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九色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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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从“异域”到“羁縻”:宋至清初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北社会

第一章 王朝的“异域”:彝族君长国的制度与文明

第一节 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

以通常所认定的中国疆域为标准,宋代中国无疑正处于复杂的分裂状态中。以宋王朝为中心,依照《宋史》中的观念,天下格局似可做如下简单划分:(1)路府州县区,为王朝直接统辖区域;(2)蛮夷区,包括两类区域,一是羁縻区,包括领于长江上游成都府路、夔州路、中游的荆湖路,珠江流域广南西路等路的几百个羁縻州、洞,其首领名义上效忠宋王朝,受宋王朝册封,实际上这些地区并不真正受王朝管辖,二是在广大西南地区的许多“蛮夷”,游离于羁縻制之外,与王朝之间甚至缺乏名义上的统属关系;(3)外国,既包括曾给北宋造成重大威胁的西夏,也包括大理、占城等较顺服的国家,还包括偶尔有联系的天竺等国,其实还应包括危及宋朝国祚的辽、金。因为元代统治者同时承认宋、辽、金的正统,因此辽、金另修正史,未入《宋史》。参见《宋史》卷485~496之《外国传》《蛮夷传》。必须注意,《宋史》分“蛮夷”“外国”,但有时却又忽略二者的界限,如“大理”入《外国传》,但卷496《蛮夷四》又称:“黎州诸蛮凡十二种……曰大云南蛮、曰小云南蛮,即唐南诏,今名大理国,自有传。”

《宋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元朝对前朝历史的认知,但其中基于王朝中心的世界观,无疑有着深远的历史传统。受这种传统影响的历史书写,周边族类与外国的形象,往往围绕朝贡、叛逆、征伐与奇风异俗来描述,用语极为简略。例如《宋史》中的蛮夷区,尤其是羁縻区之外的众多“蛮夷”,常常三言两语带过,一些有着较高文明程度的“蛮夷”及其所建立的政权,书中甚至连名字都未曾出现。关于它们,要么汉文献全无记载,要么只能在宋代极个别官员的笔记、文集、公文中寻觅到一些蛛丝马迹。因为文献的缺载、简略或语焉不详,现代人对宋代西南地区复杂政权格局的认识,简化成了大理国与宋王朝的对峙,其余非汉民族大致皆被视为文明程度较低的部落,而未以政权视之。当代一些西南民族史的研究者,已经描述了宋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些情况。例如尤中所著《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叙述了自杞国与罗殿国的历史(第196~206页),《贵州通史》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在论述宋代时专辟了一章“地方民族政权”。这些研究在揭示出被忽略的历史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第一,着力论述了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却未去分析它们为何可以被称为政权。一些著作甚至把见诸史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概称为少数民族政权,把独立与半独立、有文字与无文字、有复杂政治结构与政治结构尚不清楚的部落等同视之。参见《贵州通史》第1卷,第422~426页。第二,一些论著使用的文献仅限于汉文而忽视了少数民族自己的历史表达,一些论著虽然使用了彝文材料,但却忽视了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所用彝文献基本上都是成书于清代,为何可以用清代的材料去说明宋代的历史?其次,在彝文献所述与汉文献所述的地名、人名能否对应都尚未证明的情况下,何以得知两种文献叙述的对象是同一的?这两个疑问关系到合理使用彝文献的前提,对其置之不理将导致整个研究建立在一个非常薄弱的基础之上。

本书无意全面梳理宋代西南地区诸少数民族的内部权力结构,仅拟将焦点集中在黔西北及其周边地区,以揭示宋代西南地区复杂的政治格局。

南宋乾道九年(1173),著名诗人范成大赴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两年后,他就自己任上的所闻所见,写就《桂海虞衡志》,其中有云:

