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书信不仅是作者的心声，也是时代的折光，历史的缩影；涉猎广博、文采斐然的书信，更是知识的宝库，文学的瑰宝。在中国历史上，有广为传诵的尺牍名作《司马迁报任安书》《乐毅报燕王书》。在西方，不少名作家同时也是书信高手，比如兰姆（1775—1834）、济慈（1795—1821）的书信就跟他们的作品一样受到读者的珍爱。

在特定的意义上，人类的思维过程是由“外向化”逐渐朝着“私向化”、看重“内在世界”转化的过程。用个人历史心理学的观点来衡量，书信这种文体跟传记、自传几乎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但就展现个体心理和内心体验的作用而言，书信的涵容量甚至能超过传记和自传。如果说，私人日记是自我暴露和自我交流的手段，那么私人书信就是写信人与受信人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流和情感交流。它能反映出个人日趋复杂的生命世界，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矛盾交错的情感状态和现实问题。

鲁迅书信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书信，展现出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横断面，介绍了他自己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和思想历程，反映了他对社会、政治、历史、文艺等方面广泛而精辟的意见。因此，鲁迅书信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私人通信联络的范畴，而成为历史经验的教科书，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编写鲁迅传记、年谱及研究鲁迅作品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对于鲁迅的很多书信，我们完全可以作为杂文来阅读。又由于从作家的尺牍上，往往能看到比他的作品更加明晰的意见，所以鲁迅的书信在他的整个作品中占有十分独特的地位。

鲁迅一生中留下了大量的书简。他自己就说过：“每天至少写四五封信。”（1934年6月24日致王志之）但目前仅存1388封，2175页，大约只占他全部书信的四分之一。在近200位中外受信者（包括单位、部门）中，绝大部分是初初上阵的文学青年。本书所收书信，全部据现存鲁迅书信手稿重新校勘，又增补了新发现的重要书信。所收《两地书》中鲁迅致许广平部分据原稿发排。鲁迅的日文书信全部进行了重译。

作为能够驾驭各种文体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家，鲁迅书信中有对文艺创作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其深刻性与广泛性不逊于任何一部文艺理论专著。比如他的书信中将文学反映社会而又影响社会的互动关系，比喻为从芝麻中榨油而又能浸润芝麻一样（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他希望战斗的作者能置身于斗争的旋涡中；倘不能，也可以表现自己熟悉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用现在的名词，大约就叫“玩文学”）。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鲁迅明确反对徒然玩弄技巧，但他又历来重视技巧修养，要求内容的充实与技巧并进（1935年2月4日致李桦）。在谈到木刻创作时，鲁迅强调指出：“木刻是一种做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1935年6月16日致李桦）这一段书信，对于我们辩证理解文艺的社会教化功能和艺术审美功能是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鲁迅书信中涉及很多中外名家作品。从中国古代的孔子到近代的章太炎、现代的瞿秋白；从俄国的果戈理到美国的赛珍珠……鲁迅都对其人其文做出了看似随意实则经过深思熟虑的评价。比如他肯定李商隐的作品“清词丽句”，但同时批评他“用典太多”（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他批评周作人“颇昏”，但又肯定他的五十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这些评价都是剀切公允，一语破的。

在鲁迅书信中，我们还可以读到鲁迅对他作品的自评。我们无须对鲁迅的自评全部认同；从接受美学的理论来看，作品在流传中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又绝非作者创作时所能够预料，但毫无疑义，这些自评往往正是我们打开鲁迅作品思想艺术宝库的钥匙。比如鲁迅在书信中谈到阅读《资治通鉴》对创作《狂人日记》的深刻启示（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谈到创作《阿Q正传》“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谈到小说《伤逝》并非自叙（1926年12月29日致韦素园），谈到散文诗《野草》的“技术并不坏，但心情太颓唐了”（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谈到他的杂文集中以《二心集》“比较锋利”（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谈到《华盖集》以及其续编“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1913年5月22日致杨霁云），谈到《野草·过客》的主题是“反抗绝望”（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对于任何忠实的读者和公允的批评家来说，鲁迅的上述自评无论如何都是必须高度重视、深刻领会的。

