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先秦文学（上古—公元前221年）

概说

“先秦”这个概念，是指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以前的历史进程，大致包括我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三个历史时期。先秦文学就是指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文学。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近年发掘的文化遗存证实，大约从一百万年前起，远古人类便已劳动、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幅员广阔的土地上。古书里保留的关于远古的许多传说，如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见《韩非子·五蠹》），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见《周易·系辞下》）等，大约就是原始人群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生活经历。关于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传说，大约反映了四五千年前父系氏族社会的面貌，尧舜禅让，可能是当时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情形。儒家依靠这些传说，称颂当时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们以极简陋的工具从事劳动，获取生活资料，同时也开始创造人类最初的远古文化。在已被发现的远古社会遗存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产生于距今五千多年前母系氏族社会末期，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和距今四千多年前父系氏族社会时期，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在这两种文化的遗存中，我们除发现有大量石刀、石铲等生产工具外，还发现了当时占重要地位的手工业品——种类繁多的陶器，并显示出由最初的纯粹手工制作到后来实行轮作技术的进程。由彩陶到黑陶，设计和制作愈来愈精美，既有实用价值，也有审美价值。陶器上面的各种植物花纹和几何图案、飞禽走兽的图画，无疑是远古人类在长期采集、种植以及狩猎活动中对自然仔细观察的结果。由此可知，人类最初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内容是与他们的劳动生活结合在一起的。

原始人类既然创造了远古文化，其中当然包括了反映原始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学，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当时没有文字记载，这类原始的文学大都亡佚，流传至今的只有散见于古代典籍中的少量原始歌谣和神话。原始歌谣产生于原始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中，是为了协调劳动动作、鼓舞劳动情绪随口唱出来的，它算是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同时，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现象还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在自然灾害面前感到束手无策，因而便以幻想的形式来解释自然和表达他们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愿望，这样就产生了神话。可见，原始歌谣和神话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还可推测到：原始人类的群居生活和集体劳动，决定其文学艺术活动一般都是集体的；又由于那时既没有文字，也没有社会分工，文学就只有口头创作，没有书面创作；只有文学和其他艺术，如诗歌和音乐、舞蹈互相结合的形式，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独立存在；由于原始文学是适应劳动的需要而产生的，故往往带有某种功利性；当时社会还没有分裂为对立的阶级，所以那时的文学一般只存在与自然斗争的内容，没有阶级性内容。所以，集体性、口头性、综合性、功利性及无阶级性，便是原始文学的特点。

夏禹传位于启，建立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从夏朝起开始了奴隶社会的进程，也就是儒家所指的由“大同”进入到了“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文字的发明创造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重要标志。夏代有无文字，文字情况如何，有待于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因而至今我们对夏代的社会面貌还了解得不甚清楚。今存有关夏代的许多记载，包括少量的诗歌、谣谚和散文，都是后来依据传说记录下来的。

成汤灭夏，建立商朝（约公元前16世纪—约前11世纪），这是我国古代奴隶制大发展的时期。商代已经有了文字。据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证实，其中甲骨文已有四千五百个左右，说明至迟在商代后期，汉字已经基本成熟。周人追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周书·多士》）今存《商书》中的《盘庚》三篇，应当就是这类典册中的一种。商代遗留下来的文献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可靠史料。依据这些史料，我们认识到商代社会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殷的先世是游牧部族，畜牧业很发达。中叶以后由畜牧进入到农业生产，《盘庚》屡次提到农事，如“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等等；甲骨文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证明殷人的农业生产已经发展起来。

（二）殷人大量制作和使用青铜器，成为一个时代乃至整个奴隶制社会的重要特征。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是我国现有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器物制作精巧，表面铸有花纹，显示了商代青铜手工业高度的工艺水平。

（三）殷代奴隶主对待奴隶极其残酷，除了用作生产和交易外，还可任意杀害，充作生殉、杀殉、杀祭等等，近来出土的殷墓葬，有的殉葬者竟达数十百人之多。

（四）殷人信奉鬼神，“巫风”盛行，统治者事无巨细，都得卜问鬼神以预测吉凶祸福，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员便是巫和史。他们通过卜卦代鬼神发言，凡繇兆、祝辞、神告、占卜的纪录及国君的讲话、文告等，无不写成书面语，刻于甲骨，录入典册，这些就是殷墟中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殷商文告等。