南方曰蛮。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之化外真蛮也。区落连亘,接于西戎,种类殊诡,不可胜记,今志其近桂林者。宜州有西南蕃、大小张、大小王、龙石、滕、谢诸蕃,地与牂牁接,人椎髻跣足,或着木履,衣青花斑布,以射猎仇杀为事。又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罗殿、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岭外代答》卷5《经略司买马》:“产马之国曰大理、自杞、特磨、罗殿、毗那、罗孔、谢蕃、滕蕃等。”这里把特磨、罗孔等概以“国”名之,当系行文的方便。而峨州以西,别有酋长,无所统属者,苏绮、罗坐、夜面、计利、流求、万寿、多岭、阿误等蛮,谓之生蛮,酋自谓太保。大抵与山獠相似,但有首领耳。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王。

押马者,称西南谢蕃知武州节度使都大照会罗殿国文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转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8《四裔五》。现在通行的一些版本的《桂海虞衡志》之《志蛮》,缺漏甚多,学界通常认为元人马端临所著《文献通考》所引《桂海虞衡志·志蛮》,与原书的本来面目最近,成为现在学者们使用《桂海虞衡志》时的重要参考。

尽管在《宋史》中仅简单提到过两次,《宋史》卷198《兵十二》:“(绍兴)三年,即邕州置司提举,市于罗殿、自杞、大理诸蛮……自杞诸蕃本自无马。”但自杞是在西南地区有着相当影响的政权,一度率兵攻占过大理国的中心鄯阐府。关于自杞,可参见杨永明《滇东古长城是自杞国的杰作》,《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罗殿在《宋史》中亦只出现数次,并且其内部情形我们一无所知,而范成大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罗殿有聚落,有自己的文字,有文书公文,首领称国王,而且是“化外真蛮”,宋王朝甚至不能在其地建立羁縻州县,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罗殿之为“国”可谓名副其实。总之,南宋西南地区的局势,是自杞、罗殿、大理等多“国”林立,而非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有一个大理国与宋王朝对峙。尚有其他宋人的记载显示西南地区的复杂局面,淳熙二年(1175)十月,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张栻奏称:

本路备边之郡九,而邕管为最重。邕之所管辐员数千里,而左右两江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牂牁、大理、罗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诸国,皆其所当备者。《宋史全文》卷26上《宋孝宗五》。

广西桂林通判周去非云:

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一程至阿姝蛮,一程至朱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凡十九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

曾参与修纂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的黄震亦云:

自羁縻州洞之外皆蛮也。其区连亘湖南,接于西戎,种类不可胜计。溪洞外依山林而居,荒忽无常者为獠,无酋长版籍,无年甲姓名……其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皆成聚落,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诸蛮之外又有大蛮落,西曰大理,东曰交趾,大理即南诏也。黄震:《黄氏日抄》卷67。

南宋淳熙年间官至丞相的周必大还提到了“罗鬼国”:

西南蕃、罗鬼国在真宗朝尝来鬻马,后为罗殿国所限。周必大:《文忠集》卷65《淮西帅高君神道碑》。

宋人简略的记载,隐约呈现出一个鲜为人知而又令人惊异的世界。但范成大等人毕竟是正统儒家思想熏育出来的官员,加上他们不可能深入宋王朝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进行调查,因此其描述离公正、详尽的标准相去甚远。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当地族类自己的历史叙述,就会发现西南地区的局势比宋代官员的描述复杂得多。

