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建安诗人

第一节 建安文学的繁荣

建安（196年—220年）是东汉献帝（189年—220年在位）的一个主要年号。古代文学史之所以常把建安划为一个独立的阶段，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是因为建安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学诸方面都产生了急遽变化，呈现出新的面貌。特别是诗歌，打破了两汉辞赋独盛和文人诗相对沉寂的局面，“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创作出一大批作品，形成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诗的创作高潮。这个时期的文学以曹魏集团为中心，与之鼎立的蜀汉、东吴集团文学成就都不高，诗歌方面尤其如此。

建安文学得到蓬勃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孕育它的种种因素：

一是建安作家经历了汉末的大动乱，许多人卷入了战乱的漩涡，有的甚至被推到社会底层。曹操固不必说，他的大半生在战争中度过，曹丕、曹植也都有过戎马生活的经历。王粲曾举家被迫由洛阳迁徙长安，后来又被迫流寓荆州，亲眼见到了人民流离失所的惨象。女诗人蔡琰的命运更苦，在董卓之乱中被掳，陷身胡地十余年。这些广泛的社会经历，使文人们扩大了视野，体察了民情，故其诗歌具有较充实的社会内容和真情实感。《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二是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往往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由于东汉后期儒学的正统地位被削弱，道家和刑名法术思想抬头，士人的独立人格追求日益强烈，他们的人生价值、人生信仰、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也都在发生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建安作家对文学价值有了新的体认，作家间形成了以诗文相互竞争又相互切磋的文学批评风气，表现出高度的“文学自觉”精神，也极大地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建安作家在强烈追求建功立业于当世的同时，都不遗余力地在诗文创作上竞雄斗奇。他们不仅大力从事诗歌创作，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创作出比两汉四百年文人诗作还要多的篇章，而且还能将表现题材从伤时悯乱，抒写建功立业的雄心壮怀，扩展到怀古、伤别、游览、咏物、侍宴、羽猎、娱戏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将日常生活普遍“诗化”的奇观。

三是对诗骚乐府传统的继承。诗骚的比兴传统在这一时期许多作家（如三曹、王粲、徐干、刘桢等）的创作中都有所继承和弘扬。汉乐府民歌的写实精神以及叙事抒情的艺术技巧，更大大吸引了建安诗人。曹操将《诗经》已有的四言诗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并首开向汉乐府民歌学习的风气，他的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志·武帝纪》），建安作家的诗歌几乎没有不受汉乐府民歌影响的。

四是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带头创作。曹氏父子既是政治上的权势人物，又是文学爱好者。他们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如“七子”、杨修、繁钦、蔡琰等人都被招致邺下，形成一个富有生气的文人集团。刘勰说：“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文心雕龙·时序》）钟嵘也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诗品·总论》）刘勰、钟嵘的评价，足以说明“三曹”的提倡与建安文学繁盛局面的密切关系。

建安文学的特色，从内容方面来说，一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离乱和人民的疾苦。像曹操的《蒿里行》、《苦寒行》，曹植的《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其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以及蔡琰的《悲愤诗》等，都真实地反映了董卓之乱使社会遭到的破坏和人民的苦难，堪称“诗史”。二是表达了诗人建功立业的要求和统一天下的宏伟抱负。如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神龟虽寿）及曹植的《白马篇》等。从艺术方面来说，建安诗歌既吸取了诗骚乐府乃至汉赋的传统，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使诗歌的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建安诗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以上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后人所说的“建安风骨”。

“风骨”本指人的风神与骨骼，用在品评人物和文学方面，有时也与今之“风格”相近。但是，我国古代文学家和批评家所提倡的“风骨”，不是指一般的“风格”，而是特指那种意气骏爽、情志飞扬而辞义又遒劲有骨力的风格，刘勰所评的建安文学“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文心雕龙·风骨》）便是“风骨”的基本含义。建安风骨的这一特点，反映了那些积极干预生活的诗人在文学风格上的要求，所以它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一个进步的传统，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曹操、曹丕

