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草竖琴（一）

我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草竖琴的？一定是在我们搬到楝树上去住的那年秋天之前很久；那就是某年初秋；当然是多莉告诉我的，别人谁也不知道该管这叫什么，草竖琴。

如果你走教堂那条路出城，走几步就会路过一片明晃晃的山冈，满是白骨色的石板和褐色的枯掉的鲜花：这就是浸礼会的墓地。我们家的人，姓泰博的还有姓芬威克的，都埋在这里；我母亲躺在我父亲旁边，两家亲戚的坟，总共有二十多座，都围绕在周围，就像一棵长在石头地上的树，根部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突出在地表。山下的那片地上长满了印度草，这种草会随着季节改变颜色：秋天的时候去看，九月底的时候，它会变成晚霞般的红色，暗红的阴影火光一般拂过，秋风随意拨弄着干草叶，吟出人间的音乐，人声的竖琴。

这片地之外，就是幽暗的河边树林。想必是某个九月的日子，我们在树林里挖草药的时候多莉说的：你听到没？这就是草竖琴，总是在讲故事——它知道山上所有人的故事，所有生活过的人，他们的故事它都知道，等我们死了，它也会讲我们的故事。

我父亲是个旅行推销员，我母亲死了以后，他把我送去跟他的两个表姐一起住。韦莱娜和多莉·泰博是姐妹俩，两位女士都不曾结过婚。在搬去之前，我甚至从来没能得到允许进过她们家。不知为了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缘故，我父亲跟韦莱娜不讲话。也许是我爸求韦莱娜借钱给他，韦莱娜不肯借；再不然就是她借了，可我爸没还钱。反正这缘故肯定跟钱有关系，因为别的事他们都不会这么往心里去，尤其韦莱娜，她是城里最有钱的人。城里的药店、服装百货店是她的，还有一间加油站，一间杂货店，一幢办公楼，统统都是她的，挣到这么些钱可不容易，她是个性格很难搞的女人。

反正我爸说他永远不会踏进韦莱娜的家门。他总是讲关于两位泰博小姐很难听的坏话。他散布的段子之一到现在还有人信，说韦莱娜是双性人。他编派多莉·泰博的那些荒唐话，连我妈都听不下去：我妈说他该知道羞愧，居然忍心嘲弄一个这么温柔，一点害人之心都没有的好人。

我认为我父母两个人很相爱。从前每当他出门去销售他那些冷冻乳品的时候，她都要哭一阵子。她嫁给我爸的时候十六岁；没到三十岁就死了。她去世的那天下午，我爸喊着她的名字，把身上的衣服都撕烂了，光着身子跑出去奔到院子里。

韦莱娜是葬礼的第二天登门的。我还记得她远远走来，越来越近时我感到的惊恐，她很瘦，花白的头发仿佛撒了一脑袋胡椒盐，黑色眉毛显得很刚毅，面上有颗小痣。她推开前门，径直走进了我家。自从葬礼结束以来，我爸一直在砸东西，他不是发狠发怒，而是心平气和地、彻彻底底地砸：他会慢慢踱步走到客厅，拿起一个瓷人儿，对着它沉思片刻，然后朝着墙砸过去。地板上、楼梯上撒满了碎玻璃和银餐具，还有我妈妈的一件撕烂的睡袍，挂在楼梯扶手上。

韦莱娜眼光扫过满地狼藉。“尤金，我有话跟你说，”她的嗓音中气十足，凛冽高昂，我爸爸回答说：“行啊，你坐，韦莱娜。我想到你可能会来。”

那天下午，多莉的朋友凯瑟琳·克里克来帮我收拾了衣物，爸爸开车送我来到了泰博巷那幢阴影憧憧，气派很足的大宅前。我临下车的时候，他伸出双臂想拥抱我，但我怕他，挣脱了出来。我现在很后悔当初我们没有拥抱告别。因为几天后，他开车去莫贝尔港的路上，刹车失灵，从五十英尺高的崖壁跌落，摔进了海湾。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眼皮上一边盖着一个银元，愿他瞑目。

按我的年纪来说，我个头矮小，好似侏儒，根本没人注意到我；但现在人们总是对我指指点点，说真叫人难过，这个可怜的小孩，柯林·芬威克！我也尽量显出很悲催的模样，因为我知道，这会让人满足：城里每个人都曾请我喝过汽水，或者吃过爆米花什么的，在学校我也破天荒头一遭得了高分。所以，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我才平静下来，注意到了多莉·泰博。