根据彝文献,除乌撒与水西外,在黔西北周边地区尚林立着若干个相似的政权,主要有:滇东北的阿芋陡家在今云南东川、会泽一带,明代在此建立东川军民土府。、芒部家在今云南镇雄一带,明代在此建立镇雄军民土府。、乌蒙家在今云南昭通一带,明代在此建立乌蒙军民土府。、古口勾家即磨弥部,在今云南宣威一带,明代在此设立沾益土州。;黔西南的阿外惹家即娄娄勾部,在今贵州黔西南州一带,明代在此先后设立普安安抚司、普安州。;黔中的播勒家在今贵州安顺一带,明代在此先后设立普定府、安顺州、安顺军民府。;川南的扯勒家在今四川古蔺一带,明代在此设立永宁宣抚司。。同水西、乌撒一样,统治这些地区的族类大都自元代起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中,并且一律被称为“罗罗”,如朱元璋曾敕征南将军傅友德等:“东川、芒部诸夷,种类皆出于罗罗。”参见《明史》卷311《四川土司传一》。在民族识别运动中被定为彝族,而彝文献则表明他们都自称“娄”。“娄”即“娄素”或“娄素濮”的简称,前者是书面语,后者是口语。前文已谈到黔西北彝族自称“娄素”,而彝文献表明其他君长国的族娄亦自称“娄”,如在流传于滇东北、黔西北一带的《彝族源流》中(第24~27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本书所列举的这些部落政权的君长都属“娄(彝)之君”(第272~297页)。

古口勾部要人欧索父奕访问阿外惹部时曾与阿弥评点娄素君长国的胜地:“我的阿弥呀,九十彝(娄)君长,都住好地方,且听我来说。”接着便讲到了永宁扯勒部的柏雅妥洪、水西阿哲家的洛博迤略、芒部家的葛底翁妥、乌撒部的笃烘洛曲、阿芋陡家的举娄侯吐启、古口勾家的直诺祝雅流域、播勒家的大革滴索、阿着仇家的阿着地以及阿外惹家的住所。显然,在欧索父奕与阿弥的眼中,整个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川南都是彝人(娄)的住地,君长都是彝(娄)君长,柏雅妥洪等地方则是彝(娄)家胜地的代表。《彝族源流》第24~27卷,第268~297页。将几大君长国并列叙述的情况在其他彝书中亦时常出现。参见《物始纪略》第2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第262~267页;《苏巨黎咪》,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第70~78页。

君长国的首领们相信,笃慕(亦称笃慕俄)是他们共同的远祖。当笃慕之时,发生了大洪水,人类遭到了灭顶之灾。笃慕得到天神的指引,避难于撮匹山,成为唯一的幸存者。洪水退后,笃慕俄来到贝谷楷嘎的歌场,同天君的三位女儿结为夫妇,生下了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等六个儿子,这就是彝族的六祖,彝族由此而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个支系。注3他们辗转迁徙,分布于云、贵、川三省的许多地区。乌撒家是布祖慕克克后裔的一支,水西家的祖先则是默祖慕齐齐。六个支系先是与天上人通婚,后来天地亲路断绝,为了生存发展,经过商议,决定武系与乍系、糯系与恒系;布系与默系相互开亲。注4

注3:有的彝书认为乍祖是慕雅苦,并且是长子,武祖是慕雅克(),系次子。参见《彝族源流》第17~20卷之《乍氏史略》与《武氏源流》,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注4:参见《西南彝志》第5~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第74~115页。还可参见《彝族源流》第13~16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赊榷濮》(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夷僰榷濮》(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笃慕源流》(《增订爨文丛刻》上册,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等,这些彝书所述六祖故事大同小异。

这个故事广泛流传于上述彝区,并且在当地的彝文古籍上有明确记载。当然,对洪水发生的原因、避难的地点等细节问题有多种说法,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同宗共祖的坚定信念。通过《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书,我们可以拟出九大君长国的系谱:

图1-1 彝族九大君长国系谱

说明:彝族谱书往往并非单线系谱,出于简单与清楚的目的,本谱将省略不相关的代数与支系。彝书可相互印证,一些人名、地名的细微差异系由于滥用同音字、同意字或方言所致。

资料来源:《彝族源流》第17~20卷,第150~154、305~341、365~369页;《彝族源流》第21~23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7,第193~199页;《西南彝志》第7~8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第7~89、265~269、270~312、361~386页;《西南彝志》第5~6卷,第302~310页。此外还可参见《赊榷濮》等书。

还有一些君长国,同样认同笃慕-六祖,但分支系谱没那么清楚,因此未列入上面的系谱图中。

甚至连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这些君长国的情况都略有所知,洪武二十一年(1388)他谕称:

