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汉代文人诗

第一节 汉代文人诗的状况

汉代文人五言诗兴起之前，诗坛是比较寂寞的，这表现在没有出现过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诗人及诗作，其形式和内容也大都是沿袭《诗经》的雅颂与屈原的楚骚，袭《诗经》者写四言诗，仿屈赋者则作骚体诗。没有新的创造与发展。这是汉代诗歌总的发展趋势。

四言诗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韦孟《讽谏诗》、《在邹诗》，韦玄成《自劾诗》、《戒子孙诗》。

韦孟，西汉初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为楚元王、楚夷王及楚王戊之傅。楚王戊荒淫无道，韦孟作诗讽谏。楚王戊不听，乃辞官迁家至邹（今山东邹县），作《在邹诗》。这两首诗都写得古奥典雅，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诗经·变雅》的延续，惟篇章结构较为严密而已。《文心雕龙·明诗》称其“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韦玄成，韦孟六世孙，韦贤之子，袭父爵为侯，官河南太守。坐事免官失侯，乃作诗自劾责。后宣帝召为淮阳中尉。元帝时，迁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代于定国为丞相，封侯故国，荣于当世。韦玄成复作《戒子孙诗》。这两首诗与韦孟诗一样，是《诗经》雅诗的翻版。

汉代较好的四言诗是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诗》和仲长统的《述志诗》。

朱穆（100年—165年），字公叔，后汉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桓帝时，官至冀州刺史，为人刚正不阿。其《绝交诗》云：

北山有鸱，不洁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趋，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

诗中，朱穆将富贵骄奢的刘伯宗比作北山的鸱，而自比为凤鸟，表现了他对权贵的蔑视。

仲长统亦因有志不达，怀才不遇，愤世嫉俗，乃作《述志诗》二首以明志。诗表现了他对现实的愤慨，对儒家传统思想的不满，是汉末社会震荡、儒学衰微时期士人苦闷傍徨的写照。其第二首说：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西山，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舵。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作品所描写的“抗志西山，游心海左”的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正是作者鄙视尘俗的反抗精神的表现。

汉代骚体诗较四言诗为多，模仿屈原的拟骚之作，仅王逸《楚辞章句》收录的就有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这些作品，除极个别如《惜誓》、《招隐士》而外，大都模仿太过，缺乏真情实感。但汉代的骚体诗也有个别的好作品。如汉高祖刘邦于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击败黥布叛军、回师途中到故乡沛时所作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全诗虽然只有三句，二十三字，但语言朴质，气度宏远，体现了帝业的恢宏，表达了刘邦的理想与愿望。宋萧岩肖《庚溪诗话》评论说：“汉高祖《大风歌》，不事华藻，而气概远大，真英主也。”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年—前87年）《秋风辞》、《瓠子歌》也是难得的佳作。如《秋风辞》云：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摇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诗歌抒写的虽只是人生易老的感慨，但作品以秋景起兴，描写出这种感情产生的具体环境，而且境界苍茫阔大，情调悲凉慷慨，艺术上是很成功的。鲁迅评为“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汉文学史纲要》），不为过誉。

梁鸿的《五噫歌》则是楚骚的变体：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一生隐居不仕。他因事路过洛阳，看到帝王宫室的富丽，感叹人民的劳苦，遂作此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帝王穷奢极欲的谴责，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清张玉穀《古诗赏析》评云：“无穷悲愁，全在五个‘噫’字托出，真是创体。”梁鸿还有《适吴诗》与《思友诗》，皆为骚体，或感叹事业蹉跎，指责谗言得势，是非颠倒，感伤“哀茂时兮逾迈，愍芳草兮日臭”，或思念旧友，皆颇有屈骚遗风。他的诗富有现实性，反映了东汉前期一部分士人的不满情绪和反抗精神。

张衡的《四愁诗》也是楚骚的变体。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诗的序言说是“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诗抒写他“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的苦闷，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与失志的忧伤，写得意绪缠绵，兴寄幽深，颇能动人。例如：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泪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作者采用比兴手法，写他对所思美人的怀念，象征他对理想的追求；追求过程中所遇到的险阻艰难，象征着小人的阻挠；追求不遇而产生的忧伤，正是他对时局忧伤的比拟。这是《诗经》、《楚辞》比兴手法的继承与发展；形式上也突破骚体的格局，以七言为主，成为七言诗的一种初步形态。

