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代辞赋

第一节 汉代辞赋的繁荣和特色

辞赋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体。赋的基本特征，历来比较权威的说法有两种：

一、“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

二、“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

这两种解释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种文体的特点。第一种解释说明了赋体命名的由来。因为远古时期，诗是入乐歌唱的。《诗经》里的诗就都可以弦、歌、颂、舞。到春秋时期，外交场合常赋诗言志。赋诗即诵诗。所赋的诗多为古诗，也有自作诗。到战国时期，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赋诗言志的外交活动自然停止，但还有人写不入乐的诗。人们为了将它与入乐的诗相区别，就将这种不入乐的诗叫作赋。赋于是由动词变成了名词。赋即由此得名。后来在发展过程中，赋形成了与诗不同的风格：一般说来，诗尚含蓄精练，故篇幅大都短小；赋则尚铺排宏丽，故篇幅大都较长。刘熙载《艺概·赋概》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赋是“诗之铺陈者”。故诗赋虽常有交叉，有的诗可以叫赋，有的赋又可以叫诗。但诗赋还是各有特点，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而第二种解释正指明了赋在艺术风格上的特点。

汉代开始，一般辞赋连称。辞也是一种文体。其特征是描摹物状，抒情写志，故谓之“辞”注6；它的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故又称“骚体”；它不入乐，不可歌，只可诵，故又谓之赋。在这个意义上，辞与赋本为一体而二名。后来，散体赋发展起来，取代骚体赋的地位。这种散体赋的艺术风格，不同于骚或辞：辞主抒情，而散体赋以体物为主，以“极声貌以穷文”为其特征；辞的句式为骚体，而散体赋则是一种韵散结合的形式；辞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发愤以抒情”是其主导倾向，而散体赋则直陈其事，体物多侈丽宏衍，以铺张扬厉为其旨归；辞婉转曲折，兼长风雅，散体赋则雕饰浮词，堆砌名物。要言之，赋可以概括辞，而辞只是赋之一体，只有骚体赋可称为辞。

注6按：辞的本字当为词。《说文》：“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言。”段玉裁注云：“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词。……词与辛部之辞，其义迥别。辞者说也，从辛，辛犹理罪，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辞谓篇章也。词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语助之文字也。”故凡描摹物状、抒写情志的文字，字皆当作词，辞是词的假借字。故刘师培说：“凡古籍‘言辞’、‘文辞’诸字，古字莫不作词，特秦汉以降，误词为辞耳。”（《论文杂记》）《周易·系辞》之《释文》说：“辞，说也。辞，本作词。”《周礼·大行人》“谕言语，协辞命”，郑注：“故书‘协辞命’作‘协词命’。”《诗·大雅·板》“辞之辑矣”，《说文》引作“词之辑矣”，皆辞当为词之明证。

汉代辞赋从其体裁特点看，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由诗三百篇演变而来的诗体赋，句式以四言为主，隔句用韵，篇幅短小，形式与《诗经》相似。（二）由楚民歌演变而来的骚体赋，形式与楚辞相同。（三）由诸子问答体和游士说辞演变而来的散体赋，它韵散结合，句式短则三言、四言，长则九言、十言，多假托两个或多个人物，通过客主问答展开描写，一般词藻华美，篇幅宏大。

辞赋的结构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序、本部、乱（或称颂、系、重、讯、歌）。序是赋的附属部分，许多赋有序。“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文心雕龙·诠赋》），其作用是说明作赋的缘起，概述赋的主旨，一般用散文，也有间杂韵文的。本部是最能体现赋的特色的主体部分。它以韵语为主，多罗列名物，堆砌词藻，是作者驰骋才情的地方。乱是赋的结尾，王逸《楚辞章句》说：“乱者理也，所以发理词旨，总撮其要也。”可见乱是篇末的总结。骚体赋多有乱。

赋还有“七”与“对问”体两种形式。“七”就是用七段文字描写七件事物，首加序曲以叙述缘起，句式韵散结合，以韵为主，借客主问答连缀各段。“对问”体就是假设客人向主人提出质难，主人针对质难进行辩解以展开描写，行文与散文相似，只是大体有韵而已。枚乘《七发》、东方朔《答客难》是其典型的代表作。

有些作品不以赋名篇，而以文名篇，但它们实质上是赋而不是文，可以名之曰赋体文。有的赋体文以吊祭名篇，如贾谊《吊屈原文》、陆机《吊魏武帝文》。但它们实则是作者借以抒发其牢骚与愤懣，与具体吊祭某人的祭文不同。有的以论说名篇，如崔骃《博徒论》、曹植《髑髅说》，但这种论说，内容重在抒情而不在说理，形式是韵文而不是无韵的散文，不同于一般的论说文。有的以移檄名篇，如孔稚珪《北山移文》、吴均《檄江神责周穆王璧》。但这种移檄，多以诙谐的笔调抒写其对某种现象的嘲讽或纯为游戏性文字，而且有韵，属于韵文，而与一般的移檄不同。这种赋体文，各家归类不尽一致。元祝尧《古赋辨体·序说》中说：“昔贾生投文而后代以为赋，盖名则文而义则赋也。……若夫赋中有文体者，反不若此等文之可以入于赋体云。”这说明这种赋体文应该是辞赋的一个支派。

