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猎杀“孔雀”
卡萨布兰卡会议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充斥着失败、惊悸、失望和转折的1942年之后，充满希望的1943年终于到来了！虽然处在战争时期，但元旦前夜的白宫除夕晚会照例举行。罗斯福和家人及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共迎新年。当午夜的钟声敲响时，罗斯福手执香槟，提议“为联合国家的胜利干杯”。当晚，二楼那间东西向的长方形大厅里放映了一部影片，是由英格丽·褒曼和汉弗莱·伯加特联袂主演的《卡萨布兰卡》。
“轴心国意识到，他们必须赢得1942年的战争，不然就会满盘皆输。”在新年伊始1月6日的国情咨文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以这样一句话作为开场白。他随后宣布，美国的军火生产已经取得大幅增长，盟军在度过了艰难的1942年之后，将会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最后，他说：“我敢断定，希特勒和东条将难以向德国和日本人民解释，何以‘腐朽无能的民主制度’竟能生产出如此多的武器、弹药、装备——还有斗士！”他的这番话博得了议员的集体起立和长久喝彩。罗斯福的话虽然更多带有鼓舞成分，但盟军在兵员和装备上的飞跃提升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罗斯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国会高调虚晃一枪之后，1月8日，他乘火车离开华盛顿，名义上是到佛罗里达州度假。实际上，在1月11日清晨，他在迈阿密空军基地登上了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他和助手霍普金斯以“P先生和Q先生”的名义踏上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他们经南美飞越大西洋，沿非洲海岸北行至卡萨布兰卡。此前，他手下一众高级将领已经赶到那里，和大英帝国的同行召开预备会议。他的亲密伙伴丘吉尔也会赶到那里与他会面，就盟军1943年的战略提出共同方案。
本次会议可谓“蓄谋已久”。在1942年11月26日写给丘吉尔的信中，罗斯福就提议举行一次由美、英、苏三国参谋部少数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并提议每国代表不超过三人，会议地点在开罗或莫斯科。对这一提议，丘吉尔当天就做了回复，认为很有必要和苏联人坐在一起召开会议，但仅召开军事将领参加的会议毫无意义。参会苏联军官的职权受到很大限制，以至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要请示莫斯科——这话说得好像他的参谋长就能和美国的金上将达成协议似的。
12月2日，罗斯福写信给斯大林：“最使我心情激动的考虑，就是我非常渴望和您会谈。我建议在非洲某一个安全的地方秘密会晤，这对我们三个人都很方便。时间大约在1月15日至20日为好。”
1942年8月12日，丘吉尔曾访问过莫斯科。当时斯大林开口提出要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因为6月12日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时，双方已就这一问题发布了公告。这一要求是1941年7月1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美国尚未参战时，斯大林就向丘吉尔提过的。此后三年里，他多次重复提出并强调这一要求。实际上，美国参战之后，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
丘吉尔提出当时的条件还不具备，但斯大林认为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最为有利，因为几乎全部最精锐的德军已调往东线，留在西欧的德军为数不多，战斗力不强。斯大林耻笑英国人过分惧怕和德国人作战，苏联人以及英国皇家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的表现已证明德军并非不可战胜。若英国陆军能像苏联红军那样英勇，他们同样能战胜德军，他们缺乏的仅仅是勇气和斗志。斯大林指责盟友没把答应给苏联人的军需品送去，只在自己吃饱后才送去少许残羹剩饭。
