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继承大师创新理论
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呢？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习掌握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一、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立场
第一，坚持马克思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立场。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离开了人民群众就离开了根本。理论研究一定要代表、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按照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社会上最基本、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理论创新要有利于充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创造。坚持“人的劳动是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的基本观点，正视作为劳动资料的天然品自身就有价值，懂得在人们认知的前提下自然力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
第三，学习和继承马克思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以及灵活多样的科学方法。在研究工作中，马克思始终坚持求实和公正的态度。他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30)我们只有从历史事实和新的实践出发，从不断变化的客观事实中去总结规律、构建理论，才能掌握真理、解释现实、指导未来。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经济社会变化太大了，依靠宽泛理解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不从基础开始，任何伟大的建筑师都无法构建雄伟壮丽的大厦。必须以自然、社会和一切经济事实为对象，从基本概念研究开始。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1)他还深刻地预言：“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32)可见，纠正错误、发展理论，是先贤的心愿。他们希望后辈学子的认识更加接近真理。
二、现实反省与学术革命
学术是什么？学术应当是学者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等规律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是人的思维成果的表达。学术的作用、价值和意义何在？在于指导人类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生活实践。人类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规律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学术更应走在前列。有学者说，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不只是求异，更是求真、求是。学术的任务是不断深化对规律和真理的认识。然而，有实干家认为，人的认识取决于实践，只有社会实践发展，才有学术的发展。笔者以为并不尽然。二者应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说不清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即使是以实践为前提的专业学科理论，也应站在实践的前沿，学者应当成为人类文明的排头兵。若学术老是跟在实践的后面，成为实践的尾巴，学术还有多少价值与指导意义呢？
纵观学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笔者以为学界应当反思反省，发起风气整肃和方法革命，并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
其一，对象错位，本末倒置。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事实及其规律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客体。既有理论是学者研究社会所获得的成果，是社会现象和社会规律的摹写和表述。社会规律纷繁复杂，且非肉眼可见，要在充分占有材料基础上进行抽象、概括和提炼。理论成果不过是描述社会规律形成的“影子”，可以作为新一轮研究的参考材料。可是一些学者把对象搞错位了，他们不去研究社会现实，而是专门去研究“影子”——文字材料。他们不深入社会，不考察社会，不研究社会，纯粹地继承和研究别人的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怪现象：说是社会科学专家，却对当今社会知之甚少，即使熟悉一些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和书本知识，也对许多社会问题提不出解决办法。他们搞科研，仅仅局限于看书和上网，善于寻章摘句，罗列这本书这样说、那本书那样说，就是说不出当今社会客观实际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客观规律怎么样，一本几十万字的书近半引用他人原话和资料。同病相怜的编辑还称赞其读书多，有积累，有学问，又诚实。殊不知这种毫无创意的剪辑和粘贴真的没有多少价值，既浪费印刷发行经费，又浪费读者时间。有人批评这种学者是理论脱离实际，其实，如此做学问，理论也不能深究。学术研究是一定要读书的，但是，只读书而不考察社会和研究社会，就是写出文章，也无大用。从书本到书本是不够的。因为，他人的著述是他人观察和研究社会的成果，即使不乏真知灼见，也包含着主观成见，而不是客观事物本身；是从某一视角看社会的一己之见、一家之言。他人的著述可做参考，社会及其规律还需要自己去考察。这与找对象必须相亲、必须交往是一样的道理。人家给你介绍对象，你看了对方照片、视频、档案材料，听了媒人介绍，听了其同学、同事、老师和领导的评价，都说很好；然而，见面和交往后，你可能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直接交往才能获得真切的感觉和体验，才能发挥人脑思维的个性化功能。搞研究的怎么可以脱离对象呢？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一日千里地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当时是光灿鲜果，至今可成枯叶黄花。社会科学不以社会为对象，不深入社会，不紧跟时代步伐，肯定出不了优秀成果。古人尚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桩事”，当今学者怎么可以只凭书本和网络研究社会呢？
