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人们总是说得很多

汉堡警方显然办案不力、进度缓慢，而监控摄像头又只捕捉到案发当时一闪而过的模糊人影——看起来是个小混混，半张脸被围巾挡住，他从侧面冲过来将巴多撞倒，然后迅速逃离了现场；又因为至今还没有任何疯拉姆足球俱乐部的球迷出面自首，所以调查任务只能靠我自己。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我之所以写下这些语焉不详的字句，是因为内心正被复杂的情感折磨，尤其对于从不擅长给恶魔或隐身人画面相的我来说，要将这些落笔于纸上真的格外困难。

还有一些务实较真的读者会问，巴多去汉堡做什么？出发之前他告诉过我，汉堡这座城市从16世纪末开始，便是孕育资本主义现代技术的摇篮。而他，作为一个视足球运动为愚蠢行为并对之嗤之以鼻的人，又为何要在欧洲足球联赛决赛期间前往汉堡？好吧，这一切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因为他要趁耶稣升天节的连假，去那里和奥菲利亚会面。

一直以来，我都对奥菲利亚·洛夫莱斯心存怀疑，何况她的名字、她的性格都像是从哥特式小说里走出来的。她是我孪生弟弟的前女友，一个放浪不羁的窈窕美女；5年前他们分手，但巴多仍默默地爱着她。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她就差点在悬崖边害他丧命（抱歉了巴多，如果我这么说她显得太过刻薄）。

巴多的死，是否或多或少和她脱不了干系？警察在我弟弟的钱包里发现了奥菲利亚的手机号码和地址。这是我从一个名叫克雷斯的警官口中得知的，他足有近2米高，是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神神叨叨，像是要甩掉一个令人难堪的包袱那样，勉强地用蹩脚的法语告诉了我这条信息。

奥菲利亚自称是诗人拜伦的女儿阿达·洛夫莱斯的后代。长久以来，我都对她身份的真实性抱有怀疑，何况她向来谎话连篇。但是，巴多在见过奥菲利亚的父亲之后，似乎确信，至少在这一点上，她说的是真的。

5月16日星期天，我动身前往汉堡，来到艾本德医院的停尸房“指认尸体”——尸体看起来很完整、很美，我弟弟“仅仅”是遭到列车的猛烈撞击。当时的我彻底崩溃，没能马上想到奥菲利亚，回巴黎后，才给她拨去电话。我说想要见她一面，可她立刻挂断了电话，听起来像是在哭，然后就再也没有接听我的电话。

在这之后的那个星期五，我再次来到汉堡，这时距离葬礼举行还有4天，我想从奥菲利亚那儿讨一个说法，也许还能带她回去，一起参加弟弟的葬礼。我来到她位于韦列斯特拉斯的住址——那是舒兹北部的一个区——足足等了有3个小时，除了面对一扇紧闭的大门，别无所获。我还尝试敲了好几个邻居的门，但整幢房子仿佛是聋了一样，没有半点回音。总之，如果奥菲利亚不是已经与魔鬼为伴，我真希望她下地狱。

我再次造访克雷斯警官的办公室，却依然一无所获，空手而归。2个多月后的今天，警方始终未能确认凶手的身份，只是一味地重复说，那个肇事者是单独行动，中等个子，应该很年轻，动作利落，似乎喝醉了酒，戴着太阳镜，球帽还有一条印有疯拉姆足球俱乐部会徽的长围巾，那一天“疯拉姆”刚在和皇家马德里的决赛对阵中败北。

出事的时候，为什么奥菲利亚没有和我弟弟一起出现在思腾舒兹地铁站呢？那支包装好的万花筒原本是打算送给她的礼物吗？如今的我每天都在摸索这个小玩意儿，仿佛它是解释这一切的钥匙。根据巴多告诉我的旅程安排，他应该在5月13日星期四和奥菲利亚共进晚餐，也就是意外发生的前两天。他们俩已经有5年没有见面了，中间只断断续续有过一些联系。

他之所以想要见她，是为了尝试解开一个谜团；另一个谜团，也许与他生前寄出的那张明信片关系密切。我必须坦白这一切，即使这会让人质疑我弟弟（或我本人）的精神状态。

自4月20日那天起，巴多开始和一个只有他看得见的小男孩对话。

那是一个自称名叫贝纳尔多的“幽灵男孩”，和我弟弟同名，他似乎着迷于巴多和奥菲利亚之间的爱情故事。

那会不会是巴多灵魂的显形，又或者，是我弟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真的开始出现某种精神异常？哦不，不能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释。或许我讲故事的方式也有失体面：我总是笨头笨脑，各种想法在血管里上下翻腾，我觉得必须足够冷静才有可能深入了解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原谅我，巴多，我举步维艰，每写下两行句子便不堪重负，不得不躺在你的床上歇一会儿，然后再度起身，继续酝酿几个不完美的措辞，那种感觉就像是在遭受电击疗法。

在我芜杂混乱的思绪中心，有一个念头慢慢浮出水面：必须找到奥菲利亚·洛夫莱斯，无论她在哪儿，因为根据警方的消息，她似乎已经离开了汉堡。

为了不显得操之过急，我没有在14日星期五打电话给你，也许你正是在那天寄出了明信片。我想等你自己主动提及和奥菲利亚有关的话题。我们本该在16日你回巴黎的几小时后共进晚餐。想必和往常一样，你会和我分享那些离奇的故事——你的人生就是一首诗。

人们说，当你遇见自己的分身时，死神已经离你不远了。人们总是说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