立陶宛不断增加的重要性。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曾从意大利通过拉丁语传到波兰的思潮，再次通过波兰语从波兰传到立陶宛。

在波兰，波兰语的地位被提升为书面语言，它取代了斯拉夫官方语言（和鲁塞尼亚方言）在立陶宛的地位。波兰和立陶宛贵族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渐开始讲同一种语言，这促进了近代早期单一政治共同体的诞生。这意味着，在波兰的从拉丁语到波兰语的转变和在立陶宛的从斯拉夫官方语言到波兰语的转变有着巨大的不同。在波兰王国，方言（波兰语）取代了外来的书面语言（拉丁语）的统治地位。波兰语被提升到和拉丁语一样的地位，这代表了整个使用拉丁语的欧洲地区的历史趋势，从意大利人的“语言之问”开始。在立陶宛大公国，外来语（波兰语）取代了本土的政治和法律语言（斯拉夫官方语言），并阻止了当地方言（鲁塞尼亚语）进一步用于书面文字。众所周知，波罗的海的立陶宛语言在很久之前就失去了政治重要性。文艺复兴掀起的“语言之问”在立陶宛找到的答案非同寻常。在但丁之后的意大利，以及整个基督教欧洲，方言成为文学和国事语言。而立陶宛大公国成了这样一个国家，在其中文化和政治的语言和方言不仅不接近，反而相去甚远。作为公认的高级语言，波兰语满足了共和机构和近代早期波兰-立陶宛联合理念的需求；但是当现代民主到来后，民族理念孕育了这些相同的名字，波兰语却无法满足新的需求。

近代早期和近代民族

在指出近代早期和近代政治遗产时，我们必须清楚区分它们的不同。由立陶宛上层阶级共同缔造的近代早期波兰民族，与今天我们熟悉的近代民族观念大相径庭。前者建立在共和国公民权的基础上，即上层阶级可以享受广泛的法定权利。到16世纪早期为止，波兰的上层阶级已经确保他们不会受国王的肆意妄为或驳回新立法之害，国王是当时主要的外交事务引导者。波兰政治制度不断加强的法律基础，使得一些地方传统权利得以长期保留，例如皇家普鲁士（Royal Prussia）。出于同样的原因，波兰政治体系为邻国那些希望固化和拓展他们的特权的上层阶级也创造了一种模式。在决定是否与波兰正式联合时，立陶宛的上层阶级也希望为自己争取到权利、特权和庇护。在与波兰的王朝联合时期，立陶宛成为一个东斯拉夫王国，其上层阶级享受着与主权相关联的各种权利。1569年卢布林联合缔结后，立陶宛的贵族加入了波兰邻居们，参加同一个议会，共同选举国王。同时，立陶宛保留了本国的头衔、行政机构、财政部门、法律和军队。联合王国因此造就了一个由上层阶级组成的共和国，他们认可的萨尔玛提亚人起源（Sarmatian origin）神话中包含了不同出身和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贵族，但将其他人排除在外。

1569年后，立陶宛上层阶级对波兰身份的认同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问题，有时混杂着对波兰文字那种文艺复兴式的魅力的接受，有时又有从东正教转向天主教的倾向。在立陶宛大公国，新教改革和反新教改革交替出现。如同其他欧洲贵族家庭，很多立陶宛名流在16世纪五六十年代转向加尔文主义。东正教徒转向新教，不仅因为新教的教义和教理，还因为新教在以下问题的做法上和东正教颇为相似：牧师的婚姻、礼拜仪式中民族语言的使用和普通教众使用的圣餐杯。德国和法国的贵族只是从天主教的一种宗派转向另一种宗派，立陶宛贵族则不同，他们经常通过从东方基督教转向西方基督教的方式参与宗教改革。在一代新教徒之后，这些原来的立陶宛东正教家庭通常会转而信仰罗马天主教。通过这种方式，新教无意中成了天主教在立陶宛大公国的盟友。并非是天主教本身，而是宗教改革使得立陶宛东正教贵族接受了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先是新教，然后是天主教。当然，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派也采取了对手新教的策略。这些教派使用波兰语作为教会语言（尽管天主教也会用立陶宛语出版几本图书），这加强了波兰文化在立陶宛贵族中的声望，而信仰的改变也促使说立陶宛语的农民开始接触到波兰语。1579年，耶稣会教士在维尔那设立了一所学院，他们的反新教宣传伴随着他们希望东正教接受罗马教廷权威的呼声。