梁鸿、张衡的诗虽为骚体，但不是死板机械的模仿，而是融化旧体，创意创调，音节谐美，具有民歌特色，不失为佳作。只是在汉代文人诗中，这种佳作太少而已。

第二节 五言诗的兴起

关于五言诗产生的时间，曾有过几种不同的说法。有起于枚乘说。《文心雕龙·明诗》云：“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徐陵的《玉台新咏》卷一便将《西北有高楼》等九首古诗题为枚乘《杂诗》。有起于李陵、苏武说。萧统的《文选》有李陵诗三首，苏武诗四首。钟嵘的《诗品》则于古诗之后，列李陵为第一家。有始于卓文君说。《西京杂记》云：“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有始于班婕妤说。《文选》收有班婕妤的《怨歌行》，《诗品》亦于上品李陵之后列汉班婕妤诗。

这些说法大概起于南朝齐梁之际，当时只是一种推测，没有确凿有力的根据。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钟嵘也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颜延之《庭诰》更肯定地说：“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太平御览》）后世学者经多方考证，证明在西汉时期不可能有如此成熟的五言诗。它的产生还要远在后代。苏轼《答刘沔都曹书》中说：“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萧）统不悟。”他将这些诗与李陵《答苏武书》定为齐梁小儿拟作，为时太晚，但说非西汉时期的作品，则是正确的。至于卓文君的《白头吟》，《宋书·乐志》明说是古辞，即“街陌谣讴”一类的民间歌词。《西京杂记》说卓文君作《白头吟》，但未见著录其词。至宋末黄鹤注杜诗，始据《西京杂记》的记载，把《宋书》著录的《白头吟》古辞附会在一起，定为卓文君作。明冯惟讷编《诗纪》，亦根据黄鹤的附会，将《白头吟》归属卓文君。可见这是一个误会，明冯舒《诗纪匡谬》已明辨其误。在西汉时期，文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五言诗。

其实，五言诗最初起源于民间。《诗经》中早就已有“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汝无家，何以速我狱”（《诗·召南·行露》）这样的五言诗句。据《水经·河水注》引杨泉《物理论》载，秦始皇时也已有“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这样完整的五言民歌。至汉代则产生了大量的五言乐府民歌，不过这些乐府民歌产生的具体年代难以考订，但《汉书·五行志》所载成帝时的童谣也是完整的五言：“邪径败良田，谗口害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可见五言诗在民间早已趋向成熟。只是一般文人认为五言只用于“俳谐倡乐”，“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挚虞《文章流别论》）。因此，他们耻于使用五言，故很长时期内不见文人创作。直至东汉前期的班固才模仿五言作了一首《咏史》：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逮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这首诗咏汉文帝时缇萦救父的故事。诗只叙述故事原委，缺乏形象描绘，《诗品》评为“质木无文”，只是一种尝试，但已是文人创作的五言诗。班固是东汉著名文学家，影响所及，风气渐开。

汉代文人五言诗发展到东汉中后期，作者剧增。今存诗有姓名可考者，即有张衡《同声歌》、郦炎《见志诗》、秦嘉《赠妇诗》、赵壹《疾邪诗》、蔡邕《翠鸟诗》，这些诗颇具情采，说明五言诗已有长足的进步。如秦嘉《赠妇诗》说：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卷。

秦嘉的《赠妇诗》三首乃赴洛时留别妻子徐淑之作，这是第一首。诗以议论开篇，强调欢会的珍贵，为写别情作好铺垫。接着写想迎回妻子而“空往复空返”的惆怅。最后铺张渲染没有见到妻子而悲伤至极的心理活动，语极质朴而情极深厚。沈德潜《古诗源》评为“词气和易，感人自深”，正指出了东汉末年文人抒情诗的特点。

辛延年的《羽林郎》还明显表现出文人五言诗从乐府歌辞脱胎而来的痕迹：

昔有霍家姝，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踰。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诗写豪门权贵的家奴仗势调戏卖酒的女子胡姬，胡姬不畏强暴，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作了坚决反抗。全诗故事的梗概，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塑造，表现的手法，都与乐府民歌《陌上桑》相似。辛延年，身世不详，大概是下层文人，对乐府民歌是很熟悉的。

