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 小说溯源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与“大达”对举，显然是指一些不合大道的琐屑言论，与我们今天的小说概念不同。东汉桓谭《新论》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淹《李都尉从军》李善注引）开始肯定小说也是一种书面著作，使小说一词初步具有了文体学上的意义。其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有了“小说家”之称，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把民间流传的奇事异闻、神话传说等看作小说，无疑又跨进了一步，较接近后来的小说了。

我国古代小说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其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和传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小说“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传说”。神话故事以神为中心，远古传说虽有现实人物为根据，但也往往被涂上神异的色彩，它们是我国志怪小说的最初源头。先秦典籍中记载神话传说较多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与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以及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志怪小说，便有明显的承传关系。

然而，由于我国特殊的文化环境，远古神话不很发达，较零散。我国古代不仅没有产生汇集神话的鸿篇巨制，而且现存大多为较原始的神话，神的自然属性强而社会属性弱，不够成熟，因此很难像西方那样，直接成为叙事性文学的土壤。从远古神话传说这个源头到小说的正式形成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中国特别发达的史传文学。

中国在秦汉以前，基本上是一种史官文化，史学著作数量多，包罗也极丰富。它不仅将古代哲学、文学、地理、博物、农医等门类纳入自己的体系，而且还搜罗、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灵怪异事。如《左传·昭公元年》载有高辛氏二子不合，上帝使之变成参商二星的神话，而《国语》则更多诬怪之语。把诡秘荒诞的神话与确凿可靠的历史事实融为一体，这是我国古代史书的一大特色。惟其如此，古代史书才成为后代志怪小说的孕育者，甚至成为后代小说的先导。同时，史学与文学，大体上都以人物、事件为中心，两者颇多相通之处。先秦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对于人物、事件已有较生动的记述；而《论语》、《孟子》、《庄子》、《晏子春秋》等先秦诸子散文，也多为对孔子、晏子、孟子、庄子及其门徒生平言行的纪实，带有一定的传记色彩。到太史公的《史记》开创“以人系事”的纪传体，更是运用多种艺术手段，通过复杂的事件来表现生动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已具备了叙事性文学的特征，这些都给魏晋小说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史记》之后，随着纪传体成为我国正史的主要体例，一大批杂史杂传也逐渐兴起。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共一千三百八十篇，鲁迅认为：“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中国小说史略》）《汉志》中所载，虽已散佚，但这类似子非子、近史非史的杂史杂传，我们仍可以看到。如陆贾的《楚汉春秋》（辑本），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士传》，韩婴的《韩诗外传》和袁康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等。这类作品不像正史那么严谨，大量采录奇闻轶事，并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致，颇富小说意味。显然，这些杂史、杂传，是我国史传走向小说的一种过渡形式。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形成并逐渐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品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从内容看，大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或称“志人小说”。

第二节 志怪小说与《搜神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除了上述文学自身的条件外，与当时社会上宗教迷信的盛行也有着必然的联系。战国晚期至西汉，方士神仙之说盛行，至东汉逐渐形成道教；而佛教亦渐入中土。汉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面对人生的种种磨难，人们或信佛教，以求精神上的解脱；或崇道术，妄想羽化登仙，长生不死。释道二教大行于世，而神鬼怪异之事，亦为人们所乐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当时有些志怪小说，就直接出自宗教徒之手，如道士王浮的《神异记》、佛教徒王琰的《冥祥记》等。而文人作品如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等，虽不同于直接的宗教宣传，但也大多相信“人鬼乃皆实有”，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释、道二教不仅刺激了志怪小说的兴起，同时还极大地影响着它的内容和形式。如葛洪《西京杂记》、王嘉《拾遗记》等，就多炼丹服药、长生久视、白日升天的内容；而当时许多流传甚广的佛教故事，其基本结构、主要情节，也常为志怪小说所采用。

