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希特勒开始动手了

英国的新气象——《法苏互助条约》获得批准——莱茵兰地区和《凡尔赛和约》《洛迦诺公约》——希特勒出兵重占莱茵兰——弗朗丹到访伦敦——法国的摇摆不定——英国的反战和平主义——德国在莱茵兰修筑防线——希特勒对奥地利的承诺

1936年1月底，我返回国内，此时的英国让我感到一种新气象。在我离开国内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首先是墨索里尼武力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其野蛮行径令人发指。其次，英法试图与意大利签订《霍尔—赖伐尔协定》，令世人震惊。另外国际联盟在这个问题上惨败，集体安全体系因此遭到破坏。在经历这些事情后，工党和自由党都改变了态度，随之改变的还有七个月前参加“和平投票”的那一千一百万人。他们当初的善意迄今为止对维护和平毫无作用。现在这些人都转过头来考虑如何利用武力手段对抗法西斯和纳粹的暴政。他们没人再认为动用武力是非法行为了，千百万爱好和平的人以及那些曾经自恃和平主义者的人，都渐渐认识到武力手段是对抗法西斯的关键因素。不过他们还是有原则的，他们认为只有当国际联盟提出并批准可以使用武力时，才能这样做。尽管对于重整军备，两个反对党依然继续持反对态度，但是一定程度上也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时，只要英国政府能顺应大势，它就能带领全体人民同仇敌忾，推动整个战备工作了。

然而，政府依然固守他们的中庸之道，不想全力对抗法西斯势力，只求息事宁人。我很费解，既然现在全国上下都高度一致，同意武力反对法西斯的暴行，为什么政府不因势利导，加以利用呢？他们本可以利用这个契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还可以通过响应人民的呼声，名正言顺地增强国防实力。然而鲍德温先生并无此意。看来他已英雄迟暮，现在只想着坐享高票当选的硕果，带着保守党安稳度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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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协约国和其他国家不积极干涉德国，希特勒便可以大肆扩军备战，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现在我们不想武力抗争，将来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就无法轻松遏制德国，到时势必要浴血奋战。如果战争到了第二阶段时，就算拼尽全力，取得胜利也是极为困难的事了。1935年夏天，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新开始征兵。英国非但对此保持沉默，还私下同德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同意德国建立海军，并允许德国必要时可以拥有与英国一样的潜艇规模。纳粹德国瞒天过海，逾越法律，偷偷地建立起了空军。到了1935年春天，德国空军公开宣称已经与英国势均力敌。在经过长期的秘密准备之后，德国开始明目张胆地赶制军械，且已有两年时间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以及那时看似遥远的美国即将面对的是一个好战尚武、军队齐整、作战效率极高的德国。德国拥有七千万人口，他们渴望民族复兴，重振昔日荣耀。在残暴的军国主义和纳粹政权的驱使下，德国正大步向前。

现在希特勒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张了。希特勒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均未受到来自欧洲两个民主大国的有效抵抗。除了深谋远虑的美国总统，美国人民后来才逐渐发现这一切。1935年为了争取和平我们做了许多抗争，那时本应稳操胜券，然而现在却几乎全都失败了。墨索里尼吞并了埃塞俄比亚，无疑是在挑战国际联盟，特别是英国的权威，这场博弈他赢了。意大利现在与英国分道扬镳，转投到希特勒的阵营。柏林—罗马轴心已然形成。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想要阻止这场战争几乎已经不可能了。就算通过武力干涉延缓战争爆发，也无济于事。英法两国现在能做的只有全力备战，静待挑战了。

或许现在还有时间建立集体安全保障体系，但是建立这个体系的基础需要各国团结一心，愿意执行国际联盟的决议，武力反抗法西斯。各民主国家和它们的附属国，就目前实力来说，绝对胜过独裁国家。但被懒惰和怯懦所束缚的善良动机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坚决备战的邪恶动机。然而，绝不能因为热爱和平就放弃武力抵抗法西斯势力，最终使数百万平民糊里糊涂地卷入全面战争，这不是理由。那些反战集会者是如此善良而又软弱，他们的喧嚣将归于沉寂，他们的投票也将毫无意义，因为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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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法苏两国为防止法西斯侵略联合拟订了《东方洛迦诺公约》草案，并准备邀请德国加入该公约，纳粹德国觉察到该公约会束缚自己的侵略活动，因此于1935年发表声明拒绝缔约，并极力阻挠这一条约的签订。12月18日，希特勒在柏林对波兰大使说，“他坚决反对西欧国家与苏联合作。”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态从中作梗极力阻挠破坏，不让法国与苏联直接缔约的企图得逞。尽管法苏两国5月份在《法苏互助条约》上签了字，但双方都未获得最后批准。德国很清楚这一点，于是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处心积虑阻止该条约获得正式批准。柏林方面向赖伐尔发出警告，声称如果法国批准该协定，那么德、法之间重修旧好将永远无望。迫于压力，后来赖伐尔很明显表示出想放弃与苏联缔约的态度，不过事实上他本人最后未能对这件事施加任何影响。

