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为什么集中？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要素
新经济地理学源自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91a）的开创性论文，以及相关模型对其研究的扩展（Fujita、Krugman and Venables,1999），新经济地理学基于并应用于贸易理论和国际发展（Krugman and Venables,1995）。这些研究人员想知道为什么基本特征（比较优势）相似的国家之间会有如此多的贸易往来。答案是，在那些基本特征（如劳动力和资本、知识、交通条件等的类型与价格）相似的地方，如果其行业或企业具备规模经济，它们之间就可以进行高效的专业化生产，并在彼此之间开展贸易。比如在少数地区集中生产就会比分散生产成本更低。如果这种集中生产的成本比远距离运送产品到市场产生的运输或贸易成本更低，那么专业化和集聚就会产生贸易（Krugman,1991b;Fujita and Thisse,2002）。
基于这个初始的洞见，大量其他的观点也加入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基本的模型中。例如规模经济可能存在于企业或生产单位内部，也可能存在于其“外部”。对于后者，相关的规模是指一组相互关联的企业或行业形成的全部产业链。每家企业经营的规模可能都比它独自经营时更大，因为产业链内密集的贸易让工作任务的共享更高效，减少了每家企业的停工时间。此外，如果产业链内的任务分配涉及的贸易成本相对较高（指中间贸易或企业之间的贸易），这些企业往往会形成空间上的集中，形成聚集或集群。尤其当企业之间的贸易成本高于其产品到达最终市场所需的成本时，更是会形成集群。
相似的发达经济体之间开展贸易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产品的多样化或差异化：当一个市场存在很多不同的产品类别时，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就会缩减，但是如果这些种类集中在某些大企业或集群中，而每一种产品都输送到更大的市场，那么整个体系就可以将效率与产品种类相结合。这种收益的关键是扩大市场的规模。各地区要在不同种类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开展贸易，而不是许多地区都以小规模生产各种不同产品，或者在那些因高贸易成本分而治之的市场中以小规模生产各种产品。例如，通过这种方式，法国可以生产标致汽车卖给欧洲的邻国，并结合所有需求，生产多种型号的标致车，生产每一辆车的效率都会很高，而德国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卖出不同型号的大众汽车。然而，在贸易中为了实现这一点，贸易成本必须足够低，从而不会抵消因为把生产集中到更大、距离更远的生产商而产生的收益。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向我们展示了正在发生的交通和电信革命如何通过地理专业化反哺经济发展。
新经济地理学是思考城市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它的另一个特点是：不论是作为大企业还是一个集群中的许多有外部联系的企业，生产的集中都不依赖自然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气候或靠近海岸和河流。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贸易都依赖于自然特征，如邻近水路，因此这些自然特征决定了城市化的模式。但是现在，几乎在任何我们喜欢的地方都有可能创建良好的运输链。因此自然因素不再是城市区位选择或达到一定规模的主要原因。
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创造充分的运输条件，那为什么还会有城市呢？答案之一就是所有城市经济学的第一堂课：即使这些城市不一定邻近海岸和河流，也还是要有集中的交通枢纽和大量的地方基础设施，从而服务于企业和家庭。这些“城市化经济体”的重要性一如既往，只是它们的地理位置对自然因素的依赖不如以前。
新经济地理学为我们理解城市的存在增加了第二个主要因素。即便现在的运输服务如此廉价和充足，大量同业企业或关联紧密的产业有时仍会集聚在一起。当然，也有一些产业不再聚集在一起，这反映在全世界范围内企业的投入品采购（外包）上。但是对于聚集在一起的产业，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只要一些中间贸易成本是正相关的，供应商集中在买家所在地附近就有其合理性。工人们随着工作岗位迁移到大企业及产业集群所在地，反过来企业为了利用集中在这些地方的消费市场，便会跟随工人而来，于是城市会在这个自然循环的过程中顺势崛起，如此周而复始。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工作和人这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的回答是：它们互为“鸡”和“蛋”，一旦某些因素开始出现，哪怕是偶然的，就会引发上述自然循环（一些人去了某个地方，各企业紧随而去，于是越发展规模越大；或反过来，某家公司先发展壮大，吸引了许多员工，然后更多公司跟随而来）。是什么引发了这一系列因果关系？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这个问题无从知晓，但是对于一旦该系统向某个方向倾斜将会产生什么结果（Martin and Ottaviano,1999），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微观模型。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为“内生核心外围模型”，因为企业、工作岗位及人员的集中不依赖于自然。工人寻找企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和收入，同时也寻求各种消费机会和较低的价格。一系列自我强化式的集中（即城市化）都源于这些行为。
虽然这些主要见解大部分早有人提出过，但它们仍然是很重要的成就。以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1958）、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57）、塞尔索·弗塔多（Celso Furtado,1959）和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1950）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前辈，还有其他重要的思想家如弗朗索瓦·佩鲁（Franɕois Perroux,1950）等人认为，经济发展是循环和累积的，因此各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富裕国家推动这个循环的市场规模更大，吸引更多的生产以服务本国需求，由此产生的收入又将进一步扩展其市场。这正是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的富裕或大城市区域的本地市场在产生核心外围模型中发挥的作用（Melitz and Ottaviano,2008）。这些观点与认为城市聚集是城市经济发展基础的学者持有的观点一致（Pred,1977;Hall,1998）。但是，这些早期思想家没有把他们的见解置于一个考虑了贸易成本和各开放经济之间关系的框架中，因此缺乏微观基础。新经济地理学不仅让我们明白了经济发展是怎样循环和累积的，也让我们看到了贸易成本下降如何使经济活动远离城市或核心区域，打破或至少改变核心外围的动态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经济地理学是一个根本性的飞跃，因为它开辟了多种渠道，使我们能更准确地了解贸易成本、产品品种和规模之间以动态变化的方式相互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将它提出的关于产业和就业的理论应用于所有的城市和地区。这是社会科学中经典的加总问题：城市和地区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产业和部门。我们能否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工具箱从产业到地方构建出一个大致的发展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