这个时期志怪小说数量很多，据统计不下八十种（参见程毅中《古小说简目》）。但至今大多散佚，基本保存或保存少数片段的尚有三十余种，其中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较为完整，影响最大，代表着魏晋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除此之外，较重要的有如下几种类型的作品：

第一类是承《吴越春秋》、《列女传》等而来的杂史杂传体志怪小说，以《列异传》、《拾遗记》为代表。

《列异传》，托名魏文帝曹丕撰（一作张华），记述鬼物怪异之事。鲁迅《古小说钩沉》辑五十条，并据文中所记，推测“或后人有增益，或撰人是假托”，断定为魏晋人作。其中《望夫石》写婚姻爱情悲剧，《宋定伯捉鬼》（亦见《搜神记》）写捉鬼卖鬼的有趣故事，均为后人所称道。

《拾遗记》，作者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晋书·王嘉传》云王嘉“著《拾遗记》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此书记载了自庖羲、神农至东晋的许多轶事，帝王的传说及名人异事，前九卷完全按照历史朝代分篇，记录正史以外的遗闻。卷十记昆仑等九座仙山。文笔靡丽，常为后人所引用。

第二类是承《山海经》、《括地图记》等而来的地理方物体志怪小说，以《博物志》为代表。

《博物志》，晋张华撰。今本十卷，凡三百二十三条，今人范宁《博物志校正》辑得佚文二百一十二条。此书主要记载“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皆刺取故书，殊乏新异”（《中国小说史略》）。其中《弱水西国香》记异域奇香，《天河与海通》一条载人乘浮槎往天河的故事，颇为奇异。

第三类是宗教色彩较浓的志怪小说。佛教盛行之后，志怪与宣扬宗教迷信、因果报应之说合流，小说被作为宗教宣传的一种手段。这类小说，如《幽明录》、《冥祥记》以宣扬佛教为主，而《神异记》、《神仙传》则以宣扬道教为主。

《幽明录》，宋刘义庆撰，已佚，《古小说钩沉》辑录二百六十五条。此书内容包罗万象，博采广收，主要记载鬼神怪异之事，故事性较强，叙述描写委婉有致，显示了小说艺术的进步。其中《庞阿》、《卖胡粉女子》记述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则写了一个人仙恋爱的动人故事，对后代小说影响颇大。刘义庆的志怪小说还有《宣验记》。

《冥祥记》，齐王琰撰，原书已佚，《古小说钩沉》辑录一百三十一条。书中多记因果报应的故事，主旨在劝人崇奉佛教，是一部自神其教的宗教宣传作品。

《神异记》，晋王浮撰。王系道士，故此书主要记载神仙之事。已散佚不存。《古小说钩沉》仅辑得三则。

《神仙传》十卷，作者东晋葛洪（294年—364年），字稚川，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年少时即以儒学知名，尤好神仙导养之法。此书系模仿刘向《列仙传》而作，全书共记录神仙八十余人，充满炼丹服药、隐形变化、长生不老、白日飞升等迷信内容。艺术水平不高，但对后世神魔小说有一定影响。

第四类为不含或基本不含史地宗教等其他内容的、比较单纯的志怪小说，这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主流。它的出现，正反映了古小说对史传文学依附性的减弱和自身特点的增强。因此，这类志怪的成就一般比较高，主要以《齐谐记》、《续齐谐记》、《异苑》、《搜神记》、《搜神后记》为代表。

《齐谐记》，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撰，佚于宋，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于吴均《续齐谐记》下云：“《唐志》又有东阳无疑《齐谐记》，今不传。”

《续齐谐记》，梁吴均撰，仅十七条，多从旧书古籍中取材。由于作者为著名作家，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均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其中《屈原投汨罗》记端午节的由来，《阳羡鹅笼》的故事奇诡曲折，引人入胜。

《异苑》十卷，宋刘敬叔撰，已佚，后人辑录。虽非原书，但大体完整。记述从先秦至刘宋的各种怪异之事，尤以晋代事为多。共三百八十二则，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就书名及按异事类型分卷编排的体制来看，作者显然在有意模仿刘向《说苑》。惟记述简略，描写较粗糙。但也记录了不少晋宋名人异闻，如温峤“牛渚燃犀”的故事及杜甫诗中所引陶侃胡奴之事，均出此书。