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祖父曹腾是个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操二十岁举孝廉进入仕途，先后任洛阳北部尉、顿丘令、济南相、典军校尉等职。黄巾起义，他参与镇压。董卓乱起，他加入讨卓联军。后来收编黄巾，壮大了力量。建安元年（196年）迎献帝都许昌，从此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建安十三年（208年）进位丞相，后封为魏公，进号魏王。死后尊为武帝。

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鉴于汉末阶级矛盾激化，他实行了抑制豪强兼并的政策，其《收田租令》云：“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他采取屯田等措施发展生产，提倡刑名法术之学，依法治军治国，主张任人惟能、禁绝淫祀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具有进步意义。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又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拓者。他爱好文学，尤长于诗歌，就是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中，也常寄兴风雅，正如元稹说的：“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的吟咏，自然更能反映社会风貌，体现诗人的真实感情。

曹操的著述，据清姚振宗《三国文艺志》考证，有《魏帝集》三十卷、《逸集》十卷、《兵书》十三卷等十余种，然多已亡佚，今存者惟《孙子注》。明代张溥辑散见诗、文等一百六十篇为《魏武帝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也有《魏武帝集》四卷，所收作品略多于张溥辑本。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据丁福保本加以整理补充，增入《孙子注》，一九七四年再次增订，成为现今最详备的本子。近人黄节《魏武帝诗注》（与曹丕诗注合刊）考释颇详，并选录前人评语，可供参考。

他的诗歌存留至今的只有二十多首，数量虽少，却能显示其独特成就，体现一代诗风。这些诗歌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归纳为下面三类：

一类是反映汉末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的诗。《薤露行》写何进企图借助四方军阀力量消灭宦官，结果自己先被宦官诛灭，又招来董卓作乱洛阳。《蒿里行》则直接写关东州郡推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继而互斗的情况：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军谯令》云：“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悽怆伤怀。”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是这种惨象的概括，表现了作者伤时悯乱的感情。明钟惺评此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古诗归》）《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写了艰难的军旅生活：“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冉冉老将至，何时反故乡。”征人的饥困之苦、思归之情都写得至为感人。

另一类是表现作者理想、怀抱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度关山》和《对酒》直接描绘了他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理想社会里，君明臣良，爱民如子，路不拾遗，人寿年丰，是封建社会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所憧憬的太平盛世。但这两首诗都写得枯燥，也缺乏曹操个人的特色。较能体现曹操本人的思想情怀及其诗歌艺术风格的，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观沧海、神龟虽寿）等。

《短歌行》是一篇历来脍炙人口的诗篇：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此诗以四句为一解。一、二解感叹时光易逝，功业无成，只好以高歌和美酒来解除忧愁；三、四解引《诗经》中《子衿》和《鹿鸣》表示思贤之苦和得贤之乐；五、六解亦写思贤和得贤的不同心境，“心念旧恩”句盖有所指，故反复言之而意境不同；七、八解即景抒情，表示要效法周公广纳贤才以安定天下，从而揭示全诗的主旨。这是一篇用于饮宴的歌辞，包含有感伤乱离、怀念贤才故旧、嗟叹时光易逝和希望得到贤才帮助建功立业的意思。诗歌充满深沉的忧郁，表现了诗人当时创业的艰难和实现理想的急切愿望。由于诗人的博大胸怀和高远志向，即令在深沉的忧郁中也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感情。这种感情随着心潮起伏，几经回旋，终于得到全部抒发。因而就全诗看，仍显得“有风云之气”，能给人一种积极奋发的印象。诗篇的艺术成就主要在于把这种复杂的心情和深沉的感慨，通过似断似续、低徊沉郁的笔调表现出来，体现了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同时，全诗声音铿锵，换韵自由，袭用《诗经》原句，不着痕迹，体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

