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古文学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与原始歌谣

早在文字出现以前，文学就诞生了。最早的文学便是古老的歌谣和神话故事，特别是原始歌谣的出现，足以说明文学起源的情况。

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文学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原始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弛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在一定场合，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于是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诗歌韵律的起源。《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说明“邪许”是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唱一和，借以减轻疲劳、协调动作的一种呼声。又《礼记》的《曲礼》和《檀弓》都有“邻有丧，舂不相”的记载。“相”是送杵声，与“邪许”的作用相近。以上皆说明劳动和文学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说明文学艺术的起源与人类的生产劳动是分不开的。鲁迅在论述诗歌的起源时说：

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随着人类思维和语言能力的发展与提高，在这些呼声的间歇中添上有意义的词语，便形成了正式的诗歌。如传说夏禹时涂山氏女所唱的“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兮猗”为表感叹的语气词，只“候人”二字有实义，可歌词便有了明确的意义；后来《诗经》的“于嗟麟兮”、“猗嗟昌兮”（见《麟之趾》、《猗嗟》）等，都可以理解为原始歌谣形式的遗留。可见，当初无意义的劳动呼声，一旦被有意义的词语所代替，或者与有意义的词语相结合，就是诗歌起源和形成的过程。

诗歌既然是如此产生和形成，因而它最初只在口头流传，并常与原始的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后来有了文字，才逐渐有人把它记录下来。《吕氏春秋·古乐篇》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河图玉版》说：“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两书所介绍的古乐都有歌、有乐、有舞。葛天氏之乐歌还有八阕，每阕有中心内容，可以想见，一定有不少歌词，可惜没有传下来。《尚书·益稷》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注1这是记载帝舜时一次朝会乐舞的盛况。《箫韶》即《大韶》，九成即九章，是帝舜时乐师所作。在朝会上指挥奏乐、歌诗，还有人化装为各种鸟兽起舞，这也是诗、乐、舞三者一体的又一证明。以上皆说明了诗、乐、舞三者紧密结合，是中国诗歌发生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注1译文：夔说：“敲起玉磬，打起搏拊，弹起琴瑟，唱起歌来吧。”先祖、先父的灵魂降临了，我们舜帝的宾客就位了，各个诸侯国君登上了庙堂互相揖让。庙堂下吹起管乐，打着小鼓，合乐敲着，止乐敲着敔，笙和大钟交替演奏，扮演飞禽走兽的舞队踏着节奏跳舞，韶乐演奏了九次以后，扮演凤凰的舞队出来表演了。夔说：“唉！我轻敲重击着石磬，扮演百兽的舞队都跳起舞来，各位官长也合着乐曲一同跳起来吧！”（摘自周秉钧《白话尚书·皋陶谟》）

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本是一种生产行为的再现，或者是劳动过程的回忆。原始歌谣是劳动内容的韵语描绘，原始音乐是劳动音响的再现，原始舞蹈是对某种劳动生产动作的模仿和某一劳动过程的重演。这些劳动的重演和回忆，无疑表现了原始人生产意识的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因而自然包含有热烈追求功利的目的。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看待它们。”如果不把握这个思想，“那末我们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见《论艺术》）

我国原始歌谣保留下来的为数极少。传说的所谓尧舜时代的歌谣，如《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南风歌》等，皆属后人伪托，不可信。古籍中保留的只有极少量的质朴歌谣，比较接近原始的形态。如见于《吴越春秋》的《弹歌》便是可贵的例子：

断竹，续竹，飞土，逐（，古肉字）。

这首短歌相传为黄帝时的作品，固难相信，但是从其内容和形式看，无疑是一首古老的猎歌。它描写了砍竹、接竹制造狩猎工具以及用弹丸追捕猎物的整个过程。同时，二言的句式，一韵到底的韵律，显示了四言诗之前可能有过二言诗的发展阶段。