东川、芒部诸夷,种类虽异,而其始皆出于啰啰。厥后子姓蕃衍,各立疆场,乃异其名,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水西,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明太祖实录》卷192,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丁酉条。除了具有种类相同的坚定信念外,九个君长国还世代联姻,形成了一个大婚姻圈。参见温春来《彝、汉文献所见之彝族认同问题》,《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彝、汉两种文献所叙述的西南地区政治格局有无关联呢?从人群与地理位置两个方面考察,二者之间是能够互证的。先看人群,范成大云:

(罗殿、自杞等等)诸蛮之至邕管卖马者,风声气习,大抵略同。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箙,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性好洁,数人共饭,一柈中置一匕,置杯水其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抟之柈,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食盐、矾、胡椒,不食彘肉,食已必刷齿,故常皓然。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转引自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8《四裔五》。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引旧志所载水西“罗罗”的风俗是:

旧志曰:罗罗,即古乌蛮,亦有文字,类蒙古书。其人深日(“日”当为“目”之误——引者注)长身,亦黑面白齿,挽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臂,佩长刀箭箙,左肩佩一方皮,腰束韦索。性好洁,数人共饭,一盘中植一匕,复置盂水于傍,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抄饭一哺许,抟之盘,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食也,食已必漱口刷齿,故齿常皓然。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贵州宣慰司上》。

明代贵州方志的作者在论述贵州“罗罗”的风俗时参照了《桂海虞衡志》,又根据明代的情形略加修改。可见,从体质特征与文化风俗方面两个方面判断,罗殿、自杞“诸蛮”与水西“罗罗”当系同一族类,因此宋人所述西南诸国与彝文献所载诸君长国间,在人群上似有相同的可能。下面再从地理位置考察之。

先谈自杞。按谭其骧主编之《中国历史地图集》,宋代自杞国的中心位置在今贵州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65~66页。而这里正是彝族君长国阿旺惹部的核心区域。据尤中的论述,自杞国的范围包括贵州省兴义县及其西部的云南罗平、师宗、弥勒、丘北等县,参见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第204页。亦有学者认为自杞尚包括了今广西西北部的一部分地区。参见杨永明《滇东古长城是自杞国的杰作》,《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学界对自杞疆域认知的差异,当系所据时期不同所致,史载自杞“本小蛮”,后来在与南宋王朝的市马活动中逐渐壮大。参见冈田宏二《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赵令志、李德龙译,民族出版社,2002,第231~235页。不管怎样,黔西南是自杞国的重要疆域是没有争议的。阿旺惹君长国与自杞国,或系同一国,或曾经有着隶属关系。

罗殿国在何处?明代史料常称水西为罗殿(甸),水西君长亦常以罗殿(甸)国王自居。如明崇祯年间奢安之乱结束后,曾在水西搜出一颗罗甸国王大印。参见朱燮元《勘明水西各土遵照明旨分土授官以安地方事》,《朱少师奏疏钞》卷8。虽然学界并不完全同意水西即罗甸,但罗甸国不在黔西北即在黔西北的周边地区,参见方国瑜《彝族史稿》,第506~507页;《贵州通史》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第407~417页;王燕玉《辨罗殿国与罗氏鬼国》、史继忠《罗殿国非罗氏鬼国辨》,贵州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贵州彝族研究论文选编》,1985。不会超出上述几大彝族君长国的范围,这是可以肯定的。综合学者们对罗殿地域的研究,罗殿国最可能对应于水西君长国或播勒君长国。

除自杞与罗殿外,与范成大同时代,同样亲履广西的吴儆所著《竹洲集》中尚提到“阿者”国:

自邕北岀功饶州、梵凤州,至横山,……渡都泥江、沿江而北,历罗幕州及诸山獠,至顺唐府、西南番、罗殿国、阿者国,皆汉西南夷故地。西与大理、自杞,东与黔南为邻,各有君长、姓氏,自言诸葛武侯所留戍卒后裔,有武侯碑在西南番境中。吴儆《竹洲集》卷10《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