1936年1月，法国新任外交部长弗朗丹先生到伦敦来参加国王乔治五世的葬礼。当晚他在唐宁街的首相官邸与鲍德温先生、艾登先生共进晚餐。席间他们谈到了如果德国撕毁《洛迦诺公约》，英法两国的态度将会如何。要知道法国政府这时候正打算批准《法苏互助条约》，一旦法国批准该条约，德国的确很可能会撕毁《洛迦诺公约》。对此，弗朗丹征询了法国内阁和总参谋部的正式意见。2月，他在日内瓦将自己整理的法国方面的正式意见反馈给了艾登先生：如果德国胆敢违反条约，法国军队将随时待命，听从国际联盟的调遣。此外，他还向这位英国外交大臣提出要求，希望英国能按照《洛迦诺公约》相关规定给予援助。

2月28日，法国国会最终批准了《法苏互助条约》。第二天，法国驻柏林大使受命前去与德国政府接洽，打听德国在什么前提下才愿意和法国进行谈判，以消除隔阂，增进了解。希特勒回复说要考虑几天。3月7日上午10点，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先生召集英、法、比、意四国大使到德国外交部所在地威廉大街，向他们宣布了德国的建议：订立一个为期二十五年的公约，在莱茵河两岸都设立非军事区，订立一个限制空军的条约，另外还要求与德国东西方的邻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

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第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条，战胜国在莱茵兰地区成立了非军事区。根据规定，德国不准在莱茵河左岸以及右岸的五十千米范围内拥有或构筑任何工事，也不准在这里驻军、进行任何军事演习或存放任何战备物资。随后的《洛迦诺公约》也重申了这一规定，这一切都是双方自由谈判的结果。按照公约，缔约各方应在个别或集体层面保证德、比和德、法边界维持现状。公约第二条规定，德国、法国、比利时三国永远不得越过彼此边界攻击他国进行侵略活动。如果任何一方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的第四十二、四十三条，这种行为将被视为“无故侵略行为”。如果任何一方在非军事区内集结军队，遭受侵略的缔约国有权立即采取行动。凡是出现违反条约的行为应当立即上报国际联盟，待国际联盟确认情况属实后，会建议缔约国向被侵略国提供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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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3月7日，就在同一天中午，在希特勒提出订立二十五年公约的两小时后，他又在国会宣布要重新占领莱茵兰。甚至在他的话音还未落，德国部队就已迅速越过了非军事区边界，进入了莱茵兰，占领了那里的主要德国城镇。他们在那里受到了人们的夹道欢迎，不过同时也提心吊胆害怕协约国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希特勒为了迷惑英美的舆论，声称这次占领行动只是象征性的。随后，德国驻伦敦大使向艾登先生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其中的内容与上午早些时候纽赖特先生在柏林交给《洛迦诺公约》缔约国大使的那份差不多。这份建议是为了让大西洋沿岸那些愿意自欺欺人的人们就此心安理得。艾登先生义正词严地回复了那位德国大使。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希特勒这份和解建议是其阴谋的一部分，他想利用这份建议书掩饰他违反条约的罪恶行为。通过这次行动他在国内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同时也方便他展开下一步计划。

德军占领莱茵兰事件不仅破坏了战争时期通过武力给德国限定的义务，而且破坏了和平时期各方自愿达成的《洛迦诺公约》，还无耻利用了协约国提前几年撤出莱茵兰地区的善意。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以总理萨罗和外长弗朗丹为首的法国政府对德国这种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呼吁盟国和国际联盟采取相应措施。这次响应法国号召的都是协约国中的一些小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还有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其实法国尤其有权要求英国给予援助，因为我们曾经保证过一旦法国边境遭到德军侵略，我们会出手相助，共御敌军。另外，正是我们对法国施加压力令其提早撤出莱茵兰地区，现在我们要为这个行为负责。如果世上有所谓破坏条约行为的存在，那么无疑就是德国现在这种行为了。德国不仅破坏了《凡尔赛和约》，而且还破坏了《洛迦诺公约》。这些条约对各缔约国都具有同样的约束力，然而德国却对这些条约义务肆意践踏直接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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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事件令法国举国震惊。萨罗先生和弗朗丹先生一时冲动，想立即行动起来，动员全国人民抗击德国。但如果他们有能力做，他们早就采取行动了。一旦法国行动起来，就会带动其他国家也跟着行动起来。这对法国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抉择。但他们似乎不能轻举妄动，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和英国达成一致。然而这只是一种解释，不能当作按兵不动的借口，要知道这是攸关国家存亡的大事。若法国政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它就应该下定决心履行条约义务，抗击德军。可是在局势不断变化的岁月里，不断更迭的法国政府多次以英国提倡和平主义为借口，为自己按兵不动进行辩护。这也是事实，英国从未激励他们奋勇抵抗德国的侵略。相反，这位英国盟友会趁他们犹豫不决时，果断出击，打消他们的抵抗念头。星期日一整天，英法两国进行着频繁的电话交流，双方都十分激动。英国劝法国政府最好暂时按兵不动，以便两国经过充分考虑后采取共同行动。这真是为逃避战争找了个绝好的理由。