尽管罗马天主教被认为是“波兰信仰”；甚至在反宗教改革后，“波兰信仰”对“波兰”政治忠诚毫无必要，天主教依然保持这个地位。如同语言，宗教也能被之后的民族主义者追溯为一种民族身份的记号或载体。然而并没有发生过导致领土争端及其解决方案的宗教冲突，无论是德国的“谁的王国，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方案，还是法国的“一个王国、一部法律、一种信仰”（un roi, une foi, une loi）方案。1566年立陶宛大公国的法令由五名东正教徒和五名天主教徒组成的委员会拟定。奥古斯丁·罗顿都斯（Augustyn Rotundus），一位在立陶宛参加反宗教改革的波兰人，他是米科瓦伊·拉齐维尔（Mikołaj“the Black” Radziwiłł，1515—1565）的朋友，后者是维日诺的巴拉丁伯爵，也是立陶宛重要的宗教改革倡议者（先是倡导路德宗，然后是加尔文宗，最后是反三位一体派）。罗顿都斯是一位波兰天主教徒，他写了一篇为立陶宛法律辩护的长文，而作为立陶宛新教徒的拉齐维尔出版了这篇辩护词。罗顿都斯还将1566年立陶宛法律编译为拉丁语，他同意拉齐维尔的观点：立陶宛的“公共事务秩序良好”（respublica bene ordinata）。波兰最伟大的耶稣会教士彼得·斯卡加（Piotr Skarga，1536—1612）将他1577年出版的伟大著作献给了基辅的巴拉丁伯爵——东正教徒康斯坦丁·奥斯特罗日斯基（Konstantyn Ostroz’kyi）。事实上，那次不同宗派间的和解并不顺利。奥斯特罗日斯基是一位自负且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想要教会按照他的意思行事，他将这版著作买空并焚烧一尽。波兰-立陶宛王国的政治秩序不仅基于对西方基督教各宗派的包容，也基于对东方基督教的包容。1573年的华沙同盟（Confederation of Warsaw）确立了王国内对全体天主教贵族的宗教宽容。这种宽容仅限于社会少数阶层，尽管在我们看来这存在某种排斥，但是同一时代在欧洲还未出现类似华沙同盟如此宽容的存在。

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观念比起之后的现代民族主义，它有时更排外，有时又更包容。它更排外是因为现代民族主义获得了所谓全体民族成员的支持，而近代早期的波兰政体则将有投票权的政治团体同被剥夺公民权的下层阶级区分开来。近代早期的波兰民族不是以经济水平为导向的阶层，富人总是贵族，但几乎没有贵族生来就富有。富有的中产阶级只有成为贵族后，才算得上是公民。近代早期的民族观念在政治领域却比现代民族主义更包容，因为后者要求的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波兰-立陶宛王国保留了波兰和立陶宛的法律及行政机构。而近代早期民族在个人领域更为包容，现代民族主义倾向于坚持民族身份应包含文化源头和政治命运；而近代早期的波兰认同则认为上层阶级可以在文化上倾向一方，在政治忠诚上倾向另一方。在当时，贵族们与同僚商谈政事时使用一种语言（波兰语），在家中或与农奴交流时使用另一种语言（我们今天所称的白俄罗斯语或立陶宛语）。