《观沧海》当是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回师经碣石观海时所作（一说为出征途中作），通过写景表现了诗人的豪情壮志。此前，曹操已基本上扫除了北方的军阀割据，这次北征乌桓又一战而胜，北中国的统一已成现实。面对无边无际的大海及其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洪波，诗人自然心情激荡、浮想联翩。但诗人并未把他的感情直接加以描述，而是将其包举宇内、囊括四方的宏伟壮志和横溢的豪情融合在海的壮阔图景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故沈德潜认为此诗“有吞吐宇宙气象”（《古诗源》）。像这样全篇借景抒情的诗，此前殊未见。汉赋中虽有专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的，如枚乘《七发》中的“观潮”、班彪的《览海赋》，但以体物为主。而在诗中完整地刻画某一自然景物，并渗透作者的思想感情，此诗是一个开端，对后世山水诗有一定影响。

《神龟虽寿》是一首抒情哲理诗。全诗主旨在于强调人生的主观能动作用，表现了诗人老当益壮的襟怀。情与理的紧密结合是此诗写作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四句是全诗的主干。它不独突出了诗的主旨，同时振起了全篇，使前后两个层次对人生哲理的探讨，大大增添了积极进取的感情色彩。

曹操的第三类诗歌是游仙诗，如《气出唱》、《精列》、《陌上桑》、《秋胡行》等，篇幅占了他现存诗歌的三分之一。曹操本不信天命鬼神，为何写了这么多游仙诗？秦皇、汉武在功成之后，都求仙访道，幻想长生不老，曹操在事业取得一定成功之后，或有这种想法，亦未可知。有人以为别有寄托，然玩诗意，殊难得出这种结论。

曹操诗歌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一是质朴自然，语言不事雕琢，形式比较自由。二是比较直率地敞露了他这位乱世英雄兼诗人的复杂的生命感悟和人生体验，形成一种悲凉、沉雄的风格。钟嵘《诗品》称：“曹公古直，颇有悲凉之句。”敖陶孙《诗评》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皆评论精当。

曹操的诗就体裁来说，几乎全部是乐府诗。其中有五言、四言，也有杂言，除少数游仙诗外，其共同的特点是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古诗源》）从现存汉魏诗歌来看，沈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这是曹操对诗歌发展的重大贡献。据《魏志·武帝纪》，曹操很懂音乐，“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不受乐府旧题的约束，只借用它来抒发怀抱，因而不仅开启了乐府歌诗创作的新风，推动了当时诗歌的发展，也给后来乐府歌诗的进一步发展以重要的启示。

不过曹操乐府诗中的杂言大都写得太粗，少诗味，显得不成熟，他的成就主要在五言诗和四言诗。其五言诗善于将叙事、描写与抒情融为一体，为当时及后世写时事的诗歌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如《蒿里行》、《苦寒行》等，即为后世大诗人如杜甫等所继承和发展。他的四言诗则对四言诗的复振起了作用。《诗经》以后，四言诗已经中衰，曹操继承《国风》和《小雅》的抒情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重放光彩，对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写出有成就的四言诗产生过积极影响。

曹丕（187年—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建安十六年（211年）为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嗣位为丞相，袭封魏王。这年冬受汉禅称帝，在位七年，死后谥为魏文帝。

曹丕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其集二十三卷，又有《典论》五卷，《列异传》三卷，后皆散佚。明代张燮在所编《七十二家集》中辑有《魏文帝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亦收入。近人黄节《魏文帝诗注》是较好的注本。

曹丕与他父亲一样，也爱好文学，与邺下文人相处融洽，并成为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他在《与吴质书》中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说明曹丕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表明他的诗歌大都是在这种文人环境中创作的，因而题材和内容都受到了限制。

曹丕的诗歌流传至今的有四十多首，大都为邺下之作。这些诗歌有写自己作为贵公子的欢娱生活的，有写求贤征伐、反映政治军事内容的，但是，分量最重而且表现出艺术特色的，还是描写征夫行役、夫妇别离的诗篇。这类诗工于言情，写得细腻、婉曲，情味深长。如《燕歌行》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佗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一首反映妻子思念丈夫的诗。汉末社会动乱，许多人或为生计，或因行役，被迫离乡背井，流荡远方，致使夫妻分离，难于团聚。诗人对这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给予关注，表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