宋子侯的《董娇娆》也学习乐府民歌，却已臻圆熟的境地：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飏。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秋高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

这首诗假设桃李与采桑女的问答，抒发诗人盛年不再、当及时行乐的人生感慨。环境的描写，对话的运用，语言的质朴，都接近民歌风格，但其重点不是刻画采桑女子，“正意全在‘吾欲竟此曲’四句，见欢日无多，劝之及时行乐耳”（《古诗源》）。这种写法与《古诗十九首》中“西北有高楼”一首相近，说明汉诗正在由乐府民歌的叙事向抒情的方向转变。

除了这些有作者姓名的诗之外，还有一批无名氏的古诗。

这些古诗，据钟嵘《诗品》说，有“陆机所拟十四首”，“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总数至少也有五十九首。今存者尚有：《文选》所载《古诗十九首》，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子卿诗》四首，《玉台新咏》卷一所载《古诗八首》中的《四座且莫喧》、《悲与亲友别》、《穆穆清风至》、《兰若生春阳》四首，《古诗类苑》所载《橘柚垂华实》、《新树蕙兰葩》、《步出城东门》三首，《古文苑》所载李陵《录别诗》八首，苏武《答李陵诗》三首，《古文苑》所载孔融《杂诗》二首（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考证，此二诗应属李陵《录别诗》）。据上述记载，今存完整的古诗尚有四十六首。经古今学者考证，这些诗内容风格相近，大抵都产生于东汉末年桓、灵之世的下层文人之手，已是很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如旧题李陵《与苏武诗》三首之一说：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踰。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诗抒写朋友离别时的惆怅思绪，由“屏营”、“踟蹰”的依依惜别之状，写到以“浮云”、“风波”设喻的依依惜别之情，再写到“晨风”联想的依依惜别之神，感情跌宕起伏，曲折地表达出依依不舍的深情，写得真挚、缠绵，情深意切，艺术高超，形式完美。沈德潜说：“一片化机，不关人力，此五言诗之祖也。音极和，调极谐，字极稳，然自是汉人古诗，后人摹仿不得，所以为至”（《古诗源》），恰好指出了它的艺术成就与时代特点。

这些古诗中，成就最高、最能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成就的是《古诗十九首》。

第三节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萧统的《文选》，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十九首五言诗。约在魏末晋初，流传着一批魏晋以前文人所作的五言诗，既无题目，也不知作者，其中大抵是抒情诗，具有独特的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晋、宋时，这批“古诗”被奉为五言诗的典范。西晋陆机曾逐首逐句地摹仿了其中的十二首（《诗品》说有十四首，今存者只有十二首），东晋陶渊明、宋代鲍照等，都有学习“古诗”手法、风格的《拟古诗》。到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从理论上总结评论了“古诗”的艺术特点和价值，探索了它们的作者、时代及源流。同时，萧统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又从诗歌分类上确定了“古诗”的范围：凡无明确题目的作品，有作者姓名的称“杂诗”，无名氏的为“古诗”。

因此，梁、陈以后，“古诗”已成为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专类名称。它与两汉乐府歌辞并称，专指汉代无名氏所作的五言诗，并且发展为泛指具有“古诗”艺术特点的一种诗体。而《古诗十九首》便在文学史上占有“古诗”代表作的地位，这个标题也成为一个专题名称。

关于这些诗的作者及产生年代，前人有过许多臆测。《文心雕龙·明诗》谓或以为枚乘作，“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玉台新咏》则将“西北有高楼”等八首直接题作枚乘《杂诗》。此说不可信，已如前述。钟嵘《诗品》说“旧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制”，亦属臆测。据诗中写到当时的洛阳是“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这些诗当产生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焚烧洛阳之前，而此时王粲才十三岁，曹植尚未降生。现在一般研究者认为，这些诗非一时一人之作，约产生于东汉末年桓、灵之世，其作者姓名已佚。

《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当时中下层士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思想比较复杂，大抵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写游子思妇的相思离别之苦。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相继把持朝政，士人的队伍也迅速扩大，太学生发展到三万余人，士人入仕的路子越来越窄。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或投奔权贵，或进谒州郡，以图谋取一官半职。于是他们“或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茕独之思，室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徐干《中论·谴交》）。这就是这些游子思妇之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加上这些士人文化修养较高，诗都写得缠绵婉转，真切动人。