就是那时，我陷入了爱情。

想象一下我这么一个闹闹腾腾，四处打探的十一岁的男孩刚到家时她的心情。她听到我的脚步声就开溜，如果实在躲不开我，就会像含羞草合起花瓣似的，缩身躲藏。她是这样一种人，能伪装成房间里的物件，像影子一样隐身在角落里。他们现身，必得是种无比纤巧微妙的情形。她总是穿着最安静不出声的鞋子，少女式的褶边长裙，下摆刚碰到脚踝。她比韦莱娜要大，但看起来仿佛跟我一样，也是韦莱娜收养的。我们都被韦莱娜星的引力牵动着、引导着，分别在大屋的外太空里，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转着。

阁楼上乱七八糟堆满了旧东西，这潦草的博物馆里立着些恐怖的假人，都是韦莱娜的商店里用旧的展示模特。那上面有好多块地板松动，稍微挪起一寸，就可以俯瞰几乎所有房间。大宅里到处都塞满了笨重严肃的家具，但多莉的房间跟别处不同，里面只有一床，一椅，一书桌，这房间倒像是给修女住的，只有一点不像，墙壁和一切物件，都漆成匪夷所思的粉色，连地板也是这个颜色。每次我偷窥多莉，她总是在做两件事：要么是站在一面镜子前，举着花园用的大剪子修剪她那黄白参半、已然稀少的头发，要么就是用铅笔在一叠克莱斯牌的粗质纸上写字。她时不时把笔尖用舌头舔舔湿，有时写的同时还念出声：不要碰甜食比如糖果，还有盐肯定会要了你的命。现在我知道，她是在写信。但当时她这些通信来往让我感到很迷惑。横竖她只有一个朋友就是凯瑟琳·克里克，她平时谁也不见，也从不出门，只有每周一次例外，她会跟凯瑟琳一起去河边树林里采草药。多莉把草药煎成治疗浮肿的药水，然后装瓶。后来我发现，她的客户遍布全州，她的好多信件就是写给客户的。

韦莱娜跟多莉的房间隔着一条过道，她的房间布置得就像间办公室。有张翻起式的书桌，一排账本架，还有文件柜。晚饭后她常会戴上绿眼罩[1]，坐在书桌前算账，把账本一页一页翻过去，直到街灯都熄灭。韦莱娜跟许多人打交道，有很多政治交往，但亲近的朋友一个也没有。男人都怕她，她好像又怕女人。几年前，她曾跟一个满头金发，挺开朗的姑娘很亲密，那姑娘叫瑁蒂·劳拉·莫菲，曾短暂在这里的邮局工作过，最后嫁了个圣路易斯来的烈酒推销员。这件事让韦莱娜很是耿耿于怀，她曾公开地说那男人不中用，因此她送给这对新婚夫妇一件大礼，请他们去大峡谷旅游度蜜月时，大家都吃了一惊。瑁蒂小两口再也没回来；他们在大峡谷附近开了个加油站，时不时会给韦莱娜寄几张他们的生活快照。这些照片既令她安慰，也会令她难过。有些夜晚，她并不打开账本，而是双手支额坐在桌前，他们的照片摆开在眼前。照片收起来后，她会熄灭灯火在房间里踱步，随即会发出一声受痛似的哀叫，仿佛她在黑暗中跌了一跤，摔疼了。

阁楼上可以俯瞰厨房的那部分地板我抬不起来，因为上面像垛棉花一样压满了大箱子。当时我最想偷看的就是厨房；厨房等于是大屋里真正的起居室，因为多莉大半时间都待在这里跟她的朋友凯瑟琳·克里克聊天。凯瑟琳是个孤儿，从小就被尤利亚·泰博先生借来使唤，她和泰博姐妹俩一起，在农场里长大，那老农场如今早变成了火车货运站。她管多莉叫多莉心肝儿，但韦莱娜她只称作“那个人”。她住在后院里，葵花和一畦一畦豆藤之间的一幢铁皮顶的银色小屋里。她自称是印第安人，每当听她说这话，人们常常挤眉弄眼，因为她肤色黝黑，就像非洲的天使。但就我所知，她说的可能是事实：起码她穿衣服很像印第安人。比如说，她有串绿松石的珠子，脸上搽的胭脂明晃晃好似许愿蜡烛照明灯，足以闪瞎你的眼。她的一嘴牙齿没剩下几颗，总是用棉球把下颚垫起来，韦莱娜时常说她，见鬼了凯瑟琳，你连句话都说不清，干吗不去找克莱克大夫给你脑袋里装上些牙齿？确实她讲话很难听懂：唯一一个能把她那含混嘟囔的声音翻译出来的是她的朋友多莉。对凯瑟琳来说，多莉能听懂她就足矣：她们俩形影不离，要说的话都是说给对方听的。我常把耳朵贴在阁楼的柱子上，听着她们撩人的语声如同新树苗的清香，飘荡在林中。

要想上阁楼，你得先从放床单的橱柜里头爬梯子上来，那里的天花板上有个小门一推就开。有一天我正往上爬，却见上方小门洞开，侧耳听见上方传来有人甜蜜地哼着小调的声音，就像小女孩单独玩耍时发出的美妙声音。我本想调头下去，却听那哼唱声停了下来，有个声音说道：“凯瑟琳？”

