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秦汉文学（公元前221年—公元189年）

概说

秦灭六国，建立了秦王朝，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也是一个统治时间最短暂的王朝。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到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攻入咸阳，宣告秦王朝灭亡，只有十五年。秦王朝虽然短暂，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随着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它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文字，统一法令，统一度量衡等，这些制度和措施对历史的发展均有积极意义。但秦王朝强调严刑峻法，实行残暴统治，摧残文化，焚书坑儒：这是我国古代政治史和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因此，它在文化建设上极少建树，文学上也几乎是一片空白，秦始皇巡行时留下的几块石刻碑文，皆为歌功颂德之作，形式为四言韵文，没有多少文学价值，只对后世碑志文有过一点影响。值得一提的只有李斯的散文。

继秦之后的汉，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的封建大帝国，中间因王莽篡汉建立短暂的新朝（公元9年—23年）分为前后两段：从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到汉孺子婴居摄三年（公元8年）为前汉（或称西汉），都长安。从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丕代汉为后汉（又称东汉），都洛阳。从西汉初到东汉末（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共四百二十多年。但东汉的最后一个皇帝即汉献帝刘协在位的三十一年（189年—220年），因其中主要年号为“建安”，故称为“建安时期”。此时朝政大权完全落入曹魏集团手中，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因此，高度繁荣的建安文学，不再是两汉文学的尾声。无论从时代和内容上看，都只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光辉的起点。故一般文学史，都将建安文学归入下一个时段。

汉王朝是个前后历时四百多年的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汉朝之强大，在中国历史上仅有唐朝足以与之媲美，故史学家多盛称“汉唐”。正是汉王朝奠定了两千多年来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格局，也正是汉王朝，给了汉民族的最后形成和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汉族之得名，正来源于此。

同所有的封建王朝一样，汉王朝也经历了兴起、发展、繁荣、衰微以至灭亡的过程。

从刘邦称帝（公元前206年）到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1年）的六十六年为西汉初期。由于秦末大动乱造成的经济萧条，人民穷困到了极点，“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于是，汉朝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政治上推行黄老的无为之治，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汉初的贫困局面大为改观。到了汉武帝初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引同上）

汉王朝虽然灭秦胜楚，但当时已疲弊不堪，不得不迁就一些功臣及地方势力，采取分封与郡县并行的所谓郡国制。高祖时，异姓侯王相继被清除，只剩下九个同姓藩国，但仍然占有中原大片地区。文帝时，朝廷对他们一再宽容忍让，但这种本弱枝强、尾大不掉的形势却愈益严重。终于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叛乱的平定使地方割据势力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也使西汉王朝中央集权和大一统局面得到空前的巩固，最终实现了真正的统一。

由于西汉初年统治者实行无为之治，文化政策上比较宽容，对各种学说不加干预，故学术思想比较活跃，百家之学有所回潮，特别是纵横之学盛极一时，故纵横驰骋成为汉初散文的共同特色。即使不是纵横家也受此风影响。如贾谊以儒学为宗，晁错习管商之术，但他们的文章却“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汉文学史纲》），颇类战国游士的说辞。至于藩国文人如邹阳、枚乘之流，他们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纵横家色彩，更不用说文章了。

除散文外，汉初重要的文学作品就数辞赋。这个时期辞赋作品并不很多，且沿袭着屈、宋的遗绪，创新也较少。加上文、景二帝都不好辞赋，辞赋家在朝廷不受欢迎。像邹阳、枚乘等一些作家，只能在吴、梁、淮南等藩国进行活动，形成了一些大小不等的作家群体。这对繁荣当时的文学创作起了一定作用。像枚乘的《七发》，就标志着散体大赋的形成，成为这时期辞赋的代表作。

武帝、昭帝、宣帝相继在位的九十一年（公元前140年—前49年）乃是西汉王朝的全盛时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使国力大增，社会繁荣富足，汉武帝又是个雄才大略、好大喜功之人，对内对外都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政策。对内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势力；对外则伐匈奴，征南越，通西域，打通了通向西亚、欧洲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大汉帝国声威远扬。