这首诗在艺术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思妇的心理感受描写得细腻真切，有直抒胸臆的，有借景言情的，特别是用秋景夜色来衬托思妇的心情，更添凄凉的色彩。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骚和汉末《古诗十九首》的影响。一是完整的七言诗，句句有韵，一韵到底。相传汉武帝在柏梁台与群臣联句的《柏梁诗》即此体，故称为“柏梁体”。然汉武帝等人的诗，后人或疑为假托，未有定论。又《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亦曾作七言上下篇，刘向亦有七言，但今均仅有残句。今存汉以前完整的七言，除《柏梁诗》外，惟有《吴越春秋》所载《穷劫曲》（此诗至迟当作于东汉），然不甚为人所知，因而有称曹丕此诗为“七言之祖”。这个说法虽不确切，但它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确有较大的影响。

除思妇游子外，曹丕诗的个别篇还直接写到了劳动人民的贫穷和苦难。如：《上留田行》揭示了“富人食稻与粱”、“贫子食糟与糠”的对立现象；《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描绘了纤夫离别家人的惨景：“妻子牵衣袂，抆泪沾怀抱；还附幼童子，顾托兄与嫂。”写得真切。作者在这些诗中，不能认识到造成苦难的根源，只能在两诗的结尾分别提出这样的疑问：“今尔叹息，将欲谁怨？”“谁令尔贫贱？”但是，能够在诗里写到他们的苦难，也是可贵的，说明曹丕对当时苦难中的人民是同情的。

曹丕的诗歌在艺术上的特色和成就主要有下列四点：一是由于内容大多写游子思妇，笔调比较细腻，读来如泣如诉，所以形成一种柔和婉转的风格。《文心雕龙·才略》评：“子桓虑详而力缓。”《古诗源》评：“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这些评论是颇为中肯的。二是致力于学习汉乐府民歌。他的《钓竿行》、《临高台》、《艳歌何尝行》、《上留田行》等诗篇，与汉乐府民歌风格很接近，而且语言格调平易清浅，无刻意雕琢之迹。钟嵘批评其“率皆鄙直如偶语”，恰好说明他诗歌通俗化的特点。三是善于以景物烘托，起到借景抒情的作用。除前所谈《燕歌行》外，再如《杂诗》（漫漫秋夜）、《秋胡行》（泛泛绿池）、《丹霞蔽日行》、《寡妇诗》等都有一定写景成分。四是形式多种多样。曹丕的诗歌体裁，多数是五言，也有些四言、六言、七言、杂言之类。这些都说明曹丕在诗歌艺术上是有着重要贡献的。

第三节 曹植

曹植（192年—232年），字子建，曹丕弟。他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称之为“建安之杰”。他的作品流传至今的，诗有八十多首，辞赋、散文完整的与残缺不全的共四十余篇，其文学成就确为建安作家之冠。

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称帝（220年）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与曹丕一样，大部分时间是在邺城比较安定的环境里度过的。他爱好文学，富有文学才华，自谓“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魏志·曹植传》），与曹丕同为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在邺下的十多年中，主要是以贵公子的身份与邺下文人宴饮游乐，诗赋唱和，过着极尽欢娱的生活。但他从小也有过“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的经历，加上其父的熏陶和影响，故一贯关心国事，在风云变幻中确立了建功立业的理想，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这种可贵的政治热情，贯注他的终生，即使后来道途坎坷也没有衰减。由于他少怀大志，又具备出众的文学才华，加上身边还有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为之翼辅，曹操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曾想立他为太子，认为他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可是，曹植缺乏政治家的气质，不善于审时度势，争取曹操的信任，而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再加上曹丕“御之以术”（见《魏志》本传），太子之位终于被曹丕争得。