伦敦方面，非官方的反应也令人寒心。劳合·乔治先生匆忙发表言论说：“在我看来，希特勒破坏条约也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的事，可以理解。在此之前有些事激怒了他，因此他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有原因的。”他还说“希望我们保持头脑冷静”。所谓激怒他的原因大概是指协约国的裁军力度还不够。斯诺登勋爵认为希特勒这次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值得信任，他说希特勒过去提出的和平建议都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但是这次应该引起重视，不能再置之不理了。这些言论都表现了当时英国公众舆论受到了严重的误导，不能为发表这些言论的人增光添彩。英国内阁总想寻求阻力最小的方法，它认为现在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向法国施压，令其再次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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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内部对这起事件也有很大分歧。整体上看，一方面法国政客希望军队行动起来，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另一方面，将军们则认为应该像他们的对手德国一样，保持镇静和忍耐，继续拖延下去。我们现在才知道当时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之间也有一些意见分歧。当时，只要法国政府出动其拥有的将近一百个师的法国陆军以及法国空军（当时很多人错误地相信法国空军的实力是欧洲之最），德国总参谋部必会勒令希特勒撤出莱茵兰地区。这会大大抑制希特勒的狂妄与野心，给他的统治以致命的一击。别忘了当时即使没有外部增援，单凭法国一己之力也肯定能将德军驱逐出莱茵兰地区。只要法国开始行动，根据《洛迦诺公约》，英国也绝不能再袖手旁观。然而事实上法国始终按兵不动，白白失去了这样一次扼杀希特勒野心的宝贵机会。本来只要抓住这次机会，根本用不着进行大规模战争。相反，法国政府在英国的鼓动下，把遏制希特勒的重担推给了国际联盟。可是当时的国际联盟由于前一年制裁的失败以及《英德海军协定》的打击，早已备受削弱威风扫地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以及拉尔弗·威格拉姆一同前往巴黎。他们本来打算在巴黎举行国际联盟会议，但没过多久威格拉姆就奉艾登之命，赴法国邀请弗朗丹前来伦敦，把国际联盟的会议改在英国举行，这样法国就可以获得英国的强力支持。对这位忠实的官员来说，此次赴法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差事。3月11日，威格拉姆一回到伦敦就来找我，告诉我事情的全部情况。弗朗丹也在当晚深夜抵达伦敦。周四早上八点半左右，他来到我位于莫佩思大厦的寓所。他告诉我说，他准备要求英国政府出动海陆空三军与法国一起协同作战。他已经取得了协约国中的小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随后他将已收到的回信念给我听，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上次战争中形成的协约国，毫无疑问现在仍然优势明显实力非凡。只要他们行动起来肯定能取得胜利。尽管我们当时不知道希特勒同他的将领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我们这边显然实力仍很强大。我当时身在草野，仅凭个人能力帮不上什么忙，但我还是衷心祝愿这位贵宾能够排除万难取得成功。我还答应他，只要有可能一定会鼎力相助。那天晚上我邀请几个主要同事与弗朗丹先生共进晚餐，让他们也听一下弗朗丹先生的建议。

担任财政大臣的张伯伦先生是当时政府里最有实权的人。他的传记作者基思·法伊林先生从张伯伦先生的日记中摘录了下面一段话：“3月12日，我和弗朗丹先生进行了交谈，谈话中我重点指出，舆论肯定不会支持我们采取任何性质的制裁措施。但他认为只要我们坚守同一阵线，德国肯定会不战而退。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对一个疯狂的独裁者来说，这种估计不一定可靠。”当弗朗丹提议至少可以对其实施经济制裁时，张伯伦做出了如下回应。他提议在谈判时可以建立一支国际军队，并同意订立一个互助条约。此外他还宣称，如果放弃一块殖民地就可以换取长久和平的话，他愿意予以考虑。