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其创作十分繁荣。这种繁荣表现在：

一、作家作品众多。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仅西汉一朝就有辞赋作家七十四人，辞赋作品九百四十一篇，加上《汉书》未著录的，共有作家八十六人，作品一千余篇。东汉辞赋不见于文献著录，无有明确统计，估计作家作品也与西汉不相上下。可惜这些作品大都亡佚，两汉辞赋今存者（包括残缺）仅一百八十余篇，不及原有的十分之一。

二、内容丰富多彩。汉代辞赋描写了帝王贵族的宫廷生活，描绘了山川的壮丽，都市的繁荣，物产的丰富，歌颂了大一统的汉帝国无可比拟的气魄与声威。同时也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反映了文士失志的愤懑，劳苦大众的疾苦，使读者看到强大繁荣掩盖下的封建下层社会的具体生活图景。还描写了爱情婚姻问题，尤其是对宫廷贵族妇女生活的描写，更是具有开拓的性质。

三、汉代作家精力之所萃。汉代诗歌，四言诗已经衰落，五言诗刚刚兴起，因此，文人诗不很发达。除散文之外，其他文学样式尚未产生。只有辞赋是继《诗》三百篇之后率先繁衍起来的纯文学体裁。因此，汉代作家大都将其精力集中于辞赋创作，出现许多杰出的辞赋作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蔡邕等，使辞赋成为汉代的“一代之文学”，这种局面也是后代文学史上所没有的。

汉代辞赋的发展可以分为准备、繁荣、模拟、转变四个时期。

第二节 西汉初期辞赋

这个时期自汉高祖元年至汉景帝末年（公元前206年—前140年）近七十年，为辞赋发展的准备时期。当时天下初定，统治者因日不暇给而无力顾及文学。加以高祖出身平民，鄙视儒生，文、景二帝皆不好辞赋。正如《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说：“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这时的辞赋家主要活动于藩国，而以原属旧楚或邻近旧楚的吴、梁、淮南三国为中心，皇帝的宫廷尚无他们的立足之地。这时的辞赋，内容多抒发个人的身世感慨或抒写得到藩国侯王优待的感激之情，有些还带有浓厚的老庄色彩。形式多沿袭先秦时期的骚体赋与诗体赋，但正在发生变化。贾谊的《鸟赋》首先采用问答形式，已开“述客主以首引”的先例；枚乘的《七发》正式采用客主问答展开描写，大大扩展了先秦散体赋的规模，并寓讽谏于铺叙之中，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这个时期的辞赋作家当首推贾谊与枚乘。

贾谊是汉初著名政论家、辞赋家。《吊屈原赋》、《鸟赋》是贾谊辞赋的代表作。

《吊屈原赋》是贾谊被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所作。由于贾谊与屈原有相同遭遇，其《吊屈原赋》与《离骚》一样，表现了愤世嫉俗的感情。贾谊虽对屈原以身殉国表示不赞成，但对屈原的不幸遭遇则是深切同情的。在赋中，他对贤愚颠倒的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这实际上是借同情屈原来抒发他怀才不遇的牢骚。《鸟赋》则作于谪居长沙之时，是他遭受打击后的一种自我解脱。赋假设作者与鸟的问答，先阐明天地万物周流不息，吉凶祸福倚伏纠缠，死生寿夭难以预知的道理，继而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观点来自我排遣，以旷达的形式进行心理上的自我调整，以求得心理的暂时平衡：

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億；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渊之靓，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芥，何足以疑！

汉代贤士失志之后，多不像屈原一样“忿怼沉江”，而是以道家的齐物旷达或儒家的安贫乐道来自我排遣。此赋也不例外。因此，它形似咏物，实际是一首寄寓深刻的哲理赋。

枚乘（？—公元前140年），字叔，淮阴人。曾为吴王刘濞的郎中，以吴王有反谋，上书谏阻不听，去吴适梁。吴楚反时，又上书吴王劝其息兵，以此知名。吴楚乱平，景帝召拜弘农都尉。他不愿作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孝王死，归淮阴。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召，以年高死于途中。枚乘赋以《七发》最负盛名。这是现存大赋中一篇奠基之作，使用了韵散结合的问答体。它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分析太子的病根乃是腐化享乐、安逸懒惰，言此病非药石针灸之可医，只有停止其“淹沉之乐，浩唐之心，遁佚之志”，才能治理。这显然是针对当时贵族的腐朽生活而提出的讽喻劝诫。其中吴客对楚太子病因的分析是很中肯的：

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闺处，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无所。饮食则温淳甘膬，脭肥厚；衣裳则杂遝曼煖，燂烁热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故曰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堕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醼，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

