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一个世纪前，我的奥匈帝国籍祖父母，从加利西亚的塔尔诺波尔（Tarnopol）附近一个到处是尘土的小村子，远渡重洋，登上美国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当年，大概就是这种令人提不起劲的偏远聚落（我去过那里），使罗思（Roth）或茨威格笔下的维也纳骑兵纵情于饮酒、掷骰子、绝望或三者兼而有之。如果我的祖父母瓦西尔·瓦夫罗（Vasil Wawro）、安娜·瓦夫罗（Anna Wawro），更晚（不管多晚）才愤然离开加利西亚，这两个勤奋的乌克兰农民恐怕已遭第一次世界大战吞噬。瓦西尔将于一九一四年受动员，向奥匈帝国第十五团报到后，大概立即投入惨烈的伦贝格（Lemberg）之役。读过此书后，很难想象这样的他竟能活下来，因为他所属的第三军部署于前头，俄军攻击时首当其冲。俄国的第三、第八集团军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从安娜的村子一侧通过，安娜当时若还待在那里，即身陷沦陷区。加利西亚自古就是“衣不蔽体、挨饿之国”，粮食始终不足，战时更为短缺。安娜可能会挨饿，或死于战场附近威胁老百姓性命的营地病。本书的灵感大半来自我对祖父母和他们了不起的美国儿子、我的父亲N.威廉·瓦夫罗（N. William Wawro）的记忆。他们已长眠于康涅狄格州某墓地多年，但他们逃亡和在美国奋斗的故事，留给后代子孙许多回忆。

在母亲朱迪丝·瓦夫罗（Judith Stoughton Wawro）九十大寿时，我献上《哈布斯堡的灭亡》。多年来她给了我许多的爱和帮助，晚近，每当德州酷暑正炙时，她总热情地欢迎我们住进她新英格兰的家，以她让人瞠目结舌的愉悦、效率、慈爱照顾我和我的两个儿子温斯洛、马蒂亚斯。也多亏母亲帮忙，我去看了祖父母在东西里西亚老家的村子，她在维也纳大胆租了辆车，一路载着我走过坑坑洞洞的道路，抵达兹巴拉日（Zbaraz），途中我们一起喝了很淡的啤酒，经历贿赂、遭窃和其他波折（包括在布科维纳某个交叉路口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撞上，差点一命呜呼）。我们一起找到村子，和先人的描述没两样的村子，还找到有许多瓦夫罗族人在场的一块墓地：有活着的瓦夫罗族人（全都长得很像我父亲），有死了的（刻在墓碑上的Babpo，即西里尔语的瓦夫罗）。

读过我先前著作之致谢词的读者，会记得我读研究所时曾和母亲一起开车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走访一八六六年战场的那段惊奇之旅。后来的几趟远行，我们也游历过本书所提的某些战场，从坦嫩贝格（Tannenberg）到普热梅希尔（Przemysl）再到伦贝格诸战场。有一幕她的影像，深印我脑海，无法忘掉。当时她坐在我们租来的欧普汽车乘客座，仔细瞧着有颗粒的旧哈布斯堡参谋部地图复印件，耐心拿它们与今日的地图相对照，然后在我于乡间小路猛然转向，吼道“妈，我第一百遍告诉你，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就是柯尼希格雷茨！”时，她装出没听到的样子。

这些当然只是她诸多贡献里最晚近的部分。父亲于一九七八年早逝（一场让她也差点丧命的事故）后，母亲即承担起养活一大家子的整个重担，把我们七个小孩全拉扯长大。一如管理争吵闹事之部落的奥斯曼贤臣，她以无比的公正宽容管教我们，如今她掌理一个大体上和乐融融的三代大家族。我们刚办过一次家族聚会，庆祝她九十大寿，而每个家族成员流露出的爱意、钦敬，正鲜明说明她的善良、机敏和领导才能。身为七兄弟姊妹中的老幺，我大概是这么多年来最倚赖她的孩子，而她一直是我的支柱，不只给我精神支持，还给我（如上所述）军事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实质协助。她爱旅行、冒险，并让身边的人也热爱此道。我因研究需要而得走访充满浪漫冒险情怀的地方时，她每个地方也都想亲自去看一看。

我于两个夏季前在维也纳完成此书的研究工作。那远不如先前几次研究行程那么开心；我年纪大了；在美国有小孩；孤单一人生活（没有二十年前富布莱特委员会安排给我的活泼、爱交际的室友同住）；而且我白天在丑陋郊区的维也纳新档案机关做研究，那里与维也纳市中心庄严的旧巴洛克式研究场所截然不同。我每天回下榻的公寓，郁郁寡欢地绕奥加唐公园（Augarten）慢跑，用我的简易型瓦斯炉煮顿难下咽的晚餐，然后盯着墙壁发呆。有天晚上，正当我翻弄桌上的笔记，品味这生活的苦闷时，笔记本电脑响起信息提示音，原来是我妈。她看懂我电邮里的弦外之音，安装了Skype（对一个仍把计算机称作“文字处理器”的女人来说，这可不是件小事），打给我。此后，直到我回国，她几乎每晚都这么善解人意地打来，解我一人独居异乡之苦。

