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数字化正在重构未来大变局

随着无线网络基础设施和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从街头巷尾到山村田野，中国正在悄无声息地经历着深刻的数字化变革。数字中国的发展掀开了历史上前所未有、波澜壮阔的一页。数字中国迅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未来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和机遇？这是总结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验、面向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简单地将其理解为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数字中国的建设涉及诸多方面，既要考虑全局战略统筹，也要兼顾局部突破；既要实现技术赶超，也要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要真正对外讲好数字中国的故事，不仅需要展示数据和事实，更需要回到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体系，探索数字中国崛起的新动能。

“数字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

2007年初，国内自动化领域知名专家向《电气时代》期刊反映，业界在交流时经常会遇到“数字化”、“自动化”、“信息化”与“智能化”概念界定不清的问题。因此该刊在2008年第一期中特约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委员林军对上述几个概念专门进行了梳理。但是截至2018年11月26日，从CNKI该文的下载量和引用率（11次引用，800次下载量）来看，对以上概念的梳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基于林军的研究，对相关概念和内在关系进行了梳理。对这几个概念的区别是本节研究的基础。

表5是对“数字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概念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就概念的实际提出过程来看，自动化的概念最早出现，然后随着计算机的诞生而形成数字化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信息化的概念，并且随着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的急速发展，机器开始朝着接近人类智能的方向发展，因而形成了“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趋势下，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数字化和信息化之间的联系。

数字化是信息化的表现和基础。数字是信息在计算机中存储的表现，而信息化在于数据的提炼、加工以及更有效的流动。这一概念的区分对于回顾数字中国的建设历程至关重要，我们将在下一节展开论述。

深入认识数字时代的大变局

（1）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未有之变局

人类演进的历史大变局，不仅是某一方面的单点超越，更是在单点突破基础上引起的系统转变。了解目前国际形势从未有过之变局，必须从多角度出发，透析全局演进的整体逻辑。

从全球化领衔者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500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领衔全球化的地位正在让位于东方。自16世纪欧洲国家开创“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的动力一直来自西方。无论是殖民、黑奴贸易、金本位制还是美元霸权，西方领衔全球化的总体局面长期没有发生变化，变的只是西方体系内的不同国家而已。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印度、东盟等东方文明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扛起了贸易自由化的全球大旗，连续10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份额的贡献都在50%左右，将来领衔世界的潜力还会进一步爆发。多项权威研究报告认为，2050年全球前四大经济体分别是中国、美国、印度与日本。东方文明在500年后将重新回到全球舞台的中心。

从技术革命动能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400年未有之大变局，智能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颠覆人类运行逻辑与国家治理规律。17世纪以来，物理科学革命的发生使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技术便捷化解放了人的四肢。此后，汽车、电力、飞机、网络的发展使人类变得更快、更强、更能跨越物理空间。21世纪初兴起的基因、纳米、超材料、云计算、数字货币、机器人服务、可穿戴设备、数字化家庭、智慧城市等智能浪潮，开始解放人类的大脑思维与神经指令。诚如布雷特·金在《智能浪潮：增强时代来临》一书中所说，当人类开始不必事事“亲自”思考、不必“亲自”发号施令时，生活习惯、金融运行、经济规则、社会治理、全球互动的惯性也将发生颠覆式的革命。国家如何在智能化社会的建构、数字化革命的推行进程中发挥正向作用，既为技术革命不可阻挡之方向而因势利导，又为防范技术产生的不确定性而维持社会稳定，中国正在做出积极的尝试。

从国内制度发展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300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现行的政治体制出现了衰败甚至崩塌的迹象。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反思道，源于18世纪、在社会契约与现代责任制前提下诞生的“多数决”制度出现了生物演化式的衰败。在美国，建国初期设计的政党制衡体系变成了现在的相互否决制，甚至还出现了“家族制的复辟”。20世纪7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国家出现了集体性的政治固化、经济停滞、社会失序现象。福山的反思折射了人类政治制度设计的重新选择。在各国制度新一轮的设计上，公民权利、政党责任、社会法治、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更深入的考量，这远比300多年前英国“光荣革命”基于个人选票的政治设计更为复杂、更有难度。历史尚未终结，新的世界进程刚刚开始。201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环顾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对国内政治体制的集体性困惑与焦虑。国家发展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中国正在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努力。

从学科理论范式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200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全球普及的学科范式暴露了前所未有的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几大学科在现代大学的院系体系中越分越细，这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了浓烈的“西方化”色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反思”。源于西方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非西方社会的全新现象，而后者的含义、范畴、活跃度均远超前者。这种“学术赤字”迫切需要跨界知识大融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出现，使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准确性、适用性频繁受到质疑。中国等大量新兴国家开创了新的发展实践，人类社会演进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与思想创新。

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20世纪以后，国际领导力出现洲际式转移。“一战”以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移至北美洲。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使西方自惭形秽，以至于西方出现了集体性焦虑。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在其著作《新亚洲半球：势不可当的全球权力东移》中所说，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的处理上都已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虽然亚洲尚未做好掌握全球领导权的准备，但亚洲尤其是中国具有坚持原则、合作精神与实用主义等优势，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全球新领导力量的重心转移至亚洲是大概率事件。而过去10年，中国在多数行业出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并呈现越来越多行业的“换轨领跑”趋势，展现出中国将引领全球的制度性活力。