《弹歌》是写实的，而《礼记·郊特牲》所录相传为伊耆氏（指神农氏或帝尧）时代的《蜡辞》，则是理想主义的了。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这是原始歌谣中的另一类型，即对自然界的“咒语”。当时大水泛滥，土地被淹没，昆虫为害，草木丛生，威胁到原始人类的生存。因而他们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企图利用语言的力量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使之服从自己的意志。正如高尔基所论述的：这乃是“用‘咒文’和‘咒语’的手段来影响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它表明人们是多么深刻地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而这种信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组织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劳动过程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和十分现实的用处。他们甚至企图用‘咒语’去影响神。”（《论文学》）与此相类，《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记载了驱逐旱神——魃的咒语。这类咒语式的诗歌，无疑也是原始人类为解决与自然斗争的矛盾所产生的一种主观愿望，一种幼稚的幻想。

第二节 古代神话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13页）

远在创造和使用语言的初期，万物有灵、物我不分的神话思维就是人类的全部精神活动，并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开始以后。神话“是对宇宙之谜做出的最初解答。它企图找出万物的起始和原因。因此，神话似乎不仅是幻想的产物，而且还是人类最好求知欲的产物”（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艺术》）。原始神话乃是被认知的客体在万物有灵的主体心理上的投影。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对许多自然现象如暴风骤雨、电闪雷鸣、旱流金石、洪水滔天等感到可怖，对天地山川的形成、人类的出现、日月的运行等无法解释。他们把这些自然现象视为与自己一样的生命物而加以崇拜，这就产生了原始的宗教观念。在人们不断劳动和认识的过程中，人们的思维能力不断得到发展，而且求生存的欲望促使他们勇敢地探索，开始表现出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但这种愿望只能通过幻想来满足，于是就产生了神话。这时，他们一方面把各种自然现象人格化，塑造成神的形象，这些神有的善良，有的凶恶。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让凶恶屈从于善良，服从人类的意志。一方面又依据人类改造自然的经验和愿望，塑造出传说中的英雄，让他们征服自然，拯救人类；同时，原始人类还幻想人能够变成异人异物，直接超越自然力的约束，获得更大的自由。这许多幼稚的想像，构成了关于自然神、英雄神和异人异物的神话故事。可见，神话是原始社会人类处于生产力低下时期的产物，是通过幻想征服自然力的产物。当然，随着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人们的认识水平提高，对于自然力有了初步认识，或者掌握了适应它的手段之后，产生神话的土壤便不复存在了。“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13页）

中国古代神话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形成的，并伴随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断发展，打上了原始社会历史演进的烙印。我国早期不少的神话是以歌颂女性为中心内容的，如女娲造人、补天，精卫填海，羲和生日，常羲生月等，这都是母系氏族社会存在的反映。到了父系氏族社会，神话就开始以歌颂男性的神或神性的英雄为中心内容了，如夸父逐日、羿射十日、鲧禹治水等。同时，伴随着部落、部族及联合部族的出现，带来了部落或部族之间的争战，就出现了许多关于争战的神话，如共工与蚩尤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以及黄帝集团与炎帝集团间争战的神话。当原始社会解体，开始进入到阶级社会的时期，神话中又有了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的内容，因而塑造出反抗神的英雄形象，如刑天反抗天帝，虽被砍头，但还“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这种宁死不屈、死而不已的斗争，正反映了人民大众对统治秩序的挑战。

神话是原始人类的口头创作，由于当时尚无文字，仅凭口耳相传，散佚的肯定不少。后来虽有了文字，但由于中国古代的一些学者大都重实际而不重冥想，对神话不重视，故被记录下来的神话数量不多。今存《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等算是保存神话较多的典籍，特别是《山海经》中的神话资料最为丰富。

《山海经》是这些典籍中著录神话材料最为丰富的一部典籍。全书十八篇，三万一千多字。其中《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五篇、《大荒经》四篇。该书过去传为禹、益所作，现代学者大多认为成书非一时，作者也非一人，大约是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不同时期的巫觋、方士依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到西汉刘秀（歆）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刘秀《上〈山海经〉表》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其中保留的大量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材料是相当古老的，是研究古代神话至为重要的典籍。但这些神话材料，除了夸父逐日、鲧窃息壤等个别具有情节性之外，严格说来还只是描写了一些个体的神，它们大都是奇形怪状的动物，或兼有人和动物的形体特征，如人身虎尾、马身人面等，还没有构成带情节性的神话故事。虽然如此，我们若将《山海经》一些片断的材料加以整合，仍然可以形成相当完整的故事和鲜明的形象，如夸父、大禹、帝俊、西王母等。