玛丽安（Marianne Cook）多年来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为本书手稿做最后修订，且在我得了流感之时，暗笑书中主人翁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将军对流感的过度反应，然后在我出现症状后才几小时，她就带着维生素C、锌、感冒症状缓解剂、开特力运动饮料，甚至她实验室的狗艾比，出现在我床边。好心的她把艾比留在我身边一星期，排解我隔离期间的孤单。她就是这么体贴的一个人，多年来带给我许多开心的回忆。此外，本书中涉及的多趟旅行，有好几趟有玛丽安与我同行。她明显偏爱克罗地亚的岛屿和葡萄园，但还是跟我来了一趟难忘的上山之行，上到黑山的最高峰，走了一趟惊险破表的下山之行（走狭窄的奥地利军用道路），下到壮阔的科托尔湾（Bay of Kotor）。在达拉斯若没有玛丽安的陪伴，我真不知怎么过活。

我的两个儿子温斯洛和马蒂亚斯，也惠我良多。他们精力充沛、充满朝气、兴趣多变，而他们冲动、不服输的青少年特质，总让我想起奥匈帝国某个动辄吵架的司令部，使我一下子感到难堪，一下子又放声大笑。温斯洛和马蒂亚斯都已不是小孩，因而也成为我的好友，能讨论我的和他们的工作、人生许多奥妙之处。我深信我偶尔表现出的（可归因于单调荒凉的加利西亚故乡的）疲乏无聊，对他们的帮助，就和他们纯真的欢乐、热情对我的帮助一样大。

来自北得克萨斯大学的研究协助，使我得以在欧洲多所档案机关做研究，参观本书中所提及位于波兰、乌克兰、塞尔维亚的战场。多年以前，我拿到奥克兰大学的一笔研究奖金和旅行补助费，为本书做的研究工作，有一部分就靠这笔款子进行。乌克兰（今加利西亚）的道路过去始终崎岖不平，如今依然如此，因此，我在那里时，倚赖Jarek Vitiv与Igor Holyboroda的车子和他们带路。他们两人耐心地开车载着我（以农民迈大步轻松跑的速度），跑遍伦贝格与拉瓦鲁斯卡的所有战场。在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斯顿（Ston）和佩列沙茨半岛（Peljesac Peninsula），Ivo Nanac（耶鲁、萨格勒布两所大学的毕业生）以及他的妻子Andrea Feldman对玛丽安和我非常好，让我们对巴尔干半岛历史和克罗地亚葡萄酒有更深的认识。

维也纳大学的Lothar Höbelt，在我早期某趟研究行程期间让我住在他家，更晚近时，大力协助我在档案机构的研究工作。Lothar也非常好心地介绍我认识奥地利军事博物馆的馆长Christian Ortner。透过Christian，我得以结识该博物馆照片档案室的Peter Enne和Werner Scherhaufer。这两位先生让我一连数日使用他们的办公室，以选出许多照片供此书使用。我要一并感谢几位在基尤（Kew）、万塞讷（Vincennes）、维也纳、帕克学院（College Park）诸地的许多档案保管员，助我从事此书撰写前的研究工作。

我为此书到伦敦做研究时，David Noble、Caroline Noble夫妇，还有Jun Hiraga，非常好心地让我住在他们家。在巴黎的万塞讷做研究时，我受到外甥Marc Bataillon的慷慨招待。在离家较近的地方，我的好友，北得克萨斯大学的军事史中心副主任，Michael Leggiere，以他在该中心的辛勤工作和他的开朗、友谊，对我帮助良多。我还要感谢我的兄弟姊妹：Peter，David，Mark，Jill，George，以及已故的Robin。在大家庭里长大是件难得的幸事，而我某些兄弟姊妹听到我这么说时，肯定会（假装）惊愕地盯着我。

我的经纪人，William Morris Endeavor公司的Tina Bennett，助我完成本书的写作提案，她一直是个很有眼光的爱书人和很有见地的顾问。《多瑙比亚》（Danubia）一书的作者Simon Winder也在初期协助塑造这份提案，他坚持要我回档案馆更深入钻研东部战线一事，对这方面的帮助尤为关键。我的主编，Basic Books公司的Lara Heimert，挡住了我想插入趣闻轶事来阐明观点的冲动，从而大大提升了本书的质量。若没有Lara高明的插手，这本书的篇幅会增加一倍，但质量则会减半。我还要感谢该公司的Alex Littlefield、Katy O’Donnell和Melissa Veronesi，在本书编辑、制作上的出色付出。Phil Schwartzberg为本书制作了精致的地图，面对种种冷僻的地名，仍耐心完成工作。最后，我要感谢主动揽下本书样稿审阅工作的大学者：Sir Michael Howard、IvoBanac、Niall Ferguson、Dennis Showalter、Norman Stone、Christopher Clark、Brendan Simms和Sean Mcmeekin。感谢美国国防部驻俄罗斯联邦专员Peter B. Zwack准将在莫斯科拨冗读了此书，自多年前我们在海军战争学院初次相遇，他就一直是我的读者，而且——由于他是奥匈帝国名门之后——是个有见地且细心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