如《行行重行行》一诗，就将思妇对久别不归的丈夫的思念与怨情写得非常细腻。诗云：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首二句追叙初别，直抒哀怨的起因，抚今追昔，笼罩全篇。“相去万余里”六句申言路远难会，并用胡马越鸟为喻，责备丈夫不知留恋家乡，用比兴手法，写出她的一片怨情。“相去日已远”六句承上转入写自己思念之深，蹉跎岁月之苦，“浮云蔽白日”喻有所惑，“游子不顾反”点出负心，更表露出她的怨意。末二句一笔带转，以勉强宽慰自己作结。这种强解正写出她无可奈何的怨情之深。诗歌用浅近无华的语言，委曲尽致地写出了这个思妇的相思与牵挂。全诗没有出现“怨”字，但她对丈夫久出不归的一片怨情却渗透纸背。

又如《明月何皎皎》一首，写游子久客思家，夜不成寐的情景，也历历在目。诗歌通过特定的环境——皓月当空、夜凉如水的渲染和诗人的特定情绪——徘徊户牖、夜不成寐的描写，把他思家的感情，表现得那样具体而深切，使抽象的感情也变得可见可触了。

《古诗十九首》写游子思妇内容的诗还有《青青河畔草》、《去者日已疏》、《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此外，《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写对亲人的思念，也可归入此类。

另一类是写追求功名富贵的强烈愿望与仕途失意的苦闷哀愁。

中国封建士人的奋斗目标就是“学而优则仕”，这时期的士人也是如此。《古诗十九首》唱出了他们的这种强烈愿望：“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回车驾言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追求荣名、难耐贫贱的愿望表现得非常坦率。但当时政治黑暗，仕途阻滞，想求得一官半职岂是易事！因此，《古诗十九首》中充满了士人沉沦失意的哀愁和对世态炎凉的愤懑。他们感叹知音难遇：“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西北有高楼》），在那你争我夺的社会里，这是诗人的切身体验。他们责难朋友不予提携：“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明月皎夜光》），由于竞争激烈，使友情也发生了变化，坚如磐石的友谊成了虚名，这不仅反映政治状况的混乱、人际关系的复杂，也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

由于仕途失意，他们立德立功，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幻灭了，于是他们从儒家提倡的“内圣外王”的人生价值观念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开始注意个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惊人地发现，人的生命太短促了，如不及时把握，就会一纵即逝。而“荣名”、“要路津”对他们来说已是希望渺茫，因此一种人生短暂，当及时行乐的情绪就油然而生，什么“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青青陵上柏》），什么“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东城高且长》），什么“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驱车上东门》），什么“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生年不满百》），就是这种情绪的真实流露。这种情绪全无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当然是消极、没落的。但是，这种情绪又是当时政治黑暗的一种反映，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同时，它也是对人的自身价值的一种发现。因此，这种情绪表现的是身处乱世的封建士人的一种变态心理，是诗人对传统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蔑视，在当时也是有一定意义的。

《古诗十九首》无论抒游子思妇思念之情，或发人生短促、功名难遂之叹，实际上都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般文人士子共同的世俗情感。它既不以政治功利为目标，也不是社会动乱的产物，而是封建社会中文人个体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它之所以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好评，就是因为它抒写了一般文人士子的共同的世俗情怀，而且这种感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论说：“《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有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别，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徊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正因为它所表达的是人所共有的体验与感受，因而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引起人们广泛的共鸣。

《古诗十九首》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人诗创作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开创了一个突破“风骚美刺”传统，以抒写文人士子自身命运、世俗情怀为主的新的诗歌创作领域；扭转了汉乐府民歌向叙事诗发展的方向，而转向抒写个人情怀的抒情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体诗，即具有真挚质朴而又文雅自然的艺术风格、雅俗兼具的文人五言诗新体。这在客观上也标志着中国诗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以文人五言诗创作为主的时代，为魏晋六朝诗歌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唐诗的繁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钟嵘的《诗品》说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沈德潜《古诗源》评价说：“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死生新故之感，中间或寓言，或显言，反复低徊，抑扬不尽，使读者悲感无端，油然善入，此国风之遗也。”它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正是因为其独特的艺术成就。

