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公元189年—589年）

概说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建安，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终于隋统一。如从东汉末献帝永汉元年（189年）算起，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隋文帝灭陈止，中间正好四百年。

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分裂多于统一，混乱多于安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不稳定，文学的发展也不平衡。董卓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从洛阳迁都长安，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诸郡起而讨之。董卓死后又有李催、郭汜之乱，讨董盟军各怀野心，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曹操在混战中势力得到发展，乃以勤王为名，挟持献帝，迁都许昌，改元建安（196年），逐渐占有北方广大地区。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国，都于洛阳；刘备随之建蜀（221年），都于成都；孙权建吴（222年），都建业，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建安中，曹操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施行屯田，提倡刑名之术，惟才是举，且雅好文学，故政治、经济、文学均得以发展，“三曹”、“七子”、蔡琰、杨修、吴质等皆聚于曹氏，彬彬称盛。魏于三国之中，文学最有成就，而吴、蜀均不得擅场。魏明帝曹睿死，齐王曹芳八岁即位，改元正始（240年），辅政的曹爽与司马懿明争暗斗，结果司马氏逐渐成了魏政权的实际掌握者。司马氏以专杀为政，故正始间文人多以韬晦自全、佯狂避世为事，但作者仍多，以竹林七贤最为有名。

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灭蜀，两年后（265年）司马炎代魏自立，建立晋朝，都洛阳，史称西晋。至太康元年（280年）灭吴，天下始归统一。西晋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稳定政治、发展经济，如招集流亡、罢州郡兵、劝课农桑、修订法律等，这些都起到了相应的效果，太康前后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安定局面。这个时期作者很多，以张华、傅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最为有名。但西晋推行分封制，大封宗室，导致了“八王之乱”，前后持续达十六年（291年—306年）之久；此时由北方内迁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也趁机起兵，至建兴五年（316年），北汉刘渊攻陷洛阳，掳愍帝，西晋终于历四帝而灭亡。从此，以淮河为界，进入了南北分裂时期。在这个由动乱走向大分裂的过渡期间（即西、东晋之际），文士或夭折，或南北飘零，仅刘琨、郭璞等留下一些作品，反映了这段充满忧患的历史。

西晋亡后，司马睿逃至建业即位，史称东晋（316年—420年）。东晋偏安一隅，共历十一帝，至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篡晋而亡。刘裕建宋，历八帝凡六十年，至顺帝升明三年（479年）为萧道成取代。萧道成建齐，历七帝凡二十四年，至和帝中兴二年（502年）为萧衍取代。萧衍建梁，历四帝五十六年，至敬帝太平二年（557年）为陈霸先取代。陈氏建陈，历五帝三十三年而亡。宋、齐、梁、陈，均都建康，史称南朝。自东晋至陈，南方虽处于偏安局面，但除了梁末的侯景之乱与江陵之变外，社会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均得到发展，商业经济活跃，出现了许多繁荣的商业城市。各朝文学也都有所发展，出现了像陶渊明、谢灵运、鲍照、沈约、谢朓、庾信等许多大家。同时，民间文学也相当兴旺，乐府采集民歌，一直没有间断过。

北中国从匈奴族刘渊建立北汉（304年）至北魏拓跋部统一北方（439年），一百三十五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前后更替，共建立了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

北魏（386年—534年，都平城，即今山西大同），历十四帝凡一百四十八年，至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年）灭亡。其后分裂为东、西魏。东魏（534年—550年，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帝元善见为高欢所立，十七年（550年）后高欢子高洋代之，建北齐（550年—577年，都邺），凡二十八年，为北周所灭。西魏（534年—557年，都长安）帝元宝炬为宇文泰所立，凡二十三年，为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取代，建北周（557年—581年，都长安），凡二十五年而杨坚代之。杨坚建隋，于开皇九年（589年）灭陈。至此，南北分裂始告结束。北朝政权更替的频繁，战争的频仍，都甚于南朝，经济的破坏，民生的困苦，自然也比南方严重。北朝的文学发展也远不及南朝。其乐府民歌成就可观，但数量较少；文人除了由南入北的几位大家如庾信、颜之推、王褒等人外，其他如温子升、邢邵、魏收等，成就均不及南朝作家。