空前的统一和空前的强大，使得整个社会都充溢着高昂的盛世豪情，为盛汉大一统唱赞歌的代表作家乃是辞赋家司马相如。他的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极尽夸饰炫耀之能事，从侧面反映出汉帝国空前强盛的社会现实，体现了当时人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那种“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西京杂记》）的恢宏气度。而另一个伟大作家司马迁则是从历史角度为国家的大一统发掘必然性基础，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气魄，撰写出第一部结构宏大雄伟的纪传体通史，具有包罗古今、总揽宇宙的气势，褒贬百代的胆识。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无论辞赋还是散文，大都贯穿着一种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保持着一种高昂激越的情调，这些乃是盛世之音的固有特色。

而且，由于藩国一再被削弱，使得一些作家活动空间大为压缩，在强烈事功驱使下，他们只能集中到京城来，又由于汉武帝本人就是个诗人和辞赋家，爱好并提倡文学创作，于是在汉武帝的周围，形成了又一个规模更大、级别更高的作家群体。这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所说：“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词藻竞鹜：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兒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这更加推动了当时文学创作的繁荣。

政治上的大一统还要求思想上的统一来配合。西汉王朝原来所遵从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不再适应需要了。汉武帝实际上已经变“无为”为“有为”。于是，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采纳董仲舒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并在实际政治运作上以“儒术缘饰吏事”，国家所颁行的政策法令都需要用儒家经典作为理论依据，儒学从此被定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并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不过，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学已经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是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闭系统，它是糅合了阴阳家和法家若干成分，建成的一套以“天人感应”说为中心，合神权、君权、父权、夫权为一体的思想体系，成为一种以维护至高无上的绝对皇权为目的的实用之学。与这种主张相适应，董仲舒的散文也一改汉初贾谊、晁错那种纵横驰骋、磅礴激切的文风，而开创一种温文典雅的新风气。

但是，汉武帝崇儒并不彻底，他本人就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书·汲黯传》），他的统治也是“王霸杂用”，故各种思想仍然有一定活动空间，汉初的那种纵横家文风，在文坛上依然占有一定优势。故此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及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都兼论各家，而以道家为主，张扬恣肆，更接近于汉初文风。

随着辞赋和散文的繁荣，抒情文学的代表——诗歌在西汉却落入低谷。这一方面是由于个人意识的逐渐淡化，另一方面也由于汉代将《诗经》这部古代诗歌总集提升为“经”，赋予它在礼仪应对和人伦教化方面的实用价值，完全抹煞了它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作用。为了填补审美愉悦的空虚，武帝时曾大规模扩充乐府机构，重视采纳来自民间的“新声变曲”，到了西汉末年，乐府规模一度扩展到八百多人，一大批来自民间的乐府诗歌终于成为继《诗经》之后的民间歌谣总汇。

从汉元帝继位（公元前48年），中经成、哀、平诸帝，直到东汉光武帝建国（25年），其中包括王莽篡位称帝的几年，总共七十三年为西汉后期。西汉王朝渐趋衰落。而汉元帝自小便“柔仁好儒”，即位以后，重用儒生，当朝宰相如匡衡、孔光、张禹、韦贤等都是儒生，他们继承董仲舒的新儒学，儒风因而大盛。这个时期的文学仍然主要是散文和辞赋。董仲舒散文所表现的那种典雅醇正、雍容徐缓的风格开始主导文坛。代表这种文风的主要作家有刘向、谷永、鲍宣等。与这种新儒学和新文风相对立，古文经学和复古风气也开始兴起。刘歆、扬雄即其代表。至于辞赋，此时已进入模拟期。主要作家扬雄的一些作品，不少有模拟司马相如的痕迹，但仍有不少发展与创新，而不失为汉代的辞赋大家。

自光武帝建国经明帝、章帝到和帝的这八十年（25年—105年）为东汉前期。朝廷对内迅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对外则北伐匈奴，使匈奴一部分降汉，一部分远遁欧洲，从此不再构成边患。同时招抚西域三十多个国家归附汉朝。所以这段时期也被称为我国古代最为强大的历史时期之一。

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是自董仲舒以来所倡导的新儒学，即今文经学。汉明帝曾多次亲临大学，给学生讲课，汉章帝曾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讨论“五经”异同，经学在这个时期达到繁荣的顶峰，但也正是这个时期，依附于王权成为主流的今文经学却进一步蜕化为谶纬神学。王莽篡汉，曾借助于谶纬；刘秀复汉，也曾借助于谶纬。著名作家班固整理白虎观会议记录而写成的《白虎通》，标志着今文经学与神学的进一步结合，这说明东汉统治者已经把图谶迷信也拿来作为维持统治的精神法宝。而这个时期凡有成就的散文家都是反对今文经学、反对谶纬迷信的，例如桓谭、王充就是这样。