融情入景、借景抒情是《古诗十九首》的重要抒情手法之一。其中许多景物与环境的描写，都是诗人主观感情的极好烘托与渲染。如《明月皎夜光》一首：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诗的内容是写诗人于深秋季节见物换星移、时序转变而产生的朋友相交不终、世态炎凉的感叹。诗一开篇即描写秋夜景色的凄清，衬托出失意士人的孤独与惆怅。“明月”二句既是写眼前之景，也暗示着诗人忧心忡忡，通宵不寐。“玉衡”二句描写由月出到月落，暗示秋夜漫漫，诗人愁不成寐的情景。“白露”二句写节序推移、功名不就的慨叹，这和人情今昔冷暖的变化在诗人内心感受上投下的阴影是分不开的。秋蝉没落向尽，玄鸟去寒就暖，两相对比，更进一步联想起自己与“同门友”的现实处境。这些都是写景，却处处关合着作者的感情变化。经过这番烘托渲染，才跌宕出诗的主旨：友情淡薄。诗中的景物描写无一不是用以表现作者的主观心情，情与景是紧密结合的。

这种情景相生的写法，《古诗十九首》中比比皆是。如《回车驾言迈》开头四句写春天野外“东风摇百草”的凄凉景色，正衬托出诗人空虚无聊的悲哀；《孟冬寒气至》写孟冬的凛冽寒气，北风的惨厉凄苦，众星的清冷孤寂，月缺月圆的无穷变化，都暗示出女子空闺独守的寂寞，怀人念远的离愁。这些都是依靠情景交融的手法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

选择某些生活细节来抒写作者的内心感情，使抒情诗带有叙事成分，这是《古诗十九首》抒情的又一特色。如《西北有高楼》一首就写了一位女子在高楼弹琴的事情，用以抒发作者知音难遇的感慨；《迢迢牵牛星》一首也叙述了织女织布的神话故事，用以表现诗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苦闷；《凛凛岁云暮》一首写了抒情女主人公梦中会见丈夫的情节，更衬托出她孤独无聊的感情。

《古诗十九首》中这种叙事成分与叙事诗是不同的。叙事诗叙的事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多以事件的自然顺序为叙述的线索。而《古诗十九首》的叙事是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是按诗人感情的起伏来剪裁事件，是以情融事，指事写怀，重在意象而不在事件本身。这样的事件只是触发诗人感情的媒介，又是表现诗人感情的凭借，是情与境会的一种表现，也就是一种抒情手法。

运用比兴是《古诗十九首》抒情的又一手法。比兴是《诗经》开创的一种表现手法，它言近而旨远，含蓄蕴藉，余味无穷。如《冉冉孤生竹》一首云：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先以竹结根山阿，比喻妇人托身于君子，已很贴切。接着又用“兔丝附女萝”比喻新婚夫妇感情的缠绵，更深入了一层。然后以“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宕开一笔，引出夫妇远离，怨女旷男，会合失宜，人不如物之会合有期的感慨。这里人、物、情三者交替描写，充分表达了女主人公的满腔怨情。接着又描写蕙兰花当春焕发的容光和过时不采的怨艾，更把主人公的怨情和盘托出。这里写的是物？是人？是景？是情？是比喻？是象征？读者已无暇思索，只觉心情震荡，为女主人公扼腕痛惜。这说明《古诗十九首》运用比兴之高妙。这种比兴《古诗十九首》运用得很多，如“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行行重行行》），“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明月皎夜光》），无不清新贴切，富有风骚意味。

明白晓畅、浅近自然，而又精练丰富、情味隽永，是《古诗十九首》语言的重要特色。如“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孟冬寒气至》）如同口语，而一种真挚深厚的感情却如可触及。较多地运用叠字是《古诗十九首》语言的又一特色。如《迢迢牵牛星》一首云：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些叠字的使用，更增加了语言的节奏美与韵律美，读来更加韵味悠长。谢榛《四溟诗话》说：“《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陆时雍《古诗镜》说：“《十九首》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可见前人对其语言称道之高。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诗歌史上文人五言诗的第一批丰硕成果，有其独特的艺术成就和重要的地位。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历来受到人们推重。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揭开了我国诗歌发展新的一页，是建安诗歌的先导，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