就整个南北朝时期而言，社会政治局面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统一的中央集权统治不复存在，战乱纷纷不绝，朝代更替频繁，统治者很少有精力顾及思想文化领域。政治权力对于文化事业的干预相对比较少，故而在思想文化方面，明显呈现出多元化局面。这就给文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作家可以比较容易地摆脱政教的约束，将文学视为抒发个人性灵和感情的工具，以回归文学的非功利特征，这也就为“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上面的简述中大致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在建安时代，北方比南方兴盛；在三国时代，魏比吴、蜀兴盛；在两晋时代，西晋比东晋兴盛；在南北朝时代，南朝比北朝兴盛。南北文风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大抵北方以刚健质朴为特色，南方则比较华美柔婉。

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看，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上承先秦两汉、下启隋唐的一个重要阶段。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作家空前增多、作品也空前增多，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已进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这种自觉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作家的创作意识更加明确，在创作过程中能更加敞开情怀，显示自己的灵感与个性，因而文学本身固有的特色即抒情性，更加鲜明突出。这主要体现在诗、赋等文学作品抒情性的加强上。

在先秦两汉，主要的文学形式是诗赋。先秦的《诗经》、《楚辞》，奠定了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道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诗经》多是集体口头创作，尚未能充分显示出作家个人的性灵和特色；《楚辞》已显示出作家的性灵和个性，但抒情范围主要限于政治方面，汉代的抒情文学主要是赋，其次才是诗。汉赋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但从抒情文学的发展看，汉大赋以体物为主，难见性情；一些抒情赋虽也个性鲜明，但数量并不多，多数作品或仅在形式上追步楚骚，或理性色彩太重，作为文学的生命的人的生动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至东汉末文风始一变，《古诗十九首》和一些抒情小赋开始向先秦诗赋的抒情性回归，从而也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抒情风气。汉乐府民歌上继《诗经》，虽然对汉代的文人创作未发生多大影响，却极大地启发了建安诗人，滋育着此后的一代代诗人。

建安文学基本上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汉末抒情小赋的创作精神并加以发展。建安诗中的直面现实的精神，显然是汉乐府民歌精神的继续，而对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探索，又显然与《古诗十九首》精神一脉相承。建安的抒情赋则是沿着东汉末抒情小赋向楚辞回归的道路，结合自己的时代精神加以开拓的。由于这个时代的现实基础不同，对传统思想又有很大的突破，故作家的眼界和心胸比前人要开阔得多。这些体现在诗赋当中，就是它沉重的忧时伤乱情绪、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昂的建功立业诉求和对自我价值、人生价值的充分肯定。它充满悲凉，同时也激越慷慨，洋溢着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此时的作家，均能敞开胸怀，无拘无束地抒写自我，所以形诸诗文，均能见出性灵，写出个性。

当然，从魏晋南北朝抒情诗文的整个发展历程看，中间也并不是没有曲折的。正始时代由于政治的黑暗和玄学的兴起，诗赋中的理性色彩曾一度有所加强，但这时的理性并没能损伤抒情的深度。如阮籍以立意遥深见长，嵇康则以清峻见称，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抒情道路。西晋一些作家的诗赋抒情性已有所减弱，但很多作家仍能独抒情愫，自显性灵。如潘岳善写哀情，左思善于咏史；刘琨善为凄厉之词，自有清拔之气；郭璞善以游仙形式，来坎咏怀。西晋末至东晋，玄言诗占领诗坛，辞意平泰，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抒情文学走向低谷的阶段。但到南朝，文学的抒情性又加强了，而且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这时的作家都重视自我感情的发抒，情之所动，就援翰写心，并不掩饰。即使同是一情，也能写出各种细微差别。例如同是“恨”，江淹的《恨赋》就写出了各种“恨”状；同是“别”，《别赋》就写出了种种“别”情。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此时几乎已被淡忘了。由于人们都在摇荡性灵，除了文人诗更加抒情化以外，骈文、辞赋、乐府等各种文体也都更加抒情化，连一些散文也成了优美的抒情散文。作家抒发自己出自内心的情感，写出了独特的情感内蕴。陶渊明写他鄙薄官场、向往真淳之情，谢灵运写他“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的矛盾；鲍照抒发他的豪迈与愤懑，庾信抒写他的沉痛与哀伤；宫体诗人也宣称“文章且须放荡”，要尽情显示自己的真情实感。