商代的文学还处于萌芽阶段，甲骨卜辞、《易经》及《尚书》中的《商书》三种文献中保留了商代的一些歌谣和散文。《商书·汤誓》所引“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相传为夏代末年人民诅咒夏桀的歌谣，值得珍视。《易经》卦、爻辞中保留了一些韵语，近似于当时的歌谣。甲骨卜辞和《易经》中的卦、爻辞，为形式简短的散文，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商书》中的《盘庚》，记述了商王盘庚迁殷时对众民的几次讲话，语气带有感情，使用了一些生动的比喻，有一定的文学性。以上这些典籍中的记言或记事文字，只能算是散文的萌芽。

公元前十一世纪，武王伐纣灭商，建立了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西周保留下来的典籍和出土文物较商代更多，因而我们对西周社会的认识较为清楚。西周前期，社会比较安定，出现过“成康之治”的短暂太平局面。自懿王以后，周室渐衰，外患渐起，特别是厉王、幽王肆行贪暴，致使人民怨恨，贵族离心，中间虽有宣王中兴，也不能挽救颓局。自武王伐纣至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灭亡为止，历时近三百年。

西周初年，传说周公制礼作乐，无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创造了比商代更为完备的制度：

（一）分封制。周初曾大规模地封侯建国（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王把土地和奴隶分封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再把部分土地和奴隶赐给卿大夫，叫做“立家”。相传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七十一国，其中武王兄弟十五人（一说十六人），同姓四十人，还有一部分异姓诸侯。如武王弟康叔被封于卫，周公长子伯禽被封于鲁，太公望被封于齐，召公奭长子被封于燕，成王弟唐叔虞被封于晋等，这些同姓和异姓的诸侯起着拱卫周王的作用。

（二）嫡长制，即宗法制。这是贵族内部世袭的一种原则，即用“大宗”和“小宗”把贵族层层加以区别。周王自称为“天子”，为天下之共主，是天下“大宗”。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庶子们受封为诸侯，他们对周王而言，是“小宗”。诸侯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其君位由嫡长子继承，庶子们再分封为卿大夫，对诸侯国君而言则为“小宗”，而卿大夫在其本宗族则又为各分支的“大宗”。这种宗法世袭制与商代相比，更加完备，商代曾有过的“兄终弟继”制在西周则不复存在了。

（三）井田制。孟子说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孟子·滕文公上》），可能是一种想像。不过，西周的耕地已有了准确的计亩和比较完整的灌溉及道路系统，处于灌溉沟洫和道路中间的方块田可能就是孟子所说的井田。划分井田主要是为了便于计算俸禄和产量。

（四）礼乐制。“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记·乐记》）礼乐制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种种关系，体现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和特权。孔子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表明西周的礼乐典章制度是相当完备的。

从平王东迁洛邑至秦统一六国的五百多年间（公元前770年—前221年），史称东周。东周又分春秋和战国两段，中间以周元王即位（公元前476年）为战国之始。春秋战国时期，一般认为是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遽变时期。这个时期西周的许多制度都遭到破坏，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思想诸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井田制遭到破坏，出现了土地私有制。春秋时期，由于使用铁器和牛耕，井田以外的荒地得到了大量开垦。本来的井田为国有化的公田，而这些新垦地便成了私田。开垦愈广，私田愈多，甚至私田上的收获超过了公田。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当时的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剥削形式，即变原来的贡税、力役形式为按亩征税的税亩形式。这一形式的最初出现，便是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的“初税亩”，它标志着我国私有土地从此取得了合法地位，成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重要特征。

（二）权力下移。王室衰微，政在诸侯；公室衰微，政在大夫。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普遍趋势。西周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天子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到春秋时期，诸侯一个个强大起来，如齐桓、晋文竟成为号令天下的霸主；就一国而言，大夫的势力也愈来愈大，以致后来出现鲁“三分公室”、“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局面，形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论语·季氏》）的形势。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更为激烈，战争频繁，周天子已成为这些国家的附庸。诸侯国内，各自实行改革，如：吴起为楚悼王变法，取消已传三世的封君爵禄及疏远公族的特权；商鞅为秦孝公变法，设立县制，奖励耕战，废除世袭特权。这些改革，标明分封制的逐步衰亡，新兴封建国家的逐步确立。

