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告别(译文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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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那把枪不是指着我的。他只是那么握着它。那是一把中口径的自动手枪,外国牌子,肯定不是柯尔特,也不是萨维奇。就凭他那张苍白疲惫的脸、脸上的疤痕、竖起的衣领、下压的帽子,还有那把手枪,他活脱脱的就像是从某部老掉牙的黑帮片里走出来的一样。

“赶快开车送我去提华纳,我要赶一架十点十五分开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万事俱备,只差一辆车了。出于某种原因,我不能搭从洛杉矶发出的火车、汽车或是飞机。付你五百美元的出租车费够了吗?”

我站在门后面,没有做出让他进门的动作。“五百块,外加你手里的那家伙?”我问道。

他漫不经心地低头瞧了一眼那把枪,然后把它放进口袋里。

“这东西也许可以用来自卫,”他说,“对你而言。我不需要。”

“进来吧,”我让开身子,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门,瘫坐在一把椅子上。

客厅里光线很暗,因为房东有意让茂密的灌木丛枝遮住了窗户。我开了一盏灯,问他要了一支烟。我点上烟。我低头盯着他看。我弄乱了我那头已经凌乱的头发。我咧开嘴,脸上挂出那副我最拿手的疲惫笑容。

“该死的,就不能让我在睡梦中度过这么一个美好的早晨吗?十点十五分,是吧?那时间还多着呢。咱们去厨房,我来煮点咖啡。”

“我碰着大麻烦了,福尔摩斯。”“福尔摩斯”——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叫我。可这确实跟他进门的方式、他的穿着,还有他手里的这把枪挺般配。

“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微风习习。你能听见街对面的那几棵老桉树在说悄悄话,怀念着在澳大利亚的旧日时光——那时,袋鼠们在树枝下跳跃,考拉们你背着我,我背着你。没错,我刚才就大致猜到你有麻烦了。我先灌几杯咖啡下肚,然后我们再聊。我刚起床的时候总有一点点头晕。让我们同哈金斯先生还有杨先生一起商讨一下[5]。”

“听着,马洛,现在不是时候——”

“别害怕,老伙计。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是两位佼佼者。他们创立了哈金斯—杨咖啡。这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他们的骄傲与喜悦。总有一天,我会看着他们得到自己应得的认可。到目前为止,他们得到的只有钱。我敢打赌,钱绝对没法让他们满足。”

我留下这串妙语陪伴他,出门进了后堂的厨房。我拧开热水龙头,把咖啡壶从架子上拿了下来。我先打湿滤杆,然后把咖啡粉填进壶的上半部分,这时水已经冒气了。我往壶的下半部分里灌上水,把它放在火上烧。然后我把壶的上半部分叠在上面,拧了一拧,好让上下结合紧密。

这时他从房间里追了出来。他倚在门道上,等了片刻,然后侧身挤进早餐角,溜进了座位。我从架子上拿下一瓶“老爷爷”威士忌,用一只大玻璃杯给他倒了一小杯的量。我知道他现在需要大杯子。即便如此,他也用上了两只手才把杯子举到嘴边。他把酒咕咚咕咚地灌下肚去,砰的一声放下杯子,然后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发出咯吱一声响。

“我差点没晕过去,”他咕哝道。“就像是一周没有睡觉似的。昨晚我根本就没合眼。”

咖啡壶差不多就要冒泡了。我把火关小,看着水位逐渐上升,然后在玻璃管底部上下浮动。我把火微微调大,刚好让水通过玻璃管,再迅速把火关小。我搅拌了一下咖啡,把盖子盖上。我将定时器设定在三分钟。马洛可是个有条不紊的家伙。没有什么能干扰他煮咖啡的技法。哪怕是一个亡命徒手里的那把枪也不能。

我又给他倒了一小口酒。“你就给我坐在那儿,”我说。“什么也别说。坐着。”

