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回族六大聚居区的形成

“大分散，小聚居”是回族分布的显著特点。这一特点早在唐宋蕃客东来、元时回回人东迁之际便已显露出来。蕃客和回回人在中国居住下来后，为了宗教生活和婚丧嫁娶的方便，首先要建造清真寺和礼拜场所。久而久之，清真寺周围便形成了回族的聚居区。这些聚居区随回回人的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各地，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西安的化觉寺、扬州的仙鹤寺、杭州的凤凰寺、南京的净觉寺、北京的牛街清真寺、沈阳的南大寺等清真寺周围，历史上甚至至今仍然是回族聚居区。

明朝休养生息和移民实边政策的实施伴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屯、军屯和商屯很普遍，明代回族在元代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四处扩散，稳中有散，散中有聚。西北聚居区基本上是在元代的基础上稳定发展；西南聚居区的回族分布以云南为中心，向贵州、四川、广西等邻省扩散；江南聚居区除回回军人防驻、军匠务农外，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西北的一部分回回移居江南；东北聚居区在元代为官留居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避难入居、经商传教落籍的商人和传教士等。其他地区，回族居住的情况虽然分散，但人们还是在大分散的客观形势下，尽量争取小的集中。因此，凡有回族居住的地方，无论城镇乡村，总是一片片、一块块地集中在一定地段、街道、山村或寨子，很少有回民独家村。而且，回族居住区多分布在交通线上或靠近交通线，以保持与邻近地区的联系。因为只有小集中，才能保持呼应联系、应酬交往，才能互相帮助，团结御侮；只有小集中，才便于嫁娶结亲、殡葬吊亡；只有小集中，才有力量兴建寺院，礼拜念经。总之，“围寺而居”的小集中使处于大分散状态的回族人民保持着紧密的社会联系，开展着统一而正常的宗教活动。小集中，使回族人民虽历经六七百年的风雨考验而未被吞噬湮没，反而日益发展壮大。这样，回回人“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最终形成并趋于定型化。

明代，回族聚居区不断扩大，基本上是通过五种方式定居中国：入仕为官，携眷定居；来华蕃客，外交经商；随军征战，屯田留华；强迫同化，通婚进教；源自外地，迁徙而来。

在回族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过程中，明时的卫所制度和屯田制度起了关键性作用。明初，在边地实行了卫所制度，出于解决卫所士兵的粮饷问题，政府开始推行屯田制度，主要有军屯、民屯和商屯。就西北来说，军屯是西北屯田的主要类型。明朝在西北设立了羁縻卫所，卫所的士兵不仅要负责戍守之责，还要屯田生产。军士不用缴纳赋税，且生产工具由国家提供。军屯在正统（1436—1449年）以后开始衰落，政府开始招募大量流民迁移至西北。此后，民屯逐渐兴起，其主要力量是移民和流民，民屯由地方政府管理。

明代，屯田已不仅是国防经济的特殊手段，更被作为固定的财政开源办法。屯田方式已经制度化，军屯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度，而彻底的解决办法是军屯土地的私有化。另外，继元代虞集（1272—1348年）提出动员私人资金组织开垦的商屯方式后，明代也创建了商屯方式，商屯实际上是民屯的特殊形式，明朝为了解决粮饷问题实行“开中法”(2)，商人往边境运粮饷以换取贩卖食盐通行证的“盐引”，后来商人直接在边地雇人开荒种地，是为商屯。在这些盐商中，除了本地的地主兼商人，更多的是“客商”，回族商人当然不能缺席。

明以前，回族以经商者居多，从事农牧业的很少，但到了明代，由于政治地位的下降和政府移民，西北地区的回族逐渐增多并聚集。明朝实行卫所和屯田制度后，大批回族人参与其中，包括军屯、民屯和商屯，在此基础上，回族建立了很多自己的村屯。此外，“明朝还对大量内附的回族，在西北就近作了安置，开设卫所和屯田，把回族组织到其中，任命其头领担任卫所的指挥、千户、百户等官职，这也是形成大批回族村屯的主要原因之一”(3)。在此影响下，西北回族人口迅速增加，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很多农牧结合的回回村屯。

表3-1　明时回回聚居地区军屯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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