这个时期的史传散文和辞赋都有一定成就，体现这两方面成就的代表人物就是班固。以他为主所撰写的《汉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体制，历来都与《史记》并称，文学价值虽不如《史记》，但史学价值却超过《史记》。班固不仅是个著名的史学家，同时又是个杰出的辞赋作家。他的名作《两都赋》是一篇以京都为题材的大赋。它极力颂扬了汉光武帝、汉明帝立国创制，励精图治所带来的国家强盛、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东汉帝国的热情的颂歌。

从安帝、顺帝、桓帝到灵帝的八十多年（106年—189年），一般称之为东汉后期。这段时期东汉王朝朝政腐败，宦官外戚，轮番执政，又互相杀伐，国势日衰，民生日困，时代的黑暗往往会激起一批砥柱中流的有识之士，一些人通过品评具体人物，抨击朝政，蔑视权贵，表现出高尚的气节，这就是当时一再遭到追捕、禁锢和迫害的“党人”。这表明汉代文人自武帝以来就长期依附于王权之后，又重新拉开了与王权的距离，向个性的独立回归。

文人对自我的开始重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乃是抒情文学的繁荣。在辞赋方面则是抒情小赋大批涌现。这些小赋或表现作者对社会弊端的批判，或表现作者对官场牢笼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或咏叹自己身边事物，或抒发个人喜怒哀乐之情。一般都叙写细致，感情真挚，并注意营造环境和氛围，把诗的情景交融的手法引入其中，艺术上比较精致工巧。成为汉朝赋中的精品。

抒情文学繁荣的另一表现是文人五言诗的兴起。文人五言诗至迟在东汉时开始大量涌现。班固、张衡、郦炎、赵壹、秦嘉与徐淑夫妇及蔡邕都留有作品。而代表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则是《古诗十九首》，这一组诗反映出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袒露了诗人对世俗生活——包括功名富贵、饮酒享乐的追求，并体现了对于生命意识的领悟，为建安时期五言诗的繁荣揭开了新的一页。

两汉文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说明两汉作家具有旺盛的创造力。汉代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是它能体现出汉代这一盛世的精神风貌。

汉代文学的发展，总体来说，具有如下趋势：

第一，楚声由楚地向全国扩展，忧国忧民、悲歌慷慨的楚辞传统得到发扬，成为汉代文学的主要精神，骚体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形式。骚体本产生于楚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与北方的周“诗”不同，具有南方文学的明显特色。汉高祖刘邦以楚人建立汉朝，其功臣多为楚人。“高祖乐楚声”（《汉书·礼乐志》），他创作的《大风歌》、《鸿鹄歌》皆为楚歌。统治阶层对楚文化的爱好与提倡，对汉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时楚歌、楚舞、楚声遍及全国。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是楚声，朱买臣“以楚辞与（严）助俱幸”（《史记·酷吏列传》），九江被公以能为楚辞被汉宣帝召见诵读（《汉书·王褒传》），楚声在汉代颇受重视。汉代文学特别是辞赋所表现的那种雄奇瑰丽的风格就是楚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正确地指出了汉代文学这一发展趋势。

第二，文术由藩国向宫廷集中，文学之士也由藩国向宫廷集中，文学逐步成为“润色鸿业”、娱乐宫廷的重要工具。汉高祖不喜儒术，文、景亦不好辞赋，文人学士在宫廷中尚无立足之地。而诸侯王却有倾心养士、致意文术者，其中最著名的有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文人，如申培、丁宽、韦孟、严忌、邹阳、枚乘、大山、小山之徒，皆麇集于诸侯王门下，连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因“景帝不好辞赋，因病免，客游梁”，“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至汉武帝时期，由于诸侯王势力衰落，中央专制统治加强；加以汉武帝好辞赋，喜楚辞，他广泛招揽入文学之士，当时文人如董仲舒、公孙宏、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李延年之属，全都集中到汉武帝宫廷，而藩国文术则衰落下去。尤其是养士之风的衰落，文学之士已不能自由选择服务对象，而只能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效力，成为宫廷文学侍从，把为帝王制礼作乐当作自己的职责。从此，中国文士不为山林隐逸，则为宫廷文学侍从，这是中国文士命运的根本转变。