一位贵族的出身可以是“立陶宛人”，他在政治上可以是“波兰人”，在宗教上可以是“罗斯人”（或“希腊人”）。既然在很长时间以来，立陶宛境内有大部分东正教国民，继承了基辅的诸多遗产，因此它也被称为“罗斯”王国。1385年，约盖拉以“立陶宛大公与罗斯人的王和继承人”的名义将他的领地与波兰合并。在1449年波兰-立陶宛王国与莫斯科公国的条约中，前者被称为“罗斯的”，而后者被称为“莫斯科的”（Muscovite）。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后，莫斯科公国声明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它是东正教所在地、拜占庭的继承人以及基辅罗斯的后继者。这为莫斯科公国与他们的东斯拉夫伙伴立陶宛发生战争，提供了合法性的理由，因为一个世纪以来立陶宛大公一直视自己为基辅君主的继承人。事实上，莫斯科公国关于罗斯后继者的声明将立陶宛推向波兰。当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0—1584年在位，1547年加冕为沙皇）在1558年挑起利沃尼亚战争（Livonian Wars）时，他加速了波兰和立陶宛在1569年的联合。当然，在那是波兰-立陶宛也自称罗斯后人：1569年，齐格蒙特·奥古斯特在加冕典礼上的头衔是“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罗斯人、普鲁士人、马佐夫舍人和萨莫吉希亚人的王和继承人等”。同年，伊凡四世对待波雅尔对手的方式也与齐格蒙特·奥古斯特治下立陶宛贵族的法定权利形成鲜明的对比。

尽管波兰-立陶宛王国在17世纪与俄国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扬·索别斯基（Jan Sobieski）1683年将维也纳从土耳其人手中顺利营救，也为波兰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但王国在18世纪却遭受了接连失败。我们在第6章中将看到，乌克兰的反叛在17世纪中叶对王国造成了致命打击。王国没能为成为现代强权积蓄起财政和军事实力。刚开始的好运用完后，之后的几任君主没有维护好王国的利益。无法建立起王朝的国王们，更无心考虑王国的福祉，而出身国外的国王们也不愿意投身波兰政治的困局中。波兰和立陶宛上层阶级不断拓展的权利，也为俄罗斯帝国（莫斯科公国在1721年后的国名）提供了使王国政体瘫痪的可乘之机。考虑到王国议会的议事原则是全体一致，那么只要贿赂一个人，就能阻止任何改革通过。沙皇彼得一世（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的势力渗透至波罗的海，从内部腐化王国。莫斯科的独裁者利用了波兰的无序状态。然而即使王国在18世纪瓦解为一个国家，其最珍贵的包容原则也被逐渐破坏，波兰文明依然进一步渗透进立陶宛大公国。任何曾经能代表贵族的标志，如今成为地位的象征，因此整个18世纪所有和波兰相关的事物都在立陶宛欣欣向荣，即便波兰-立陶宛王国早已消散成为回忆。王国的文化不断演化，它的制度却没有适应这种演化。1772年，奥地利、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立陶宛王国。波兰-立陶宛贵族最后一次试图修复王国制度的努力是1791年的五三宪法（Constitution of 3 May 1791）。这部宪法将波兰-立陶宛贵族阶层视作单一政治联合体，取消了议会投票的全体一致原则，希望建立一个现代的、中央集权的共和国。这激起了1793年王国被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第二次瓜分。1794年，柯斯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领导的反沙俄起义被击溃，1795年王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遭到瓜分。从此，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从欧洲地图上被抹去了。

俄罗斯帝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期间在位）逐渐吞并了原立陶宛大公国的几乎所有领土：1772年波洛茨克、1774年的明斯克和1795年最后成为维尔那的城市。通过吞并立陶宛，俄罗斯帝国吸收了一些讲波兰语的精英，讲我们今天所说的白俄罗斯语的农民（大多数人如此）和大部分居民为犹太人的城镇。波兰-立陶宛王国的终结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的终结，即除去地方偏见，犹太人可在其中享受到共同的制度性包容。突然间，俄罗斯帝国掌握了犹太人世界的大部分领土。维也纳会议（1815）使沙俄在瓜分了王国领土后又将华沙纳入其中，整个帝国境内有当时世界上大部分波兰人。仅从立陶宛大公国——既不是当时建立的所谓波兰会议王国（Congress Kingdom of Poland），也不是乌克兰——整个俄罗斯帝国吸收受波兰文化影响的贵族比当时受沙俄文化影响的贵族还要多。在19世纪早期，沙皇治下能阅读波兰语的臣民比能阅读俄语的要多得多。一些曾经的波兰-立陶宛王国贵族，如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Prince Adam Czartoryski）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的朝廷中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比方说，俄罗斯帝国于1804年颁布的犹太人法典中的某些条款，恰尔托雷斯基负有部分责任。

