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

为了对本研究提出的6个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我们分别以城市居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三种类型为因变量，以上网频率、上网时长、公民技能、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社团参与和政治观念为自变量，同时引入性别、年龄、网龄、政治面貌（党员）、月收入为控制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在上述变量中，上网频率、上网时长、年龄、网龄、月收入、公民技能、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内在政治效能感、外在政治效能感）、社团参与程度和政治观念（臣属型政治观念、参与型政治观念、狭隘型政治观念）是定距变量，可以直接引入回归分析；而性别和政治面貌则是定类变量，在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先对这些变量进行虚拟变量处理，其中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类，政治面貌以非党员为参照类。

表3-15的OLS回归模型分别以“网络政治行动”（模型1）、“网络政治意见交流与表达”（模型2）和“网络政治信息获取”（模型3）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党员）、月收入、网龄为控制变量，以上网时间、公民技能、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社团参与和政治观念为自变量。从3个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控制变量性别对三类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正向影响，意味着男性在这三类行为上的参与程度均高于女性，但这种影响只有在模型3中是显著的；年龄的影响作用在模型2和模型3中是正向的，而在模型1中则为负向，说明年龄越大，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小，而通过网络进行政治意见表达交流、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却越大，但年龄的影响作用在3个模型中均不显著；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作用在模型1和模型2中是负向的，而在模型3中则为正向，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网络政治行动、在网上表达和交流政治意见的可能性越小，但借助网络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但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作用同样在3个模型中均不显著；政治面貌的影响作用在模型1和模型3中是正向的，而在模型2中则为负向，说明党员参与网络政治行动、在网上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比非党员大，但在网上表达和交流政治意见的可能性则比非党员小，但其影响作用在3个模型中也均不显著；月收入的影响作用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为负向，而在模型3中则为正向，说明月收入越高，参与网络政治行动、在网上表达和交流政治意见的可能性越小，但在网上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月收入的影响作用在3个模型中也同样不显著；网龄的影响作用在模型1和模型3中是正向的，而在模型2中则为负向，说明网龄越长，参与网络政治行动、在网上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而在网上表达和交流政治意见的可能性越小，但网龄的影响作用同样在3个模型中均不显著。

表3-15　网络政治参与影响因素OLS回归模型（N=877）

续表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作为自变量的上网时间，包括上网频率和上网时长2个变量，其中上网频率对三类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均有负向影响，意味着上网越频繁，参与这三类政治行为的可能性越小，但这种影响作用只有在模型1中是显著的；而上网时长在模型1中是负向的，在模型2和模型3中则均为正向，说明上网时间越长，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小，而在网上表达和交流政治意见、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但上网时长的影响作用只有在模型3中才是显著的。

公民技能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影响显著，回归系数分别为0.653（p<0.001）和0.298（p<0.001），说明公民技能越高，参与网络政治行动和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的可能性就越大，但公民技能对获取网络政治信息的影响是负向的，且不显著。

政治兴趣在3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76（p<0.001）、0.239（p<0.001）和0.468（p<0.001），意味着政治兴趣对网络政治行动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政治兴趣越强烈，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越小；而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与表达和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治兴趣越强烈，参与网络政治意见交流表达和获取网络政治信息的可能性就越大。

政治效能感包括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维度。其中内在政治效能感对网络政治行动、网络政治意见交流与表达和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均有正向影响，意味着内在政治效能感对网络政治行动、网络政治意见交流与表达和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均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作用只有在模型2中是显著的；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模型1和模型3中是负向的，意味着外在政治效能感对网络政治行动和网络政治信息获取均有负向影响，而对网络政治信息交流与表达则有正向影响，但其在3个模型中的影响作用均不显著。

社团参与在3个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5（p>0.05）、0.035（p>0.05）和0.039（p>0.05），这意味着，社团参与程度越高，参与网络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利用网络进行政治意见交流与表达和获取政治信息的可能性就越大，但这种影响作用均不显著。

从政治观念3个维度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来看，臣属型政治观念对网络政治行动和网络政治意见交流与表达的影响作用为负向，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的影响作用为正向，但只有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与表达的影响作用是显著的；参与型政治观念同样对网络政治行动和网络政治意见交流与表达有负向影响，而对网络政治信息获取有正向影响，其中对网络政治行动和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的影响作用显著；狭隘型政治观念对网络政治行动的作用方向为正向，而对网络政治意见交流与表达和网络政治信息获取的作用方向则为负向，但只对网络政治行动的影响是显著的。比较3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只有在模型3中，参与型政治观念的影响作用最大，而在模型1中，则狭隘型政治观念的影响作用最大，参与型次之，在模型3中，臣属型政治观念的影响作用最大，参与型次之。

综合分析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党员）、月收入和网龄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除性别在模型3中显著外，其余均不显著，说明传统的社会结构变量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解释力有限。自变量上网时间中的上网频率和上网时长分别只有在模型1和模型3中影响显著，且影响方向并不一致，意味着假设1基本未得到证实；自变量公民技能在模型1和模型2中均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且影响方向为正向，意味着假设2获得了证实；自变量政治兴趣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影响，但其中对网络政治行动的影响为负向，意味着假设3只得到了部分证实；自变量政治效能感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除内在政治效能感在模型2中显著外，其余均不显著，意味着假设4只获得了部分证实；自变量社团参与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也不显著，意味着假设5没有获得证实，而假设6则获得了部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