“是柯林，”我边答话，边现身。

多莉那雪花般的面容浮现眼前，这次她终于没有消融不见。“原来你躲这儿来了——我们还猜呢，”她讲话的声音柔软又像纸巾一样，有点皱皱的。她的眼睛透着股聪明劲儿，眼光闪闪有神，几乎透明，亮亮的绿得好像薄荷果冻，透过阁楼上的暮色，这双眼睛胆怯地凝望着我，终于认定我不会伤害她。“你在这里玩儿游戏吗——在阁楼上？我就跟韦莱娜说你会寂寞。”她弯下腰，在一个桶的深处摸索。“来吧，”她说，“你可以帮我去另外那个桶里找找看。我要找一个珊瑚城堡，还有一袋珍珠卵石，各种颜色都有的。我想凯瑟琳一定会喜欢，一缸金鱼，你也会喜欢吧？给她做生日礼物。我们从前有过一缸热带鱼——它们是魔鬼鱼，互相残杀，互相吃光了。可我记得买它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跑六十英里到了布鲁顿。之前我从没跑过六十英里那么远，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去那么远的地方了。啊，找到了，珊瑚城堡在这儿呢。”没多一会儿我就找到了那袋卵石，它们看起来就像玉米粒儿，或者糖豆儿，于是我把袋子递给她，边说，“来块糖吧。”她说，“啊，太谢谢了，我喜欢吃糖，哪怕是石头味儿的也行。”

我们成了朋友，多莉，凯瑟琳和我。我十一岁，后来我十六岁。虽然不曾建功立业，那些年过得最是开心。

我从未带人回家过，从来也不想。有一次我带一个姑娘去看电影，回家路上她问我能不能进来喝杯水。如果我认为她是真渴了，我一定会答应；但我知道她是装的，她只不过跟别人一样，就想进大宅里头看看而已，因此我对她说，还是忍着回家再喝吧。她说：“全世界都知道多莉·泰博发痴，你也发痴。”我挺喜欢那姑娘的，但还是推了她一把，她说她哥哥会教训我，那家伙果然动了手，至今我嘴角边上还有他拿可乐瓶子打我留下的疤痕。

我知道：他们说多莉是韦莱娜的包袱，好比十字架压在她背上，他们还说，泰博巷子里发生的太多太多事，人们还是不要去想的为好。也许确实如此。但那些年真是美好。

冬天的下午，我放学回到家，凯瑟琳就闹腾着打开一罐蜜饯，多莉把一大壶咖啡放到炉火上煮起来，然后把一盘饼干推进烤炉，而烤炉一打开，一股热乎乎的香草味儿就四散开来，因为多莉只爱吃甜食，她总是时不时地烤个磅蛋糕、葡萄干面包、饼干或者糖糕什么的，她一点蔬菜都不肯吃，她唯一肯吃的肉就是鸡的脑子，那东西只有豆粒大小，还没品出味来就没了。厨房里点着烧木材的炉子，还有个敞开式的壁炉，暖和得就像奶牛的舌头。冬天的寒冷最多只能将它那零度的冰蓝气息呼在窗户上，蒙上一层霜。如果有巫师要送我礼物，就请他送我一个瓶子，里面装满那个厨房里的话音，有哈哈的笑声，火苗的絮语，烤炉散发出黄油和糖混合的香气——虽然凯瑟琳身上的气息就像是春天的母牛。那里不像厨房，倒更像个舒适的店堂；地板上铺着地毯，有摇椅，墙上挂着一排小猫的图画，多莉对此很是狂热。有棵天竺葵，一年到头开花，还有凯瑟琳的金鱼缸，摆在铺着油布的桌子上，金鱼甩着尾巴在珊瑚城堡中穿梭来去。有时候我们玩拼图，每人分一部分碎片开始拼，如果凯瑟琳觉得你会赶在她前面拼完，她就藏起几块拼图。不然，她们就帮我做功课。她们不帮则已，越帮越忙。对于自然的一切多莉都非常渊博；她拥有神秘的智慧，像蜜蜂懂得哪里能找到最芬芳的花蜜：她能准确预报明天的风暴，预测无花果树结果的情况，带你去采蘑菇和野花蜜，找到珍珠鸡藏鸡蛋的窝。她只要环视四周，就能感知看到的一切。可是对付我的功课，多莉就跟凯瑟琳一样完全无知。“哥伦布到来之前美洲一定就叫美洲。这才讲得通啊。不然他怎么知道这里是美洲呢？”然后凯瑟琳就说：“对！亚美利加是个古老的印第安词儿。”她们俩中，凯瑟琳最糟糕：她认死理，绝不肯承认错误。如果你没照她的说法原样写下来，她就会发神经，要么泼倒咖啡，要么出点别的岔子。可是自从她有次说到林肯以后，我就再也不听她的了。她说林肯有黑人和印第安血统，只有一丁点儿白人血统。连我都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我欠凯瑟琳很大的情分，要不是多亏了她，鬼知道我能不能长到正常人的身高！我十四岁的时候，身高比毕迪·斯肯纳高不到哪儿去，而那家伙，人们常说，曾有马戏团请他去工作呢。凯瑟琳说，小心肝儿别急，你就是需要抻抻手脚而已。她帮我抻胳膊压腿拉长脖子，仿佛我的脑袋是个苹果，牢牢长在树枝上拽不下来。但是果然，两年之内，她把我抻得从四英尺九寸，直蹿到了五英尺七寸[2]高。我有食品储藏室门上由面包刀切的印记为证，真是如此。直到如今，一切都已过去，炉中只剩冷风，寒冬侵占了厨房，这些成长的刀痕仍在，见证着一切。