（三）文化思想方面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由原来的尊天事鬼变为重视人事，重视民的作用。西周早期是神权与君权相结合，两种至高无上的权力统治一切。天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世间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由他决定，而能敬德保民的受命天子则代表天帝的意志具体统治人间。当时，人们对天帝和天子是一片赞颂：“敬之敬之，天维显思。”（《诗经·周颂·敬之》）“仪行文王，万邦作孚。”（《大雅·文王》）可是，至西周厉、幽之际，人们不独不赞颂，反而发出“不吊昊天”、“上帝板板”的怨言，并通过怨天指桑骂槐地诅咒天子了。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观念里的神权和君权更加失去权威。在天道与人事间，逐渐重视人事；在君主与平民间，逐渐重视平民。一般较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看到迷信天道鬼神的无益和争取人民的重要。例如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主张不毁乡校，反对裨灶禳火；晏子预知人民归向陈（田）氏，反对禳祭彗星；老子讲“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孔子讲“爱人”、“泛爱众”；子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墨子讲“兼爱”；许行讲“与民并耕”；孟子讲“民贵君轻”。这些重视人事、重视人民的观点，对于敬天事鬼的意识形态是一个较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是“士”阶层的迅速发展。“士”本来是周朝社会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阶层，他们对上可以交通王侯，对下与平民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个阶层之所以能得到发展，与当时学术下移有着密切关系。本来在周初社会里，“学在官府”，只有贵族享受文化和教育，而在社会大变动中，一部分没落贵族沦为士人，因此他们的文化知识也随之带到下层。他们通过讲学和其他活动来传播文化，从而造就了愈来愈多有知识的士人。像孔子、墨子等人的教学活动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同时，由于士人的作用愈来愈显露出来，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形成了争相养士的风气。像有名的“战国四公子”门下的食客竟或多至三千人，鸡鸣狗盗之徒、抱关卖浆者之流莫不延纳宾礼。在这么一个庞大的士人阶层中，涌现出大批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其他学者，他们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从而形成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派，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概括为“九流十家”，主要的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还有阴阳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及小说家。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便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在周代八百年的历史中，文学的发展大体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和春秋时期。这个时期以诗歌的成就最突出。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周代的统治者为了制礼作乐和考察民情的需要，通过采诗和献诗的方式，搜集了大量来自民间或贵族的歌谣，后经太师和乐工整理，编成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其中的民歌，题材广泛，诸如人民反对剥削压迫，不满战争徭役，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还有对婚姻恋爱以及生产劳动等多方面的社会生活都有所反映。《诗经》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如比兴的手法，整齐的章句，优美生动的语言，自然的韵律，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进步思想和艺术成就，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写实传统，给后世文学以极大的影响。就四言诗来说，《诗经》一出现便形成了一座高峰，前不见古人，后亦少见来者。它既标志着四言诗的开创，也标志着四言诗的完成，以后无论民歌还是文人诗的四言，就其总体而言，都不曾超越过它。这时期的散文主要有文告体散文《周书》、编年体历史散文《春秋》、语录体散文《论语》，除了以上三部书外，还有铸在铜器上的西周铭文等。《尚书》是一部古代文告和讲演录的综合集子，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和《夏书》，只能视为后人追记，《商书》中有部分属于当时的文献，而《周书》则可全部视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文告的真实记录，语言与《盘庚》一样，佶屈聱牙。《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史编写的一部编年史大纲，它对春秋时期各国历史作了简要记载，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资料。《论语》是孔子言行以及孔子同其弟子们对话的记录。《春秋》和《论语》的记事记言，语言都简明平浅，不像《周书》那样古奥难懂。《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和汉儒纂辑的《礼记》被后代认定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合称“五经”，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

第二阶段是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散文获得大丰收，出现了成熟的历史散文和诸子哲理散文。同时，诗歌继《诗经》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楚辞。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遽变。春秋初期有一百多个诸侯国，至春秋末期只剩下十来个国家，至战国时期，就只有七雄争斗了。国家的兴衰存亡，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是摆在史学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因此，继《尚书》、《春秋》之后，创作了别开生面的历史散文。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三部典籍。《春秋》还只是极简略的编年史纲，而《左传》则是一部内容丰富、详细的编年史书，它描写了许多复杂的战争场面和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国语》和《战国策》是分国记载当时诸侯各国大事的史书。尤其是《战国策》，记叙当时策士们的活动和言谈，语言绚丽多彩，善于夸饰和渲染，较《左传》更具文学意味。以上历史散文的发展，说明我国叙事散文已进入到成熟阶段。

在战国历史记事散文得到发展的同时，诸子说理散文更是呈现出一派生机。诸子散文有《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重要著作，是战国百家争鸣的直接成果。由于当时一些士人学者们的社会经历、政治主张以及思想性格的不同，他们的散文作品的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也各异。如《孟子》犀利，《庄子》恣肆，《荀子》浑厚，《韩非子》峻峭，呈现出各种姿态。如果就论说文的形成过程看，从《论语》起，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论语》还大都是简短的个人言论记录，基本上属于语录体阶段；《墨子》、《孟子》和《庄子》则有了长段的对话和议论，为语录体向成熟的论说文过渡的阶段；到了《荀子》、《韩非子》，有了论题，有了中心，并善于论证说理，则达到了论说文的成熟阶段。