第二，发现了许多新的审美对象，开掘了许多新的文学题材，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内容方面显得更加多姿多彩。

这一时期文学的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后世盛行的各类题材几乎都在此时滥觞或拓展盛行。以诗而论，感时伤乱、揶揄世态、咏史咏怀、游仙谈玄、男欢女爱、闺情闺怨、出塞从军、交游赠别、山水田园、宫廷园囿、风花雪月等等，都是当时写得较多的题材，辞赋也大体如此。在这些题材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四类：即山水、田园、神仙、人体。

把山水作为审美对象，前代已经滥觞，诗赋中时或有之，至魏晋南北朝则蔚为大观。曹操的《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已是一首完美的山水之作；晋代王羲之等二十余人所作《兰亭诗》中，亦有不少怡情山水之作；至东晋末谢混，更着力写作山水诗；其后谢灵运、沈约、谢朓、何逊、阴铿诸人，都以写作山水诗著称。山水不仅成为诗的题材，也成为骈文和赋的题材之一。文人大量写作山水作品，完全是出于一种陶冶性灵、寄托情怀的需要，一种审美的需要。所以左思《招隐诗》说：“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王羲之《兰亭诗》也说：“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声；虽无啸与歌，咏言有余馨。”作家们认为山水之中包含着“道”，山水是“道”的一种外化的形式。这个“道”既是人生的法则，又是审美的极致。

田园被当作审美对象，是从陶渊明发端。在他的作品中，田园是与混浊黑暗的世俗社会相对立的、完全诗化的存在，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审美境界。它不仅包含着自然美本身，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山水田园这些审美对象的发掘，不仅直接影响到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唐以后的各个历史时代，是一个长盛不衰的文学题材。

神仙，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在楚辞汉赋中早已有之，它是文学浪漫传统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大量地写作，则在魏晋南北朝。曹操、曹植、阮籍、嵇康、傅玄、张华、陆机、张协、庾阐、郭璞、鲍照以及梁代君臣都写有游仙诗。它也是六朝志怪小说的一项重要内容。作家们把神仙作为文学题材，除了包含某些宗教信仰外，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审美的需要。因为在神仙身上，不仅包含着养生的理想，更包含着人情，包含着人类企图超越自然和世俗社会的强烈意识。神仙境界往往与现实相对照，成为人们不满现实、追求理想的象征。后世的诗文、小说、戏剧都不乏这一内容，其源头往往可以追溯到六朝。

对人体美的描写在诗骚乐府中也早已有之。此一时期对人体美注意得较多的是宫体诗人，其描写较多的是女子的容貌体态。尽管这些作家在创作中可能带有某些消闲享乐的动机和贵族文人的审美情趣，但他们的写作态度还是相当认真的，所谓猥亵之作并不多见。从客观上讲，它对于开发人体这一审美题材有积极意义，也为后世的人物描写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经验。

