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与互联网科技公司竞争的16年

目前公认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的领先主要体现在移动金融上，而移动金融的主要推手正是以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为代表的互联网科技公司，银行原本“平稳有序”的信息化步伐也是被这些跨界竞争者们打乱的。

1.2.1 交锋：里程碑事件

提起中国的互联网科技公司，读者自然会想到头部企业BATJ，其中，对金融行业改变或者说挑战最强的当属阿里和腾讯，除此之外，形形色色的科技公司也都曾加入这个纷乱的战局。下面笔者将介绍互联网科技公司与银行间“交锋”的一些里程碑事件。

1．硝烟升起

2003年，创立仅三年的阿里巴巴打出了竞争的第一枪，淘宝网在马云先生的杭州寓所诞生，这个C2C网站最初还不足以引起银行的警惕。同年10月，支付宝上线；11月，用于辅助购物交流的即时通信软件阿里旺旺上线，中国电商的基本模式“全国性集市+即时性互动+第三方支付”形成，并且延续至今。

第三方支付的兴起，标志着互联网科技公司跨界到银行的传统领地——“汇”。“存贷汇”一般被认为是银行的传统业务，其中的“汇”就是支撑人们完成转账、支付等业务操作的基础性金融功能，其背后有一张成本不菲、规模巨大的清算网络。触碰了这一领域，真正的“硝烟”就渐渐升起了。

这一时期，四大银行陆续开展了全国性数据集中，网上银行也在兴起，其实，就技术方面来讲，尽管阿里巴巴这样的科技公司确实有冲劲，但是论起资金、硬件、技术人才等资源，大型商业银行依然是很有优势的，而且从当时的表现来看，大银行还是走在科技公司前边的。

但是，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是这些科技公司的发展速度。2003年，中国C2C电子商务市场全行业交易额也只有11.6亿元，而在2019年“双十一”当天，阿里巴巴仅用14秒交易额就突破10亿元，1分36秒破100亿元，全天达到2684亿元。

2．移动战争

2008年2月27日，支付宝发布移动电子商务战略，推出手机支付业务；2010年8月，阿里巴巴手机淘宝客户端推出；2011年5月26日，支付宝获得央行颁发的国内第一张《支付业务许可证》（即“支付牌照”）;2013年6月，支付宝推出账户余额增值服务“余额宝”，通过余额宝，用户不仅能够得到较高的收益，还能随时消费支付和转出，无任何手续费。这五年下来，掌上的方寸之地，被开辟成为科技公司与银行间最大的战场——移动支付战场。

随着移动支付市场的快速发展，2014年，不甘寂寞的腾讯也加入第三方移动支付大战，从微信红包开始，以“烧钱”为基本模式，拉开了延续至今已达5年之久的红包大战，最终使微信支付的市场份额飙升到可以威胁到支付宝地位的程度。2014年第三季度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市场份额分别为83%和10%，而到2016年第三季度时，这一比例变为52%和38%。到2018年年底，支付宝和财付通合计占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份额的92.65%，其他第三方支付机构已经没多少竞争机会了。2019年，春节红包大战加入了更多玩家，仅百度、支付宝、今日头条这些数据可查的红包大战就耗资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人民银行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1485.32亿笔，金额58.00万亿元，其中，网联平台（全部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发生的业务）处理业务758.15亿笔，金额54.72万亿元。与此相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481.51亿笔（网上支付业务162.86亿笔，移动支付业务196.90亿笔），金额742.01万亿元（网上支付金额622.68万亿元，移动支付金额86.62万亿元）。

总体来看，企业端的支付业务主要发生在银行，而个人端的支付，就结算金额而言，银行占有优势，但从笔数上看，小额日常消费方面，第三方支付机构在交易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这也是科技公司与消费者生活场景结合紧密的反映。

虽然移动战争看起来是互联网公司风光无限，但可能与各位读者的印象有所差别的是，银行在这方面起步并不晚。

2000年5月工行、中行推出基于SIM卡技术的手机银行，其可为用户提供账户查询、缴费、转账与证券交易信息等服务，但用户需要把手机的SIM卡转换成专门的STK卡。出于换卡成本较高以及对系统安全方面的担忧，STK卡模式并未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同。