他用单手搞定了第二杯酒。我在卫生间里匆匆洗了把脸,回来的时候定时器的铃声刚好响起。我关掉火,把咖啡壶放在桌上的一张草垫上。我干吗要不厌其烦地跟你们说这些?那是因为,屋里紧张的气氛将每一件微小的事情都放大为一种表演,一个清晰的、无比重要的动作。正是在这种极端敏感的时刻,你所有的无意识动作——不论多么根深蒂固,不论多么习惯成自然——都成为了一个个独立的意志行为。你就像是一个患了小儿麻痹症之后重新学习走路的人。你不会将任何一件事情视作理所当然——我说的是“任何一件”。

咖啡全都流了下来,空气像往常那样,带着嘶嘶声钻了进去,咖啡先是冒泡,然后安静了下来。我取下咖啡壶的上半部分,把它放在水槽盖板托座内的滴水板上。

我倒出两杯咖啡,给他的那杯里加了一小口酒。“你喝黑咖啡,特里。”我给自己这杯加了两块方糖和一点奶精。这时我开始摆脱那种状态了。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拿出奶精盒的了。

我在他对面坐下。他到现在为止一动也没动过。他倚着早餐间的一角,身体僵硬。突然,他的脑袋一垂,没有任何征兆地落在了桌子上:他开始抽泣。

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把手伸了过去,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了那把枪。那是一把七·六五口径的毛瑟枪——一件完美的工艺品。我嗅了嗅枪口。我弹出弹匣——满的。枪膛是空的。

他抬起头,看着咖啡,慢慢地喝了一点,眼睛没有看我。“我没有朝任何人开过枪,”他说。

“嗯——至少最近没有。不然的话,你还得清洁枪膛。我不大相信你用这把枪打过谁。”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他说。

“等一等,”我在不被咖啡烫着的情况下,用最快的速度喝光了杯里的咖啡,然后又添了一杯。“是这样的,”我说。“你在告诉我事情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如果你真的想要我开车送你去提华纳,那你千万不能告诉我两件事情。第一——你在听我说吗?”

他微微点点头。他正目光呆滞地看着我头顶上方的墙壁。他的疤痕今天早上显露出深深的青紫色。他的皮肤此刻近乎惨白,可那几道疤痕却显得比他的肤色更刺眼。

“第一,”我慢慢地重复道,“如果你从事了任何一种犯罪行为,或者是任何法律机构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当然,我说的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那你千万不能告诉我。第二,如果你了解任何关于此类犯罪行为的重大信息,那你同样也不能告诉我。不然的话,我就不能开车送你去提华纳了。听明白了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他的目光已经聚焦,但眼中无神。他的胃里已经有了咖啡。他的脸上没有血色,但他很镇定。我又给他倒了些咖啡,然后还是往里面加了点酒。

“我跟你说了,我遇到麻烦了,”他说。

“我也听到了。我不想知道那究竟是怎样的麻烦。我还得保住饭碗,保住执照呐。”

“我可以拿枪顶着你,”他说。

我咧嘴一笑,把枪推到桌子对面。他低头看了看枪,没有去碰。

“你没法一路拿着枪把我顶到提华纳去,特里。你也没法拿枪顶着我过边界,更没法顶着我上飞机。我是个偶尔会和枪打交道的人。我们就暂且撇开枪不谈吧。要是我事后告诉警察,说我被你吓得屁滚尿流,只好任你摆布的话,那我在警察眼里的形象可就妙极了。当然,前提是我有任何事情要告诉警察的话——对此我暂且表示怀疑。”

“听着,”他说,“她的房门要到中午甚至更晚的时候才会有人来敲。用人不敢在她头天夜里晚睡的情况下打扰她。主宅后面有一间大客房,离主宅有一点距离,配有独立的车道、车库和其他设施。西尔维娅是在那里过夜的。女仆最后肯定会在那里找到她的。”

我皱了皱眉。“看来我得非常小心地考虑我该问你什么问题,特里。她晚上难道没有可能不在家里过夜吗?”

