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略论文体解构
——先锋文本的文体启示
一、先锋文本：对传统文体理论及观念的挑战
被学者们称作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的中国当代先锋文本，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到现在已经渐趋没落了，然而它带给我们的遗憾与思索不仅是思想意识、情感道德方面的启示，更在于“先锋派文学创造了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方法和语言经验，并且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改写了当代中国小说的一系列基本命题和小说本身的定义”(1)，以至于当先锋文本在80年代末期崭露头角的时候，颇具传统思想和文体观念的编辑们感到很疑惑：“这是小说吗？”于是从1988年开始，《收获》等杂志在目录中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栏目之外，又设立了“实验文体”这一栏目。从此以后（个别在这之前），孙甘露、叶兆言、格非、余华等先锋作家纷纷走向文坛，传统的文体模式开始被打破，以传统的文体观念来关注这些文本已成为一种虚妄，以至于陈晓明惊呼：“许多的后现代先锋作品，期待传统理论的解答几乎是不可能了。”(2)
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所谓的“实验文体”吧。
王宁这样概括“实验文体”：“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和风格，其特征是无选择技法，无中心意义（主题），无完整的乃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意义的中心完全被这种叙述过程打破散发到文本的边缘地带，对历史的表现成为某种‘再现甚至戏拟’。”
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孙甘露的文本。一些评论家这样以为，孙甘露的文本“叙事拒绝追踪语法的历史构成”。他的故事“没有起源，也没有发展，当然也没有结果，叙述不过是一次话语的放任自流的自律反应系列而已”，他文本中的人物也是零散的、象征性的、符号性的、不确定性的，文本所揭示的表层意义的环境也不知所云。
余华的文本则在叙事编码方面走得更远。最典型的是他的《世事如烟》，把一些算命、婚丧嫁娶等方面的荒诞事实强加拼凑在一起，人物的姓名均由阿拉伯数字的顺序担当，从而使人物及其性格淹没于数字符号的序列之中，结构上纯就是“关于虚构的虚构”。这一倾向的“文体”在中国古今的文本中也是罕见的。
格非语言的颠覆性在先锋作家中最为明显，符号化的倾向更为强烈，由于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他对利用情节套住情节的手法也比较喜欢，往往以一个次要情节引出主要情节，而情节间的关系又极为荒谬，有些所谓的情节往往以假乱真，幻想与现实相杂糅，以至真实的地名、人名常常故意弄错。
显然，用传统的小说文体模式：人物、情节、环境等诸要素去界定这些先锋文本已不太可能，先锋文本语言叙事的能指化，“人物”的符号化，不定的文本“意义”，断裂的叙事“情节”，从文体上讲，已构成了对传统文体理论及观念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