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理论阐释求异与过程

如前文所述，解构主义认为，文体解构以接受主体而言，不是界定意义来告诉接受主体如何找到文体意义的理论，而是对传统文体理论模式等级对立的消解。它表明了单义界定文体意义在理论上的困难。文体解构注重从文本自身的矛盾关系来消解它，并且它又不绝对地否定对文本的多种文体解读的合理性。从这一点上说，在理论上，先锋文本给予接受主体的文体启示之一便是文体的解构式解读，如同现代意义的文体接受一样，比传统的文本解读更能充分体现接受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为了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我们先来看看传统的文本解读。

传统的文本解读大体上是与传统的文体模式相对应的解读理论。与作者的创造心理一般追求立异，力图脱出前人的窠臼不同，传统的文本解读的一般心理趋向于求同，即力图准确地把握作品的真实内涵，力图使自己的理解符合文本的原意。在传统的文本解读中，接受主体尽可能地消除文本中的不确定因素，因为不确定的东西往往无定形、无定质，读者难以认同。而对于头脑中原来并不存在的新鲜因素，读者往往不得不从自己已有的经验库存中搜寻与之相近或相通的经验加以改造和重组，使它与文本中的经验大体对应，从而反过来也丰富了以往的解读经验。但是这种丰富往往是与读者的阅读痛苦相伴而生的。虽然痛苦之中时常伴随着一种审美的愉悦，但这种审美愉悦远不如在文本解读中当文本描述的经验和读者以往的经验相一致时来得直接。当两种经验相一致时，接受主体由于自身的经验得到印证，求同心理得到满足，一种因熟悉而引起的亲切愉悦之感便油然而生。正因为如此，接受主体的创造性在文本解读中体现得并不明显。由此可见，传统的文本解读是一种注重同构的解读理论。而文体的解构式解读则一反传统的文本解读的求同心理，在思维层面上表现出了一种求异的特性。正因为如此，相对于不同的文本文体，解构式解读则表现出不同的意义。总体讲它的意义大致有二：一是它试图拆解确切的或非确切的文本本意；二是它试图填充或赋予原文本以新鲜的确定或非确定的文体内涵。显然对于追求确切意义的传统文本，它的具体操作则侧重于意义一；相反，对于追求非确切意义的先锋文本，它的具体操作则侧重于意义二。当然，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意义一与意义二往往是并置的。在这当中接受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将得到充分的张扬，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文体的解构式阅读在解构主义理论上的基本内容是找到文体的表现形态，即文本中相互对立的确定或非确定的文体因子，通过颠覆固有的等级关系使接受主体不停留在任何一个单一的文体因子上，并以此进入一种文体的解构状态。传统的文本解读是以探寻文本的中心意义以及语言的确切含义与特征为最终目的的，更确切地说它所探寻的这种固定含义是要求与文本的真实含义相一致的。它自始至终追求着确定的文本意义与语言意义，带有鲜明的人文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色彩。而文体的解构式解读并不注重最终的终极意义，只注重解读过程的本身，甚至完全忽略确定的或非确定的文本意义，更不用说这种文体与作品的文本的真实含义是否一致。重要的不是意义，而是接受主体的解读本身。解构主义认为这种解读不再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文体因子的解码活动，或能指与所指的表达关系，而是在文体的差异中显示出一种互文，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增殖，甚至可以说是程度不同的漫不经心的误读。它把确定的文本意义变成了历史神话，使文本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阐释的、循环的状态。近年来，对于先锋的实验文体的解读上评论家们也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如李以建的《叶兆言小说的建构与重构》、方克强的《叙事态势：建构与解构——评李其纲的中篇近作》以及陈晓明的《暴力与游戏：无主体的话语——孙甘露与后现代话语特征》等，这些阅读无疑在对先锋作家们的语言、文本与文体等方面的解构式解读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