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夭折，以及俄罗斯帝国的犹太定居界限区（Paleof Settlement）的出现，这些都与帝国极度想要改革犹太教和犹太社会规制的愿望相关。我们将在第3章再来讨论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指出这些历史迷思不仅仅是领土问题（如1760年拉比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去世后，哈西迪犹太教在乌克兰兴起），或泛欧洲趋势的问题（如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即犹太启蒙运动）。这些历史趋势尽管最终汇聚在维那，但它们不是立陶宛大公国历史传统的变体。只有在19世纪末，诸如犹太世俗政治之类的事物才开始出现。对沙皇统治下的基督教臣民来说，近代早期上层阶级形成的民族正在慢慢地被现代民族概念所代替，后者以民族语言的形式被表达。19世纪在立陶宛的基督教徒中，民族分歧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进程，它本身并不是现代民族主义者们创造的那种非黑即白的、回溯性的民族分类。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在1834年创作的诗歌《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或《萨帝厄斯殿下》（“Lord Thaddeus”）］就像棱镜一般，从中可以观察到近代早期立陶宛爱国主义中色彩分明的民族观念。

俄罗斯帝国和立陶宛祖国

密茨凯维奇（1798—1855）出生在波兰-立陶宛王国被第三次瓜分三年后的圣诞夜，他生于新格鲁代克（Nowogródek），镇上的居民说意第绪语和波兰语。当地的立陶宛鞑靼人那时刚刚建造了一座崭新的清真寺。虽然旁边就是立陶宛村庄，但大多数当地农民说的还是白俄罗斯语。密茨凯维奇在一个体面的波兰上流家庭长大，虽然他的父亲很可能是东正教教徒，他的母亲可能有犹太血统。密茨凯维奇就读于维日诺的帝国大学，这所机构很好地展示了一个无知的帝国吸收了大批知识家庭后如何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19世纪早期，沙皇俄国的政策目标是维持波兰人的教育成就，而不是将潜在的优秀臣民俄国化。1803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维尔那学校（耶稣会教士于1579年建立）重建为大学，规定波兰语为教学语言。大学和整个维尔那学校的事务由沙皇的朋友、顾问和导师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亲王（1770—1861）负责。作为王国遗产的维尔那大学是当时俄罗斯帝国最大的大学。在整整一代人的努力后，大学培养了一批当地精英，比如密茨凯维奇，在他们心中文化和政治语言应该是波兰语。大学及其附属学校培育了一批人，他们有能力编纂消失的立陶宛大公国遗留下的历史、文学和诗歌遗产。（顺便说一句，恰尔托雷斯基的秘书和他的顶头上司都是乌克兰人。正如18世纪晚期波兰被瓜分后，波兰人纷纷服务于沙皇俄国，一个世纪前安得所沃条约［Treaty of Andrusovo］的签订瓜分了乌克兰，乌克兰人因此来到俄国。）