第三，在文学语言的运用方面，这时的作家或注意语言的对称美、辞采美、韵律美，或注意语言的自然天成之美，极大地开拓了语言的艺术表现力，丰富了语言艺术宝库。

在先秦，《诗经》大抵以朴素自然为特色，但除了赋、比、兴、重章叠句等基本表现方法外，还有排比、夸张、烘托等多种表现方法，楚辞则弘博雅丽，比《诗经》进了一大步。汉大赋在文学词汇的运用方面已取得突出的成就。魏晋南北朝作家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又作了深入的探索，取得了更加引人瞩目的成就。其发展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是注意语言的对称美、辞采美、韵律美。建安时，曹植的诗赋已特别讲究语言技巧，讲究对偶，尤以“辞采华美”著称。至西晋时，张华、陆机等人，又在语言的对称美、辞采美方面费了很大的力气加以开掘，以逞其才。讲究文辞华美，一时蔚为风气，至西晋末始渐归平淡。但至宋初，一些作家又逐渐向西晋复归，而且更趋繁缛。刘勰说“宋初文咏……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正是对这种风气的高度概括。至齐梁以后，由于对汉语四声的发现，作家们更加自觉地注重文学的韵律之美。诗出现了新体，骈文、骈赋则转而以四六为主。这时的作家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努力方向，就是如何把对称美、辞采美、韵律美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注意语言的质朴自然、浑然天成之美。建安时的多数作家，语言都比较自然本色，“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同上）是当时的基本趋向。正始文人的作品语言虽不乏文采，但也多以自然质朴为主。在阮籍、嵇康的一些诗作之中，语言虽然朴素自然，但却能写出一种境界，表现出很高的语言锤炼功夫。太康文人虽然在总体上追求丽采，但潘岳、张协诸人之作，都比较省净，并不以堆砌雕琢为能。至西晋末，玄言诗兴起，语言则趋于平淡。这种平淡，相对于太康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太康文学语言的一种矫枉过正。但东晋末宋初的陶渊明顺承了玄言诗的语言发展方向，在文学的总体形象，构图的明晰完美，感情的真切深沉方面下功夫，并以这种追求整体浑成完美的审美标准反过来指导语言的锤炼，于平淡之中见出遣词造句的深厚功力，尽管千锤百炼而始终不露痕迹。前人每称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本色自然，天衣无缝”，都道出了它的美学特点。由于陶渊明所处的时代主导风气是追求对称、辞采、韵律之美，陶渊明的这种语言追求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到了后世，这种追求就有了极多的追步者。后世追求文采和追求本色还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其源头都可追溯到魏晋南北朝。

第四，从作家的风格说，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家已进入自觉的创作，多数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方向，因而促进了作家各自独特风格的形成。

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格确实是绚丽多彩的。以建安而论，曹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则如幽闺思妇，流丽婉转；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桢则高风跨俗，挺拔清秀；王粲捷而能密，苍凉悲慨；蔡琰则长于叙事，凄婉深长。建安以下，不胜枚举。如阮籍之遥深，嵇康之清峻，潘岳之省净，陆机之华美，左思之雄迈，刘琨之悲壮，陶渊明之恬淡，谢灵运之典丽，鲍照之俊逸，庾信之清新，均各不相师，自成一家。这种风格多样化的形成，正是文学自觉的突出表现。与此相应，当时的一些文学批评家都对文学风格的形成进行了探讨，对各个作家的风格特点进行了总结。由于作家们都有较多的艺术经验积累，也就为后世提供了师法的模范，后世学陶渊明的代有其人，就是一个例子。

第五，对于文学体式作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学体式。

传统的文体主要是诗、赋和散文。诗，东汉末已发展至五言。魏晋南北朝诗人大量写作五言诗，使之更加臻于成熟和完善，成为“众作之有滋味者”（钟嵘《诗品序》）。五言之外，七言古诗和乐府歌行也形成和成熟于此时。曹丕的《燕歌行》已是完整的七言诗；至鲍照，对七言歌行又加以改革，使之更适合于抒发豪迈奔放的思想感情，为唐以后诗人开拓了自由抒情的新路子。由于对汉语句格和韵律的深入研究，齐永明间又创造出一种新诗体，其后宫体诗人更大量地写作五言四句的小诗，并使七言诗体隔句用韵的规律固定化，对绝句和律诗的基本程式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架，为近体诗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一些传统的诗体，如四言、六言、杂言等，此时的诗人也在继续探讨，曹操、嵇康、陶渊明等都在四言诗的写作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赋这种传统文学样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散体、七体、对问、骚体之外，骈赋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品种，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齐梁以后，小赋空前发展，并与诗结合日紧。其时的一些小赋与诗十分接近。散文这一传统文体一部分保持它奇句单行的本色，继续走它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另一部分则受诗赋的影响而演变为骈文，成为声律和骈偶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时期是骈文的兴盛时期，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以致后世有人称之为“一代之文学”。小说这种文学样式这时也开始繁荣发展，志怪和轶事两类小说都有优秀作品。这一时期文学样式的开拓和发展，为唐代百花竞开的繁盛局面开了先路，对后代也影响至远。