曹植虽未取得太子位，但仍以其才名而受到曹操钟爱，并因此遭到曹丕的嫉恨。在曹丕即位及其子曹睿在位时，均受到残酷迫害，后期的政治处境更发生了根本变化。《世说新语·文学》所传曹丕逼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足以说明他后期的情况。曹丕在位时采取抑制宗室的政策，把同宗诸王（包括曹植）全都遣往封地，不准互通聘问，并派出“监国使者”限制诸王行动。曹植在诸王中则更受苛待：监国使者灌均疏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结果被交百官议罪，险些丧命。曹植在封地本已是“股肱弗置，有君无臣”（《责躬诗》），可曹丕、曹睿仍惧怕他在一地呆久了会结成党羽，总是不断更换他的封地，“十一年中三徙都”（鄄城、雍丘、陈）。后期的曹植，名为侯王，实为未着枷锁的囚徒，常抑郁悲愤，终于在四十一岁时死去。谥曰思，以其最后封地在陈，故后世称之为“陈思王”，亦称“陈王”。

曹植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三十卷，又《列女传颂》一卷、《画赞》五卷。然而原集至北宋末散佚。今存南宋嘉定六年刻本《曹子建集》十卷，乃宋人重新辑录，共录诗、赋、文二百零九篇。明代郭云鹏、汪士贤、张溥诸人各自所刻的《陈思王集》，盖据南宋本稍加厘定而成。清代丁晏《曹集诠评》补收《逸文》一卷，《附录》一卷，有校刊评注。近人黄节有《曹子建诗注》专注其诗（共收诗七十一篇，可疑及讹误、残缺者不录），并选附前人评语。今人赵幼文有《曹植集校注》。

曹植前期诗歌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写宴饮游乐，如《公宴》、《侍太子坐》等，都是当时他和曹丕等人奢华生活的真实写照。如《名都篇》即对富贵子弟的游荡生活作了细致描绘。他们成日斗鸡走马、射猎饮宴，“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日复一日地消磨时光。这些反映了曹植早期生活情趣的一个方面。二是写友人之间的真挚感情。在今存诗中，他对徐干、应玚、王粲、丁仪、丁廙都有赠诗。这些诗语气委婉，情意笃厚，如《赠徐干诗》就是一篇较好的作品。三是诗人抒发怀抱、表现理想的诗篇，如《篇》：“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真是超尘脱俗，气概不凡。《白马篇》是他前期的一篇代表作。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虏骑数迁移。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诗中描写一位精于骑射的游侠儿在北地边境为国屡立战功，表彰他捐驱赴难、视死如归的精神。诗人后来在上给曹睿的《求自试表》中自陈：虽未能“禽权馘亮”，也愿“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可见诗中的游侠儿，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曹植诗反映时事的不多。不过，前期也有个别诗篇如《泰山梁甫行》、《送应氏》（其一）从一个侧面对当时社会作了揭露，值得珍视。《泰山梁甫行》大约作于建安十二年（207年）随曹操北征乌桓的途中。这次出征使他有机会来到海边，边民的贫苦生活给诗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诗中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对“边海民”的同情。《送应氏》二首作于建安十六年（221年）。第一首写洛阳一带经过汉末的劫乱，二十年后作者见到的景象仍是“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一片劫后余烬，毫无生机。诗人对此产生极大的悲愤，简直是“气结不能言”了。这首诗与曹操的《蒿里行》、王粲的《七哀诗》（其一）、蔡琰的《悲愤诗》等同为汉末实录。

曹植后期的诗歌，主要是诉说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遂的苦闷和抒发备受压抑的悲愤。前者以《杂诗》为代表，后者以《赠白马王彪并序》为代表。

《杂诗》六首皆见于《文选》。前四首或言游子思妇之苦，或吁红颜薄命之叹，笼罩着抑郁哀伤的气氛，风格哀婉缠绵，与《七哀》、《美女篇》一样，都寄寓了作者的身世凄苦之感。第五首是：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塗，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这篇一反前四篇的低徊呜咽，发出大声呼喊：“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不甘“禽息鸟视”，徒作“圈牢之养物”，字里行间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与前期的《白马篇》并无二致，只是受当时环境的压抑，诗里明朗乐观的气氛有所不及罢了。