这种尖锐的批评是一剂猛药，对膏粱纨袴子弟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吴客接着以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潮六事，由静而动，由近而远，逐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全力于田猎与观潮两事的铺写，认为田猎可以驱除懒惰的习惯，观潮有“发蒙解惑”的功效。但这些都未能引导太子改变志趣。最后提出向太子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而太子即“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作者认为：腐朽生活本身就是病态。这种生活方式导源于腐朽的思想作风。治这种病，只有用要言妙道武装思想，改变思想作风。这是有深刻意义的。

《七发》在艺术上的特色是铺陈。有些描写还十分精彩。前面一段对贵族子弟腐朽生活的描述，极尽铺陈之能事，接下所写六事亦然。如观潮一节形容潮水上涨的气势说：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鹭之下翔；其少进也，浩浩，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

这里运用许多形象的比喻，将潮水的汹涌澎湃写得惊心动魄。这种精彩描写不仅本身有重要审美价值，对后世山水文学的产生也有重要影响，甚至其本身就是绝妙的山水文。

《七发》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继起的赋家多受其影响而崇尚铺陈，有些人还就其中所描写的某一对象加以扩展，产生了一批专写音乐、游观、田猎、山水、饮食、车马等的赋。更有人仿其体式以七事相问答，形成了“七”体（有傅毅《七激》、崔骃《七依》、曹植《七启》等一大批）；其流风所及，甚至某些散文家和诗人亦借其法，用以开拓描写境界或表现艺术。

第三节 西汉中期辞赋

这个时期包括汉武帝、昭帝、宣帝在位期间（公元前140年—前48年），共九十余年，为汉赋的鼎盛时期。这时，最高封建统治者大都提倡辞赋以润色鸿业，汉武帝本人就是重要的辞赋作家。《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西汉赋九百余篇，其中十分之九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时辞赋的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散体大赋空前发达。内容多以描写帝王宫廷生活为中心，气势磅礴，词采华丽。当然也有一些抒写个人身世不平的贤人失志之赋，诗体赋、骚体赋也仍然是其重要体制，并产生了不少好作品。另一特点是，文术由藩国向朝廷集中。由于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诸侯王势力大为削弱，故藩国文术亦随之衰落，辞赋作家都来到京城，成为宫廷文学侍从。这个时期杰出的辞赋作家为司马相如、东方朔、王褒等。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击剑读书。景帝时以资为郎，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去官，客游梁，作《子虚赋》。梁孝王死，归成都。武帝读《子虚赋》，深为叹赏，因得召见，又作《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迁中郎将，奉使巴蜀。以受贿免官，复召为郎，转孝文园令。有消渴疾，病免，卒于家。

司马相如的辞赋最杰出的代表作是《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赋非一时之作，但经作者修饰润色，已贯串融合成一个整体。《子虚赋》先借子虚之口，盛称楚国云梦之大，山川之美，物产之富，田猎歌舞之盛，以傲视齐国。而乌有先生则批评子虚“不称楚王之厚德，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是“彰君恶，伤私义”，未为可取；更批评楚王的“游戏之乐，苑囿之大”，不合诸侯之制；这已有贬抑诸侯王骄奢，劝导他们遵守礼制的作用。《上林赋》复借亡是公的话，狠狠批评了子虚、乌有及楚王、齐王：

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

紧接着他极力夸耀天子上林苑的广大，游猎的壮观，更有压倒齐楚之势，表明诸侯之事微不足道。这样，作品就歌颂了大一统中央皇朝的无比强大，反映了中央皇朝对诸侯王分裂割据势力的胜利，这种歌颂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赋的末尾，作者还让天子“芒然而思”，认识到“此太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于是“墙填堑”，“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作者用这种方式对封建统治者进行讽谏，劝导他们不要太穷奢极侈。这种讽谏虽有如扬雄说的“不免于劝”，但作者的用心还是好的。

这两篇赋在艺术上的特色也是铺叙，即在“体物”上下工夫，做到“极声貌以穷文”。如《子虚赋》描写云梦泽，就以山为中心，四面展开描写，其山则盘纡岪郁……其土……其石……其东……其南……其高燥……其埤湿……其西……其中……其北……其树……其上……其下……描写某一事物则必将该事物尽量罗列。赋中描写阴林中的树就罗列有：梗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以致赋中出现很多联边字而有似类书。这种描写力求繁富，动辄千言。以大为美，成为大赋的共同特点。语言华美而有气势，也是这两篇赋的特点之一。所谓语言华美，首先是大量堆砌形容词，尤其是双声叠韵形容词，使之音韵铿锵，以增加语言的音乐美。如《上林赋》中描写山的一段说：

于是乎崇山矗矗，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嵳。九，南山峩峩。岩陁锜，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阜陵别。崴磈廆，丘虚堀礨。隐辚郁，登降施靡。

这种文字，今天来读，只觉怪僻难识，但当时在宫廷里诵读一定很悦耳动听。其次是较多使用骈偶句以增加语言的对称美。如赋中描写歌唱的一段说：

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寓；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这种句子排偶对称，读来气势充沛，波澜壮阔，增加了词采的富丽。