尽管来买多莉药的人大多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偶尔也会有信来说，亲爱的泰博小姐，我们不再需要治疗浮肿的药物了，因为可怜的贝拉表姐（或者别的什么人）上周去世了，愿她的灵魂安息。这时厨房就变成了哀悼的场所；我的两位朋友双手合掌，低垂着头，难过地追忆有关这位逝者的往事，然后凯瑟琳就会说，好了，多莉心肝儿，我们已经尽力了，上帝另有安排。还有韦莱娜也会让厨房变得阴郁，因为她时不时会制定一条新规矩，或是强调执行某条旧规矩：要如何，不许如何，停止这样，开始那样，仿佛我们都是些钟表，她要随时监督，保证我们跑的时间跟她的一致；若我们跑快了十分钟，或者慢了一个钟头，她就会像布谷鸟那样，咕咕叫起来。那个人啊！凯瑟琳就说，多莉就说安静！现在安静！仿佛她并非要让凯瑟琳闭嘴，而是阻止自己内心的声音叛逃出来。我想，韦莱娜内心里也希望到厨房来，加入其中，但她就像是个孤独的男人，跟一屋子的女人和孩子住在一起，她唯一跟我们交流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恶声恶气的吼叫：多莉，把小猫扔出去，你想害我哮喘加重吗？是谁没关浴室的水龙头？谁把我的伞弄坏了？她的坏脾气就像一股暗黄的酸雾，弥漫在大宅里。那个人。安静，现在安静。

每周一次，多半是星期六，我们去河边树林，一去就是一整天。为准备这趟出行凯瑟琳会炸一只鸡，煮一打恶魔蛋[3]。多莉会带上一个巧克力夹心蛋糕，还有好多牛轧糖。这样武装起来之后，我们再背上三个空布袋，动身走那条经过墓地，穿过一片印度草地的教堂路。刚进到林中，就有一棵双生的楝树，其实是两棵树，但它们的树枝紧紧拥抱在一起，你完全可以从一棵树上走到另外一棵。事实上有间树屋像桥梁一样，把两棵树连在了一起，树屋宽敞结实，简直是树屋的活样板，就像竹筏漂在绿叶的大海上。最早建树屋的那些小男孩，若还活在人世，想必也都已经是老人了。当初多莉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树屋就应该有十五到二十年了，又过了二十五年之后她才指给我看。要上树屋很简单，就像爬楼梯那样，树皮有疙瘩可以搁脚，还有很结实的藤当抓手；哪怕是腰肥臀重，一直嚷嚷关节痛的凯瑟琳都能轻松上去。但凯瑟琳对树屋没什么热情，她不知道这是条船，多莉知道，是她告诉我的，坐在上面就是扬帆远航，沿着每个梦的云雾缭绕的海岸线航行。记住我的话吧，凯瑟琳说，这些木板太老了，这些钉子都滑了，跟小虫子似的，会一掰两半，栽下去摔破我们的脑袋，别打量我不知道。