《赠白马王彪并序》写于黄初四年（223年）。这一年五月，鄄城王曹植同任城王曹彰、白马王曹彪一同到京城洛阳朝见，任城王突然死去，这对遭忌刻最甚的曹植来说，刺激尤为强烈。七月诸王回国，曹植与曹彪因封地相近，故结伴同行。但监国使者为逢迎曹丕，断然下令：“宜异宿止。”曹植在被迫分手时写成此诗，用以揭露骨肉相残的罪行，抒发积于胸中的悲愤。这种悲愤尽管是属于个人的，却能让人们认识到统治阶级中萁豆相煎的残酷性。

这首诗写作上很有特色：第一，从各个角度表现了诗人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具有强烈的抒情性。一、二章写初离洛阳时的留恋和孤独；三章写谗巧离间激起胸中的悲愤；四章感物伤怀，更添凄凉色彩；五章回顾任城王的暴死，感到哀伤忧惧；六章写临别前故作强解语。陈祚明说：“人情至无聊之后，每有此强解语。强解者，其中正有不能解之至情也。”（《采菽堂古诗选》）末了“仓卒骨肉情”二句，正是不能解之至情的敞露。七章写带着绝望的心情作别。此时诗人已失去了人生的任何依托：天命既不可信，求仙本就荒唐，面对祸福无常的现实，愈感到前途莫测，“百年谁能持？”因而“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的祝愿，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宽解。诗篇的感情基调是悲愤，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感情也跌宕流转，纷呈迭出，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第二，抒情中夹以叙事和写景。一章交代了离别洛阳，三章点明谗巧离间，有了叙事，感情便有了依据。二、四章主要写景，特别是四章的秋晚景色，秋风、寒蝉、原野、落日、归鸟、孤兽，无不渲染着哀愁、凄厉、孤独、寂寞的气氛，有了景物，感情便更为鲜明。诚如陈祚明所评：“此首景中有情，甚佳，凡言情至者必入景，方得动宕；若一于言情，但觉絮絮，反无味矣。”（《采菽堂古诗选》）第三，章法、句法具有民歌风味。除一章外，后六章都是首尾相衔的承接法，前人谓之“连环体”，这种蝉联加强了各章的连贯性，“可以分一篇而七，可以合七篇而一”（宝香山人《三家诗》）。此体《诗经》中已有之（如《大雅》中《文王》、《既醉》），曹植此诗则用得最为自然入化。又此诗中自问自答的句子较多，用来提出新的内容，增加感情色彩，也是民歌的特色。

《野田黄雀行》和《吁嗟篇》也是曹植后期诗歌中的重要作品。《野田黄雀行》表现了他对迫害的愤怒和反抗：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曹丕登基后，凡与曹植亲近的人都遭到迫害，这便是此诗的背景。诗中假黄雀投罗为喻，抒写了对友人的遭遇无法救援的心情，同时刻画了一个慷慨救难的少年形象，用以表现作者的理想和反抗。诗歌语言明白自然，未加雕饰，富有民歌风味。《吁嗟篇》假转蓬飘忽不能自主为喻，形象地表现了他“十一年中三徙都”的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与《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相类，只是情调更为凄苦。

曹植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是第一个大量写作五言诗的诗人。现存诗八十多首，其中虽也有些四言和杂言，但大多数是五言诗。由于他的诗歌的艺术力量，大大吸引了后来的诗人，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他还是第一个使乐府诗文人化的作家，他的诗歌上继诗骚的比兴传统，下承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的叙事抒情艺术，更有自己的创造和发展。

尤为突出的是，古朴明朗的汉乐府经过他的改造完全适合于文人抒情咏事，这种文人化的趋势表现在：

第一，利用乐府形式广泛地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情，使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转为以抒情为主。如《美女篇》是模仿《陌上桑》的，但《陌上桑》主要叙述采桑女机智地反抗使君要挟之事，而《美女篇》则突出采桑女心慕高义以致盛年未嫁，从而寄托诗人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抒情的成分大为加强。

第二，他以华美的词藻，改变了汉乐府古朴的语言风格。如以下两段为例：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陌上桑》）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美女篇》）