《搜神后记》十卷，题陶渊明撰。今存一百十六条。大多采自当时的传闻异事，民间色彩较浓，不少故事新鲜优美，生动有趣。如丁令威学道化鹤归辽的故事，谢端因恭谨而得到白水素女帮助的故事，都流传广泛，影响很大。但此书也有部分条目系宣扬佛法和感应，标明了佛教思想对志怪小说的侵蚀。

干宝的《搜神记》是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志怪小说。干宝（？—336年），字令升，晋新蔡（今属河南）人。他少年时勤奋学习，广阅典籍，颇有学问，是著名的史学家。西晋末以才器召为佐著作郎，因平杜弢有功，赐爵关内侯。东晋元帝时，曾任史官。后任山阴令，迁始安太守、散骑常侍。著有《晋纪》二十卷，当时称为“良史”。另著有《春秋左氏义外传》等。

干宝喜爱阴阳术数，搜集了许多“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撰成《搜神记》三十卷，至南宋时已佚。《搜神记》今本二十卷，总计四百六十四则，为明人所辑。据《自序》，干宝撰《搜神记》的目的是“发明神道之不诬”，以证明鬼神之实有。可见，他主观上是想通过此书宣扬迷信思想。但由于作者撰述态度较严谨，故事来源广泛，故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得以保存下来，而且客观上曲折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感情与愿望，具有较广泛的社会意义。

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其积极意义在于：它们借助神异题材，反映出广大人民的思想和愿望。具体内容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一、反映统治者的凶恶残暴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搜神记》中的《范寻》记载扶南王范寻饲养猛虎、鳄鱼，有犯罪者，投与虎、鳄，不噬，乃赦之。荒谬残暴，令人发指。《东海孝妇》、《淳于伯》等故事，也对刑罚妄加、吏治黑暗的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又如《拾遗记》中的《怨碑》抨击了秦始皇建陵时生殉工人的残暴。表现人民反抗斗争的作品以《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又作《三王墓》）和《韩凭夫妇》为代表。前者记述楚国巧匠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方成，却被楚王杀害，其子赤日夜思报杀父之仇。此时楚王梦见有人找他报仇，便以千金购赤之头。为报仇，干将莫邪之子赤毅然自刎，将头交给“山中行客”。接着，在作者的笔下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踬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情节离奇怪诞，却十分形象地揭露了楚王的凶残暴虐，表现了底层人民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和豪侠重义的可贵品格。《韩凭夫妇》记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何氏亦从高台跳下身亡。何氏在遗书中要求将她与韩凭合葬，楚王大怒，将两人分葬。“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这个故事曲折完整，哀婉动人。其中对统治者无耻罪行的怨愤，对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爱情的赞扬，无疑体现了下层人民的思想倾向。

二、反映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要求婚姻自主的愿望。如《搜神记》中，《父喻》写父喻与王道平相爱，订立婚约。王出征九年不归，父喻被父母逼迫出嫁他人，“结恨致死”。三年后王道平归，哭于父喻坟前，父喻复活，两人结为夫妻。《吴王小女》记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吴王不许，紫玉气结而死。韩重到墓前吊唁，与紫玉魂魄相会，入冢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这些故事，客观上揭露了封建婚姻的罪恶，也通过为情而死、因情复生等离奇情节，讴歌了青年男女坚贞的爱情。又如《幽明录》中的《庞阿》写石氏女灵魂离体与庞阿相会，《搜神后记》中的《李仲文女》写人鬼恋爱，《续齐谐记》中的《青溪庙神》写人神恋爱等，都曲折地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的向往。