当时的会谈气氛颇为尴尬。丘吉尔只好以尽快对德实施战略轰炸进行搪塞，斯大林的脸色才稍稍好看了一点儿。但他清楚英国人不过是在敷衍，有多大可行性尚未可知。丘吉尔开始向苏联人兜售自己一直推崇的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他惊讶于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一个以前一直认为是不可置信的问题已迅速得其要领，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在几分钟内了解我们大家几个月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那些理由，他却能在瞬间全部理解”。丘吉尔写信告诉罗斯福，“会议始终充满礼遇和互相尊重的气氛”。这倒非常可能，毕竟这是之前互为敌视的双方为打败轴心国的共同目标所进行的首次首脑会晤。
最后，丘吉尔说，如果斯大林愿意同他会面，他随时愿意前来。斯大林表示，苏联人的习惯是由客人表示愿望，他随时可以接见丘吉尔。在后来举行的豪华晚宴上，斯大林含沙射影地说：“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丘吉尔装聋卖哑，当没听见。
就在两人会谈之时，由双方高级将领举行的会谈同样进行得极不顺利。英国人提出的任何问题，苏联同行都无权答复，翻来覆去就是那句“何时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话。
由此看出，战争行为是如此复杂，多国联合作战更是如此。二战反轴心联盟差异巨大：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因语言和事业相同而联合，却在种种事件促使下，意外与一个他们一直反对的红色国家结成同盟。实际上，一直到二战临近结束，他们都与另一个对手日本处于和平状态。大家只是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才貌合神离地走到一起来的。
丘吉尔向罗斯福提议，在和斯大林会晤之前，英、美两国代表团最好先碰碰面，至少要有一个彼此大致同意的看法作为三国会晤的基础。罗斯福在12月3日回电，同意只有和斯大林会晤才能圆满做出重大战略结论的意见，提议会议最好在1月15日左右或此后不久举行。至于斯大林原来提议的地点冰岛，罗斯福认为自己在冬季不适宜去，而主张在阿尔及尔以南或喀土穆附近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为佳。罗斯福不同意三国会晤之前先由英、美召开预备会，他不愿给斯大林造成一种印象，以为在与他会面之前，美、英已私下将一切谈妥了。由此看，貌似英国人更狡猾一些，但美国人正是凭这种大智若愚逐渐主宰了世界。
丘吉尔当天就将罗斯福关于三人在北非某地会晤的提议发往莫斯科。斯大林对一个流于礼仪的首脑会议不感兴趣，他想要的是第二战场，当意识到1943年他不可能如愿以偿时，更是意兴索然。他在12月6日回复丘吉尔：“我非常赞成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以便确定共同的军事战略方针。但甚为遗憾，届时我将无法离开苏联。难道不能用我们之间通信的方式商讨这些问题吗？我承认我们之间没有分歧。在1月间，有些战役不会平静下来，而且可能更加激烈。另外，关于1943年春季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我正等待着您的答复。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包围了一大批德军，希望能将他们全部歼灭。”
同日，斯大林致电罗斯福：“不得不向您深表遗憾。我在最近甚至3月初都无法离开苏联。前线的事务要求我必须经常和我国的将士在一起，因而我无法脱身，哪怕一天也不行。迄今为止，我尚不知您，总统先生，与丘吉尔先生，在我们的联席会议上究竟想讨论哪些问题。我深信您，总统先生，与丘吉尔先生必将履行两位所做的关于在1942年，最迟1943年春季开辟第二战场的诺言。”
斯大林的意思非常明确，美、英军队必须尽快与德国地面部队交锋，而不是让苏联人独力支撑。在苏联内部存在这样一种疑虑——有人希望德国与苏联互相残杀，这样资本主义便更容易统治欧洲。总之，减少苏联军队大量伤亡的唯一办法就是英、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抛开这一点，其他任何会议都是多余的。
斯大林的答复让罗斯福备感失望。丘吉尔同时告诉他：“他（斯大林）觉得从信件中也能如口头一样得到这句话，即1943年不会有第二战场。”罗斯福在12月14日回复说，即使斯大林不能参会，美、英举行一次会晤也非常必要。“因为有许多问题，显然只有你、我和我们双方的参谋人员举行会议才能决定。”罗斯福解释说，出于天气原因不能去冰岛，而政治原因导致他不能前往英国，剩下非洲成为首选。会议对外暂时保密，美国民众如果事后知道总统是去非洲看望自己的将士，指责肯定会缓和一些的。罗斯福提议，1943年1月15日前后在阿尔及尔以北或卡萨布兰卡会晤。既然斯大林不能与会，双方最好都不带外交人员，会议纯粹属于军事性质。双方三军参谋长可以提前四五天到场，在首脑到来前拟出一个计划草案。最后，罗斯福说：“这对我本人也大有好处，它能使我逃脱华盛顿沉闷的政治氛围达两周之久。”
