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大不了的。刚开始我都没感觉到酒精的力量，随后我体验到的是微弱的头痛和反胃的预兆。

唉，我的生理系统已经不习惯喝酒，我远离酒精已经一个星期了。上次我整整一周不喝酒是哪年哪月来着？

我记不起来了。也许是十五年前吧，我心想。也许是二十年前，也许更久。

我站在那儿，一条胳膊搭在吧台上，一只脚踩着身旁高脚凳底下的横杆，我试图确定自己感觉到的究竟是什么。结论是某些地方不像几分钟以前那么疼了，但另一方面，我感觉到了某种奇异的失落感。然而我失去了什么呢？

“再来一杯？”

我正要点头，但及时阻止了自己，我摇摇头。“现在不了，”我说，“能给我换点硬币吗？我要打几个电话。”

他给我换了一块钱的硬币，告诉我投币电话在哪儿。我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取出笔记本和笔，开始打电话。我花了几毛钱，搞清楚是谁负责达吉南的案子，又花了几毛钱联系那个人，最后我的电话被转到北中城区的刑警办公室。我说我找德金警探，接电话的人说了句“稍等”，然后我听见一声“乔？找你的”，片刻过后，另一个声音说：“我是乔·德金。”

我说：“德金，我叫斯卡德，我想知道你在达吉南的案子里有没有逮捕任何人。”

“你说你是谁？”他说。

“我叫马修·斯卡德，我不是想从你那儿打听消息，而是想给你消息。要是你还没逮捕那个皮条客，我也许可以给你一条线索。”

他停顿片刻，说：“我们还没进行逮捕。”

“她有个皮条客。”

“我们知道。”

“你知道他叫什么吗？”

“我说，斯卡德先生——”

“她的皮条客叫钱斯。有可能是姓，有可能是名，也有可能是化名。他没有案底，至少这个名字没有。”

“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案底？”

“我当过警察。听我说，德金，我有很多情报，我只是想全都告诉你。你先听我说一会儿，然后想问什么就问，可以吗？”

“行啊。”

我把我了解的钱斯的情况全告诉了他。我给了他完整的体貌特征描述，还有他那辆车的特征描述，外加车牌号码。我说他手上至少有四个姑娘，其中之一叫桑妮亚·亨德莱克斯，人们有可能叫她桑妮，我又描述了她的外貌。“星期五晚上，他在中央公园西大道444号放亨德莱克斯下车。她有可能住在那儿，但更有可能是去参加一个叫基德·巴斯康的职业拳手的庆功派对。钱斯和巴斯康有某种利害关系，很可能有人在那幢楼里为他开派对。”

他插嘴了几句，但我继续说下去。我说：“星期五晚上，钱斯得知叫达吉南的姑娘想结束他们之间的关系。星期六下午，他去东三十八街她的住处找她，说他并不反对。他叫她在月底之前搬出公寓。那是他的地方，是他花钱租的公寓，安排她住进去。”

“稍等一下，”德金说，我听见纸张翻动的沙沙声，“租用记录上的名字是达维·戈德曼先生，达吉南的电话号码也列在他名下。”

“你找到这个达维·戈德曼了吗？”

“还没有。”

“我猜你找不到，或者你会发现戈德曼是一名律师或会计，钱斯用他来打掩护。有一点我敢保证，钱斯绝对不像我见过的任何一个达维·戈德曼。”

“你说过他是黑人。”

“没错。”

“你见过他。”

“一点不错。尽管他没有固定的去处，但经常会出现在几个地方。”我把名单列给他，“我没查清楚他住在哪儿，我猜他把住址当作秘密。”

“问题不大，”德金说，“我们有反向黄页。你给了我们他的电话号码，记得吗？我们查号码就能知道地址。”

“那个号码好像是他用的应答服务。”

“对，但他们肯定有他的号码。”

“有可能。”

“你似乎不太确定。”

“我认为他倾向于让自己很难被找到。”我说。

“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斯卡德，你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联？”