《穆天子传》共六卷。明代胡应麟认为作者是周穆王的史官。清代洪颐煊认为此书“非周秦以下”所能作。书中主要记载周穆王驾八骏西游至昆仑山见西王母的故事。周穆王虽实有其人，但见西王母的情节却极富神话色彩。《山海经·西山经》描绘的西王母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则是一位彬彬有礼、风度端庄的女王与女神。她居于瑶池，有吹笙鼓簧的音乐伴奏；她为穆王唱歌，表白天帝女儿的身份，她祝愿穆王长生不老，并希望他再次造访。在西王母身上体现了一种人性与神性的美。

《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九歌》这组祭歌自然包含了楚地祭祀的原始宗教材料，《离骚》中屈原的“上下求索”、“三度求女”自然是用古神话素材编织起来的彩练，特别是《天问》一篇，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可窥见其中有些材料更接近于神话的原始面貌，只是作者采用了简略的问句形式，只言片语难以理解。《淮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集十分宏富，如《地形训》就记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仑山、大禹以及九州八极的神话。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等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就保留在《淮南子》中。除以上保留神话比较集中的四部典籍外，还有些散见于经、史、子、集的各类典籍中，经过搜集整理，亦可作为古代神话的研究资料。

我国古代典籍上保留的神话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属于与自然作斗争的，一类属于社会斗争的。在与自然作斗争的神话中，又有表现为探索性的和征服性的两种情况。像女娲补天、共工怒触不周山、夸父逐日都属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神话。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淮南子·览冥训》）

女娲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位女性英雄，在面临世界毁灭的紧急关头，她勇敢地炼石补天，扶正了天地，消灭了灾害，拯救了人类。这个神话试图说明现实世界是怎么形成的，体现了原始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企图。女娲不仅再创了世界，还创造了人类。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十八）这个神话以绳造人来解释人类的起源，的确反映了原始人类认识水平的幼稚。结尾把阶级社会的富贵与贫贱也归结为女娲所造，显系后人的附会。再如：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天文训》）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海外北经》）

前者是原始人类对于天地覆载、日月星辰西行、江河东流等自然现象所作的解释；后者反映原始人类对太阳东出西落的现象不理解而艰苦探求，塑造了一个敢于与日竞走、英勇献身的夸父形象。

原始人类与自然斗争，不仅表现了探索精神，还表现于征服自然力的大胆幻想。如羿射十日、鲧禹治水就是这类神话的优秀代表：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原始农耕时代，旱灾和水灾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这两则神话就反映了他们抗旱、治水的强烈愿望。原始人类想像旱灾的发生是因为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毒蛇猛兽也威胁人类生存，所以他们创造出一个造福于人类的英雄——羿来为民除害，表现了原始人类战胜自然的坚定信念。羿是个非常有名的神话人物，许多典籍都记载了他的事迹。《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彤弓素，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屈原《天问》也有“羿焉日”的话。鲧禹治水也是有名的神话。鲧窃息壤为民除害，触犯了天帝的权威，以致牺牲了生命。但他仍不屈服，又生出禹来继承他的遗志，终于消除了水患。《国语·晋语八》记载：“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屈原《离骚》也说：“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看来鲧是一位具有反抗性格的神灵。至于禹的治水，后来的传说尤多，《诗经》、《楚辞》及诸子中多有记载注2。父子两代都是治水英雄，为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们身上无疑集中了原始人类征服自然的经验和智慧。

注2关于禹的记载见于《诗经》的如：“信彼南山，维禹甸之。”（《信南山》）“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文王有声》）“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韩奕》）“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长发》）“奄有下土，缵禹之绪。”（《宫》）见于《楚辞》的如：“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天问》）见于诸子的如：“禹疏九河”，“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滕文公上》）；“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荀子·成相》）等，这许多记载都与禹治水的神话有关。

在我国古代神话中，还有不少反映古代部族之间发生战争的内容，炎帝与黄帝作战及黄帝伐蚩尤便是有名的故事：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