《子虚赋》、《上林赋》的出现，不仅奠定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也确立了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

《长门赋》是一篇与《子虚赋》、《上林赋》艺术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此赋据《文选》所载之序，是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皇后而作。此说虽不甚可靠，但它是代失宠的妃嫔抒写愁苦则无可置疑。赋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位失宠妃嫔在冷宫中从白天到黑夜，从伫立望幸到悲愁绝望的心理活动。作品按时间则从朝暮总起，中间由昼阴到黄昏，到清夜，到待曙。按处所则从离宫总起，中间由兰台、深宫，到正殿、曲台，到空堂、洞房，次第井然地写出那位望幸的妃嫔愁闷悲思的情绪变化。赋中那种用写景来配合抒情，使情随景而深化，从而细致地刻画出人物心理状态的表现手法，那种以六言为主，隔句用韵，大量使用“兮”字的骚体句式，使之完全如同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后世诗歌中宫怨的主题，就是由此赋发端的。《哀二世赋》是司马相如侍从汉武帝过宜春宫（秦二世葬于此）时所献。赋中哀叹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悟兮，宗庙绝灭”，当是为武帝提供鉴戒。但所言颇浅陋，殊不足以动人，远不及《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之有特色。

司马相如赋《汉志》著录有二十九篇，今存者除上述四篇外，还有《大人赋》、《美人赋》。《大人赋》仿效屈原《远游》，《美人赋》仿效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成就均不高。

东方朔（公元前154年—前93年），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无棣东）人。武帝下诏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他诣阙上书，武帝令其待诏公车，复待诏金马门。他为人诙谐，好调笑，武帝以俳优视之，不任以政事，“在左右诙啁而已”。他郁郁不得志，遂作《七谏》、《答客难》、《非有先生论》等以抒发愤懑。

《答客难》是一篇对问体赋。赋设客主问答，先假托客人责难东方朔博闻辩智，却位卑职小，以至“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接着写作者的回答。他指出，当时士人的处境已大不同于战国时期：“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慴，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在封建专制统一政权之下，士人的出路远不如战国时期广阔。尤其士人命运操纵在皇帝一人之手，“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种由皇帝一人高下在心的用人政策，就是士人命运无常的原因。赋好像是在自我解嘲，实际上正是在抒发作者不得志的满腹牢骚。这篇赋不仅抒发了贤士失志的愤懑，而且这种主客问答的形式，后世模仿者颇多，因而形成辞赋中“对问”一体，足见此赋影响之深远。

王褒，生卒年不详，字子渊，蜀郡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因益州刺史王襄推荐被征召，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不久，擢为谏议大夫。后奉诏往益州祭祀，卒于道中。《汉志》著录其有赋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碧鸡颂》、《僮约》、《责髯奴辞》等。

《洞箫赋》是一篇描写洞箫的咏物赋，不含任何托物言志之意。其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对一种乐器的生产制作、演奏及其乐曲之美妙、艺术效果之动人作了细致的描写。描写音乐，《诗经》、《楚辞》即已开始，但用整篇来描写音乐，则自此赋始。从此继作者纷起，描写音乐舞蹈艺术成为辞赋的重要题材。此赋句式以骚体为主而杂以散文排比句，且多用“于是”、“故”、“或”、“若乃”、“其”、“是以”等虚词提挈转折，使之具有散文的气势。描写上虽堆砌不少奇僻字，但描写吹箫者的神情姿态、箫声的高低变化及其感染力的强烈，都颇生动。如用“慈父之畜子”、“孝子之事父”来比拟箫声，用“蟋蟀蚸蠖，蚑行喘息”来烘托箫声的效果，都很别致。

《僮约》也是一篇有特色的赋体俳谐文。它叙述王子渊以事至湔，住寡妇杨惠家，命家奴便了去沽酒，遭到拒绝。王子渊大怒，买下此奴，订下契约，规定他从“晨起早扫”到“夜半益刍”，整天不得休息；从家务到经营，一切都须去干。而待遇则“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而且“奴不听数，当笞一百”。赋所描写的也许是一个寓言，意在警告悍奴不得欺侮弱主，客观上却反映了汉代家奴的悲惨命运。赋用诙谐的接近口语的语言，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属戏谑性的文字，读来轻松活泼，生动有趣。它是后世俳谐体俗赋的滥觞。

这个时期的著名辞赋还有淮南小山的《招隐士》。

据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所说“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则淮南小山似是淮南群臣中的某一人或某些人的笔名。王序又说“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之有《小雅》、《大雅》也”，则小山为辞赋的分类。由于文献不足征，只能存疑。《汉志》著录淮南群臣赋四十四篇，今惟存《招隐士》一首。关于《招隐士》的主旨，王逸《楚辞章句》以为是“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此纯系附会。近人多以为是思念淮南王刘安而作，此说亦根据不足。赋中极力渲染隐居山林的患害之多且恶，劝导“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明是呼唤岩穴之士来归附刘安，为刘安招致天下俊伟之士张目，故以招隐士名篇。此赋艺术上是很成功的。它用短促的语句，描绘既清幽高洁又孤寂恐怖的境界，以启发隐士从山中归来。这样既不损害隐士的高洁，又否定了隐居之乐，构思十分巧妙。赋中极少直接抒情，而专门致力于形象的刻画与气氛的烘托，表现手法也富有特色。