如果没有在大学期间受到波兰和立陶宛文化的熏陶，我们很难想象密茨凯维奇的诗人生涯。这一点从他的杰作《塔杜施先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首诗是他在1834年流亡巴黎期间所作。这首诗是关于立陶宛上流家庭的爱恨情仇，故事到1812年春天戛然而止，彼时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横扫立陶宛，直奔莫斯科。在诗中，立陶宛贵族青年加入了法国军队，这从史料上来说确凿无误，密茨凯维奇从13岁时就开始观察这些。事实上，1812年加入拿破仑的上层阶级青年中，有三分之一是维尔那大学的学生。最终，沙皇亚历山大赢得了这场战争。当亚历山大重新夺回立陶宛，他拒绝关闭维尔那大学，因此密茨凯维奇才能在1815年顺利入学。在登记入校时，密茨凯维奇获得了政府奖学金，这位年轻人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亚当·拿破仑·密茨凯维奇。就读于沙皇所办大学的立陶宛上流社会年轻人却参与攻击俄罗斯帝国，沙皇对此依然保持耐心，这使密茨凯维奇能获得更高阶的波兰语教育，因此他才能创作出这首怀旧杰作，将波兰的悲剧和那次攻击俄国事件联系起来。

在密茨凯维奇的大学时代，前波兰-立陶宛王国遗民认为立陶宛人的崛起指日可待，这将加速王国重建。而这一切的假想敌并非对立的民族主义思潮——当时并不存在这些——而是俄罗斯帝国。这些新的思潮影响了密茨凯维奇和他的学生朋友，他们称自己为“爱智者”（Philomaths）。毕业后，密茨凯维奇逃脱了在考纳斯教书的苦差事，取而代之的是被捕入狱、流放到俄国各地的经历。这段流放到敖德萨、彼得堡和莫斯科，之后又先后移居德累斯顿和巴黎的岁月，是他创作波兰语诗歌最鼎盛的时期。密茨凯维奇没有参加1830—1831年波兰人对抗俄国统治的起义，这次起义失败标志着波兰政治思想进入浪漫主义时期。这次起义也直接导致维尔那大学关闭。大学的学生四散到立陶宛、波兰、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密茨凯维奇的诗歌是人性和民族渴望的完美融合，波兰-立陶宛王国复国无望，他也未有机会看到祖国立陶宛复国的那一天。他的杰作《塔杜施先生》写于1832年到1834年间，就在起义失败后不久开始创作。今天，每位波兰和立陶宛学童都知道这首诗的第一句话：“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如同健康一般，只有那些失去你的人才懂得你的珍贵。”

尽管他的作品被证明能够超越时间，我们应该将密茨凯维奇本人放在他那个时代来理解。就像其他欧洲浪漫主义者一样，密茨凯维奇希望“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创造一个新世界”。对中欧和西欧的浪漫主义者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彻底毁灭了古典欧洲，当下的任务是建立起新的政治和文化准则。在密茨凯维奇和其他波兰浪漫主义者看来，瓜分波兰破坏了旧有秩序，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提供了一点儿波兰复国的希望。在拿破仑被打败后，立陶宛大公国的上流阶级没有任何像样的盟友，只有包围他们的农民，于是密茨凯维奇的浪漫主义诗歌就制造了一个政治困境。其他没有国家的民族浪漫主义者，比如意大利或德国的，他们要想将“人民大众”纳入新兴的“政治共同体”中相对容易一些，但立陶宛的历史问题要复杂得多。赫尔德提出的所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这一理念很难运用到那些不同区域、语言和宗教长期共存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情况。问题不仅在于文化的多样性，还在于人们对政治制度的鲜活记忆。在19世纪中叶，统一的德国或意大利的理念留下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因为此前没有类似的先例存在。但是，统一的波兰的理念会让人想起刚刚灭亡的波兰-立陶宛王国的幽魂，人们更会想起王国在灭亡前刚刚出台了欧洲第一部宪法。在密茨凯维奇的观念中，立陶宛也是这种政治传统的一部分，还是诸如和谐、美丽、活力和愉悦等浪漫主义美德的源头。如同赫尔德曾相信斯拉夫人可以让欧洲重焕年轻与活力，密茨凯维奇也相信立陶宛将复兴曾经的王国。