第三，文学的发展与儒学的变迁关系密切。汉代独尊儒学，但也不是自始至终儒学都居统治地位，而是几经变迁。汉代文学与儒学的这种变迁密切相关。

汉初黄老之学占统治地位。黄老崇尚无为，排斥文学，对文学的影响是消极的。故当时作者寥寥。但这时以儒为主吸收其他各家学说的新儒学也在形成。儒学重文采，这时给文学带来一点生气的，主要是儒家色彩较浓的人物，他们所继承的传统主要是楚辞，陆贾、贾谊、枚乘即其代表。

武、宣之世虽奉行“霸王道杂之”的思想，但儒学的影响仍在逐渐扩大。其文学思潮是重视楚辞传统，并产生了一大批上承雅颂传统以润色鸿业的大赋和诗歌，这自然同汉武帝崇儒学、兴礼乐有内在联系，但这个时期的文学尚未完全纳入儒学的轨道。司马迁的《史记》就“是非颇谬于圣人”，辞赋也“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带有浓厚的纵横家气息，而与雅颂精神相戾。这时的文人乃至帝王也不像正统儒家那样，只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而是注意到它的美感作用和娱乐作用。汉宣帝提倡辞赋，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汉宣帝公开宣布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这段话就肯定了辞赋娱悦耳目的作用。

元、成以后到东汉和帝，儒学才真正占据统治地位。受此影响，文学更强调雅颂的美刺传统，因而被禁锢在儒家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框架之中。这时，散文诗歌大都蕴藉典雅，无论抨击朝政，或抒发个人不平，或歌颂功德，都表现出雍容的儒者之风。间有写得壮丽的，也远不如司马迁、司马相如之作那样气势磅礴。

安帝、顺帝时期，儒学仍占支配地位，但声势已在跌落。至桓、灵之际，儒学的统治地位就动摇了。随着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化，文学思想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楚辞传统又得到肯定与发扬。二是五言诗趋于成熟，产生了一批古诗，辞赋也出现抒情小赋。这些诗赋不仅开创了新的文学体裁，而且开拓了新的抒情领域，表现出与儒学不同的人生观与情趣，如对生死的哲理思考，对享乐生活的追求，对纯真爱情的向往。文辞风格也更少宏伟气象而多细腻描写，表现出向魏晋文学过渡的倾向。

第四，由散趋骈，骈偶化的倾向日趋明显。骈偶作为一种增加语言对称美的修辞手法，先秦即已产生。但那时还只是作家偶一为之，尚未刻意经营。《文心雕龙·丽辞》说：“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到汉代，辞赋兴盛起来。辞赋是继诗三百篇之后最先兴盛起来的纯文学体裁，其特征是“丽靡”。而汉人理解的丽靡，主要是“侈丽宏衍之辞”，也就是语言华丽。于是骈偶就成为辞赋家刻意追求的修辞手法，在辞赋中较多出现。到东汉而日益严密，并率先出现骈赋。这股骈偶化风气逐渐影响到古文，到西汉末，文章里偶句成分增加。到东汉，文章骈偶风气更盛，很多文章的句式就大体整齐，已是不太严格的骈文了。刘师培说：“若贾生作论，史迁报书，刘向、匡衡之献疏，虽记事记言，昭书简册，不欲操觚率尔，或加润饰之功，然大抵皆单行之语，不杂骈骊之词，或出语雄奇，或行文平实，咸能抑扬顿挫，以期语意之简明。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又说：“西汉之时，虽属韵文，而对偶之法未严。东汉之文，渐尚对偶。”（《论文杂记》）指出了从西汉到东汉文风的变化。

汉代文学的成就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它无愧两汉这个伟大的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果说先秦文学起了揭幕和奠基的作用，那么，两汉文学则起着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它为魏晋以后的文学开辟了顺利发展的道路，例如：从文史哲浑然一体到文学的开始分离，从子部散文到集部散文，从四言诗、骚体诗到五言诗的成熟、七言诗的孕育，还包括文人个体意识从迷失到复归，这些都无不给后代文学以巨大的影响。建安文学的繁荣，就直接建立在汉代文学这些成果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