丘吉尔立即表示赞同，并于12月30日答复如下：“同意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晤，越快越好，唯有这样方能解决问题。建议会议代号为‘象征’。”
卡萨布兰卡是法属殖民地摩洛哥的一座天然良港。往往大西洋上惊涛拍岸，这里却波澜不惊。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成为摩洛哥的经济中心。但它闻名于世，并非因其经济地位，而得益于天堂般的景色、悠久的历史及谍战与浪漫之都的美称。罗马帝国、阿拉伯和葡萄牙人先后统治这里。18世纪末，西班牙人得到港口的贸易权并称之为卡萨布兰卡，其含义为“白色宫殿”。1907年，法国占有此地。二战爆发之后，法国维希政权向德军投降，特殊的政治、军事地位使这里成为轴心国占领区人民投向同盟国的中转站，也是双方间谍斗法的重要场所。依托这一特殊背景，1942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卡萨布兰卡》成为整整一代人难以忘怀的谍战与爱情经典，一举斩获奥斯卡三项大奖，同时使“白色宫殿”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标志。
1943年来临，丘吉尔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尽管已不再为可能的战败感到恐惧。英国只有与美国协调一致才能取胜，但伦敦和华盛顿之间对未来战争的方向存在重大分歧。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因大西洋航线频繁遭德国潜艇袭击，希望把登陆法国的行动再推迟1年，要求借北非的胜利将地中海攻势扩大到意大利。也许因为自己肚子挺大，丘吉尔对这个被他称为轴心国的“柔软的下腹部”情有独钟。美国人明显不赞成上述观点。罗斯福容易对付，但马歇尔和金不同。前者虽赞同“先欧后亚”的总体战略，但认为应尽早在通向德国的最短路径上开辟第二战场，对一切推迟这一行动或分散精力的尝试都表示怀疑。后者眼睛一直紧盯太平洋，力主在太平洋上加大投入，以扩大对日军的攻势，对其他一切事情都不太上心。丘吉尔担心，令人讨厌的金如果能成功将所罗门群岛战役扩大为规模更大的太平洋攻势，未来战争可能偏离“先欧后亚”的既定轨道。
所以说，斯大林错怪美国人了，推迟开辟第二战场一直是英国人的主意。倡导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的马歇尔已为即将召开的会议进行了充分准备。在1年前的阿卡迪亚会议上，美国人普遍认为自己中了英国人的诡计，吃了大亏，这次无论如何要扳回来。在提前出发之前，马歇尔交给总统一份措辞强硬的文件，让他在长途飞行过程中去啃。
但是，当马歇尔带队抵达安法那座重兵把守的白色别墅时，他发现英国三军参谋长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参谋班子，还有数不清的备忘录和一艘不断与伦敦联系的通信船——6000吨的“伯乐乐”号上装有各种数据计算的特殊设备。英国人在出手向美国推销自己的战略意图时不遗余力，在人数上同样如此，他们对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志在必得。离开伦敦之前，丘吉尔特意嘱咐大家，要有“滴水穿石”的耐心。他让参谋长们集中力量争取马歇尔，他本人则做总统的工作——兵对兵、将对将、总统对首相，凡事都讲个门当户对。至于金，反正无法争取，由他独自吆喝好了。因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海军上将在出发前意外病倒，以马歇尔、金、阿诺德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从人数上略显寒酸。
1月14日，罗斯福抵达卡萨布兰卡并下榻于安法饭店，他的亲密伙伴丘吉尔头一天的9时已经入住这里了。这是一座颇具现代化的建筑，位于距市区6公里的一座小山顶上，背靠蓝得闪闪发亮的大西洋，四周热带花园中秋海棠和紫茉莉花团锦簇，争奇斗艳，远看仿佛天堂一般。但饭店里的情形大煞风景，周围遍布铁丝网，荷枪实弹的宪兵昼夜不停巡逻。所有摩洛哥侍者都已换成了美国大兵或英国警察。酒店房间很多，足够参会所有人住。酒店周围的几座豪华别墅，是分别留给罗斯福、丘吉尔、法国的亨利·吉罗以及戴高乐几个人的。
除华盛顿和伦敦的高级幕僚，艾森豪威尔于15日飞抵卡萨布兰卡，他急于知道未来欧洲将采取何种战略。两天之后，英国的亚历山大上将到了，向丘吉尔和罗斯福汇报了英军第八集团军的进展情况。罗斯福对他印象很好。