“她的衣服肯定扔得屋里到处都是。她从不挂衣服。女仆一看便知道,她只在睡衣外面披了件睡袍便出了房门。所以她只可能去了那间客房。”

“那可不一定,”我说。

“她只可能去了客房。天啊,你以为他们不知道那间客房里的事情?仆人们总是能知道。”

“别说了,”我说。

他用一根手指从没受过伤的那半边脸上用力压过,留下一道红红的印痕。“在客房里,女仆会发现——”

“西尔维娅烂醉如泥、动弹不得、不省人事、手脚冰凉,”我用一串刺耳的词语描述道。

“喔——”他想了一想。好好地想了一想。“当然,”他补充道,“就是这样。西尔维娅不是酒鬼。可她如果真的喝过了头,那结果将是十分戏剧性的。”

“那我们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我说。“基本上不用了。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我们上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对你有点粗暴——我撇下你,一个人走了,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你那天都快把我烦死了。事后想想,我明白了你其实只是想通过自嘲减轻心中的失败感。你刚才说你有护照和签证。申请去墨西哥的签证可是需要点时间的。他们可不愿意把随便什么人都放进去。所以,你筹划逃跑应该有些时间了。我之前就在想,不知你还能坚持多久。”

“我猜我心里有种模糊的使命感,觉得我必须待在她身边,因为她对我的需求也许不仅仅是拿我当个门面来糊弄她家老头子,让他不要盯她盯得太紧。顺便说一句,我半夜里给你打过电话的。”

“我睡得很死。我肯定没听见。”

“然后我去了一家洗土耳其浴的地方。我在里面待了几个钟头,洗了蒸汽浴、冷水浴、淋浴,做了按摩,然后在里面打了两个电话。我把车停在了拉布雷阿街和方廷街路口,然后从那里走了过来。没有人见到我拐进你这条街。”

“那两通电话和我有关吗?”

“一通电话是打给哈兰·波特的。老头子昨天飞到帕萨迪纳去了——生意上的事。他一直没来过我们家。我为了找到他,费了好大周折。但最后他终于跟我通话了。我对他说:对不起,但我要走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微微斜向一边,望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那丛摩挲着纱窗的黄钟花。

“他什么反应?”

“他很难过。他祝我好运。问我需不需要钱。”特里哈哈大笑,笑声尖刻。“钱。这永远是他字典中的头一个字。我说我的钱够了。然后我给西尔维娅的姐姐打了电话。她的反应也差不多。就是这些。”

“我要问你一件事,”我说。“你究竟有没有在那间客房里撞见她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他摇摇头。“我从没有去捉过奸。要捉的话,那也肯定不是什么难事。那从来就不是难事。”

“你的咖啡凉了。”

“我不想喝了。”

“好几个男人,是不是?可你还是回心转意,同她再婚了。我知道她确实挺风骚的,可是——”

“我告诉过你,我是个没用的人。天啊,我第一次究竟为什么会离开她?打那以后,为什么我每一次见到她都会把自己灌得烂醉?为什么我宁可在穷困潦倒中打滚,也不愿问她要钱?她已经结过五次婚了——不算跟我结的这两次。而她只要勾勾小指头,这五个男人中的每一个都愿意回到她身边——而且不单单是图那百万美钞。”

“她确实挺风骚的,”我说。我看了看表。“再问一句,为什么你非得十点十五分赶到提华纳呢?”

“那趟航班上总有空位。一般人都愿意坐‘康妮’[6],那样只需七个小时就能飞到墨西哥城,这样一来自然就没人坐DC-3这样的小飞机翻山越岭了。再说了,‘康妮’不停我要去的地方。”