第六，由于文学创作实践的自觉，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加深了，文学理论也大大地提高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文学选本也在此时产生，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独立和发展。

从先秦到两汉，文学理论一直在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尚书·尧典》中“诗言志”的说法，已指出了诗歌的抒情作用，汉人也指出辞赋有“丽”的特点，表明他们开始看到文学的形象性特征。这些都已对文学的本质有了初步的认识。但直至汉末，人们一直未能摆脱把它作为教化工具的观念，文学一直居于经学的附庸地位而未能独立发展。至魏晋南北朝时，人们的文学观念已相当明确。《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说明从建安开始，人们已明确文学的特性。曹丕作《典论·论文》，根据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加以分类，指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对诗赋“丽”的特性做出了明确的概括；而且他还运用“气”的理论，对作家各自不同风格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其后陆机作《文赋》，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对各种文体的风格特点区分更为细致，对诗赋的文学特性概括更为全面，他还对创作过程的思维进行了研究，指出了文学创作过程中“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的形象思维特点。南朝人对文体的分类较之魏晋有更明确的认识，对于文学与非文学的划分也更具有概括性。宋初已有了“文”、“笔”的概念。至梁代，文学理论更为发展，刘勰写出了《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专著，钟嵘也写出了《诗品》这一非常重要的诗歌批评专著。当时对“文”、“笔”的界说更为明确。《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萧绎对“文”有更明白的概括：“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他结合当时的创作实践，指出“文”应当具有情灵、文采和韵律三大要素。

与此同时，萧统开始根据自己的理解编辑《文选》，他选文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为标准，将经、子、史排除在外，这样就将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完全区分开来，使文学摆脱经史的附庸地位而独立出来。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文选》所列的三十七类文体并非全属文学，但它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后来徐陵又编出了《玉台新咏》这样的诗歌总集，从另一个角度展示南朝的文学观念。

由此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而必不可少的阶段。如果没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和独立，没有这四百年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积累，就不可能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

当然，唐代文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个批判继承的问题。

从陈子昂开始，晋、宋以后的文学多次遭到批评。陈子昂曾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后来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白居易更为激烈，直称“陈、梁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与元九书》），连谢朓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都遭到他的抨击。古文运动兴起，韩愈竟宣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与李翱书》）对唐人的这种批评，后人每每加以夸大，于是鄙薄六朝者往往而有，六朝文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其实，唐人批判六朝，是为了反对一种倾向，提倡另一种倾向而发；对此时的作家作品，并不是不加区别地一概否定。他们一边在批判六朝，一边又在继承六朝。陈子昂不仅肯定“正始之音”（《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而且还效法庾信。李白对谢灵运、谢朓、陶渊明、江淹等诗人可谓推崇备至，于鲍照尤多取法。白居易和韩愈都推崇陶渊明。唐人对六朝文学的成就看得比较清楚的是杜甫，他赞扬过许多六朝诗人，在创作中也力求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元稹称他的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其中就包括对六朝文学的大量继承。

因此，我们既应当看到唐人对六朝文学的批判，更应当看到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在文学创作中对六朝文学成就和经验的继承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诗文总集主要有明张溥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中除收入两汉及隋代作家二十三家集外，其余八十家集均为这个时期的作品。近人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今人逯钦立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分别收录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和诗，后两种较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