地处江汉流域的楚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自春秋开始，又逐步与中原文化融合，使楚国文化愈来愈得到发展。正是在南北文化合流的土壤里哺育了伟大诗人屈原和新的诗体楚辞。屈原是这个时代集中的艺术天才，是第一个以从事诗歌创作知名的伟大作家。他创作的楚辞，使自《诗经》以后沉寂了三百年的诗坛又恢复了生机，奇作郁起，在我国诗歌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屈原坚持理想，憎恨邪恶，崇尚高洁，以毕生精力为振兴楚国而奋斗。他炽烈的爱国感情和执着的求索精神，加上古代神话和南方楚地民歌的哺育，熔铸成光辉的诗篇，开创了我国诗歌的浪漫传统。

综上所述，先秦文学有民间作品和文人作品两大类。从古代神话、古歌谣到《诗经》的部分诗篇，可以说是民间作品，当然它们也是经文人整理过的。至于《诗经》的另一些诗篇及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则属于文人作品，它们在先秦文学中占主要地位。这些文人作者的身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大致是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以致出现专门作家（屈原），正是他们造就了先秦文学的逐渐繁荣。也正是由于作者的身份不同，才使得文学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异彩纷呈。

就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源流总体来说，先秦文学尚处于奠基阶段，它体现了奠基阶段的一些特点，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产生于原始时期的古代神话揭开了我国文学史的第一页，是我国古代文学的源头。但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简略，保留下来的数量不及古希腊神话，然而仅就留存的神话来看，仍然反映了古代原始人类的生活和愿望，神话中表现的原始人类的热情和毅力以及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神话提供的素材以及表现出的丰富想像和夸张手法，对于我们的民族性格和古代文学的形成及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珍品。

二、先秦诗歌由二言的古歌谣到四言的《诗经》再到杂言的楚辞，显示出其发展的轨迹。《诗经》和楚辞一旦出现就形成了这类体裁形式的高峰，取得了辉煌成就。《诗经》是四言诗的开创和完成，楚辞则成为骚体的典范，二者后来都未曾被超越过。《诗经》和楚辞形成的“风骚”传统，即写实和写意的传统，是我国古代诗歌最有价值的遗产，一直被秦以后历代作家作为学习的典范。

三、先秦散文中还缺少独立的纯文学作品，文学是与历史、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先秦散文重在实用，故历史散文是总结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供当时的统治者借鉴，诸子散文是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阐明自己的主张以干世主。但为了使他们的著述和言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就必须把文章和说辞组织得严密一些，叙述得生动一些，这就为散文带来了一定的文学因素。这些文学因素，首先是大量使用比喻和寓言。先秦散文无论记事还是说理，比喻和寓言皆被广泛使用以增强文章的形象性。《战国策》、《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书都使用了较多的寓言来说理。故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文史通义·易教下》）。其次是有较生动的情节，特别是一些以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更是如此。如《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中的不少篇章，皆描写细致，情节生动。诸子散文除了引用寓言外，还大量引用史实说理，从而使文章具备情节性。再次，语言呈现多种姿态。先秦散文除了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等少数篇章外，大都字顺意明，有的古朴简约，有的恣肆铺张，有的含蓄委婉，有的明朗率直，呈现各种风格。同时，散文中杂有韵语，特别是诸子的论说文章，常常是文笔并用。如《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常以韵语表现一篇之警策。此外，先秦不少散文都能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作者的爱憎往往在叙事或议论中流露出来，孟子、庄子的文章就是此中的代表。正是以上这些文学因素的存在，才使得先秦散文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中国后世散文家之所以以先秦为楷模，中国古代散文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之所以屡屡出现回顾与复古现象，其原因正在于：站在民族文化的源头和高峰，先秦诸子和先秦历史散文作家，无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显示了开拓者的大家风范。

四、先秦文学孕育了后世各类文体。北齐颜之推指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氏家训·文章篇》）他把文体的孕育尽归于“五经”，可能带有片面性，但是，从先秦文学的总体来看，后世的各种文体，在先秦或已产生，或已萌芽，则是事实。如诗歌方面，就反映的方式看，叙事诗、抒情诗、哲理诗，在《诗经》、楚辞中已经产生；就形式看，除了四言、骚体被推到极盛外，五言、七言也在孕育中。散文方面，记事文、论说文已经成熟，人物传记已有了初步轮廓，诸如奏议、哀祭、小说也能看清它的渊源，至于寓言则已成洋洋大观的局面，赋体已有荀况及宋玉诸赋，加上楚辞的影响，进一步得到发展。正如章学诚说的：“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文史通义·诗教上》）

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为我国两千多年古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