我站起身来,倚着水槽。“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别打断我。今天早上,你在情绪十分激动的状态下跑来找我,想让我开车送你去提华纳赶一架上午的飞机。你口袋里有一把枪,但我完全有可能没看到。接着你对我说,你一直在尽己所能地隐忍着这样的生活,但你现在忍无可忍了。你发现你的妻子喝得烂醉,边上睡着一个男人。你走出门,去了一家土耳其浴室消磨时间,一直待到上午。这时你给你妻子的两位血缘最近的亲属打了电话,和他们说了你的打算。至于你要去哪儿,这不关我的事。你身上有进入墨西哥的合法文件。你怎么去也不关我的事。我们是朋友,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会去多想。再说了,我又有什么理由要多想呢?你又没塞钱给我。你有你自己的车,但你情绪太不稳定了,没法自己开车。那也不关我的事。你是个很情绪化的伙计,你还在战争中受过重伤。我想我现在就应该去找到你的车,把它塞进随便哪里的一间车库藏起来。”

他把手伸进衣服里,将一只皮钥匙包从桌子对面推了过来。

“这故事听上去如何?”他问道。

“取决于是谁在听。我还没说完呢。你什么也没拿,除了你身上的这套衣服和你从老丈人那里拿的一点钱。你把她送给你的一切都留在了那里,包括你停在拉布雷阿街和方廷街路口的那辆漂亮的豪车。你想要走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只拿你为了上路非拿不可的东西。好吧,这个故事能让我信。现在,我该刮个胡子,换上衣服了。”

“你为什么要帮我,马洛?”

“趁我刮胡子的时候喝一杯吧。”

我出了门,留下他一个人缩成一团,坐在早餐间的角落里。他头上还戴着帽子,身上还披着那件轻薄的宽大衣。但他整个人看上去多了几分生气。

我走进洗手间,剃了胡须。就在我回到卧室开始打领带的时候,他走了进来,站在门道里。“我刚才把杯子洗了,以防万一,”他说。“但我脑子里还是在想这件事。也许你最好还是打电话叫警察吧。”

“要打你自己打。我没什么要跟他们说的。”

“你想要我打吗?”

我猛地转过身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真该死!”我几乎冲着他吼了起来。“耶稣在上,你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我很抱歉。”

“那是当然的。像你这样的家伙总是抱歉,而且总是抱歉得太迟。”

他转身沿着走廊回到客厅去了。

我换好衣服,锁上通向后堂的隔门。等到我回到客厅的时候,他已经倒在一把椅子里睡着了,脑袋歪在一侧,脸上像是被放干了血色,整个身体都疲惫得松弛开了。他看上去可怜极了。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慢慢地醒了过来,仿佛从他方才栖身的梦乡回到我的身边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我先等他回过神来,这才开口说:“手提箱怎么办?你那只白色猪皮箱还放在我衣柜最上面一层呢。”

“里面是空的,”他无精打采地说。“再说了,那只箱子太引人注意。”

“你要是一件行李都不带,那反倒更引人注意。”

我回到卧室,站在衣橱里面的梯凳上,把那只白色猪皮箱从最高层的搁板上拽了下来。天花板上,通往阁楼的那扇四方的活门正好顶着我的脑袋,于是我把活门推开,把手尽可能地往里伸,将他那只皮钥匙包扔在了一根落满灰尘的系梁或者其他什么梁后面。

我拿着那只手提箱爬了下来,拂去灰尘,往里塞了些东西:一件从未穿过的睡衣、牙膏、一支备用的牙刷、两条廉价的毛巾和浴巾、一包棉手帕、一管十五美分的剃须膏,还有一把买一整盒刀片时送的剃须刀。没有一样是用过的,没有一样有标记,没有一样会引人注意,只是如果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话,那就更好了。我又往里面添了一瓶还裹着包装纸的波旁威士忌。我锁上手提箱,把钥匙插在了上面的一把锁里,然后提着箱子回到前厅。他这时又睡着了。我打开房门(开门的时候没有惊醒他),提着箱子下到车库,将它放进敞篷车的前排座位后面。我把车开了出来,锁上车库门,转身爬上台阶回去叫醒他。我锁好房门,这才与他动身出发。

我一路开得很快,但没有快到吃罚单的程度。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我们也没有停车吃东西。时间不多了。