三、反映人民不怕鬼怪、铲除妖魅的无畏精神。《宋定伯捉鬼》（并见《列异传》与《搜神记》）记述宋定伯夜行遇鬼，毫不畏惧，并且从容镇定地麻痹它，最后捉住鬼变成的山羊，卖掉后得钱千五百。《搜神记》中类似这样捉狐杀鬼的故事还有好几则，它们大多生动有趣，尽管作品并未否认鬼魅的存在，但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机智勇敢，以及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信念，具有积极意义。《李寄》（见《搜神记》）更是一篇斩杀妖魅、为民除害的著名故事：越闽东部山区有条大蛇危害人民，“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当地各级官吏竟年年索取少女祭蛇，已送掉了九位无辜少女的生命。一位名叫李寄的平民少女挺身而出，决心为民除害。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餈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餈香气，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创。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作品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气概非凡的少女形象，对官吏的昏庸残忍也有所针砭。最重要的是它有着鼓舞人民与妖邪展开斗争的客观效果。

此外，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中还保存了一些美丽动人的民间传说。如《搜神记》中的《嫦娥奔月》、《董永》等，充满着劳动人民的生活理想与美好愿望，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喜爱。

志怪小说处于我国小说发展的初期。从创作主体看，并不是自觉地进行小说创作；从作品的艺术形式看，一般篇幅短小，写法上重事件叙述而不重人物刻画，只是粗陈梗概而已。当然也有些作品的技艺已经比较成熟，如《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等，结构完整，描写生动，人物性格刻画比较成功，并能运用细节描写等手法，显得简短精悍，已初步具备了短篇小说的规模。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给后代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唐代传奇小说、沈既济的《枕中记》就源于《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明清以后的小说和戏曲，都从六朝志怪小说中吸取了不少故事题材和情节。其次，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的形成，也肇始于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如宋代洪迈的《夷坚志》、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均与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第三节 轶事小说与《世说新语》

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要内容的轶事小说，脱胎于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文学，尤与《新序》、《说苑》等杂史一脉相承。这类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的盛行，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汉末、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崇尚清谈的社会风尚。轶事小说就是士族人物玄虚清谈和奇特举动的记录。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同时，那些贵族子弟要想求取声名仕进，也必须学习名士的言谈、风度，故《世说新语》之类小说就成为当时必读的“教科书”。有些帝王新贵也颇重此道，梁武帝就曾敕命殷芸编撰《小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文人学士以熟悉故事为学问，竞相炫耀，以示渊博，编撰小说乃蔚成风气。

这个时期的轶事小说，大都已散佚，比较完整、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刘宋时的《世说新语》，它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在此之前，主要有如下几种：

《笑林》，三国魏邯郸淳撰。原书已佚，《古小说钩沉》辑有二十九则。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笑话专集，主要记载一些短小的讽刺性笑话，开后世俳谐文学之端。其中有的优秀作品，文笔犀利，生动有趣，发人深思。如《俭啬老》一则，刻画出一个悭吝者的形象，笔墨简练，入木三分。

《西京杂记》，东晋葛洪撰（托名汉刘歆撰）。此书内容庞杂，记述西汉人物轶事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且“意绪秀异，文笔可观”（《中国小说史略》）。如《鹔鹴裘》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以耻卓王孙的故事，《王嫱》描述王昭君远嫁匈奴的故事，文笔生动，并成为后世小说、戏曲经常采用的题材。

《语林》，东晋裴启撰。此书记录汉魏以来“言语应对之可称者”（《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在当时流行甚广，后渐散佚。《古小说钩沉》辑有一百多条。

《郭子》，东晋郭澄之撰。内容与《语林》相似，今亡佚。《古小说钩沉》辑有八十余条。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唐时称《世说新书》，这是轶事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编纂者刘义庆（403年—444年），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宋书·刘道规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此书大约是刘义庆与门下文人共同编纂而成。全书按内容分类记事，共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记述从后汉到东晋间名士们的遗闻轶事。其中一些故事取自《语林》、《郭子》，文字也间或相同。梁代刘孝标为之作注，广征博引，涉及四百多种古书，因而后来受到人们的珍视。