第四节 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辞赋

这个时期从西汉元帝初至东汉和帝末（公元前48年—公元105年）约一百五十多年。这时辞赋创作仍很繁荣，但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第一，创作中模拟之风大盛。当时除少数拟骚之作外，模拟散体大赋更是蔚然成风。此风始于扬雄，“先是，蜀郡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模拟《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模拟东方朔《答客难》作《解嘲》，模拟《离骚》作《太玄赋》。东汉此风更盛，一当有人写出有点创造性的作品，即有人改头换面模仿。这说明当时作家已缺乏激情与才气，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讨生活了。第二，儒学的影响深化。辞赋中所表现的思想都带有明显的儒学色彩。艺术上夸饰成分与堆砌奇僻字的现象减少，运用经典成语与引用历史掌故的成分增多，典雅的风格取代了前期瑰丽的风格。第三，适应政治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描写京都的作品。先是杜笃作《论都赋》，向光武帝建议返都长安。至明帝时，“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于是，班固作《两都赋》、崔骃作《反都赋》、傅毅作《洛都赋》、《论都赋》，为建都洛阳辩护。这场争论给辞赋创作增加了新鲜内容，从此，京都就成为辞赋的重要题材。这时著名的辞赋作家有扬雄、冯衍、杜笃、班彪、班固、崔骃、李尤、傅毅诸人，而以扬雄、班彪和班固等人成就较高。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学，喜辞赋。四十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荐以待诏，被喜好辞赋的汉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除为给事黄门郎，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转为大夫，校书天禄阁，受牵连而投阁自杀，未死，复召为大夫，天凤五年卒。《汉志》著录有赋十二篇，今存《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反离骚》、《解嘲》、《解难》、《酒赋》、《逐贫赋》、《蜀都赋》、《太玄赋》及《覈灵赋》残文。

《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扬雄著名的大赋。它们都是针对汉成帝腐化奢侈的生活进行讽喻的。当时扬雄新被召“待诏承明之庭”，尚有积极用世之心，故连进四赋以讽。扬雄大赋有模拟司马相如赋的痕迹。但扬雄赋用意婉曲，词多蕴藉。如《甘泉赋》描写甘泉宫“乃上比于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傥鬼神可也”（《汉书·扬雄传》），这种讽谏之意，读者虽反复讽咏，亦实难窥测。《羽猎》、《长杨》讽喻之意稍明显，然借古立言，文辞亦极婉曲，远不似司马相如赋之意气风发，辞多雄肆，主旨明朗。这四篇赋艺术上也有创新。它们打破了大赋主客问答的陈规，《甘泉》、《河东》都以简洁的叙述开篇，《羽猎赋》开头虽有“或称羲农”云云，似为问答，亦与设主客者不同。这显系作者有意加以变化。又《甘泉赋》铺叙处基本上用骚体，也别致而不落俗套。

扬雄较有特色的赋是《逐贫赋》。此赋以“我”与“贫”的对话展开描写，反映了当时贤士在物质生活上的穷困潦倒。“我”这样质问“贫”说：

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飧。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槃。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籽，露体沾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之为。

赋也反映了贤士安于贫贱以全身远祸的思想。“贫”这样回答道：

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子独露居；人皆怵惕，子独无虞。

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身处乱世的贤士安贫与求富及避祸与欲求的矛盾心理，为研究汉代士人心态提供了具体材料。此赋将说理、抒情、描写融合为一，既很严肃，又很诙谐，构思新颖别致，语言平易近人，对四言诗体赋和寓言赋的发展颇有影响。后来韩愈《送穷文》、柳宗元《乞巧赋》等作，大都受到这种写法的启示。

班彪（公元3年—54年），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新、汉之际，天下大乱。彪年二十，避难天水，依隗嚣，著《王命论》以救时艰，而隗嚣终不悟，彪乃至河西为窦融从事，为融画策归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融归朝，光武帝举彪为茂才，拜徐县令，以病免官。后为司徒玉况府属官，终望都长。

《北征赋》是班彪辞赋的代表作，是班彪在更始时（公元23年—24年）避难凉州，发长安至安定郡城时所作。赋反映了在社会动荡时期贤士进取无门而只图全身远祸的悲哀：“余遭世之颠覆兮，罹填塞之厄灾。旧室灭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表示他要遵守儒家安贫乐道的思想而自守不变的节操，说明这时儒学影响的加深。此赋是模仿刘歆《遂初赋》的写法。刘歆曾因故出为五原太守。《遂初赋》即作于徙五原太守之时，为感今思古之作。赋虽是就沿途所经各地的史实抒发感慨，但多叙晋国六卿擅权、公室卑弱以致亡国的史实，以暗喻西汉末年外戚擅权、宗室被斥的时事。班彪《北征赋》也是就沿途所经各地的史实抒发感慨，而所写史实则纯是就所历之地而言，无一个明确的抒情中心点。但刘歆赋文辞比较浅露，此赋则写得典雅含蓄而有情韵，艺术上有一定成就。因为它选入《文选》，对后世述行赋的影响也比较大。

