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国外文献
关于结构的含义，瑞士的结构主义者皮亚杰（J. Piaget）(1)认为，结构是一个系统内部各种成分之间以及各成分与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的各种关系的组合；而关于产业结构的概念，美国经济学家泰勒（L. Taylor）(2)指出，产业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体系通过其制度和经济行为，在资源分配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各种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国外关于产业结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理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理论以及产业的空间结构理论。
2.1.1 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理论
英国的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57）在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91）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将下降；第二次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但势头逐渐趋缓，第三次产业比重逐渐加速上升，并且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58）(3)的研究进一步指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从70美元—1000美元），农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下降，并且就业比重下降幅度较大；工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持续上升；而服务业部门的产值比重虽然上升不大，但就业比重却上升较大。此外，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 G. Hoffmann）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定理”，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比例（即消费品／资本品）将不断下降(4)。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1989）(5)通过分析经济增长与结构演变的关系，并根据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归纳分析，构造出一个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该模型不仅为评价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否“正常”提供参照标准，而且为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虽然该标准是否普遍适用还有待商榷。Franco Malerba（2007）(6)分析了创新和产业之间的动态关系，认为有创新能力的消费者、企业的创新技术进步和构建合作创新研发网络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2.1.2 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 Lewis）(7)提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框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部门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将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直至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产业结构完成优化。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1953）(8)将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六个阶段，各个阶段都要求发展相应的主导部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美国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A. O. Hirschman，1958）(9)进一步指出，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企业家缺乏和平衡增长的不可行性等原因，发展中国家应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重点发展一部分重点产业，并通过关联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发展，进而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J. Stiglitz）认为，美国经济结构优化过程的本质是资源配置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调整过程(10)。Yu Zhou，Yifei Sun（2008）(11)指出，中国目前依然是技术的追随者而不是创新者，FDI对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扩散和产业优化的作用有限。Trevor A. Reeve（2002）(12)通过探讨决定产业结构的原因指出，除了政府的产业和贸易政策、产业的特点之外，要素禀赋结构的供给对驱动产业结构的变动有重要的影响，而物质资本和教育的投资则影响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通过政府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影响地区的产业结构模式。Claustre Bajona, Timothy J. Kehoe（2006）(13)指出在要素价格相等的国家，由于人均资本的初始禀赋差异将导致两国收入差距收敛或发散，并且要素价格在短期内的均等化并不意味长期能够保持。
2.1.3 产业的空间结构理论
克鲁格曼（Krugman，1991）(14)的“核心-边缘”模型认为，产业集聚的根本原因是规模经济，而前向和后向关联与本地市场的循环累积效应共同促进了产业的空间集聚，在外部条件原本相同的两个区域，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与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最终演变出完全不同的产业结构。当运输成本降到临界点水平时，由于运输成本的前向效应和后向效应，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将向某一地区聚集，制造业逐步演变成一种“中心—外围”的经济格局，并且通过本地市场效益促使经济集聚越趋明显。而Donald. R. Davis（1998）(15)质疑克鲁格曼（1980、1995）提出的“产业结构由国内市场规模决定”理论，认为克鲁格曼只考虑了异质产品之间交易的运输成本，他认为在差异产品和同质产品具有相同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加上区域间的贸易壁垒等因素，提高了区域间的交易成本，最终使得区域间的贸易量下降，区域内的贸易量上升，因而区域内市场规模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将消失，产业结构与城市空间集聚规模的效率有较强的联系。Hausmann R. and Klinger B.（2006）(16)指出由于资产专用性和不可替代性，加上各国的比较优势差异在空间分布上并非光滑连续的，而是非常异质的，因此各国可以通过改变它们的生产结构来提高其出口商品价值。Donald R. Davis and David E. Weinstein（2008）(17)指出，产业内贸易不仅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结果，要素禀赋的差异化和市场规模也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