（2）变局不代表定局，会带来变数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表明，未来已来。但变局意味着旧力量与新力量不断加剧博弈，也意味着尚未形成定局会存在变数。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人代表着各个层面上的新兴力量，需要有更充沛的勇气与智慧、更强大的耐心与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主动迎接正在到来的巨大变局，力保在变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损。毕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变局往往不代表定局。很多时候，变化只是一种进行中的状态，未必就是最终的结果，甚至还有可能出现逆转。比如，冷战结束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都被空前的乐观主义情绪所笼罩，坚信“历史已终结”，资本主义模式已获得永久的胜利，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都将统合到西方设立的模式中来。过度骄傲的西方人当时肯定没想到，20多年后，“历史终结论”基本宣告破产，新兴经济体发展迅猛，西方世界颓势明显，欧美各国内部利益争斗，理念分化也变得难以调和。中国崛起遇到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这是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但切不可以为时局的变化会轻易地、必然地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好。若不努力抓住，再好的机遇也会稍纵即逝。

变局常常会带来变数，由此产生不确定性，甚至带来冲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惨重，战后全球反战情绪高涨，协调国际合作与减少冲突的国际联盟成立，数十国签署了《巴黎非战公约》，人们一度以为“一战”是“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世界永久和平的重大变局将至。人们未曾想到的是，“一战”结束10多年，爆发了席卷全球的1929年经济大危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势力上台，伤亡更惨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在变局起初获益的多数国家最终都成了“二战”的受难国。知晓变局易、掌控变局难，要让变局顺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就更难了。中国当下已洞悉重大变局正在发生，但隐藏在变局中的风险、危机、冲突和可能性更需要琢磨、把握与防范。

通常情况下，变局从发生到结束有一段漫长的过程，即使朝夕之间发生的更替，其酝酿与后继效应也会超过人们的预期。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但在半个世纪后才在全球普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发生在1990年前后，但对所在国与世界的影响足足延续了此后几十年；“9·11事件”仅发生在2001年飞机撞击美国世贸中心的瞬间，但由此引发的美国反恐战争以及全球格局的变化却一直延续到现在；2011年西亚北非变局一度被称为“阿拉伯之春”，但目前来看，也可能是“阿拉伯之冬”。可见，面对“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仍需要有强大的战略耐心、政策毅力与理念敏感，深知世界的转化肯定无法在短期内完成，避免盲目乐观，保持头脑清醒。

正如习近平主席2018年初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省部级开班仪式讲话中指出的，“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如何把握“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在变局中走好、走远，对中国来说至关重要。

（3）把握数字革命，应对未来大变局

一是要警惕“数字红利”背后的脱“实”向“虚”。正如前文所述，人类在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后，现在正在经历信息革命，正是信息革命为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信息革命增强了人类脑力，数字化工具、数字化生产、数字化产品成就了数字经济，也促进了数字化生存与发展。信息革命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能。近十年，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机器人、3D打印、无人驾驶、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及其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人们在享受各种“数字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了数字技术飞速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快速”致富机会。“数字化泡沫”如同其他经济过热发展一样，也难以避免泡沫的存在。因此，防止数字革命过程中的数字经济脱“实”向“虚”，是确保国家真正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应对未来变化的重要机会。数字革命不仅解放旧的生产力，更创造新的生产力。当前数字技术正广泛应用于现代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

二是数字中国是长期性、系统性和基础性建设过程，需要全方位协同合作，更需要战略高度的全面统合研究。这涉及智力和人才支撑、政策环境、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大中小企业的资源对接、资源整合平台等各方面的系统、均衡发展。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加快产业数字化，特别是要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新发展。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的升级和改造。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发挥数字化在产业升级、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等方面的优势，促使传统产业不断实现数字化转型。国家基础设施领域的数字革命能够引领农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促进产销的精准对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工业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更好地了解用户、洞悉市场，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促使生产、经营、管理更加智能、便捷和高效；数字革命还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直接影响，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远程教育等新的生活方式成为“新常态”。数字中国的建设是基础性的变革过程。

三是客观认识数字核心技术发展瓶颈。数字化建设是构建未来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先导力量。在数字革命引发的世界经济版图重构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时代的核心竞争能力将越来越表现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能力、信息能力、网络能力。实践表明，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和有利条件，起步很快，势头良好，在多数领域开始形成与先行国家同台竞争甚至领跑的局面，未来将在更多的领域存在领先发展的巨大潜力。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在数字核心技术方面依然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因为，突破数字核心技术、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是在大变局中寻求定局的关键。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会在技术标准制定、产业发展等方面受制于人。为此，必须全面加快网络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集中攻关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量子通信、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重大前沿技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高速、移动、安全的支撑。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基础较好，关键要加强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同时不断改革并完善网络信息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产、学、研、用有机结合，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

本章结语

全书以技术革命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为基础叙事逻辑，具体从九个章节对数字中国的崛起进行解读。

第一章着重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数字中国的发展过程。第二章探讨了数字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第三章对40年来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未来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四章对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对相关发展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第五章尝试以区块链技术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为例，解读我国对新技术的吸纳以及存在的问题。第六章就当前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围堵这一实际情况，结合历史上美国对日本、巴西等国的技术压制，说明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压制的必然性以及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第七章主要分析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如何培养自身的高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第八章重点分析我国如何确保数字时代的国家发展安全问题。第九章结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数字中国的崛起以及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全书如有疏漏之处，还请读者朋友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