班固（公元32年—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班彪之子，著名史学家、辞赋家。他与司马相如、扬雄、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初为兰台令史，迁为郎。和帝时，从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为中护军。宪败，免官，为仇人捕系，死于狱中。其赋今存《两都赋》、《幽通赋》、《典引》、《答宾戏》、《竹扇赋》及《终南山赋》、《览海赋》、《耿恭守疏勒城赋》的残篇。

《两都赋》是班固辞赋的代表作，也是京都赋的名篇。此赋《汉书》本传只作一篇，而《文选》则分为《西都赋》、《东都赋》两篇，两个本子的文字亦稍有出入。《文选》所载之《序》首先阐明了班固对赋的社会作用的看法，明确肯定赋有讽与颂这两种相反相成的作用，可以与雅颂媲美，与扬雄“劝百讽一”的评价不同，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企图用赋来为巩固其政权服务的意向。序还进而说明了班固写《两都赋》的历史背景和创作目的，说明至明帝时，西土人士还有希望返都长安的。这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作者借此阐明关于建都立国的制度法度方面的政治见解。这个目的就决定此赋的重点是颂扬东汉制度之美以反驳迁都长安之议。赋中批评西汉建都立国的奢侈淫佚，目的还是反衬东汉光武帝与明帝建都立国制度的正确与伟大。

赋假设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论辩展开描写，分西都与东都两部分。先叙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耀西都形势之险要，物产之富饶，宫殿之华丽，娱游之壮观。对西都的描写颇尽夸张靡丽之能事，在炫耀中对西都的淫侈不时流露出委婉的讽刺。然后写东都主人对西都宾的折辩。他首先批评西都宾夸耀西都是但知“矜夸馆室，保界山河”，炫耀“后嗣之末造”，不懂“大汉之云为”。接着他极力赞扬光武帝推翻王莽新朝，重建大汉帝国的功劳：“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茂育群生，恢复疆宇。”代表当时人民盼望安定的共同愿望，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大业。接着又赞扬汉明帝遵守礼制、厉精图治所出现的国家强盛、四夷宾服的盛况：“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荡河源，东澹海漘，北动幽崖，南耀朱垠，殊方别区，界绝而不邻。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詟水慄，奔走而来宾。”东汉光武帝与明帝时期，正是结束西汉末年的混乱局面，汉帝国重新走向强盛的时期，这种颂扬不为过誉。最后，提出“王者无外”，表明建都洛阳的正确：

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

这就维护了东汉帝国现行的政治制度，说明了作者建都立国的政治主张。这在当时对稳定人心、巩固国家根本有重大意义。为完成这一主题，《东都赋》写宫室则强调“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写田猎也强调“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一切作为都要符合儒家准则。《两都赋》贬抑西汉后期帝王的奢侈豪华，颂扬东汉二帝典章制度的完美合度，其中虽含有为东汉统治者提供鉴戒的意思，但颂扬是主要的。

此赋能“熔式经诰，方轨儒门”（《文心雕龙·体性》），以儒家经典为准则，形成一种典雅的风格；赋中偶句增加，散行减少，开创骈俪的风气；各段铺排，笔力遒劲，衔接亦甚紧凑，于典丽中透出刚劲之气。孙说：此“赋祖《子虚》、《上林》，少加充拓，比之子云精刻少逊。然骨法遒劲，犹有古朴风气，局段自高。后来平子（张衡）、太冲（左思）虽竞出工丽，恐无此笔力”（《文选集评》引）。

第五节 东汉后期辞赋

这个时期从东汉安帝至献帝之前（106年—189年）约八十多年，是汉代辞赋发展的转变时期。此时，辞赋创作模拟之风仍然很盛，但已有明显变化。由于儒学对辞赋的影响大为削弱，因此产生了言情赋，如张衡《定情赋》、蔡邕《检逸赋》、《协和婚赋》，甚至还有蔡邕《青衣赋》这种打破门第观念而与婢妾言情之赋。以描写宫廷生活为主的散体大赋明显减少，而抨击朝政腐败、揭露现实黑暗的作品增多。散体大赋有名的只有张衡《二京赋》与《南都赋》，而像边让《章华台赋》、赵壹《刺世疾邪赋》、蔡邕《述行赋》等抒情小赋则较多地涌现出来。咏物赋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已由宫廷及士大夫案头室内之物，扩展到其他与生活有关的事物。这说明辞赋已逐渐走出宫廷，而成为描写文士生活，用以愉悦文人自我的艺术。由于政治黑暗，文人开始厌恶官场而向往隐逸，出现了描写田园隐居之乐的作品。此时辞赋中骈偶化的倾向更有所发展，产生了张衡《归田赋》之类描写田园隐居之乐的比较成熟的骈赋。以上情况表明，辞赋正在改变汉赋的传统作风，而向魏晋之风转变。这时著名的辞赋作家有张衡、赵壹、蔡邕和祢衡等。