会议需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军事。在对待法国的问题上，美、英同样存在着严重分歧。丘吉尔视戴高乐为法兰西抗战的象征，并从道义和物资上给予支持。罗斯福则坚持美国同维希政权保持外交关系，他认为戴高乐是一个令人生厌的家伙，不愿为抗战的努力而暂时放弃政治上的对立。戴高乐希望用非民主的手段使自己成为法国未来的政治领袖，极力反对罗斯福关于法国在战后只能起次要作用的设想，而且处处力争恢复法兰西殖民帝国。罗斯福嘲讽戴高乐，说他不自量力地自比圣女贞德和克雷孟梭，然而他不可能同时像这两个人。由于英国试图在战后领导一个欧洲国家集团，丘吉尔如此热心帮助戴高乐，使罗斯福怀疑后者是英国人的工具，是“大英帝国马厩里喂养和训练的赛马”，是丘吉尔养活的“不听话的孩子”，而丘吉尔只是个“蹩脚的爸爸”。
丘吉尔希望戴高乐能够参会，但是美国支持吉罗，因为他和维希政权始终藕断丝连。心高气傲的戴高乐多次拒绝参会——他因此被罗斯福形容为“倔强的骡子”。丘吉尔通过外交大臣艾登向戴高乐施加压力，甚至威胁如果不来，就将力主让其他人接替他。眼看戴高乐还不就范，“在罗斯福和你之间，我当然要挑选大的，”丘吉尔使出了最后的一招，“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和你分道扬镳”。戴高乐这才不情愿地答应与会。吉罗倒是应邀前来，他与1月22日姗姗来迟的戴高乐见了面。——他俩的事及有关欧洲的问题，将来有机会讨论欧战时再详谈，这一段掐了暂时不播。
1月14日上午，美、英两国各军种的参谋长围坐在安法酒店擦得锃亮的桃花心木桌前，开始了自阿卡迪亚会议后的又一轮交锋。
英国人显然有备而来，对马歇尔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提议，英国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马上表示反对：“在时机成熟之前，发动一场毫无希望的进攻，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对苏联也毫无裨益，而且对整个被占领的欧洲将是一场蹂躏。”随后，布鲁克亮明了英国人的观点：为除掉德国战争中的主要伙伴，应借北非战事胜利之势在地中海大打出手，首先将攻势扩大到西西里，之后推进到亚平宁半岛，迫使意大利尽快退出战争。这次英国海军大臣庞德爵士因病缺席，空军参谋长波特尔上将和阿诺德一样只对战略轰炸感兴趣，因此虽然来的人不少，布鲁克独自面对马歇尔和金，还是显得有些势单力薄。
虽然在华盛顿经常吵得面红耳赤，但在英国人面前，马歇尔和金义无反顾地携起手来，联合反对任何将地中海攻势扩大化的建议。美国专家虽然放弃了1943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但又竭力避免不让自己被地中海缠住，使1944年登陆法国的宏伟计划无法实现。美、英之间的这种分歧理所当然。作为人力资源相对缺乏的岛国，英国人不愿正面进攻希特勒的欧洲堡垒，而惯于节俭使用有限军力去打击敌人最脆弱的部分。拥有无尽人力和资源的马歇尔崇尚大陆军事战略，强调集结重兵从正面发起堂堂正正的攻击，以求速胜。马歇尔提出，即使能够瓦解意大利这个丘吉尔倡导的“柔软的下腹部”，德国依然可以凭借亚平宁半岛北部的复杂地形将战火阻隔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只有登陆法国才是通向柏林的最佳捷径：“任何转移总战略或节外生枝的举动，都是劳而无功的，只能消耗击败德国的资源和力量。”双方话语中充斥着浓烈的火药味儿。
金上将立即随声附和，“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主战场是太平洋而不是欧洲”，接着他便不失时机地开始兜售自己的“太平洋战略”。金提出，正在进行中的瓜岛和新几内亚战役说明，盟军不能“让日本人得到任何喘息之机”。现在盟军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避免日军夺回他们刚刚失去的主动权，阻止他们在广袤占领区内的巩固行动。他提议两大战场的武器和物资分配必须做出重大调整，1943年应把兵员、飞机和舰只在太平洋战场的投入从15%提高到30%，在太平洋和缅甸同时采取攻势。
马歇尔立即做出了补充，英国必须在缅甸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帮助中国，逐步在年内发展成大规模的“安纳吉姆”战役。
对美国人的说法，布鲁克立即以他惯有的几乎不加任何掩饰的愤怒神情回答说，日本人肯定在采取守势。目前局势对盟国有利，但如果把兵力和物资分散到像缅甸那样的鬼地方去，我们就不可能获得胜利。目前太平洋只能打有限战争，只有在打败希特勒之后，才能把注意力转往远东。实际上，英国人不愿在缅甸投入过多军事力量，只希望将那里的一摊子烂事有所保留地交给中国人，自己仅凭英帕尔天险将日军挡在印度以东就OK了。