《世说新语》中有些作品反映了当时豪门士族的奢侈和残忍，下面是《汰侈》中的两段记载：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沉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瑠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绩罗绔，以手擎饮食。蒸（同“豚”）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石崇杀人劝酒，王敦冷观杀人，以此为豪阔，真是骇人听闻。王武子用人乳喂猪，连皇帝也甚感不平。可见这些高门士族、皇亲国戚的生活到了何等豪奢的程度，而他们的本性又是多么冷酷凶残！

《世说新语》中有大量作品描写名士们不同常人的言行与风度。如《任诞》写刘伶纵酒放达，脱衣裸形于屋中，别人讥笑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宇为裈衣，诸君何为人我恽中？”同篇记毕茂世的话：“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此一生。”纵酒放达，任诞不羁，即为名士风度，甚至傲慢不逊也成为一种清高的美誉，如《雅量》中写道：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顾和在周侯面前搏虱而谈，竟被视为有令仆才，可见当时评价人的标准。另如谢安的镇定大度，嵇康、阮籍的旷放脱略与不拘礼法等，书中都有生动的记述。由于魏晋以来政治黑暗，一般士人不敢直接议论朝政，只好在纵酒放荡中求平衡，在悟玄清谈中求解脱，因此，透过《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名士们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正可以窥见他们痛苦忧愤的心灵。

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中还记载了一些有意义的片断，如《言语》写王导克复神州的主张，《桓公入洛》一则中写桓温“神州陆沉”之叹，均表现出一种可贵的爱国精神。又如《德行》记管宁因蔑视富贵与华歆割席而坐，《自新》记周处的悔过自新等，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世说新语》中所记，往往以自然对抗名教，注重个人才情与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摆脱封建礼教束缚、争取人格独立的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向。

《世说新语》基本上是客观地记载人物、事件，一般是用大笔勾勒，较少刻意描绘。其中有些作品在艺术上有较高成就，《中国小说史略》说它“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准确而精练地概括了它在艺术上的总特点。具体说来，《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往往通过记述片言只语或简单事件来表现人物性格。《世说新语》每一则少的十五六字，多的不过三四百字，一般在百字左右，却能抓住中心，刻画对象的性格特征。如《企羡》中写孟昶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乃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仅此一语，便传神地写出了他羡慕富贵的心理状况。又如《忿狷》中写道：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在短短的篇幅中，作者用一连串的动作，绘声绘色地描写出蓝田侯王述的性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作者善于摄取富有特征性的细节，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性格。如前文所说“管宁割席”的故事。又如《雅量》中“谢安泛海”的故事，用孙绰等人的慌乱，反衬谢安从容镇定的雅量。

第三，语言简洁生动，隽永传神。《世说新语》的叙事语言，通常能抓住关键，三言两语便表达得清楚明白，如《俭啬老》：“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一件事仅三句话十六字，便写出了王戎自私吝啬的本性。此外，《世说新语》中的人物语言也大多能符合人物的身份与个性。如《言语》记王导在新亭对泣的气氛中慷慨陈词：“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很好地体现了这位号称“江东（管）夷吾”的宰相的身份和气概。而《汰侈》中所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的话，也只有王敦这样性格残忍的人才说得出来。再次，《世说新语》中既保留了大量口语，也从中提炼出许多含意隽永的文学语言，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如“阿奴”、“老贼”、“登龙门”、“阿堵”等通俗流畅、明白如话的口语俯拾皆是，而“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等成语也不少见。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世说新语》的语言，确实具有简洁隽永、经久弥新的活力。

魏晋南北朝的轶事小说中，《世说新语》对后代的影响最大。唐代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代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代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清代吴肃公的《明语林》等，都是对《世说新语》的仿效之作。直到民国初年，还有易宗夔作《新世说》。同时，《世说新语》还给后世的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三国演义》中“望梅止渴”、“七步成诗”等情节，皆取自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