前者反映了黄帝与炎帝斗争的事迹。黄帝与炎帝是中原两大部族的首领，他们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中，发生过激烈的争斗。神话中的阪泉之战是由炎帝引起的，由于黄帝善于修德治兵，树艺五谷，受到诸部族的拥护，结果在阪泉（据传在河北省境）打败了炎帝。这次战争十分激烈，黄帝调动了熊、罴等（这些可能是部落的图腾）代表不同部落跟随黄帝参战。黄帝打败炎帝后，炎、黄两大部族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主要的史前远祖——炎黄。炎、黄融合后，又发生了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这就是后者的内容。另据《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相传蚩尤是古代黎族的领袖。那时黎族是南方人数多、地域广的一个强大部族，号称“九黎”。神话故事把这场战争描绘得惊心动魄，很富艺术想像，说明我国古代氏族社会中南方部族和中原部族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争。

从古籍保留的许多神话资料来看，我国古代神话（本章所述，主要指汉民族神话）从内容涉及的广度来看，是丰富多彩的，但大部分都比较零散，甚至是片言只语，不完整，没有像古希腊神话那样发展为一个神的家族和神的系统。我国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是：除有关女娲、后羿、共工、刑天、鲧禹的少数神话外，其余大多属于早期神话。正如茅盾所说，“此类独多”的乃是“人物变形”的神话（茅盾《神话研究》），神的形象多以半人半兽的姿态出现。如雷神为“龙头人身”，水神共工“人面、蛇身、朱发”（《山海经》）。因此，神的自然属性强而社会属性弱，神性多而人性少。中国神话的第三个特点则是：带有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如后羿、神禹、女娲等，远比关于自然力被神化的自然神如日神、月神、雷神、河伯之类在神话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有关他们的神话更为发达。这类英雄人物很容易被历史化和世俗化，从而失去其幻想的光辉。在我国古代，甚至某些自然神也被历史传说中的人所取代，如洛神、宓妃为伏羲之女，湘君、湘夫人为舜之二妃，她们取代了洛水和湘江的水神，因而更加强了神话的古史化或神话与历史传说相结合的倾向。我国神话的第四个特点是：同农业生产有关的神话比较突出，如上述射日、治水、补天的神话都反映农业劳动者同水旱、猛兽作斗争的思想。形成我国古代神话上述特点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我国处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原地区较早就进入了农业社会，因而导致了人们的闭塞、孤立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性格内向，重实际而黜玄想，使得神话的发展受到制约。其次是从周以来重人轻神的思想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故我国古代虽然长期存在巫、史两部分文化，但负责神、人交通的巫，地位却日趋低下，因此同神话有关的巫文化得不到发展，而史官文化则居于主导地位，把巫文化的一部分也吸收过去，这正是促成神话古史化的历史背景。春秋晚期，继承史官文化的儒家学派兴起，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某些神话更被赋予合乎生活实际的解释而失去神话本来的面貌，如“黄帝三百年”、“黄帝四面”、“夔一足”等，本富神话色彩，但经过孔子做出合乎常理的解释，就不成其为神话了。

在神话古史化之后，有些神话又被后来的道教改造成为仙话，如黄帝、西王母这些神话主人公又常在仙话中出现。仙话一般讲述普通人通过修炼成仙或仙人导引，以达到所谓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目的，它已经失去了神话的光彩，一般认为仙话不属于神话的范畴。

古代神话代表了原始人类特有的意识形态，它通过幻想的形式，反映那个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理想。它所表现出的乐观进取精神，无论对于当时还是后世的人，都起着推动和鼓舞作用。它作为原始社会人类意识的最初记录，对于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古代神话在我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塑造的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的英勇形象，至今还保持着“永久的魅力”；它丰富的素材，多为后世作家所取用，它神奇的幻想、生动的情节以及夸张的艺术手法等多方面的成就，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作家。例如诗歌方面，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苏轼等人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营养；小说、戏曲方面，魏晋的志怪，唐宋的传奇，以及宋元以后的许多小说戏曲，不仅继承了神话的浪漫精神，而且吸取了神话的素材和艺术经验。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正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最早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