我们把东西都存在树屋里，然后每人背一个布袋分别进树林，袋里要装满草药、树叶和奇怪的树根。连凯瑟琳在内，谁都不知道这药方里有什么成分，这是属于多莉一个人的秘密。她从来不许我们偷看她的袋子里采了些什么药材，她把布袋紧紧捉在手里，仿佛里面抓了个蓝头发的娃娃、着了魔的王子。她的故事是这样说的：“很久以前，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韦莱娜还没换乳牙，凯瑟琳还没有篱笆高）有好多好多吉卜赛人，就像黑莓地里的鸟那么多——不像现在，可能每年只能碰到一两个落了单的偶尔路过。他们春天来——突然就出现了，如同山茱萸一夜绽开满树的粉红花儿。他们在大路上来去，在树林里游荡。但我们的男人讨厌见到他们。爸爸，就是你叔伯祖尤利亚说，要是看到有吉卜赛人到我们家地界，他就开枪打死他们。所以每次看到吉卜赛人从溪里打水或是从我们家地里偷捡冬天的山核桃，我都不说出来。有天傍晚，那是四月里，下着雨，母牛仙铃儿新生了只小牛犊，我去牛棚看望，发现牛棚里有三个吉卜赛女人，两个年老，一个年轻，那个年轻的光着身子躺在一堆玉米壳子上翻滚着。她们见我既不害怕，又不打算跑去告诉别人，其中一个老妇人就问我能否拿盏灯来，于是我回屋去拿了根蜡烛，等我回来，发现那个派我出去的老妇人倒提着一个哭嚎不止、浑身通红的小娃娃，另外那个老妇在给仙铃儿挤奶。我帮着她们用温牛奶给小娃娃洗了澡，用一条大围巾包起来。然后其中一个老妇拉住我的手说：现在我要给你件礼物，教你首歌谣。这歌谣说的是常青树的皮、蜻蜓蕨——还有咱们到树林里来采的所有其他这些药材：煎到黑又纯，就能治浮肿。到早晨她们就不见了；我到田里还有大路上去找她们；一点踪迹都没留下，就只剩我脑子里记下的这首歌谣。”

我们彼此招呼着、答应着，像白天放风的夜猫子一样，整个上午都分头在林中不同的地方忙碌着。到下午时，我们的袋子都塞满了剥下来的树皮、挖来的嫩草根，这时我们就重新爬上老楝树那绿叶织就的大网里，把吃食摆出来。广口罐里有甘甜的溪水，若是天气寒冷，暖瓶里会有一壶热咖啡，抓一卷树叶来擦干净我们沾满鸡油和奶糖的手指。然后，我们用花朵儿算命，懒洋洋地说些闲话，仿佛乘着竹筏，在大树上，整个下午漂流而过；我们跟洒满银色阳光的树叶一样，仿佛长在树上，就像北美夜鹰，在这里安了家。

大约每年一次，我会去到泰博巷的大宅，在院子里走一圈。有一天我在那边的草丛里看到一口翻倒的旧铁盆，像从天而降的黑陨铁：多莉——多莉，弯腰俯身在铁盆上方，把我们袋子里采来的那些药材倒进沸水里，用一根去了头的扫帚棍搅啊搅，药水浓褐好像嚼过的烟叶吐出来的颜色。她独自一个人动手熬制药材，我和凯瑟琳就像女巫的学徒，站在旁边看着。之后我们一起帮她装瓶。这种药水会冒烟，能把普通的瓶塞都爆掉，所以我的具体工作就是用卫生纸卷成瓶塞。一般每星期有六瓶的销量，每瓶卖两美元。多莉说，这钱属于我们三个人，钱来得容易，我们花得也快。我们总是邮购杂志上做广告的东西：学习木刻，帕奇思[4]：老少咸宜的游戏，人人都会吹巴祖卡管。有一次我们邮购了一本学法语的书，是我的主意，如果我们学会讲法语，就拥有了一种秘密语言，韦莱娜也罢，别的人也罢，都听不懂。多莉很乐意尝试，可只学到“passez moi[5]一把勺子”，她就学不下去了，而凯瑟琳，自打学会“Je suis fatigue[6]”以后，就再也没翻开过书本：她说学会这句就够她用了。

韦莱娜经常说，万一有人中毒就麻烦了，但除此之外，她对这浮肿药水没什么兴趣。后来有一年，我们算账后发现，我们挣的钱数已经到了该交所得税的数额。这时韦莱娜开始问问题了：好比钱是只野猫，那她就是个训练有素的猎人，蹑手蹑脚追着它的踪迹，目光如炬观察着沿途每一根弯折的树枝。她要求了解这药水里面有什么成分。多莉有点受宠若惊，赔着笑，却仍摆手道，无非是这样那样，没什么特别。

看来韦莱娜是打算让此事就此过去，但围坐桌前吃晚饭的时候，她却常常若有所思地将目光停留在多莉身上，还有一次，正当我们围着大铁锅，聚在院子里的时候，我一抬头发现韦莱娜正从窗口目不转睛地死盯着我们看。我猜那时她的计划已经成型，但她一直等到夏天才采取行动。