张衡（78年—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少善属文，又精天文历算，是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安帝时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后迁侍中。永和初，出为河间相，征拜尚书，永和四年卒。其赋今存《二京赋》、《南都赋》、《思玄赋》、《应间》、《归田赋》、《髑髅赋》、《冢赋》等十四篇。

《二京赋》是张衡辞赋的代表作。《后汉书·张衡传》题作《二京赋》，《文选》则分为《西京赋》、《东京赋》两篇。《后汉书》本传说：“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附会，十年乃成。”据此，知此赋作于其未出仕之时，其目的是讽喻当时“莫不逾侈”的奢侈之风。赋假设凭虚公子与安处先生的对答展开描写，先写凭虚公子夸耀西京，接着写安处先生答以东京制度之美。《二京赋》是模拟班固的《两都赋》，但并非完全剽袭，而是务求“出于其上”。虽都以东西京为描写对象，但《二京赋》的描写更铺张扬厉，成为京都大赋的“长篇之极轨”。此赋重在讽谏当时统治者的奢侈逾制，警告他们，“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不可“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这是针对当时现实而发。《二京赋》对东西京文物制度的描述也比较详备，如百戏大傩，都市商贾，游侠辩士，为后世研究汉代的文化史、经济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其刻画之生动，形容之尽致，语言之铺张扬厉、整饬骈偶，都表现出张衡的艺术创造。不过，就全赋而言，模拟之迹终太明显，艺术独创性颇觉不足；又务为典雅密丽，故修整有余，而气势不足。

张衡富有开创性的作品是《归田赋》。《文选》李善注说：“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当是他晚年的作品。当时顺帝幼弱，宦官把持朝政。他们结党营私，贿赂公行，肆其残虐。张衡在朝廷和地方任职时，曾屡次上书伸张正义，终恐为宦官所谗害，遂有“怀土”之思，以求独善其身。此赋即是抒写他这种感情。赋一开篇就交代他归田的原因：“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接着细写归田的逸乐：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

这是一个远离尘嚣、万物各得其所的境界。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纵心物外，荣辱不知，何等安逸！赋以清新雅练的语言，抒写自己不满黑暗现实，情愿归返田园、从事著述的心情，颇具诗情画意。这是一首抒情小赋，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隐居乐趣为主题的优秀之作。两汉时，抒情小赋多用骚体，体物大赋则多为骈散结合的文赋。而此赋则是一篇用骈语写成的抒情小赋，在体制上是一种创新，为以后骈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在我国赋史上有重要地位。

赵壹，生卒年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他恃才傲物，为乡里所摒，多次犯罪几死，而终不屈服。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为郡上计吏到京师，受到司徒袁逢、河南尹羊陟的赏识。归后，州郡争致礼命，公府累次辟召，皆不就，终于家。其赋今存《穷鸟赋》、《刺世疾邪赋》等。

《刺世疾邪赋》是东汉末年抒情小赋的名篇。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道德风尚的败坏，邪恶奸佞的得势，权门豪贵的不法，正直贤能之士的被压抑，鲜明地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正直耿介的性格和强烈的反抗精神。赋中写道：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崄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柂，积薪而待燃！

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认识和反映能如此深刻，在当时甚至后世都极为少见。艺术上，它像精练的政论，文字刚劲质朴，说理尖刻透辟，寓抒情于议论，描写生动，比喻新颖，有诗的情致。赋末用两首五言诗作结，也颇别致。故此赋虽小，在文学史上却有极重要的地位。

蔡邕（132年—192年），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博学，好辞章、书法、天文，妙操音律。中常侍徐璜、左悺闻邕善鼓瑟，即迎合桓帝嗜好，敕陈留太守督促发遣，邕行至偃师，称疾而归。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始应司徒桥玄辟召。后为河平长、郎中，迁议郎。熹平六年（177年），得罪中常侍王甫之弟王智，遂亡命江海，远至吴会，积十二年。董卓入洛阳，召置祭酒，甚见敬重，累迁至左中郎将。后董卓被杀，邕亦被捕，死于狱中。他是汉代辞赋的殿军，有赋十五篇，《述行赋》、《青衣赋》是其代表作。

《述行赋》作于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由于宦官徐璜、左悺“以余能鼓瑟，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不前，得归。心愤此事，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此赋与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写法大体相近，而思想内容则更加沉挚。首段述行吊古，所选史实多偏重伸张正义、斥责邪恶，意在借古喻今。其中穿插描写沿途气候风物，情景相生，文情更加生动。最末一段中，作者将人民生活的困苦与统治者的荒淫奢侈作鲜明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统治者的谴责，对人民命运的关注。鲁迅说：“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那些‘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这是很深刻的评价。

