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国内文献
2.2.1 关于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有关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讨论的热点主要集中于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上，主流思想是以重工业为中心，同时兼顾农业和轻工业的合理发展。周振华（1992）(18)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包涵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合理化两个主要内容。郭克莎（1999）(19)指出，由于我国工业比重过高，工业品的供给水平超过了人均收入水平及需求结构决定的正常需求水平，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缓慢，产业结构偏差引起的产品供给结构不合理，进而导致总供求失衡，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黄一乂（1988）(20)提出我国应当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李泊溪（1995）(21)等人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约束条件，认为应当优先发展基础设施、能源等产业。朱争鸣（1988）(22)等将需求结构和产业关联度作为主导产业的筛选指标，提出汽车业和建筑业优先发展的建议。此外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江小涓（2011）(23)认为，应当逐步消除金融、电信等垄断行业的进入障碍，通过竞争促进服务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改善服务。蔡红艳（2004）(24)研究发现，大力发展金融业能够实现我国资本的优化配置。Hongtao Liu（2010）(25)通过比较中国和巴西两国在经济发展战略的差异发现，中国通过实施出口促进战略保持经济增长，而巴西的经济则相对封闭，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和巴西人均GDP水平接近，但到2000年代中期，中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巴西的4倍，实证结果表明两国经济增长的差异主要源于产业发展战略的差异。关于三次产业的比重优化问题，郭克莎（1999）(26)认为我国与标准模式相比，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比重过低。而张世贤（2000）(27)却认为，由于工业投资效率高于第三产业，我们不应当完全照搬国际模式，应当充分利用工业的比较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而第三产业只有打破垄断，才能提高效率。刘元春（2003）(28)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制度转轨、对外开放以及二元经济转型等因素相互作用、协同发展的结果。
2.2.2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途径的研究
江小涓（1999）(29)认为政府没有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实际上更多的是市场机制引导的结果。周叔莲（2001）(30)指出，科技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科技创新使不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差异，从而导致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间流动，最终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又反过来助推科技进步。胡向婷（2005）(31)分析发现，贸易成本、地方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的增加促使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趋同；政府主动的纠正性投资行为将从整体上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的优化。Young和Sandra Poncet研究发现，中国国内省际间贸易商品平均关税超过了同期欧盟成员之间的关税，并且，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他省产品的21倍。而张军和Barry Naughton（2001）却认为我国近年来区域之间的行业间和行业内贸易总量不断增加。对于外商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李德军、甄文富（2007）(32)、高峰（2002）(33)认为，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部门，造成了我国工业过度扩张而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问题。朱慧明、韩玉启（2003）(34)认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少。郭克莎（2000）(35)还指出FDI投资的变动具有周期性特点。杨俊龙、张媛媛（2004）(36)、王璐（2008）(37)、张婧（2001）(3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促进了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王璐（2008）(39)却认为过度依赖外资削弱了我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甚至可能威胁我国的产业安全。但同时张淑玲、卢婵君（2007）(40)也指出FDI加大国内产业竞争，有利于国内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严武（2013）(41)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长期以来沿海地区引进的外资主要是以低附加值的三来一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广东省产业结构优化（以非农产业比重表示）的影响存在负面效应，从而对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并且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人力资本是将技术进步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主要途径，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增强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了当地企业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进而也就验证了FDI能够通过间接的途径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思路，何德旭、姚战琪（2008）(42)提出应当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发展以带动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郑长德、刘晓鹰（2004）(43)提出应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来带动城镇化；西部民族地区拥有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等优势，应当按照市场导向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并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提高核心竞争力，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林毅夫（2002）(44)认为许多国家在转型经济过程中由于产业发展战略偏离了比较优势原则，使得许多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蔡防、王德文和王美艳（2003）(45)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了工业竞争力的内涵与决定因素，并用相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描述了中国工业结构对比较优势变化的反应，从而得出中国要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技术赶超，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王永贵（2002）(46)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单纯地从资本和劳动角度分析技术类型选择，对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实际意义，他认为中国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该将技术战略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战略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把握好技术前沿，具备技术赶超的能力。里昕（2013）(47)根据地区的禀赋特点提出，西藏产业发展的政绩考核目标应以民生、生态为主，并建立生态产业发展的外部性补偿机制。王少国（2014）(48)分析了北京市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指出产业结构变动促进了就业的增长，但就业增长的变动率存在滞后性，提出应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以增强经济的就业吸收能力。