每年两次，一月和八月，韦莱娜都要去圣路易斯或者芝加哥采购。那年夏天，就是我刚满十六岁的那个夏天，她去了芝加哥，两星期后回来，还带回了一个叫莫里斯·里茨博士的人。自然，大家都很好奇，这莫里斯·里茨博士是何许人也？他打着花领结，穿着花里胡哨的时髦西装，嘴唇泛蓝，一双小眼睛忽闪忽闪目光游移不定，总之看起来就像个鬼鬼祟祟的小耗子。我们听说他住着罗拉大酒店最好的房间，在菲尔咖啡馆吃牛排大餐。他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冲每个过路人点头致意，脑袋油光锃亮。但他从不跟人深交，除了韦莱娜没人跟他来往，韦莱娜从来没带他回家来，也不曾提起他的名字，直到有一天，凯瑟琳终于鼓起勇气问她，“韦莱娜小姐，这个怪模怪样的莫里斯·里茨博士是什么人？”韦莱娜嘴边刷白，咬牙答道：“唔，某些我认识的人比他模样怪得多了。”

真是丢人现眼，人们说，看看韦莱娜跟这个芝加哥来的小犹太人勾勾搭搭的样子。那家伙比她小二十岁。坊间传说他们在城那头一家旧罐装厂不知道搞什么花样。事情发展到后来，人们发现他们确实在搞什么，但跟桌球房那帮人说的不是一回事。几乎每天下午，都能看到韦莱娜和莫里斯·里茨博士一起朝着罐装厂那边走，那地方一片断瓦残垣，窗破门颓。足有十来年没人近前，只有小孩会躲到里面去抽烟，或者一起脱光光玩些见不得人的事。到了九月初，看到《信使报》上一则公告，我们才知道韦莱娜买下了那座旧罐装厂，但公告没说她打算用来做什么。那之后不久，韦莱娜吩咐凯瑟琳杀两只鸡，因为莫里斯·里茨博士星期天晚上要来吃饭。

我住在那里的这些年里，唯一一个受邀来到泰博巷大宅里吃饭的客人就是这个莫里斯·里茨博士。所以，出于种种原因，这事挺隆重。凯瑟琳和多莉大扫除了一番：地毯拍打除尘，把阁楼上的瓷器搬了出来，每个房间都散发出地板蜡和柠檬地板油的清香。晚餐准备了炸鸡、火腿、英国蚕豆、甜山芋、面包卷、香蕉布丁，还有两种蛋糕和商店里现买的水果冰淇淋。星期天中午，韦莱娜进来视察，餐桌正中摆着一大束桃红色的玫瑰，周围摆开来许多华丽的银器餐具，看起来活像要举办一场二十人的餐会；其实只有两个餐位。韦莱娜走上前去，又摆了两个餐位，多莉见状，弱弱地说，这个，要是柯林愿意在桌上吃饭当然没问题，但她要跟凯瑟琳一起待在厨房里。韦莱娜把脸一沉，态度很坚决：“别跟我耍花样，多莉。这事很重要。莫里斯是特地要来见你的。还有，你最好把头抬高点，你垂头丧气的，看得我眼晕。”

多莉吓得要死：她躲在房间里，客人到了之后很久还是不出来，最后只好派我去叫她。她躺在粉红色的床上，脑门上贴着一块湿毛巾，凯瑟琳就坐在她身边，打扮得整齐漂亮，两颊抹得绯红好似棒棒糖，下巴里塞的棉花比任何时候都多。她说：“亲爱的，你得起来——这漂亮裙子会皱掉的。”那条棉布印花裙子是韦莱娜从芝加哥带回来的。多莉坐起身，把裙子抹抹平整，立刻又躺了回去：“要是韦莱娜知道我多难过，”她无助地说。于是我回去告诉韦莱娜说多莉病了。韦莱娜说她要去看看，然后大步走开，把我一个人剩在大厅里，跟莫里斯·里茨博士在一起。

唉，这人真可恨。“这么说你十六岁了，”他说着，无礼地眨了眨一只眼睛，又眨另外一只。“你就整天这么闲逛吗？下次老太太去芝加哥的时候叫她带上你。那边好玩的多着呢，有的逛呢。”他打个响指，仿佛随着轻佻的乐音脚下摇摆着，锐利的尖头皮鞋锃亮晃眼，这家伙可能是个跳踢踏舞的，或者拿姿作态卖汽水的服务员，唯一不同的是他拎着公文包，表示他从事的是更重要的工作。我很怀疑他到底是哪门子的博士，说真的，我差一点就要问出口时，韦莱娜搀着多莉的胳膊，引着她进来了。

无论大厅的阴影，还是家具挂毯等等，都未能隐藏她的身影，她低垂双眼，只伸出一只手，里茨博士牢牢握住，使劲摇，差点把她拖倒。“哎哟，泰博小姐，见到您可太荣幸了！”他说完，正正领结。

我们坐下来就餐，凯瑟琳进来上那道炸鸡。她先给韦莱娜盛，然后给多莉，轮到博士时他说，“说句实话，鸡肉我唯一爱吃的就是脑子，我猜鸡脑子你没留在厨房里吧，阿嬷？”