2004年7月，联龙博通和建行、中国联通合作，在建行38个一级分行同时推出了基于BREW技术的手机银行业务。2005年，联龙博通再次联合中国联通及建行推出了具有多种创新技术、基于2.75G CDMA 1X网络的WAP手机银行，创造了手机银行全国同时开通的纪录，做到了全国全网覆盖。到WAP2.0时代，手机银行终于实现了可与网银媲美的功能。

在移动技术采用的时间上，银行起步其实早于互联网公司，但是竞争不利的关键，笔者认为，是银行对移动技术的应用依然是对自身渠道的延伸，并没有与消费者的生活结合起来。很多资深的银行人曾感叹银行业与“二维码”失之交臂（银行建议采用扫码支付技术的时间其实略早于互联网科技公司），但是在笔者看来，银行即便当时采用扫码技术，也未必就能获得足够的竞争优势，因为银行并不拥有让扫码支付技术大放异彩的场景驾驭能力。

3．蚂蚁对大象

2014年10月，阿里巴巴集团关联公司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前称“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正式成立。2015年2月10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与蚂蚁金服集团完成重组，蚂蚁金服为支付宝的母公司。经过多年发展，蚂蚁金服旗下已经有支付宝、余额宝、招财宝、蚂蚁聚宝、网商银行、蚂蚁花呗、芝麻信用、蚂蚁金融云、蚂蚁达客等多个子业务板块，是一家既从事金融业务又具备金融科技输出能力的混合型公司。

如果说之前阿里巴巴对金融的“觊觎”更多是出于电商业务的需要，那么，蚂蚁金服的成立则标志着阿里巴巴集团具有了更为清晰的金融战略，阿里巴巴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规划、战略投资中，都有蚂蚁金服参加，阿里巴巴与银行的竞争已经更为正面了。

1.2.2 技术：架构演进的比较

阿里巴巴集团在大规模分布式高可用技术架构上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其技术水平也获得了公认，尤其是近年在其宣传下火爆异常的“中台”概念。由于阿里巴巴在其生态演变进程中与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一度非常直接，“中台”概念现在也被一些银行引用，因此，笔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了阿里巴巴集团的技术架构演进过程，并根据其演进时间线索与银行架构进行比较，目的是找出两者间的差异。

1．基于LAMP的第一代架构

阿里巴巴的第一代架构是LAMP架构的电商网站，阿里巴巴对其进行二次开发，其中最大的改动就是对数据库进行了读写分离。该套架构经过一个多月的改造就上线了，大约坚持了一年，存续时间为2003年至2004年。

2. Java单体应用的第二代架构

由于SQL Relay产生的问题，2004年阿里巴巴决定使用Java重写淘宝网站，并请来了Sun公司的技术专家进行协助和指导。在Sun专家的坚持下，使用EJB作为控制层。这一代架构大约延续到2006年，同时期的银行全面完成数据集中，“竖井式开发”正在“崛起”，阿里巴巴与银行依然是“相安无事”的状态。与银行类似，这一时期，阿里巴巴的架构也是基于IOE（IBM、Oracle和EMC）的，只不过阿里巴巴应用是以小型机为主。

3．分布式架构

2007年，淘宝开始了较为重要的一次架构调整，打造出三个最重要的中间件——服务框架、消息中间件和TDDL（Taobao Distributed Data Layer，淘宝分布式数据层）。这一轮架构为阿里巴巴2008—2013年五年业务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水平伸缩能力获得了极大提升。2009年，后来成为高并发技术风向标的“双十一”诞生了。

这一代分布式架构正是阿里巴巴真正在“无人区”探索的开始，也与银行逐渐走上不同技术方向。由于二者面对的场景不同，技术路线自然不同，时至今日，即便是四大行，在并发量上的需求仍比阿里巴巴低一个数量级。也正是出于自身的需要，阿里巴巴走出了一条主动脱离IOE的技术之路。

这一时期的大银行由于业务快速发展、硬件资源充足，在“竖井式开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对待整合问题的程度。但是“积重难返”是普遍现象，银行业的变革需要企业级的整体设计，建行2011年发起的“新一代核心业务系统”改造工程就是其典型代表。