笔者怀疑这段引文中的“阿者”国即水西,因为水西的彝语名称为慕俄勾或阿哲,阿哲与阿者当系不同音译所致。阿哲系水西的远祖,由人名而变成国名、部族名、地名。果真如此,宋代的罗殿国就不应当是水西君长国。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阿者与罗殿分属两国的情形仅仅维持了一段时间,在此之前或之后其实是同一国。尤中的研究可以作为这一推测的旁证,据其所述,罗殿国的地域时有变更,强盛时才占领了水西。

正因为水西在宋代建立了政权,而元人对此亦很了解,所以元人所修史料在提及宋末元初的水西时要称为“罗氏鬼国”了:

甲辰,罗氏鬼国遣报思、播言:大元兵屯大理国,取道西南,将大入边。《宋史》卷44《理宗四》。

(至元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遣千户张旺招罗氏国。苏天爵:《国朝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招捕》。

甚至到了明代,还有官员与文人沿袭旧有的传统,称水西为国,如明人包汝楫云:

罗鬼国禾米佳过中国,……安酋(指水西安氏——引者注)国中甚富。包汝楫:《南中纪闻》,丛书集成初编本。

必须再次申明的是,彝文献一般都未标明作者与写作时间,只能大致知道它们是明清时期的作品。本书在相关汉文献的印证下,敢大胆利用彝文献来证明宋代西南地区系多“国”林立,除了彝、汉两种文献所述的对象大致同一,且地理位置相符外,还基于以下考虑:(1)现存彝文献大都是明、清以来的抄本或石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仅仅反映明、清时期的历史;(2)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具有建立政权的悠久传统,早在汉代,司马迁已注意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3)宋代黔西北及附近许多地区游离于羁縻制度之外,中央王朝甚至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4)宋代文献表明黔西北或其周边地区有罗殿、自杞、阿者等国,元代文献也表明水西在宋末明初被称为国,而水西与其他彝族君长国在彝文献中是并立的,并且乌撒、水西、乌蒙、芒部、东川等在元代史料及《元史》中都有较多记载。参见《元史》卷35《文宗纪四》;卷162《刘国杰传》。综上可知,即便当时并非恰好九大彝族君长国屹立在今天的川、滇、黔交界地区,但多个彝族君长国林立的局面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今人不能纯粹以现代民族国家中“国”的意涵来理解宋代的西南地区。本书关注的是,回到传统中国正统的话语体系,这些大大小小的“国”该如何定位?

一个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以天下观为核心,利用华夏-蛮夷、化内-化外等划分法,将这些“国”视为后者,与中原王朝相对。这类具有深远历史传统的认知方式,已被现代学者演绎成一套精致的理论,用以分析前近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参见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葛兆光《从天下到万国:重建理解明清思想史的背景》,《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何新华《“天下观”:一种建构世界秩序的区域性经验》,《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4年11月号。

但这套理论在处理中央王朝与各“蛮夷”间亲疏各别的关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强弱不同的影响力等问题方面,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也不能说明许多“蛮夷”与王朝关系逐渐变化的历史过程。为了揭示黔西北等地区从宋至清的历史演变,笔者将采用古文献中常出现的“异域”“羁縻”“新疆”“旧疆”等四个词汇。

