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方法
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经济的运行、运行机制和效果的学科，因而是介于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经济学领域它属于理论经济学，而在历史学领域它又属于专门史，因此研究经济史既涉及历史学方法，又涉及经济学方法。(38)实际上，现代历史研究早已从传统的叙述史学，步入分析史学的时代，而仅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进行记述、叙述或描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对这些现象和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39)如果要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和过程进行研究和分析，数据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一个好的计量经济史研究者，其学术背景应该是历史学、理论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有机结合”(40)。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亦认为经济分析的功能有三：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41)
本书以明清楚雄社会经济为题，而区域社会经济史也是综合性的整体史研究，其研究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历史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认识历史也必须是多视角、多层面的，只有那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42)而区域又是多层次的、不断变化的整体，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因此，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应采取多学科交叉、渗透和融合的方法，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民俗学等。在吸收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某些方法时，一切学科都可以成为方法论，一切都以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揭示问题为圭臬。(43)
实际上，上述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归于哪一学科，或为哪一学科所独享，比如实证研究法、计量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实地调研法，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几乎每一个学科都以其为研究方法和手段。因此，本书对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法、统计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实地调研法不再进行学科分类。下面择要述之。
经济史中的实证研究就是拿证据——可以是史料，也可以是特定的个案，来证实或证伪某种经济理论、观点。(44)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历史研究本来应当具有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功能。因而，一方面，应当将所论事物放在当时的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进行考察，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另一方面，要用当代的现代化概念和历史观，对所论事物及其潜在效应做出评价，也就是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方法论。”(45)而“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46)。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因而对所获得的史料也有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
计量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研究方法。对于经济事物和经济现象的研究，在研究其性质的同时，还应该研究其数量。盖因一切事物和现象，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还有量的规定性，它们是质和量的统一体，数量的研究不仅是研究手段，而且是研究目的。“经济现象多半可以计量，并常表现为连续的量。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计量的都应尽可能做计量的分析，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经过计量分析才能具体化，有时可改正定性分析的错误。”(47)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如果不能用明确的数字序列来加以表示和衡量，而只能用“一些”“较多”“很多”“几乎”等不确切的概念来描述，只能说明我们对它的了解是肤浅的，也就是说还没有进入科学的阶段。在经济史研究中，一些经济现象无疑是可以量化的，而进行计量分析需以已有的历史研究为基础，切不可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正如美国经济史学会原主席希德所说：“没有以往史学家所做质的研究，计量史学家也会走入歧途。”而对于历史数据的真实性问题，应抱有“信而有疑”的态度。所用数据要力求真实可信，不能随意选择，亦不可过度解读。
比较分析法或比较研究法是经济史常用的研究方法。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和同类社会经济现象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式，揭示经济发展多姿多彩的风貌。深化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不但要大力开展区域经济史的具体考察，还需要对各区域经济史进行比较研究，以及发展不平衡性转化的研究。(48)在实证研究中，主要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一是时间或时代方面的纵向比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田制、赋税制度的演进，跨越数个朝代，或一个朝代的数个阶段，因而可进行历史考察与比较。纵向比较，是依照时间的顺序对某一事物形成、发展、演变的考察，发现并总结事物在不同时段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和规律。二是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比如在研究明代山西田赋时，笔者曾将江南与江北、山东与山西进行比较，以揭示不同区域赋税征收的特点和趋势。在考察明代苏州赋税和财政时，笔者也曾将苏州与扬州、杭州进行对比分析。
实地调研法亦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除了经史子集和官方典章制度方面的文献外，走向田野，大力挖掘、整理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在“找文献”的同时，我们必须将收集到的地方文献置于当地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去“读文献”，只有将地方文献置于地方性知识和地方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才能真正做到“了解之同情”。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得到运用。尤其是近年来，原本属于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其社会科学化有渐趋流行之态势。其含义有二：一是采用社会科学已有的成果，作为解读史料的理论框架和工具；二是采用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49)在经济史研究中，吴承明先生视一切经济学理论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50)。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中，并不能抛开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方法运用。当然，在出入相关地方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同时，“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即田野调查法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对于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田野资料十分丰富的楚雄地区来说，尤其如此。
(1)《明史》卷三一〇《土司》，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7981页。
(2)王士性曾云“滇云全省弃于段氏，三百年间，士大夫宦游之迹不至”，参见[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西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112页。
(3)[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西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标点本，第106页。
(4)《滇略》卷四《俗略》，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九四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影印本，第141页。
(5)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9页。张显清主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万明：《明代财政的转型——以‹万历会计录›浙江田赋为中心的探析》，收入《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万明：《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文史哲》2015年第1期，第26页。
(6)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视角的转换》，《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第2-4页。
(7)侯官响：《明代楚雄府赋役征银考》，《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79页。
(8)《清实录》第三册《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5页上。
(9)方国瑜：《清代云南各族劳动人民对山区的开发》，《思想战线》1979年第2期。方国瑜：《滇池水域的变迁》，《思想战线》1975年第2期。方国瑜：《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10)董孟雄：《云南近代地方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杨寿川主编：《贝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1)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杨寿川：《云南矿业开发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云南烟草发展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12)方国瑜：《云南民族史讲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3)何耀华主编：《云南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4)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5)尤中：《云南民族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6)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7)王天玺、张鑫昌主编：《中国彝族通史》（1～4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8)龚荫：《中国土司制度》，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19)杨甫旺主编：《云南彝族土司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0)刘尧汉：《彝乡沙村社区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1)《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云南省编辑组编撰：《云南彝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2)[美]李中清著，林文勋、秦树才译：《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3)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
(24)汤国彦：《云南历史货币》，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5)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6)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27)袁国友：《云南农业社会变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28)张崇荣：《清代白盐井盐业与市镇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29)周靖：《云南黑井井盐研究》，云南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30)简修炜：《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期，第2页。
(31)简修炜：《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期，第1页。
(32)《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
(33)杨国安：《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象与方法刍议》，《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5年卷，第312-326页。
(34)[日]森正夫：《问题所在之提示》，收入《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第83号《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1982年3月，第1-4页。
(35)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36)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9页。
(37)杨国安：《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象与方法刍议》，《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5年卷，第319页。
(38)易棉阳：《论经济史研究中的经济学方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3页。
(39)霍俊江：《计量史学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40)刘巍：《计量经济史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41)[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2页。
(42)吴晓亮：《对社会经济研究的几点看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第18页。
(43)杨国安：《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对象与方法刍议》，《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5年卷，第326页。
(44)易棉阳：《论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方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6页。
(45)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46)[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朱泱等译：《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9页。
(47)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页。
(48)简修炜：《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方法》，《历史教学问题》1990年第1期，第1页。
(49)曹树基、刘诗古：《历史学的研究方向与范式——曹树基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12年第12期，第153页。
(50)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