边检人员没跟我们多说什么。我把车开上提华纳机场所在的那座平顶山上,然后挨着机场办事处停下车,坐在那里等着特里取票。DC-3的螺旋桨已经开始缓缓转动了,但这样的速度只是为了让引擎保持温度。一个穿着灰制服、身材高大的万人迷飞行员正在同聚在一起的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人身高六英尺四左右,手里提着一只枪囊。他身边站着一个穿便裤的姑娘,一个小个头的中年男子,还有一个高个儿的灰发女人——和她站在一起,那个中年男人就像是个小萝卜头。三四个明显是墨西哥人的家伙也站在旁边。看来,这些就是这架飞机要承担的全部载荷了。舱门前已经放下了舷梯,但似乎没人急着上去。这时,一个墨西哥乘务员走下舷梯,站在那里候着。他们似乎没有扩音装备。那几个墨西哥人踩着台阶上了飞机,可飞行员还在同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我旁边停着一辆车身庞大的帕卡德。我钻出敞篷车,瞄了一眼那辆车的车牌号。也许终有一天,我会学会少管闲事的。就在我把脑袋缩回来的时候,我瞧见那个高个儿女人正盯着我这边看。

这时特里穿过尘土飞扬的碎石路走了过来。

“全妥了,”他说。“我该在这里对你说再见了。”

他伸出手。我握了握。他现在看上去气色还不错,就是很疲惫,疲惫得就像是从地狱里爬上来的一样。

我从我那辆奥尔斯里拎出那只猪皮箱,放在碎石路面上。他怒气冲冲地瞪着它。

“我跟你说过,我不要了,”他没好气地说。

“这里面有满满一品脱烈酒,特里。还有几件睡衣什么的。全都没做过标记。你要不想要,打开来看看。或者把它扔了。”

“我有我的理由,”他生硬地说。

“我也有我的。”

他突然露出了一个微笑。他提起手提箱,用另一只手使劲儿地捏了捏我的胳膊。“好吧,哥们儿。你是老大。另外请你记住,如果哪天日子混不下去了,尽管向我开口。你不欠我一分钱。我们只是在一起喝了几杯酒,彼此处得挺友好,而我又在那里不停地说着我自己的事。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大钞。别对我生气。”

“你真不该这么做。”

“反正我手头的钱我到死连一半都花不光。”

“祝你好运,特里。”

那两个美国人开始踩着舷梯登机了。这时一个身材五短三粗,长着一张大黑脸的家伙从办公楼的大门里走了出来,朝着这边又是挥手,又是指指点点。

“登机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有杀她。所以我才会来这里。”

他突然做出了像是准备面对风暴的姿态。他的整个身体都绷紧了。他慢慢地转过身,回头望着我。

“对不起,”他平静地说。“但这件事你说错了。我接下来会慢慢地朝飞机走过去。你有充足的时间拦住我。”

他迈开步子。我看着他。办公楼门口的那个家伙在等待,但似乎并不太着急。墨西哥人很少会着急。他弯下腰,拍拍那只猪皮箱,朝特里咧嘴一笑。然后他站到一边,让特里从那扇门里走了出去。不一会儿特里从另一边的一扇门里钻了出来——那里是入关时海关人员把守的地方。他穿过碎石路,来到飞机边上,步伐依旧缓慢。这时他停下脚步,朝我这边望了过来。他既没有向我示意,也没有向我挥手。我也没有向他作任何表示。然后他爬上了飞机,舷梯随即收起。

我钻进奥尔斯,发动引擎,倒车后一打方向盘,穿过了半个停车场。那个高个子女人和那个矮个子男人还在停机坪上。女人抽出一块手帕挥舞着。飞机开始朝停机坪的另一头滑行,扬起漫天尘土。到了尽头处,飞机拐了个弯,马达加速旋转,发出隆隆轰鸣,机身开始向前作缓慢加速运动。

一团团尘土在飞机身后升腾。然后飞机起飞了。我看着它缓缓升入强劲的气流中,然后消失在了东南方向那片裸露的蓝天中。

我走了。边卡上的那些人全都看也不看我一眼,仿佛我的脸同钟表的指针一样意义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