马歇尔毫不让步，提出通过实施两栖作战占领仰光，进而重新打通进入中国的国际交通线。此举不但可以推动中国对日本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而且可以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轰炸日本的工业设施和海上运输线，迫使日军在中国及太平洋采取守势，“减少我们在远东地区的风险，使我们能够专心对付德国”。从美国的利益出发，马歇尔认为这样比用美国人进行旷日持久、逐岛逐地、代价高昂的战斗要有利得多。
金毫无顾忌地指出，美国人担心一旦打败了德国，英国人就会撒手不管，让美国人独自去对付日本。他眼中的英国人是缺乏信用的。金指出布鲁克明显低估了日本人。盟军，主要是美军依靠现有的有限资源和非凡的勇猛精神，已经使日军处于防御地位。假如他们要乘胜前进，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兵力。同时他提出如果不打缅甸战役，蒋介石就可能退出战争。收复菲律宾也许要等到打败希特勒之后，但立刻攻占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是必需的。美国人正在生产的武器装备中，航空母舰、战列舰和鱼雷机欧洲战场并不急需，它们完全可以在太平洋战场派上更大用场。
金嘴里的新地点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让英国人应接不暇。布鲁克立即反驳说，上述作战至少需要抽调六位数的大军和四位数的飞机，此外，为了把这些兵员送过浩瀚的太平洋，至少还需要150万吨船舶，这是对盟军“先欧后亚”战略的彻底颠覆，只会对打败德国产生消极影响。
两人吵得脸红脖子粗，几乎就要像佐藤和田中那样上演武斗了。布鲁克的助手如此评论自己的上司，他“不可能让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选择言辞”，而金则“专找岔子或借机捉弄他”。金对英国人的反感众所周知，当初他出任海军作战部部长时，如此评价自己的盟友，“每当事情难办时，他们就会招来一群狗杂种”。除了同意“应优先考虑打败德国潜艇”——毕竟金是大西洋舰队的前任司令官，现在还管着他们——金对布鲁克提出的其他意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反对。
英国人无奈使出了绝招，提出任何扩大太平洋攻势的行动必然使韦维尔失去收复仰光的“安纳吉姆”行动所需要的登陆艇。金立即反将一军，表示愿意提供足够的登陆艇，马上把英国人的嘴堵住。
马歇尔要求英国人确定一个缅甸作战的具体时间，布鲁克支支吾吾，不愿答复。马歇尔毫不客气地威胁道，倘若无法在缅甸展开攻势以打通滇缅公路，“太平洋随时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蒋介石退出和日本人作战，那么美国就有必要遗憾地放弃对欧洲战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欧洲战争美国人不参与了，你们自己和希特勒玩去吧。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应该感谢美国人。上面的争论可见中国在美国人心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英国人眼里恰恰相反，虽然马歇尔一向赞成“先欧后亚”。此时，在英国人眼中，“金一如既往如皮革般坚韧”，“马歇尔像大理石雕像一般冷若冰霜”。一向比金厚道得多的马歇尔，似乎变得一点儿都不厚道了。
只有“快乐的阿诺德”面带微笑，一言不发。作为独立空军的倡导者，他只对使用重型轰炸机空袭德国感兴趣。因为是直接攻击轴心国，所以阿诺德和英国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上将建议实施联合轰炸，认为仅用战略轰炸就能打败希特勒，此后用同样的办法打败日本。陆军和海军指挥官对空军的说法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让他们试试，反正都是在打击敌人。
现在是日落西山的英国人有求于对方，他们必须做出适当让步。英国人退而求其次地提出，1943年盟军在远东的军事行动仅限于缅甸和拉包尔。金强硬指出，马里亚纳群岛同样必须在范围之内。从6月开始，新型“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将陆续开出船厂，美国人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太平洋发起大规模攻势，让它们闲置是最大的浪费，况且这些行动不会转移原定用于欧洲的人力物力。
英国人反应冷淡，他们不允许美国人在太平洋上干任何可能削弱对德国进攻的事情。于是，金拉长了脸，指出在太平洋上何时进攻何地只能由美国人自主决定，不需要英国人多操闲心。因为太平洋与美国感情密切，“珍珠港、巴丹和瓜岛这些地名，远比罗马、巴黎和柏林更令美国人动心”。