其二，崇拜权威，滥用引证。一些学者读名人之书，不是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视名家为神明，崇拜盲从，把名作等同于真理，把名家的话视为金科玉律。具体表现为：一是对名家讲过的结论不敢突破，视为千古不变的教条。当结论与事实不符时，不是去发现，去创新，而是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和削足适履的手段来歪解事实，或是曲解学术概念，无限扩大概念的含义范围，使其能容纳现实。可悲的是已将作者原意篡改得面目全非了也还不能圆满地解释现实问题。一些虔诚的维护者对理论的阐释经常达到连理论创立人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地步。很难说这些好心的崇拜者是对作者的尊重，还是对作者的亵渎。二是人云亦云，以引证代替论证。写文章没有自己的想法，甚至说不出一点自己的理解。若问本观点为什么正确，他们就引证世界名人这么说，本国专家也这么说，所以就正确，即使社会变化了，也应相信其正确。全篇都是名家怎么说，就是不谈自己怎么看。三是以名家研究为止境，不敢探索新领域。错误地认为名家研究了，必定到顶了，没有必要再研究，也没有可能再深入下去了。比如，对劳动的研究，马克思提出了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等一系列概念，但尚未深化。劳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应当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大领域，然而，成千上万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没有几人去研究？这与权威崇拜分不开。四是明知名家错误，也不敢予以纠正。世纪巨人毛泽东在1957年写给《诗刊》的一封信中，将“贻误青年”的“贻”字误写成“遗”字。这封信手迹公开发表之前，编辑、主任、主编都应该看过吧，但没有人指出这一笔误。信发表之后，看过的人何止万千，却只有北京大学一位涉世不深的学生敢写信给毛泽东直言指出“遗误青年”的“遗”应当是“贻”。毛泽东欣然接受这个意见，并要求《诗刊》编辑部予以更正。伟人和名人都是乐意接受指正的，是旁人为尊者讳(33)。在我看来，在学术领域里，要真正解放思想、促进创新，就必须平视权威。因为学术领域与管理领域不同。管理领域需要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统一步调，全局一盘棋，需要下级服从上级。在学术领域中，只有地位平等、心理平等、思想自由，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的学人为了维护权威，宁肯曲解事实，他们只对权威和定论负责，而不对事实和真理负责。这样，他们只会注释权威、论证权威，永做权威的奴仆，绝不可能有自己的发现和创造。
其三，心理浮躁，浅尝辄止。市场经济体制把国人引向富裕，同时，也导致人们对物质利益看得过重。由于管理体制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原因，许多学人经不住即时利益的诱惑，耐不住深研久磨，尽搞一些短、平、快的作品。注重产量、忽视质量，学术“注水”现象十分突出。一句话详述为一论文，一论文稀释为一部书。有的书籍名为学术著作，洋洋洒洒数十万字，大多是杂志和网上整合的东西，“要说有功夫，全在剪贴上”；毫无新意，更无价值，却借此可以评出高级职称来。这种种行径，哪里还顾得上学术研究遵循“钻井原理”、钻得深才能钻出水！
学人心气浮躁表现为不愿深入研究社会，而是在书斋里闭门造车，也不愿广泛阅读、筛选材料、分别真伪。有的浮躁者，文章观点全无新意且不说，就是句子也没有拉通顺就付梓了，对己对人皆不负责任。
中国之学人，原本是很看重道德、气节和功业的，现今，有的人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把学术良知遗忘了。数量巨大的文字垃圾，把他人金子般的好文章也给淹没了，把读者的好时光也浪费了，罪过不小。
其四，概念套叠，故弄玄虚。有的学者喜欢靠制造概念来做学问，用概念来解释概念，好像概念越多、越抽象就越有学问，硬是把简单的道理复杂化。明明可用一句通俗的话讲清楚的问题，硬要用一段难懂的话来讲。句子个个都正确，概念个个都深奥，但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他们忘记了“真理朴素”“大道至简”的常识。写书和做文章总要让众多读者看的，若全是一些常人看不懂的概念，又有几人能读呢？
其五，急功近利，抄集整合。有些人做学问不是出于一种责任，也不是凭兴趣，而是出于功利。下半年要评职称，上半年就赶几篇文章。古人说不是有感而发的文章是“无病呻吟”；今人的一些应景文章，就连呻吟也没有，只是看看目前什么话题比较热门，就找几本相关的杂志，网上下载几篇相关文章，整合一下就当作成果予以发表。这些“快餐”作品，有点小火花就很好了，不可能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
这种急功近利的学风与当前的学术制度不无关系。年度考核以当年发表的文章篇数和论文字数作为尺度，并以此为依据核发奖金与补贴。这种管理引导学人只求产量不顾质量。评职称看你是否有著作，却没人管你是否粗制滥造。一部著作又要求有多少万字以上。认为著作部数越多越该评上高职称。古代学人只求一生一部书，而今人却是一年能出几部书，就是“神来之笔”也难免劣质。老子的《道德经》堪称经典，全书约五千言。孔子弟子为其整理的《论语》，实为千古名作，全书20篇也仅15900字。怎么可以用篇幅长短来评判学术著作的价值呢？此外，学术界的行政化、等级化和官本位也严重禁锢了人们思想，阻碍了创造力发挥。
三、致力创新经济理论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
站起来吧！(34)
这是青年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神圣家族》一书中引用的一个警句。
马克思当年就是敢于站起来，敢于独立思考，大胆突破古典学派鼻祖威廉·配第及其后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学说的局限，才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伟大，不仅在于他创立了辉煌的理论，还在于他为理论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要“看得更远”，就须“站在伟人的肩头上”。在继承伟人学说的基础上，能够不断拓展思想和理论的空间。