以上两段都直接描写采桑女的美，但是前者的语言朴实，后者则辞采缤纷了。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陌上桑》）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美女篇》）

前者铺叙旁人的反映以烘托罗敷的美，后者则化繁为简，语言提炼得十分典雅了。

第三，他在写作方法及技巧方面也比较讲究。他的诗善用比喻，常是全篇为比，用得多而贴切，如《吁嗟篇》。他的诗注意对偶、炼字以及声色的配合，如“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诗》），连续三联对偶，“被”、“冒”两字炼得精当。他的诗还多用警句开头，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即大笔如椽，笼罩全篇，故沈德潜云：“陈思最工起调。”（《古诗源》卷五）曹植虽重视形式技巧和词藻的华丽，但由于内容充实，并不显得矫饰和纤弱，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曹植诗歌的风格，钟嵘概括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诗品》），方东树概括为“意厚词赡，气格浑雄”（《昭昧詹言》），都比较确切，既有别于曹操的古直沉雄，也有别于曹丕的柔和婉转。

曹植是建安杰出的诗人，由于他的遭遇坎坷及其在创作上有重视形式美的趋向，深得南朝文人的嘉许。《诗品》说：“陈思之为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谢灵运也很佩服他，曾说：“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李翰《蒙求集注》引）这些过分的推崇，说明曹植的诗风中“词采华茂”的一面对南朝产生的深远影响。

曹植除诗歌以外，辞赋和文都很出色。他的赋今存四十余篇，数量在汉魏作者中为第一。散文包括颂赞、铭诔、碑文、哀辞、章表、令书、序论、杂说等多种体裁，今存较完整者近百篇。

第四节 建安七子及蔡琰

“七子”之称，首见于曹丕《典论·论文》：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聘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

“七子”中孔融（153年—208年）年辈最高，与曹操是朋友，但政治态度与曹操不一致，终被杀害。从现存的作品来看，他主要以文见长，诗仅存七首，殊少特色，惟《杂诗》“远送新行客”，写悼念幼子之情，颇为悲切。其他六人，先后依附曹操，王粲订立制度，陈琳、阮瑀为曹操掌管文书，并为重要僚属。七子的著述，除徐干《中论》尚存外，各家文集均已佚。明人张燮曾辑录孔融、王粲、陈琳三家的作品收入《七十二家集》中，张溥复补辑刘桢、阮瑀及应玚与其弟应璩之作，加张燮所辑，分别编为《孔少府集》、《陈记室集》、《王侍中集》、《阮元瑜集》、《刘公干集》及《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杨建启复增徐干之作，合编为《建安七子集》。此外，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近人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对七子诗文亦分别搜辑殆尽。从现存作品来看，孔融之外，其他六人的文学成就相互间大有差异，风格也各有不同。

王粲（177年—217年）在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他诗赋均佳，《七哀诗》和《登楼赋》都是很有名的作品。刘桢（？—217年）以诗见长，曹丕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后来对建安诗人多以“曹（植）刘（桢）”或“曹（植）王（粲）”并称，说明刘桢的诗与曹植、王粲享有同样声誉。他的诗以《赠从弟》三首为代表。陈琳（？—217年）、阮瑀（？—212年）皆长于公牍文书。陈琳避乱冀州依附袁绍时写的《为袁绍檄豫州》和阮瑀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皆具有铺张扬厉的特色，且多用排比对偶，显示了骈化的趋势。诗歌方面，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是一篇优秀作品。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写后母虐待孤儿，情至酸楚，与汉乐府之《孤儿行》相类。徐干（171年—218年）善写情诗，《室思》很有名。他另有学术著作《中论》传世。应玚（？—217年）没有留下什么出色的作品。