布鲁克非常沮丧。虽然上次阿卡迪亚会议他在伦敦看家没来，但他早知道金极难对付，这次算是当面领教了。他担心不管英国人怎么说，都不能“对金产生多大影响，使他断了去太平洋的念头”，欧洲战争“只不过是使他不能专心致志打他的太平洋战争的一桩小事而已”。中午吃饭时，他绝望地告诉英国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前陆军参谋长约翰·迪尔元帅：“没有用，我们永远也无法同美国人达成协议。”
阿卡迪亚会议之后，迪尔受命留在华盛顿，出任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英方首席代表，协调两国的军事行动。他和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他和金也建立起深厚的个人友谊。这种友谊和谅解已成为双方实现军事合作的一种依靠，虽然激烈的争吵仍时有发生。更多时候，迪尔经常在布鲁克和美国人之间充当润滑剂。他告诉自己的继任者：“大部分问题你已经取得协议，剩下的只是解决其余问题了。”
“我寸步不让。”布鲁克愤愤不平地说。——世界老大怎能任由乡巴佬摆布？
“你一定要让！”迪尔微笑着劝解他，“你知道你必须达成协议，否则就得把事情全部推给首相和总统。你我都清楚，他们总是会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的。”别看布鲁克这么说，战后史学家评价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协调了英、美盟军战略，并尽可能阻止了丘吉尔在军事上的瞎指挥。
争吵持续了整整4天，迪尔和马歇尔不得不时常按捺性子，耐心寻求某种妥协。不断上升的肝火屡屡使会议濒临破裂的边缘，军事将领常常被要求退出会场，以让罗斯福和丘吉尔继续私下的辩论。
但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的罗斯福，他的“情绪就像一个放了假的小学生，使他在处理某些困难问题时抱着几乎漫不经心的玩赏态度”。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欧洲征战记》中写道：“他显得开朗乐观，充满活力，甚至有点儿活泼诙谐。我认为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与笼罩在整个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空的进取气氛分不开的。成功摆脱了繁忙的政府事务之后，他为能利用这几天时间秘密地从华盛顿来到这个两个月前还在打仗的地方，参加一次历史性会晤，而深感似乎已经从中汲取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
会议期间，罗斯福在巴顿将军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卡萨布兰卡东北140公里的拉巴特，视察了美国陆军第五集团军，并露天同20000多名将士共进午餐。
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现象。二战中，德、意、日三大轴心国之间从未召开类似的会议探讨共同作战，他们之间彼此缺乏信任。一个明显的例子， 1942年7月20日，受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之托，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浩向东京拍发了机密第881号电报，强烈要求日本对苏宣战。东京随即回电予以拒绝。当讨论是否将这一决定告知另一盟友意大利时，外务大臣东乡茂德表示：“如通告它们，有立即泄密的危险，因此只通告德方为好。”为了缓和因此带来的紧张关系，东京提出向柏林派驻联络使。即使这样一件小事，也一直拖到1943年2月20日才做出决定。东京最后派出的人选是参谋本部情报部的冈本清福少将和第十五课课长甲谷悦雄中佐，海军军令部的代表是小野田舍次郎大佐，外务省派出的是书记官与谢野秀，“出差”时间暂定5个月。这些人3月10日从东京动身， 4月13日到达柏林，最后于10月13日就地解散。领导不出面，凭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能联络些什么？
两位最高领导十分小心地避免介入直接争吵。丘吉尔婉转地表示，双方的分歧只是侧重点和优先地位上的不同，并非原则上的。尽管老丘有着“迷人的魅力、冷静的劝说、粗鲁的坚持、口若悬河般的雄辩、短暂的愤怒和几近落泪的伤感”，但国力日渐衰落，使他必须迁就后辈罗斯福。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丘吉尔对开辟第二战场始终心存恐惧。在之前的1941年7月5日，当谈到一战和二战他指挥过的四场损失惨重的两栖登陆行动时，他就对着艾登高喊：“记住，我的胸前挂着达达尼尔、安特卫普、达喀尔和希腊的奖章。”现在面对财大气粗的美国人，他有求于人家，必须收敛并小心应对才行。