《青衣赋》更是一篇有叛逆思想的作品。青衣，指婢妾。赋对这位青衣的容貌和心灵的美作了热情的赞扬：

都冶武媚，卓铄多姿。精慧小心，趋事如飞。中馈裁割，莫能双追。关雎之洁，不陷邪非。察其所履，世之鲜希。宜作夫人，为众女师。

尤其是描写了作者与这位青衣之间纯真的爱情，以及作者对她的真挚的思念：

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沟侧，噭噭青衣。我思远逝，尔思来追。明月昭昭，当我户扉。条风狎猎，吹予床帷。河上逍遥，徙倚庭阶。南瞻井柳，仰察斗机。非彼牛女，隔于河维。思尔念尔，惄焉且饥。

在封建等级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极端严格的时代，这种描写是十分大胆，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东汉末年儒学统治开始动摇，人们思想初步获得解放的表现。

祢衡（173年—198年），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他才高志大，愤世嫉俗。孔融荐之于朝，因击鼓骂曹，曹操不能容，遣送刘表。表亦不能容，转送江夏太守黄祖，因触怒黄祖被杀，死时年仅二十六岁。其赋今存《鹦鹉赋》一首。

此赋是一篇有寄托的咏物赋，作于江夏黄祖幕中。序称，黄祖太子射大会宾客，有献鹦鹉者，衡受命作此赋。作品描写的是鹦鹉倾诉衷肠：“嗟福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抒发的则是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悲与忧生之痛，是当时有志之士在动乱社会现实中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苦闷。赋的结尾处写道：

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

这里所表达的感情虽略感低沉，有向主子委曲求全之意而缺乏刚强不屈的骨气，但却深刻地表现了那个时期士人的悲惨命运。作品将鹦鹉高度拟人化，达到了物我为一的境界。

第六节 汉赋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辞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产生的纯文学体裁，是汉代作家精力之所萃。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它担负了承先启后的任务。汉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有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开拓和扩展了中国文学许多传统的主题与题材。如写山水始于枚乘《七发》中的《观潮》，述行始于刘歆的《遂初赋》，写田园隐居始于张衡的《归田赋》，纪游始于班彪的《览海赋》、杜笃的《祓禊赋》，宫怨始于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宫殿室宇始于刘歆、扬雄的《甘泉赋》，亭台楼阁始于边让的《章华台赋》，概述一个地区的文物制度、生活习俗始于扬雄的《蜀都赋》、班固的《两都赋》。此外，如田猎、歌舞、咏物等，虽或始于《诗经》，或始于《楚辞》，汉赋亦加以扩展，使之成为令人瞩目的题材。

第二，文学描写由简单到复杂、由概括到细腻的这一演进的趋势，由于汉赋的兴盛而得到重大发展。在“体物”上下工夫，力求形似，是汉赋的特点。如写田猎，《诗·小雅·车攻》颇负盛名，然而不过“萧萧马鸣，悠悠斾旌”数句较为形象，与枚乘《七发》相比较，已显得简朴，与《子虚》、《上林》、《长杨》、《羽猎》相比较，就更是黯然失色。如写音乐歌舞，《诗·邶风·简兮》亦只有“有力如虎，执辔如组”有点形象性，而王褒《洞箫赋》、傅毅《舞赋》已能曲尽音乐和舞姿的变化。其他如写宫殿，写海潮，写人物心理变化，其描写之精确细腻，手法之曲折多变，其构思之精密，形容之入微，也远非前人之所能及，并远驾乎同一时期的诗文之上。这些都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给后世作家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对推动我国文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汉赋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国的语言大体是由以单音节词为主到逐渐增加双音节词的演变过程。汉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许多双音节词，特别是双音节形容词，多首先出现于辞赋中，然后推广到诗文。汉赋堆垛较多的形容词，尤其是双声叠韵形容词，造成臃肿堆砌，是其缺点。但它们新引进的双声叠韵形容词也不是全无意义，如“扶疏”、“发越”、“唼喋”、“牢落”、“萷”（即萧森）等，这类形容词反复出现于后世诗文，对丰富文学语言起了一定作用。为了追求语言华美，汉赋中较多地运用骈偶句，以增加语言的对称美，这对中国文学语言骈偶化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赋是雅文学，追求语言华美是其重要特色。但文学语言的口语化、通俗化也出现于汉赋。王褒的《僮约》，除反映了家奴所受的种种非人待遇，可与《诗·豳风·七月》相比拟之外，还是一篇口语化的通俗赋，是中国俗文学的重要篇章。

汉赋是有缺点的。它反映的生活面不够宽，较少反映劳动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痛苦生活，行文过于铺张扬厉，描写有些程式化，甚至有互相模拟抄袭的恶习，语言也过于雕琢堆垛。但这些缺点与其成就相比是次要的，不足以掩盖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