2.2.3 关于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
针对贵州地区所处的特殊地理和经济环境，张虹（2010）(49)指出，贵州由于喀斯特地貌分布较广，农业基础薄弱，劳动生产率低，并且农业产业化程度和发展质量不高，导致其缺乏竞争力；工业发展滞后，主要为能源、矿产开采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尚处于工业化发展初级阶段，并且贵州产业集中度比较低，尚未形成范围经济和规模效应；第三产业主要以传统餐饮业、批发为主，质量不高，三次产业仍处于资源型、重型化和初级化的低水平状态（郑长德，2009）(50)，导致西部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较低（郑长德，2011）(51)。刘大泯（2000）(52)指出，贵州工业的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国有经济占比4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3.5%。另外贵州工业产品结构单一，大多数是资源型产品，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占有率过低，市场竞争力较弱。武鸣（1999）(53)建立了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结构分析模型，结果表明，贵州的产业结构严重不均衡，60%以上的产业部门不足以维持省内平衡，需要从省外调入，有盈余生产能力的产业部门主要集中在密集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业。由于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不足、产业结构层次低下，贵州现有的产业结构是调入远大于调出的不平衡格局。宋文平（2005）(54)认为贵州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能源工业、矿产采掘业以及旅游产业等方面，而在高科技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等方面没有比较优势。谢松（2008）(5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贵州第一产业与GDP成反比。张立胜（2005）(56)指出贵州的工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主要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和高能耗型产业，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张树全（2007）(57)、张婷和田忠（2012）(58)指出贵州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大，劳动生产率不高，认为贵州应当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新型工业，积极参与区域分工，避免重复建设。
2.2.4 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方法
在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方法上，衡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主要有两种，一种常见的指标是第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另一种是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即把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赋予权重后再加总。徐德云（2008）(59)（详见下文6.2.1节的分析）、李懿洋（2011）(60)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比较了甘肃省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大小，认为第三产业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的贡献较小。毛军（2014）(61)选取我国31个省域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研究发现我国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着非线性特征；并且财税政策对教育的投入偏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有限。魏燕（2012）(62)采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研究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就业差异的影响，并构造了产业结构升级系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我国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科技投入数量多，技术进步的提高反而减少了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挤出效应；对于产业结构升级而言，其对东部地区就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科技投入的增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岗位。施卫东（2013）(63)运用“金融区位墒”测算16个城市金融服务业集聚度，并计算2004—2010年面板数据中的个体固定效应，分析金融服务业集聚度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金融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对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在引入的四个控制变量FDI、人力资本存量、技术进步和政府干预中，前三个变量都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负。
2.2.5 有关产业优化政策的争论
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以张维迎（2015）(64)为代表的自由经济学派认为，产业政策类似于国家干预的计划经济，其弊端是扼杀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滋生寻租和腐败。他们认为我国近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逐渐放开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管得越少，经济发展越快；其次，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不利于充分发挥地区的比较优势，斯密、李嘉图和杨小凯等都指出，自由市场才是最能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新兴产业转型发展可以通过风险投资来给予支持，而不需要政府进行盲目的投资；再次，产业政策抑制了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与创新，而科技创新及其应用主要源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张维迎，2015）(65)，由于现行考核制度下政府官员并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促使其冒巨大的风险来制定未来才能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同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去判断未来，因此，过去的事实也证明，大部分产业政策都以失败而告终（张维迎，2015）(66)。许小年（2016）(67)认为，政府干预配置资源的效率不可能比市场高，因为政府官员没有足够的激励，也没有足够的信息，经济增长的源泉只有两个，一是增加资源投入，但这是不可持续的；二是通过创新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凯恩斯设计了反周期的政策，却没有一个周期理论作为基础；凯恩斯认为由于市场失灵导致市场不稳定，需要政府干预，但是他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政府官员就比市场更理性。此外，杨小凯等（2003）(68)还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的贪污腐败、产业政策低效等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因为没有先进行“共和宪政”的制度改革，而是先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结果。