4．异地多活与服务化快速发展

由于业务发展过快，容灾需求越来越高，2013年一次险些出现的杭州停电危机让阿里巴巴充分认识到异地多活的重要性，集团再次进入“无人区”。

2013年，阿里巴巴在杭州做了“同城双活”的POC验证。2014年，阿里巴巴在杭州、上海两个近距离的城市之间做了异地多活的尝试。2015年，阿里巴巴开始在千里之外的地域部署三地四单元架构，为了降低成本，其中一个单元是云单元，开始使用云机器来支撑“双十一”。到2016年，整个体系基本完成，单元数越来越多，分布越来越广，水平伸缩能力进一步增强。

此外，阿里巴巴在云计算、离在线混布方面的能力也不断提升，这些技术为解决资源按需伸缩的问题提供了极大支持。

在基础设施的支持下，服务化架构也快速发展起来。2015年，马云先生首次提出了今日大火的“中台”概念，这个原本具有比喻性色彩的词汇，现在成为互联网企业的标准架构的代名词，业务中台、数据中台等概念不断推陈出新，这种“跟风”动作其实也反映了阿里巴巴如今在技术领域的强大影响力。

这一时期，四大行的科技发展脚步明显没有互联网公司快。建行在四大行中率先完成企业级转型，IT架构做了大幅度改造，企业级业务架构、SOA、两地三中心等重大建设工作陆续完成。工行也在相同方向上取得较大进展。应当说，这是银行与互联网公司技术差距进一步加大的阶段，当然，这种差距的拉开并非由银行的保守造成的，银行对于稳定性的要求非常高，而这正是大型机的优势；银行主要头疼的是“竖井式开发”造成的系统割裂、数据割裂，而非高并发引起的困扰，因此在弹性伸缩、分布式等技术的研究上进展相对较慢。

1.2.3 投资：广袤的战场

银行与互联网科技公司的竞争已经远不止金融业务和金融科技这两部分，互联网科技公司利用其灵活的体制，通过以生态圈建设为目的的投资，开辟了广袤的战场，从而联通起大量银行难以触及的场景，正是这种场景的“包围”，使银行不断感叹自己被挤到“后端”。

阿里巴巴2016年对外投资约合3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投给了口碑；2017年，对外投资直线跃升至近900亿元人民币；2018年则达到了近千亿元人民币。而腾讯近三年投资额都在千亿元人民币上下。2018年，阿里系总共投资64家国内企业、16家国外企业；腾讯系共投资117家国内企业、17家国外企业。

阿里巴巴在人们关注的“衣食住行”方面均有较多投入，投资相对较为分散，注重对生态圈的整体构建。腾讯最关注的则是文化娱乐，这是其传统优势。二者关注度相近的重点领域包括电子商务、金融、企业服务、汽车交通等。

银行是不具备这种高效投资能力的，因而也无法建起这种投资“八卦阵”。这些外围的投资不仅带来了可观的投资收益，更使互联网科技公司进一步增强了综合竞争实力和对场景的驾驭能力，一定程度上，也通过资金为巨头们建起了“护城河”。

这种竞争是当前国内银行最难以解决的部分，它使得互联网公司得以实现更为广泛的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

投资方面，国外的银行相对好些，至少在对金融科技的投资方面还是比较灵活的。国外大型金融机构采取的是较为明显的“能力占有”策略。摩根大通设立Fintech基金用于并购Fintech新创企业；桑坦德银行（英国）设立1亿美元Fintech基金用以投资世界各国金融科技公司；高盛内设四个科技投资部门（基金），自2016年以来已经投资29家金融科技公司；花旗银行通过风投和收购与尖端科技公司建立了一系列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建立起全球性科技公司网络；富国银行每年投入60亿至80亿美元投资新技术项目，并开放银行后台为技术公司测试技术。比起外包或者满足于对技术的应用，国外大型金融机构更感兴趣的是技术本身及其研发能力的获得。

1.2.4 “和解”：短暂的握手

2014年年底，在蚂蚁金融成立之初的一次峰会论坛中，马云先生曾说过：“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这句话其实反映了互联网科技公司对现代金融服务方式的改变能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原本就有改变行业的能力。金融行业是服务行业，对于服务业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服务质量，还有服务的送达，谁掌握了渠道，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交通要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互联网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服务的送达渠道也必然随之改变。如今，互联网科技公司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因而掌握的服务送达渠道显然比银行多。互联网科技确实会改变银行，无论银行愿不愿意。

