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家长的话

最初决定写这本书——从品评古典名著的角度去解析《西游记》——是因为听过很多家长说起：“我们明明知道像《西游记》这样的名著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精髓，绝不仅仅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而已，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讲读，网络上流行的阴谋论太过夸张，自己讲解又不知从何入手。”于是我觉得，写这样一本书，是很有必要的。

毕竟，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绝不仅仅是讲故事。

艺术创作的最终归宿，在于中心思想。所谓的中心思想不是强行提取的，不是装腔作势的，而是一部作品的精神内核——作者想写的究竟是什么？比如《红楼梦》，如果说它只是为了写贾宝玉与大观园一众女性的故事，那么这显然是片面的，因为这仅仅是对情节的简要概括，而不是作者真正想说的话。《红楼梦》写出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写出了盛衰起伏的变迁与无奈，在这样无奈的大势中，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都展现出了各自的人格魅力，这才算得上是中心思想，是一部优秀作品的精神内核；同样地，著名绘本《活了一百万次的猫》并不是要写一只猫总可以原因不明地死而复生，这也毫不重要，它是想要讲述爱让生命有意义、让死有归宿。

于是我们发现，看透作者真正想说的话，比读懂情节更重要。也正因如此，所谓的尊重原著不该仅仅是讲述情节，不该是一味复述已成刻板印象的人物形象（唐僧慈悲为怀、悟空疾恶如仇，这些都是片面的，但凡片面，都是不够准确的），也不该仅限于插播一些趣味知识点。

从品评艺术创作的角度去读懂原著，以如今的普世价值观回顾传统文化，更有意义。

与朋友讲起近期在写一本品评《西游记》的书的时候，朋友很是惊讶，认为这仅仅是对文学作品的点评，不是创作文学作品的作者的本职。也就是说，做这项工作的，更倾向于评论者，而非艺术创作者。

怎么讲呢，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古时候，文人著书立说，多半是以编书为主，比如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组织众多门客编写了《淮南子》，就是对已有文明进行综合性的整编荟萃，叫作“做学问”；古时候，故事创作反倒通常是不太上得台面的，它们脍炙人口，在民间广为流传，但极少被上流社会认可。大概也是受科举取士的大背景影响，民众基本是不识字的，识字的秀才当中，金榜题名的早已忙于政事，名落孙山的才有闲暇写书，于是这事从最初就蒙上了一层“原罪”，似乎与不务正业画上了等号。也只有《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等少数作品得以名垂青史，它们由一流文人所作，前者是纪晓岚身为博学者的自省与见解，后者是蒲松龄以小说家的文笔借妖写人以警世人。（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这些一流文人所作的故事书里，他们反复强调的也一定不是情节，而是想要表达的思想和见解。）

但在如今，价值取向是不同的。创作小说、剧本、散文、现代诗等或抒情或讲故事的工作，无疑会被认为是一种艺术创作，是作者或作家的本职；而编著、编撰、品评之类，则似乎稍逊一等。

这是因为时代变了。教育的普及让更多的人都能读书识字，信息时代又让他们的观点和诉求积土成山，反过来影响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当故事创作等工作让民众获取了好处，那么故事创作者的地位自然也就随之提高。

古时候著书立说是正经学问，小说、戏说是不入流的，这在当时是对的；而在如今，人们对小说、戏说等艺术创作有了更高的娱乐需求，对艺术创作者的评价大大提高，而对评论者则相对淡漠，这，也是对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它们本身没有对错，所谓的好与坏、高与低，更多只是人们赋予时代需求的意义。

所谓的意义，更多的应该是就当下而言的。尽力将原著作者真正想说的话“翻译”出来，交代在今时今日的读者面前，是对古典名著和传统文化所做的较好的传承；而以如今的普世价值观去衡量原著，也是对今时今日的读者最大的尊重。

如果读了名著仅仅记住一些脸谱化的人物形象、脍炙人口的经典桥段，那么这种阅读是片面的；同理，如果写作这本书仅仅是希望读者朋友能够更全方位地认识《西游记》这种古典名著及其牵涉到的零碎知识点，那么这也仍然是片面的。毕竟，它终究只是一部小说，了解，不了解，又怎么样呢？

真正的希冀是，这本书能够帮助少年读者举一反三，学习到一些鉴赏好书、汲取营养的阅读方法和思维习惯，如此它便实现了最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