而以林毅夫（2012）(69)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主义认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必要条件，没有产业政策的经济发展大多数都是不成功的，“有为的政府”必不可缺。虽然产业政策也经常失败，但并不是全部失败，并且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执行能力不强、赶超战略违反比较优势等，导致产业缺乏自生能力，只能寻求政府保护和补贴。虽然西方工业革命与企业家精神有关，但技术创新还依赖于政府支持的基础科学革命，以及专利、产权制度建立，在这些方面政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奇迹不能完全用自由经济来解释（林毅夫，2008）(70)；其次，从动态比较优势的视角看，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需要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作出相应调整，同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等，这将面临外部性问题和利益协调问题，新兴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风险性，需要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偿。这些调整如果通过自由市场来完成，将会产生巨额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因此需要有政府的参与、协调或直接提供，通过政府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优先支持能够产生最大贡献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发挥后发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原因（林毅夫，2003）(71)，既然风险资本都能够投资于新兴产业，同样也是极高的失败率，为什么政府就不能投资于新兴产业（姚树洁，2015）(72)；再次，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技术应用层面或产品层面的创新，这些创新都要以基础研究的突破为前提，虽然国家每年对科研的投入经费较多，并且大多数的资金投入都没有产生应有的价值和成果，但这并不妨碍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苏剑，2012）(73)。因此，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而不是全盘否定产业政策本身。黄益平（2015）(74)则从什么是成功的产业政策出发，提出成功的产业政策应该包含五个要素：顺应市场、不限制竞争、谨慎干预、有退出机制和做事后评估。
2.2.6 产业结构优化的其他研究视角
关于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原毅军、谢荣辉（2014）(75)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发现正式和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减排调整具有正面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规模均不利于产业结构向减排方向调整。王立平、刘敏、张海波（2014）(76)指出，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出口占GDP的比重、能源效率等促进了二氧化硫的排放量，而产业结构升级与二氧化硫排放量呈负相关关系。彭冲（2013）(77)基于1978—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产业结构的演进对经济波动周期的影响，指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逆向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波动处于衰退的低谷时期，正是产业结构进行合理化调整的最佳时期，因为产业结构合理化会减缓经济衰退的幅度，具有熨平效应；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性。
对于新兴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柯善咨等（2014）(78)指出，城市从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型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城市人口跨越了43.5万门槛规模，可以同时实现上下游关联产业的集聚经济效应；且城市规模越大，从本地市场效应中所获得的集聚效应越高；但是人均产出效率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规律。他们最后估算出城市人口最优规模为245万人的结论，根据这个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规模仍然偏小。价格机制是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重要手段，盛朝迅（2012）(79)研究发现，长期以来我国对服务业存在的歧视使得第三产业产品的价格被严重低估，我国一、二产业产品价格上升快于第三产业产品价格，这不利于我国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龚强等（2014）(80)研究发现，当产业技术和产品发展到成熟阶段时，风险较低，银行作为融资渠道是较为有效的；而在创新和研发作为关键要素的高新技术产业中，由于存在较高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以及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支持作用更为有效。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需要金融结构的调整升级相适应。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金融结构也必将随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徐敏和姜勇（2015）(81)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在2002年以前扩大了消费差距，之后存在缩小的趋势；中部的产业结构升级扩大了城乡消费差距，西部则缩小了差距。沈利生（2011）(82)指出，我国的需求结构中，投资和出口的比例较高，消费需求的比例过低，而投资和出口主要是第二产业的产品，因此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拉动了第二产业的快速增长，而消费品主要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缓慢是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关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刘培森（2014）(83)采用空间计量的方法分析了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指出由于中小型银行在银行业中的市场占比过小，与市场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占比不相适应，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增长效率，因此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积极作用。张强、韩俊莹（2015）(84)基于非线性门限向量自回归（TRA）模型，研究中国信贷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信贷政策对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随着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增加，对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变化影响不大，对第二产业的促进作用较强，而对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并且对第三产业的促进效果明显小于第二产业，因此我国信贷政策在扶持发展第三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还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