密茨凯维奇关于“立陶宛”的近代早期式的观念，将立陶宛视为一片不同民族共居的土地，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纷争，当民族性彻底改变后，这片土地最终迎来成为波兰的命运。虽然他本人并不是一位波兰大众民族主义者，也从未涉足华沙或克拉科夫，但是在他1855年去世后，波兰大众民族主义者将他优美的诗歌用作一种宣传媒介。虽然密茨凯维奇从未设想过立陶宛会独立于波兰存在，但是他描绘的图景让立陶宛激进分子更加确信他们独特的种族和民族身份。在19世纪晚期，在原立陶宛大公国的西北角，立陶宛语提供了一种文化特殊性，倡导建立单一种族的立陶宛国家的激进分子最终将利用这一点，其中就包含了如何将密茨凯维奇转化为立陶宛民族诗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认为，兴起于波兰中部和立陶宛西北部的民族性的种族定义是一种对历史趋势的合理描述，那么按此定义，密茨凯维奇既不是波兰人也不是立陶宛人，而是白俄罗斯人。毕竟，密茨凯维奇的出生地和“塔杜施先生”的背景都在东斯拉夫农民的居住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白俄罗斯人。也许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白俄罗斯上层阶级和文人是最坚定的密茨凯维奇支持者，而且他们从未抓住“种族”优势不放，继而将他据为他们的“民族”诗人。围绕在密茨凯维奇的立陶宛、曾经的大公国周围，可能会有这样一种现代种族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主要建立在“语言”上，即我们今天所知的白俄罗斯语。但这种种族民族主义从未产生。种族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概念，它的成与败和我们今天看到的“种族群体”的人数多少几乎没有关系。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现实政治如何最大程度地促成对《塔杜施先生》最具原创精神的解读（立陶宛和波兰的种族民族主义），以及如何边缘化对这首诗歌最忠实的政治解读（白俄罗斯和波兰的联邦主义）。

正如密茨凯维奇所说，对近代早期立陶宛爱国主义的考验就是1863年反抗沙俄统治。某些少数人士相信立陶宛大公国和王国的复兴，有赖于说波兰语的上层阶级与说立陶宛语或白俄罗斯语的农民阶级的联合。在俄国人败于克里米亚战争（1856）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1861）之前，一些立陶宛的波兰贵族曾密谋以一种同时满足地主和农民的方式彻底解决农奴制问题。雅各布·盖伊什托尔（Jakób Gieysztor，1827—1897）曾组织运动说服立陶宛贵族，在沙皇之前还农民以自由身。虽然盖伊什托尔的号召在当地得到响应，但立陶宛贵族整体错失了抢下这个功劳的机会。盖伊什托尔自认是波兰贵族，在建立和波兰人民的联盟关系；他创办了一所以立陶宛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并没有发现其中的矛盾。他之前就反对1863年的反抗沙俄统治运动，运动开始后，他秘密联合激进的康斯坦蒂·卡利诺夫斯基（Konstanty Kalinowski，1838—1864）。在起义期间，卡利诺夫斯基用农民的语言（白俄罗斯语）向农民许诺他们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安塔纳斯·马可维西斯（Antanas Mackevičius）现在被视为最早的立陶宛民族主义者，他力争通过与波兰的临时结盟达到光复立陶宛大公国的目的。1863年，这三人都试图说服农民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战，但他们都不相信农民能理解复国的重要意义。这些人和1863年起义的其他领导者已不再是近代早期式的爱国者，后者寻求的是光复一个由上层阶级组成的共和国；但他们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现代民族主义者经过充分准备，试图将民族定义为国民。他们希望借助人民的力量来打败俄罗斯帝国，这种尝试带来了两个根本困境。革命者使用的是各种不同语言，而不只有波兰语，这预示着一种新的民族政治诞生。如果他们以农民所说的语言来号召农民冒此生命危险，那么在和平时期他们也希望能继续使用这些语言。而贵族需要将土地出让给农民，以得到他们的支持，这就迫使贵族要在个人安全和民族解放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1830年起义失败后，密茨凯维奇的怀旧作品指向的是一个近代早期式的政治共同体。1863年起义失败后出现的却是现代民族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