凯瑟琳眼睛使劲望下瞅着自己的鼻子，都快成斗眼了，她满嘴塞满了棉花，嘟囔道：“脑子都在多莉盘里了。”

“这南方口音真难懂哪，我的老天，”他当真是没听明白。

“她说脑子在我盘子里，”多莉说，她脸红得跟凯瑟琳抹的胭脂似的。“请容我给您递过来吧。”

“要是你真的不介意的话……”

“她绝对不介意，”韦莱娜说。“反正她只吃甜品。喏，多莉，来点香蕉布丁。”

马上，里茨博士开始打喷嚏了。“是鲜花的缘故，这些玫瑰，过敏的老毛病……”

“噢，天哪，”多莉见机就想躲进厨房，她一把抓过花瓶，手一滑玻璃粉碎，玫瑰落到汤里，汤洒了我们一身。“你瞧，”她说，满眼含泪地自言自语，“你瞧，真是没指望。”

“没什么指望不上的，多莉，坐下来吃你的布丁，”韦莱娜颐指气使，不容置疑地建议道。“再说，我们有个惊喜要给你。莫里斯，给多莉看看那些可爱的标签。”

里茨博士嘟囔着“没问题，”随即停下了揩拭袖子上汤渍的动作，起身去了大厅，取了公文包回来。他手指在一打纸页中翻拣一阵，然后取出一个大信封，递给了多莉。

信封里有些背胶贴纸，四方形的标签上印着橙黄色的字母：吉卜赛女王浮肿药水，还有个模糊的图案，画着一个包着花头巾、戴着金耳环的女人。“一等一的质量吧！”里茨博士说。“芝加哥做的。我一个朋友画的画儿，那家伙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多莉拿着标签不知所措，脸上的表情又是迷惑，又是忧虑，最后韦莱娜问道：“你不高兴吗？”

标签在多莉手上皱了起来。“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你当然明白，”韦莱娜说着，勉强一笑。“显而易见。我跟莫里斯讲了你那个从前的故事，然后他就想出个这么棒的名字。”

“吉卜赛女王浮肿药水，这名字很醒目，”博士说。“广告上看起来很棒。”

“我的药水？”多莉说着，仍旧低垂着眼睛。“但我不需要标签。韦莱娜，我自己手写。”

里茨博士打个响指。“哎，这点子不错！我们可以把标签设计成她手写的样子，很亲切，是不是？”

“我们花的钱已经够多了，”韦莱娜立刻答道，随后转向多莉说：“我和莫里斯这个礼拜要去华盛顿给这些商标注册登记，还要给这药水注册专利——自然，发明人是你的名字。现在的关键是，多莉，你得坐下来把完整的配方写给我们。”

多莉的表情松弛下来，那些标签零星散落在地板上。她把双手支在桌上，站起身来，渐渐地又收敛起来，她抬起头，目光灼灼地望着里茨博士和韦莱娜。“不行，”她平静地说。她朝门口走去，一只手搁在门把手上。“不行，因为你没有权利，韦莱娜，你也没有，先生。”

我帮着凯瑟琳收拾桌子：毁掉的玫瑰花，没切开的蛋糕，还有没人碰过一口的蔬菜。韦莱娜和她的客人一起离开了家。我们从厨房窗口望着他们朝城里方向走去，一边点头摇头。然后我们切开了那个巧克力夹心蛋糕，拿着进了多莉的房间。

安静！现在安静！当凯瑟琳开始将话题引到那个人时，她说道。但仿佛她内心那个反抗的悄悄话已变成一个嘶哑的声音，是个必须得大声喊才能镇住的敌人：现在安静！现在安静！最后凯瑟琳无法，只得伸手将她揽在怀中，跟着她说安静。

我们取出一副纸牌，在床上铺开。自然地，凯瑟琳记得今天是星期天，所以不肯玩打牌。她说也许我们愿意冒险，在最后审判书上再给自己添一个污点，可她名下污点已经太多了。我们考虑再三之后，决定算命玩。大约黄昏时分，韦莱娜回家了。我们听到大厅里传来她的脚步声，然后她不敲门直接进了房间，当时多莉正在给我算命，见状不由抓紧了我的手。韦莱娜说：“柯林，凯瑟琳，请让我们单独谈谈。”

凯瑟琳想跟着我爬梯子上阁楼，可她盛装打扮着，怕毁了一身好衣裳。所以我一个人去了。有个窟窿正对着下面的粉红色房间，但韦莱娜恰好站在洞的正下方，我只能看到她的帽子，因为她出门时戴上帽子，到现在也没摘下来。那是个平顶草帽，帽檐上装饰着一堆塑料水果。“事实就是这样，”随着她说话，那些水果也在颤动，在暗蓝的暮色中幽幽闪光。“旧厂房两千块，比尔·塔特姆和四个木匠每人每小时八十美分，七千块的机械设备已经下了订单，更别提像莫里斯·里茨这样的专家得花多少钱了。这些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你！”