我想挂电话。我已经把我知道的情况全告诉警察了，我不喜欢被别人盘问。然而找我比找钱斯容易无数倍，假如我挂断德金的电话，他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就能把我抓进去。

我说：“星期五晚上我见过他。达吉南小姐请我为她调停。”

“怎么个调停法？”

“传话告诉他说她想脱钩。她很害怕，不敢自己去说。”

“所以你替她传了话。”

“没错。”

“斯卡德，你难道也是拉皮条的？她从他手下换到你那儿去了？”

我一下子攥紧了听筒。我说：“不，德金，我不是混那一行的。怎么？你老妈在找新路子吗？”

“你说——”

“没别的意思，就是你他妈说话当心点。我都把整个案子装在盘子里端给你了，我根本没必要打给你的。”

他没说什么。

我说：“金·达吉南是我朋友的朋友。要是你想知道我是谁，有个姓古奇克的警察和我很熟。他还在北中城分局吗？”

“你是古奇克的朋友。”

“我们向来互相看不顺眼，但他会告诉你我是正派人。我告诉钱斯说她想退出，钱斯说他没意见。第二天钱斯去找她，对她说了相同的话，然后昨天夜里有人杀了她。你们推测的死亡时间还是午夜前后吧？”

“对，但仅仅是估计，尸体过了十二个小时才被发现。至于尸体的情况，怎么说呢，法医多半只想快点检查完，然后去忙别的。”

“情况很糟糕。”

“我非常同情那位可怜的小个子清洁女工。厄瓜多尔人，我觉得她是非法移民，几乎一个英语词都不会说，好死不死一开门看见这个。”他哼了一声，“你愿意看一眼尸体，帮我们确定身份吗？你看见的东西会永远刻在你脑子里。”

“身份还没确定吗？”

“哦，不，”他说，“我们有指纹。她几年前在长岛市被捕过。蓄意游荡，拘留十五天。后来就再也没有被抓过了。”

“后来她去妓院做了，”我说，“然后钱斯安排她住进三十八街的一套公寓。”

“真正的纽约奥德赛。斯卡德，你还有什么线索？对了，要是我想找你，该怎么联系你？”

我没有其他线索了。我给了他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又寒暄了几句，我放下听筒，但电话立刻就响了。一毛钱只能打三分钟，我超时欠费四毛五。我去吧台又破开一块钱，把硬币塞进投币口，然后回到吧台前，又要了一杯酒。早年时光，纯的，另给我一杯水。

这次的味道就好多了。烈酒下肚，我感到体内的齿轮渐渐松开。

参加戒酒会活动时，他们总说让你喝醉的就是第一杯酒。你喝下第一杯后，它会引发某种难以抗拒的强迫性冲动，你身不由己地喝下第二杯、第三杯，最终喝得酩酊大醉。嗯，也许我确实没有酒精成瘾，因为事情并没有那么发生。我喝了两杯，感觉比喝酒前好了一万倍，而且我没有产生任何继续喝下去的欲望。

但我还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我在吧台前站了几分钟，考虑要不要喝第三杯。

不，不，我真的不想再喝。我满足于我此刻的感受。

我把一块钱放在吧台上，收起剩下的零钱，打道回府。路上我经过了阿姆斯特朗酒馆，完全不想进去坐坐。我没有感觉到想坐下喝一杯的冲动。

明早的《新闻报》肯定已经出刊了，要不要走到路口去买一份呢？

不，去他妈的吧。

我在前厅停了一下，没有留言。当班的是雅克布，可待因喝得他有点晕乎乎的，他在填填字游戏的方格。

我说：“哎，雅克布，我想谢谢你那天晚上帮我的忙，就是你帮我打的那个电话。”

“哦，好的。”他说。

“不，我说真的，”我说，“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上楼，准备睡觉。我很累，觉得喘不上气。有那么一会儿，就在我坠入梦乡前，我再次感受到了那种古怪的失落感。但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

我心想，七天。你清醒了七天和第八天的一大半，现在你失去了它们。它们一去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