习近平指出：“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35)有识之士说：“思维方式的历史感要求我们正确地对待前人，包括对历史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要如实把他们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肯定他们的功绩，认识他们的局限，既不要神化他们，也不要苛责他们。评价前人实际上也是对自身水平的检验和鉴定。”(36)这话说得公道、辩证、充满哲理！马克思的学说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笔者研读《资本论》，学习马克思，旨在继承和发展他的经济理论。发展是最好的学习和继承，因此，笔者奋力求索，试图创立新的经济学说，以适应新时代对新经济理论的迫切需求。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拘泥于个别词句，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科学研究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科学家能起到怎样的作用？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拉尼在一封信中谈到这个问题：“科学是人类理解世界的许多途径之一。它是一项从错误中不断提高认识，但永远不会抵达终点的人类活动。因为我们科学家总是处于寻求真理的过程中而不是到达真理，所以我们需要相互帮助，以便找到正确的道路。自然科学的合作没有界限，科学的领先者只是暂时的，我们必须聆听新的声音，无论这些声音来自何处，因为它们将是明天智慧的源泉。没有新的观点，科学就失去了生命。”(37)
世界无限，事物无限，实践无限，人的认识无限。人类思想发展原本就有无限空间。多数人具有思想创造的能力，但由于受私心蒙蔽、利益诱惑、观念束缚，以及知识与信息的局限，有时屈服于权威和教条的影响，才变得盲从、僵化和呆板，因而创造力锐减。
读书、实践和思考是追求真理征途中的三段崎岖小道，缺少其中一段探索就少得许多真理的瑰宝！
宋惠昌说：“我们比前人有一个优越性——我们有着前人一开始所没有的，由他们所造成的最高的理论起点。所以，我们不应当没有勇气和信心。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前人留下的空白，只能由后人去填补！”“只为和前人平分秋色，就需双倍于前人的才华。”(38)
我们欣逢变革时代，又有从前人创造的最高理论起点出发的机会。我心凌九霄，鸟瞰天下；我始于基层，熟知社会；我阅历丰富，感悟深刻；我眺望远方，冥思苦想，试图穿越历史迷雾透视真理内核，并予以粗略描绘……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
(3)顾海良、张雷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第21-22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
(6)杨珍：《如何研读‹资本论›》，浙江行政学院讲学课件，2016年1月7日。
(7)弗·冯·维塞尔：《自然价值》第114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6月版。
(8)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第32-33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3月版。
(9)萨谬尔森：《经济学》中册，第255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3月版。
(10)转引自：赵振华：《国外劳动价值论研究综述》，《28位专家学者谈劳动价值论再认识》第33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9月版。
(11)何帆：《21世纪资本论导读》第272页，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版。
(12)罗曼·罗斯多尔斯基著，张开译《评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及其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意义》，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2014年第6期，第1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
(15)《资本论》第1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16)朱剑红：《6.9%，是个不低的速度》，载《人民日报》2016年1月20日第10版。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43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分册，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6月版。
(22)《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8月版。
(23)萧萧：《“微信之父”张小龙》，载《报刊文摘》2016年1月20日。
(24)杨珍：《如何研读‹资本论›》，浙江行政学院讲学课件，2016年1月7日。
(25)参见《201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保有量及应用领域分析》，数据来源：IFR，中国产业信息网。
(26)《资本论》第1卷，第83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27)晏智杰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前提有三个暗含条件：即物物交换、简单劳动和劳动以外的要素无偿。见王志华《大系统价值学说》第17页，广东经济出版社2004年3月版。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
(29)钱俊生主编：《当代科技简明教程》第11-12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9月版。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11月版。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91页，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
(33)赵化南：《莫为尊者讳》，载《报刊文摘》2003年9月5日。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12月版。
(3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第1版。
(36)张绪文：《思维方式的历史感——‹反杜林论›的方法论启示》，载《学习时报》2004年5月15日。
(37)廖红、王恒：《科学家也有可能阻碍科学发展》，载《学习时报》2004年8月30日。
(38)宋惠昌：《谈谈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几个问题》，载《理论动态》1489期，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