“为了我？”多莉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像黄昏一样颓丧。我见到她的影子，从房间一边挪动到另外一边。“你是我的骨肉至亲，我满怀柔情一心爱你，我打心底里爱你。我现在就可以证明，把唯一曾属于我的东西给你：然后一切就都归你了。求你了，韦莱娜，”她颤抖道，“让我保有这唯一的东西。”

韦莱娜打开一盏灯。“你说什么给予，”她的声音与骤然的亮光一样，冷酷坚硬。“这么多年以来，我像个苦力一样工作：我还有什么没给你的？这幢房子，这……”

“你给了我一切，”多莉温柔地打断她。“也给了凯瑟琳和柯林。但是，我们也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给你操持着这个挺温暖的家，难道不是吗？”

“唉，温暖的家，”韦莱娜说着，一把扯下了帽子。她满脸充血。“你和那个叽里咕噜的笨蛋。你就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我从来不带人来这个家吗？原因很简单：我怕丢人。看看今天的事吧。”

我清楚地听到多莉叹息的声音。“对不起，”她虚弱地说。“我是真心抱歉。我一直以为我们在这个家里能有一席之地，不管怎么说你需要我们。但是那就这样吧，韦莱娜，我们这就走。”

韦莱娜叹口气。“可怜的多莉，可怜人哪。你到底要去哪儿？”

答案过了一会儿才到，声音轻得如同飞蛾扑过：“我知道一个地方。”

后来，我躺在床上等多莉来吻我道晚安。我的房间在客厅一边，大宅的一个遥远的角落里，从前她们的父亲，尤利亚·泰博先生住过的地方。他晚年发疯，韦莱娜把他从农场搬到这里来住，他就死在这里，死的时候不知自己身处何地。虽然他去世已经快十五年了，那小便和烟草味儿混合的老人气味仍然浸透在房间的床垫里和壁橱里，壁橱里架子上搁着他从农场带回来的唯一一件私人物品，一面小黄鼓：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南方军团仪仗队参加游行，一路敲着小鼓唱着歌。多莉说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很喜欢冬天的早晨听着父亲的歌声醒来，因为他会在家里到处走动，生起火炉；后来他老了，后来他死了，她有时还会在印度草地里听到父亲的歌声。那是风，凯瑟琳说，可多莉对她说：但我们就是风啊——风收集了我们的声音，记下来，然后通过草叶和草地传来这些交谈讲话的声音——我明明白白听到爸爸的声音。

现在是九月里，就在这样一个夜晚，秋风会从遒劲的红色草叶间穿拂而过，一路释放出那些逝去的声音，不知那位被我占了床铺，在他躺过的地方入睡的老人，是否也在其中歌唱。

后来，我想多莉终于来吻我道晚安了，因为我感觉到她在房间里，就在近旁，于是我醒了；但这时已经是凌晨，晨光斑驳，如花叶树影，从窗口透进来，远处的人家传来鸡鸣。“嘘！柯林，”多莉轻声说着，朝我弯下身来。她穿着一身冬天的羊毛套装，戴着帽子，上面还有出门才戴的面纱，模糊了她的面容。“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

“去树屋么？”我说，恍惚间以为自己在说梦话。

多莉点头。“只是暂时。等到想清楚下一步的计划为止。”她看出我的恐惧，于是将手搁到我额头上。

“就只有你和凯瑟琳两个人，不带我吗？”我惊悸之下，打个寒战。“你们不能扔下我。”

城里的大钟敲响了，她仿佛等钟敲完才拿定主意。钟声响了五下，最后一声余音未了，我已经跳下床来穿好了衣服。多莉别无他话，只说了句，“别忘了带梳子。”

凯瑟琳在院子里跟我们会合。她背了个防水布的背包，东西装得太满，身子都歪了，她两眼都肿着，一直在哭泣。但多莉却出奇地镇静，对要做的事很有把握，她说没关系，凯瑟琳——等我们找到地方再来取金鱼。韦莱娜的房间窗户静静地关着，幽幽地在我们上方俯瞰着，我们小心翼翼从下面经过，无声地出了大门。一只猎狐犬冲我们叫了几声，但街上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一个失眠的囚犯，透过铁窗盯着我们，再没人看到我们穿过城镇。我们跟早晨的太阳一起到达了那片印度草地。多莉的面纱在微风中飘动着，一对雉鸡将巢筑在了我们经过的地方，两只鸟从我们跟前掠过，金属般的翅膀猛扑过鸡冠花一样艳红的草叶。九月的楝树捧出一大碗金碧辉煌的绿玉。会掉下来磕坏脑壳子，凯瑟琳说着，周遭的树叶将露水落下，洒了我们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