尽管改变无可抗拒，但是互联网科技催生的互联网金融也并非无可挑剔，2006—2016年，P2P网贷由野蛮生长到大面积“暴雷”就反映了这一点。第三方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也使大量资金流转在央行清算体系之外，给国家金融管理、金融风险防范造成了一定困难。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家逐渐收紧了对金融科技的管理。

随着政策方向的改变，互联网头部企业也纷纷调整了策略。

2017年3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宣布战略合作。时任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均亲自出席。按照协议和业务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推进建行信用卡线上开卡业务，以及线下线上渠道业务合作、电子支付业务合作、打通信用体系。

同年6月16日，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与时任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正式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金融科技、零售银行、消费金融、企业信贷、校园生态、资产管理、个人联名账户乃至电商物流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同年6月20日百度与中国农业银行达成战略合作，合作领域主要是金融科技、金融产品和渠道用户，双方还将组建联合实验室、推出农行金融大脑，在智能获客、大数据风控、生物特征识别、智能客服、区块链等方面进行探索。

同年6月22日，中国银行对外宣布“中国银行—腾讯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挂牌成立，二者将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共建普惠金融、云上金融、智能金融和科技金融。

虽然“四大”与“四巨头”强强联手，但其后的实质行动似乎并不多。此后，京东金融改名为京东数科，BATJ纷纷表示回归科技方向，致力于提升金融科技水平，而不再那么直接地指向金融本身。

经过“短暂”的握手（见图1-3），硝烟并没有真正散去，在技术的快车道上，银行除了自我改变，没有别的选择。

1.2.5 金控和规划：监管规则逐渐统一

除了京东之外，目前阿里、腾讯、百度旗下都有银行实体，阿里系有网商银行、腾讯系有微众银行、百度有与中信合作的百信银行。微众银行近年表现尤为抢眼，《BANK 4.0》一书的作者布莱特·金（Brett King）先生十分推崇微众银行。

2019年7月26日，微众银行正式宣布金融科技全面开源，微众银行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马智涛提出“3O开放银行战略”——开放平台（Open Platform）、开放创新（Open Innovation）及开放协作（Open Collaboration），并发布微众金融科技加速器“We加速”以及10款开源技术、应用及战略解决方案。微众银行至少目前看起来与传统银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尽管BAT旗下几乎都有银行，但目前互联网科技公司直接经营银行实体的模式仍然存在监管上的问题。

2018年1月，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8）》发布现场，人民银行有关管理人员曾提出对5家金融控股公司——招商局集团、上海国际集团、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苏宁集团和蚂蚁金服模拟试点，并称力争2019年上半年完成试点工作。然而，2019年7月26日，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针对“非金融企业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盲目向金融业扩张，将金融机构作为‘提款机’”的监管真空状况，提出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行为及风险进行全面、持续、穿透监管。按照《办法》,5家试点公司无一合格，全部须重新整改、申请牌照，可见监管机构此次规范互联网金融机构的决心。在《办法》下发的第5天，蚂蚁金服就已经计划成立一家新的子公司，用以申请金融控股公司牌照，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2019年8月23日，人民银行面向各类金融机构印发了酝酿已久的中国金融科技行业发展指导——《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充分结合了我国金融业科技发展的历史特点，强调了从金融科技视角落实党中央对金融行业的指导性要求，也阐述了未来三年内金融科技发展的27项重要任务。《规划》明确提出了金融科技行业四项基本原则：守正创新、安全可控、普惠民生、开放共赢。

《规划》还提出，要充分吸收国际经验，建立纲目并举、完整严密、互为支撑的基本监管规则体系，对不同类型参与者的共性特点，形成基础性、通用性、普适性的监管要求，为金融科技产品和服务划定门槛和底线。针对不同类型市场主体的统一的起跑线、统一的比赛规则正在形成，制度套利彻底终止，未来的竞争将是逐渐在统一监管框架下比拼用科技改造金融服务的能力，是真正面向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前提的解决金融深层次问题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