万历《贵州通志》云:“黔于古始非异域也,入我版图,所从来远矣。”在这里,“异域”即意味着未入“版图”之地。必须注意的是,今日的“版图”一词着眼于地,即一个国家拥有主权的领土。但在古文献中,“版”指登记有户口的简册,“图”指舆图。参见《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88,第1069页。“版图”一词系土地与户口户口可大致理解为官府能对之征赋派役的人口,即编户齐民,并非全部实际人口。并重,正如《清史稿》所云:“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清史稿》卷283《何国宗传》。事实上,在缺乏现代主权观念,以及国家之间不存在清晰疆界的情况下,古代“版图”的意涵可能更加侧重于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编户齐民控制,是每一个王朝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确立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户籍的编制与使用。宋代以前,政府只编造户籍而没有地籍,土地赋税等都是在户籍中登记;宋代以后,虽有单行地籍的设立,但实际上,对于朝廷和地方政府来说,地籍的作用和意义,并不能与户籍相提并论。”“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后,地籍的作用提高了,户籍似乎失去了意义,清代甚至停止过户籍编造,……其实对于州县衙门来说,最重要的册籍仍然是户籍册,只是这时的户籍所登记的已经不是人口资料,而是纳税资料。”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第2~3、14页。本书第五章将结合黔西北的例子对传统中国“版图”与“疆”的观念进行更详细的说明,此不赘述。

万历《贵州通志》声称贵州“始非异域”,将其进入“版图”的时间远溯自传说中的尧舜禹乃至高阳氏时期,实属一种对乡土的夸饰——这也是大多数地方志的共同特点。不过,“版图”之外与“异域”并不等同,中央王朝能够建立羁縻州县或土司制度的许多地区,尽管其田土、人口在官府的相关册籍上无载,但常常不被视为“异域”,而是被目为“羁縻”。只有在那些连名义上的统治都不能维持的地区,才通常以“异域”名之。在古汉语中,“异域”有时也有“异乡”之义,如《后汉书》卷43《隗嚣传》,方望在给隗嚣的信中云:“异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从郭隗,想望乐毅。”唐代李贤的注解称:“望,平陵人,以与嚣别郡,故言异域。”本书中的“异域”不取“异乡”“别郡”之义。汉代李陵投降匈奴后,即在苏武面前自称“异域之人”;《汉书》卷54《李广苏建传》。金侵占宋王朝北方大片土地,宋朝皇陵未能南迁,因此宋高宗感慨“祖宗陵寝,久沦异域”;《宋史》卷123《礼志第七十六》。而大理国也被宋朝皇帝目为“遐方异域”。参见《宋史》卷488《外国四·大理》。综上可知,将当时与大理国等并立的水西等彝族君长国定位为“异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果站在中央王朝中心观的角度,考虑到以一元等级世界秩序为特征的“天下”观念,将水西、乌撒等称为“王朝的异域”亦不为过。根据《史记》卷116《西南夷传》、《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史籍的记载,西汉王朝已在夜郎等西南地区置郡县,但夜郎国的中心区究竟在何处,其统治范围究竟有多大,至今仍然是一个待解之谜。此外,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汉代西南地区的郡县与内地的郡县性质上相同,由于史料太过简略,我们实难了解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郡县机构真正能管辖地域有多广,真正能够控制的编户有多少。从夜郎国、滇国的首领被封王,以及他们经常能够召集当地人反叛的情况来看,“西南夷”的首领仍然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与王朝之间应是一种“羁縻”关系(关于“羁縻”的讨论详见本书第二章)。即便到了元、明甚至清代,尽管西南地区已经是流官机构遍布,王朝对地方已有相当强的控制力,但许多土著百姓仍然直接受少数民族首领管辖,并非向王朝输赋应役的编户齐民。从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南许多地区直接纳入了王朝“版图”,但包括黔西北在内的不少地区的与王朝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亦只能以“羁縻”视之,甚至较“羁縻”关系更为疏离。到宋代,王朝基本上放弃了对云南、黔西北等地的积极经营。明人谢肇涮所著《滇略》卷1《版略》载:“宋建隆三年,王全斌既平蜀,欲乘胜进取(云南),为图上献,太祖鉴唐之祸,以玉斧画大渡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段氏遂得世其国。”除《滇略》外,宋太祖玉斧划河以示放弃云南等地的故事在清人冯甦所著《滇考》卷上、倪蜕所著《滇云历年传》卷5等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不管此故事是否真实,宋王朝的消极无疑是黔西北等地成为“异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