鲁迅的为人处世之道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首先区分敌友。他说：“装假固然不好，处处坦白，也不成，这要看是什么时候。和朋友谈心，不必留心，但和敌人对面，却必须刻刻防备。我们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1935年3月13日致萧军、萧红）鲁迅书信，就鲜明地体现了上述原则。对于政敌，鲁迅采取了高度警戒和决不调和的态度，为仇为友，了了分明。而对于文学青年，鲁迅采取的是热情坦诚的态度，推心置腹，率意而谈，内容从大事要闻到治学心得、人生体验，乃至恋爱、婚姻、避孕、节育，使受信人仿佛面对的不是前辈、长者，而是和霭可亲的密友。

鲁迅对文学青年的关怀是细致入微、十分全面的。在书信中他毫无保留地向青年传授创作经验、学习方法以及斗争艺术。他谆谆告诫要坚忍、认真、韧长（1933年10月7日致胡今虚），既不可“自负”，又不应“自卑”（1935年4月12日致萧军）。他希望青年作家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而后形成独具个性的创作风格（1933年8月13日致董永舒）。在跟旧社会的斗争过程中，他希望青年作家进行“散兵战，堑壕战，持久战”（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而不能赤膊上阵，专一冲锋。这些教导，对于培养和保存文学战线的新生力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广义上说，每一封书信都是作者的自传。鲁迅书信亦如此。其中不仅有对家世和往事的忆叙，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节，是最生动、最真实的鲁迅生活片断。更为珍贵的是，这些书信还提供了一个个心灵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瞻仰到鲁迅崇高的内心世界。在1927年9月25日致台静农信中，鲁迅谢绝提名当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在1934年5月25日致陶亢德信中，他谢绝记者访问及提供书斋、夫人、公子的照片。在1936年5月8日致李霁野信中，他以自己一生太平凡为理由拒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他立传。在1936年9月28日致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信中，他拒收自己所有作品外文译本的稿酬。在1935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信中，鲁迅宣布自己的“人生计划”就是“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在1935年4月23日致萧军、萧红信中，鲁迅将那种一心谋私的人物比喻为“白蚁”：“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做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象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读着这些感人至深的书信，我们的灵魂同时得到了净化和升华。

在全部鲁迅书信当中，《两地书》所收书简极具特色。这是鲁迅跟许广平之间婚前和婚后的书面交谈，好比是铁和石撞击，迸发出耀眼的火花；又好比是急流与岩石撞击，飞沫溅起，在阳光下映出彩虹。这批书信中有时代苦闷的互诉，也有斗争经验的交流，在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和深刻评论的字里行间，流淌着前行者和追随者之间情感的暖流……

鲁许之间的通信，始于1925年3月11日，终于1932年10月26日，7年间共存160多封。1932年下半年，他们将这批信增删修改，选取其中的135封编为《两地书》，交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受到了读者的喜爱。此后又收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全集》和《鲁迅三十年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发行了《两地书》的重印本和注释本。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景宋通讯集——〈两地书〉的原信》，首次披露了《两地书》原信164封。这个版本既区别于加工后的《两地书》，又比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致许广平书简》增加了许广平的书信部分。跟《两地书》修订本比较起来，《两地书》原信（主要是许广平书简）个别文字有些芜杂，或欠准确；还有些文字直接涉及时人或时政，在当时易招忌讳。然而今天读来，《两地书》原信则显得更真实，细节更丰富，心理活动的展示也更加细腻。

鲁迅书信手稿中还有日文书信七十多封，用日本汉学家竹内实的话来说，就是“一丝不苟，恳切周到”，只有个别处有改动，如鲁迅1934年12月29日致增田涉信，将“为出版物写点文章”改为“为报刊写点文章”，这是特例。

鲁迅的日本友人中，跟他通信最多的是增田涉。现已出版的《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是鲁迅与日本汉学家增田涉1932年至1935年间的质疑应答书简，计80多件。其中第一部分是增田涉翻译魔女社版《支那小说史》时跟鲁迅之间的书面问答。第二部分是增田涉编译改造社版《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时跟鲁迅之间的书面问答。第三部分是增田涉翻译岩波书店、岩波文库版《鲁迅全集》和鲁迅的杂文《小品文的危机》时跟鲁迅之间的书面问答。原信几乎都不署日期。