尽管双方分歧巨大，但大家毕竟是不远万里，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就这样吵吵，各回各家，显然不行，最终必须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最后，双方都做了彬彬有礼的让步，从而达成了“原则上的统一”。英国人愿意接受扩大太平洋攻势的观点，但“必须保持在这样的范围之内，即按联合参谋长会议的看法，当决定性打败德国的时机在1943年出现时，它不应有损于盟国抓住这一时机的能力”，同时同意扩大在缅甸的军事行动，以稳固蒋介石的地位。作为交换，罗斯福同意暂时不开辟第二战场，出动兵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等于是丘吉尔进攻意大利计划的缩小版。为支援英军在缅甸作战，罗斯福答应向他们提供护卫舰和登陆艇。
18日上午，双方参谋人员终于草拟出一项概述盟国1943年目标的协议。协议措辞非常含糊，以使布鲁克和金都能够接受。上边写道，“盟军在太平洋上的行动，将继续以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为目标”，这让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太平洋战区对日作战的行动超越了完全防御的限度。但“这些行动不应从欧洲抽调过多人力物力”，这又使布鲁克感到满意——这可能正是太平洋战场1943年未出现激动人心战斗场面的主要原因。然而，是否抽调过多，标准由美国的参谋长们决定。
霍普金斯读完协议后，告诉迪尔：“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文件，一个绝妙的计划，所以我感觉好受多了。”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几乎完全归功于英国人高超的外交技巧。
丘吉尔和罗斯福几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一协议。丘吉尔高度赞扬了联合参谋部，“在我所知的所有盟国会议中，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议那样，从军事、武器生产以及经济等各个领域对世界大战的局势进行长时间的专门研究”。
当天17时，总统和首相偕同其参谋长签署了双方关于1943年盟军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的文件。
第一，击败德国潜艇仍处于物力损耗上的首位，所以应最先把力量集中于大西洋战场。
第二，必须为苏联提供更多援助。罗斯福强调，竭尽所能援助苏联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
第三，继续执行“包列罗”行动，在英国集结军队物资，为在1944年开辟第二战场做好准备。
第四，逐步增加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顺序依次为潜艇工厂、飞机工业、交通设施、炼油厂等目标。
第五，随着轴心国在北非的失败，应开始制订进攻西西里岛的作战计划。
第六，太平洋行动扩大到除确保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外，还应包括收复阿留申群岛以及进攻日本在加罗林和马绍尔群岛的基地。
第七，英国同意接受为1943年11月进攻缅甸的“安纳吉姆”作战制订计划。
会议宣布，准许参与“火炬行动”的军队在北非战役结束后向西西里岛进军。这是丘吉尔唯一关心的条款，因为他明白出兵西西里岛将妨碍1943年第二战场的开辟。美国人将西西里岛战事视为众多战事中的一个，依然妄想地中海策略不会影响到对大西洋壁垒的进攻。他们用了将近1年逐渐认识到，即使是美国庞大的、不断扩充的战争机器，也无法生产出足够的武器同时维持两大战事。
从会议决议可以看出，这并不是美、英双方原来期待会议所要制订的“如何开始打赢这场战争的宏伟蓝图”，许多关键问题悬而未决。会议确定，给予摧毁德国潜艇最优先考虑，让被邓尼茨折磨得生不如死的英国人如释重负。布鲁克坦承，“实际上，我们得到了我们到这里来希望得到的一切”。最失望的是马歇尔，他关注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得到落实，英国人对缅甸的承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因素。他的助手魏德迈少将的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参谋长的沮丧心情，“我们把全部财产都赔上了”。这当然不是一种精确估价，至少金得到了在中太平洋扩大攻势的许可。让罗斯福和丘吉尔感到欣慰的是，至少他们的军事首脑在表面上取得了一致。从会议进程及最后达成的协议来看，斯大林拒绝参加会议无疑非常正确。