王粲的《七哀诗》、刘桢的《赠从弟》及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代表了“七子”诗歌的最高成就，体现了建安诗歌的共同特色。《七哀诗》其一：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董卓死后，其部将李傕、郭汜又接连火并，长安遭到如同洛阳一样的劫乱。王粲为了避乱，投奔荆州刘表，这首诗写了他刚离开长安时的经历和感受。诗中通过“白骨蔽平原”的概括描写和饥妇弃子场面的具体描写，清楚地揭示出当时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景象凄惨，使人怵目惊心。末四句表现了诗人的悲愤和理想，特别是“南登霸陵岸”二句，只写一登一望，却有无穷思绪，词浅而意深，成为传诵的名句。

刘桢《赠从弟》其二；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这一诗题有诗三首，分别以藻、松、凤凰为吟咏对象，以物喻人，颂扬了一种坚贞高洁的品格。这首诗写松树不畏风寒、傲然挺立的本性，正是诗人“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的品格的体现。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假借秦代筑长城的事，深刻地揭露了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这是一首典型的叙事诗，作者没有通过直接评论来表明诗的旨意，只是通过人物的反复对话来展开情节，突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揭露徭役的罪恶。这首诗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艺术手法。

蔡琰（生卒年不详），字文姬。汉末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她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养，史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最初嫁给河东卫仲道，夫早亡。董卓之乱中被掳入胡，流落匈奴十二年，嫁给胡人，生二子。建安十二年（207年），被曹操赎回，再嫁董祀。

以蔡琰的名义留下来的作品只有三篇，即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前两篇均见于《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后一篇见于朱熹据北宋晁补之《续楚辞》和《变离骚》所编《楚辞后语》。三篇中《胡笳十八拍》明显为后人依托，骚体《悲愤诗》尚待进一步研究，只有五言《悲愤诗》一篇可以肯定为蔡琰的作品。不过，即凭此一篇，也足以表明她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女诗人。

这首诗是蔡琰被赎回国、重嫁董祀之后写的。全诗以诗人的亲身经历为线索，贯串被掳入胡、别儿归国、还乡再嫁三个重要情节，概括了诗人十多年流离转徙的痛苦生活，是一篇近似自传的作品。诗歌的主旨在于诉说个人的不幸遭遇以抒发悲愤，但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军阀的罪恶，反映了当时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因而是一篇具有强烈现实精神的作品。

这首诗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它成功地结合叙事来抒情，推动了文人叙事诗的发展，成为文人五言叙事诗新的里程碑。建安诗人在继承汉乐府传统的方面，有着两种不同的趋势：一是沿着《古诗十九首》已开辟的途径，主要继承和发展汉乐府诗的抒情艺术，大力创作抒情诗，曹植及当时许多诗人都主要在这方面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就，开拓了五言抒情诗的广阔道路。一是吸取汉乐府通过叙事来抒情的方法，即通过描述诗人自己的经历以反映现实，抒发感慨，这由曹操的《薤露行》、《苦寒行》及王粲的《七哀》等开其端，蔡琰此诗则作了重大的开拓和发展，其展开的生活画面更广阔，叙事更曲折多姿，因而形成了借个人经历来反映时事一体。这种诗体的产生，同时也受到汉代征行一类的赋（如刘歆《遂初》、班彪《北征》）的影响，从诗歌本身来说，则是汉乐府的一种变化，它对后来杜甫等人反映时事的诗题（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影响甚大。

其次，这首诗在心理描写方面也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别子”这一情节的描写就极为感人：

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诗人久久盼望归乡，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希望和失望的波动，现在竟然成了现实：“骨肉来迎己”了。可是，诗人这种喜悦是短暂的，立即为更深的愁苦所代替，她意识到归汉就意味着抛弃自己的孩子。然而，归汉与否，又是诗人的大节大义所在，两者之间毫无选择余地，于是她毅然承受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可是，“天属缀人心”，当天真的孩子向母亲抱颈责问时，她能向孩子们说什么呢？既无法解释，也无法安慰，只能将内心激起的摧肝裂胆的悲痛，化为如痴如狂、号泣抚摸的外在表现。母亲的行为，胜过了语言的表达。诗人对这种矛盾心情及毅然承担痛苦的自我克制，描写得既细致，又真实。这个情节的描写，为全篇增添了感人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