增田涉是1931年通过内山完造引荐而结识鲁迅的。他当年还是一位青年学者，中文水平有限，曾有半年多时间经常去鲁迅寓所求教，归日本后决定将《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但疑难之处很多。由于远隔重洋，只有通过书信问答方式解决。比如，增田涉问：“‘瓦舍’可以理解为街名吗？”鲁迅为了使这位日本翻译家了解宋代的都市状况，作了以下浅显易为日本人理解的回答：“宋朝都会十分可怜，多数是草屋。瓦屋寥寥无几，大多在繁华地区。因此，瓦舍具有繁华街市之意，并成为地名，恰如东京银座。”为了增强直观效果，鲁迅还用绘图方式解说一些外国人不易理解的中国名词，如“鸦黄”“地炉”“花枪”“桩橛泥犁”“报君知”“槅扇”“碌碡”……对于中文造诣较高的人来说，《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并无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但正如增田涉的友人、日本汉学家松枝茂盛夫所说，这是一本“情爱”的书：“读罢此书，最令人感动的无过于这两位异国师生之间的绝对信赖关系。增田涉君犹如投入母亲怀抱撒娇的孩子，而给予温暖及搂抱的则是鲁迅先生。即便对那些稚拙的问题，他也决不含糊，诚恳而又耐心地详加解释。鲁迅先生此种诲人不倦的态度，令人敬佩不已。当时正值鲁迅先生夜以继日地用文章向各种敌人作斗争的时刻。百忙之中，他以欢快、诙谐的笔调写下这些解答，我们从中仿佛瞥见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这本书中有其他书籍所没有的东西。这些东西远远超过知识和学问，它比知识、学问更生动、更美丽、更珍贵。”（《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序》）

在阅读鲁迅书信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对历尽艰辛，以生命保存这宗文学遗产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油然而生感念之情。早在1936年12月，许广平就登报呼吁远近好友帮助，把鲁迅书信借来拍照留底。她在《为征集鲁迅先生书信启事》中写道：“敬启者：鲁迅先生给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各方面人士所写的回信，数量甚大，用去了先生的一部分生命。其中或抒写心绪，或评论事象，或报告生活事故，不但热忱不苟的精神和多方面的人事关系，将为制作先生传记时之必要材料，而且，不囿于形式地随想随写的思想讨论和世态描画，亦将为一代思想史文艺史底宝贵文献，故广平以为有整理成册、公于大众的必要。现已开始负责收集，凡保有先生亲笔信者，望挂号寄下，由文平依原信拍照后，负责寄还，如肯把原信和先生的遗稿遗物永存纪念，愿不收回，当更为感谢。此为完成先生的文学遗产的工作之一，受惠者不特一人，想定为诸位所热心赞助。寄件请交‘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周建人转交’为祷。”经过许广平的努力，先后征集到鲁迅书信800多封，计通信者70多位。

1937年6月，许广平以上海三闲书屋的名义初次出版了《鲁迅书简》（影印本），内收有代表性的书信69封，计收信者约50人。影印本分甲、乙、丙三种装帧，印制十分精美。为了实现影印全部鲁迅书信的愿望，许广平还不惜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严严的契约。但由于1937年8月13日上海战事发生，全部影印之约，遂付之虚议。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寇铁蹄践踏的上海，许广平为保存鲁迅书信手稿付出了极大的努力。1944年秋和1945年春，许广平跟友人一道，用数月的时间将鲁迅书信复写抄录三份，拟将一份留上海，一份存北京，另一份托人带往解放区。为了不使书信抄件被损，许广平将其藏在煤堆底下，有时甚至一日数迁。正如她自己所说：“此中甘苦，诚不堪道。”（《鲁迅书简·编后记》）

抗战胜利后，许广平将征集的全部鲁迅书信认真考订编排，编成《鲁迅书简》（铅印本），于1946年10月用鲁迅全集出版社的名义出版。《鲁迅书简》（铅印本）将存有原件的书信列入正编，将据出版物抄录的书信收入附编，共收书信855封和断片3则。正编受信人77人，附编受信人5人。这部《鲁迅书简》，为我们今天编订较为完备的鲁迅书信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广平在《鲁迅书简·编后记》中，再次呼吁保存鲁迅书信的朋友继续惠借书信，使鲁迅书信的再版本不断充实完备。今后鲁迅佚文的新发现恐怕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但鲁迅书信的征集和发现还存在相当大的可能性。我们希望这种期盼能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成为现实，使这部鲁迅书信集在再版时更臻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