听说领导在开会研究大事，麦克阿瑟撺掇柯廷以澳大利亚政府的名义索要增援。柯廷于是致电大会，要求向西南太平洋战区增调至少2000架飞机和大批人员、物资。在澳洲柯廷是老大，在卡萨布兰卡他绝对属于无人理睬的小人物。连太平洋问题都被排在会议的最末两位，大腕们对柯廷的建议简直都懒得搭理。
其实也不是有飞机故意不给柯廷。1942年到1943年，世界各地的盟军部队指挥官都是在人员、物资、装备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进行作战的。空军指挥官也一样。在中缅印战区，史迪威打算阻止日军前进，但连美军一个师的兵力也弄不到手，尽管马歇尔和史汀生都非常器重他。会议期间，艾森豪威尔在向马歇尔讲述他的后勤保障问题时，几乎要哭了。
1943年堪称盟军的“会议之年”，卡萨布兰卡仅仅是开端而已。随后从华盛顿、魁北克、开罗到德黑兰，盟军大腕将时间全用在开会和吵架上了，从而使缺乏重大战事的1943年显得寡然无味。与之相反，1942年大家只顾打仗，会议当然就开得少了。相对于后来的开罗、德黑兰、波茨坦来说，这次会议效率很低，除罗斯福最后突然放了一炮外，并未形成什么重大决议，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乏善可陈”，很多事情还要等5月的“三叉戟”会议来解决。
1月24日上午，同盟国的巨擘聚集在安法的热带花园，举行了会议期间唯一一次记者招待会。所有人都竭力摆出一副精诚团结的样子，对记者宣布向柏林和东京的进军已经开始。会议的主角儿无疑是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强迫戴高乐、吉罗和他们交错地坐在同一排椅子上，并让他们当着记者与摄影师的面握手——两个法国人的表情说多别扭有多别扭。卡萨布兰卡会议对外一直保密，因此，记者忽然发现眼前涌出这么一大堆牛人时——这时候，你是个中将，至少要站在三排之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听说这些人已经在这里待了两周，他们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了。
丘吉尔和罗斯福开始与记者畅谈战争的未来。罗斯福事前未经商量，突然宣布：“只有消灭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全部战争力量，世界才能真正进入和平。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谈判条件只能是无条件投降，同盟国不会容忍比这更高的条件。”罗斯福此言可以看作对未能与会的苏联人的一种表态，以免他们在极端情况下倒向轴心国。一战时，苏联人就干过类似的事情。但要知道，即使是牛人拿破仑在巅峰时期，也未将媾和的大门完全关死。罗斯福的话对所有人都不啻为一颗重磅炸弹，除了丘吉尔。前一天有霍普金斯和罗斯福儿子参加的私人午宴上，丘吉尔听美国总统说过这句话。对罗斯福的突然表态，丘吉尔皱起了眉头，但很快就微笑着解释说：“好极了！我倒要看看戈培尔之流将如何叫喊！”
有些人说“无条件投降”源于罗斯福的心血来潮。罗斯福的传记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女士甚至说，因为天气很好，罗斯福心情极佳，才脱口说出这句话。丘吉尔毫不知情，感到震惊。其实早在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罗斯福在谈话中就多次流露出反法西斯战争一定要取得彻底胜利的观点。1943年1月7日，卡萨布兰卡会议前夕，罗斯福和军事顾问交谈过关于无条件投降的问题，丘吉尔也曾和罗斯福就这一问题讨论过。丘吉尔希望“无条件投降”不要将意大利包括在内，以使其尽快退出战争。但在和副首相艾德礼及战时内阁交换意见之后，丘吉尔收回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在1943年5月1日纪念五一劳动节的讲话中说了让德国无条件投降之类的话，算是对罗斯福的一种呼应。
这种说法对战争的影响是好是坏，众说纷纭。有人说它强化了德国和日本的抵抗情绪，从而拖延了战争，并使战后的恢复更为困难。但也有人说，它增强了盟国广大军民的斗志。不可否认，希特勒和东条得到了一份鼓动人民抵抗到底的宝贵素材。另外，在盟军阵营内部特别是军方，许多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担忧。莱希上将说，现在我们不得不全部消灭敌人了，外交途径被彻底丢弃，盟军已走上了打无限制战争的严峻道路。
总统和首相在第二天有更多理由为自己庆贺。有确切消息说，麦克阿瑟将军终于摧毁了巴布亚半岛日军的最后据点，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了数十万德军。如果大家知道日本人已经决定从瓜岛撤退，当天豪华晚宴上浪费的美酒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