与此同时，以《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为首的英国大部分报纸，都表示愿意相信希特勒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诚意。然而奥斯汀·张伯伦先生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说时，却表示自己并不这样想。威格拉姆认为自己有必要带弗朗丹与他能想到的所有人都接触一下，这其中包括很多伦敦金融界、新闻界、政界的人士以及洛西恩勋爵。在威格拉姆家里，弗朗丹无论遇到什么人都会对他们说：“现在整个世界，特别是那些小国家都把目光集中在英国身上。如果英国现在愿意行动起来，武力阻止德国的侵略扩张，整个欧洲都会跟随它的脚步。你们应该拿出个办法来，整个世界都将会跟随你们，这样你们就能阻止战争的爆发。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要是你们现在不阻止德国的侵略扩张，那么一切都完了。法国便再也不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要知道法国与它远隔甚远，实在无能为力。如果你们背弃《洛迦诺公约》不出兵一起抗击德国，那么到时候你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国重整军备，而法国更是什么都做不了。你们现在若不动用武力制止德国，战争将在所难免，别看你们暂时和德国关系友好。就我而言，反正法德之间是谈不上什么友谊的，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态势。要是你们最终决定背弃《洛迦诺公约》，我也将改变我们的政策，因为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法。”弗朗丹说这话时真是带着莫大的勇气，但与其说不如去做，要知道行动比语言更有说服力。

洛西恩勋爵的看法是：“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德国只是到自己的后花园罢了。”在英国，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大有人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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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说事情进行得并不那么顺利，便与威格拉姆进行了一次谈话，然后我建议弗朗丹先生在回国前最好要求与鲍德温先生进行一次会谈。最终会谈地点定在唐宁街首相官邸，在那里，首相非常客气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对于英国的按兵不动，鲍德温先生解释说，他虽然对外交事务知之甚少，但他对英国人民的感情却了如指掌，他们渴望和平。弗朗丹先生后来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当时他的回答是：如果想要维护和平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趁现在尚有机会，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扩张行为。法国之所以劝英国一起制止德国，并不是想把英国拖入战争，也不是想要什么实质上的援助。不管英国愿不愿行动，它自己都会先采取一种简单的警察式行动，因为据法国所得到的情报说，莱茵兰的德国军队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撤退。弗朗丹后来还强调，自己当时还说，法国对其盟国所提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允许法国自行其是。这话当然并不可信。因为根据《洛迦诺公约》，法国有权自由采取合法行动，英国根本无权干涉。对此，英国首相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冒战争风险出兵阻止德国的侵略行为。随后他又问法国政府决定怎么办。对此，弗朗丹并没有给予直截了当的答复。据弗朗丹回忆，当时鲍德温先生说：“或许你是对的，可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动，哪怕引发战争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我也决不允许英国以身犯险。”鲍德温先生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英国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这些话至今未经证实。回到法国后，弗朗丹先生自己可以确认的是：第一，除非英国决心要制止德国，否则内部有分歧的法国很难团结起来；第二，英国根本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制止德国的侵略，就连行动的欲望都没有。他由此得出了一个可悲的结论：现在法国的唯一希望就是跟野心越来越大的德国讲和。

尽管最后弗朗丹被迫选择向德国妥协，但是从弗朗丹在这段煎熬岁月里的态度来看，我觉得，不管他以后有何过失，在后来的几年里我都有责任尽我所能帮助他。1943—1944年的冬天，当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利亚逮捕他时，我用我的权利保护了他，我还为此请求罗斯福总统并得到了帮助。战后，弗朗丹要接受法庭的审判。由于我的儿子伦道夫在北非战场上曾与弗朗丹多次接触，因而被传去作证。儿子的辩护以及我为弗朗丹所写的辩护信应该起了作用，最后法国法庭宣判弗朗丹无罪。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虽然软弱可能招致灾难，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叛国。不过，无论如何法国政府都难辞其咎。要是克雷孟梭或彭加勒还在的话，肯定不会让鲍德温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一定会让他乖乖答应出兵阻止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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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最终占领了莱茵兰地区，严重破坏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英法两国姑息养奸的态度给威格拉姆重重一击。他夫人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法国代表团走后，拉尔弗黯然回来了。他坐在那个从未坐过的房间角落里对我说，‘现在战争在所难免，这场战争绝对会恐怖至极。我想我是看不到了，可是你还能看到，现在就等炸弹投到这座小房子上吧！'我听了他的话十分害怕。他又接着说，‘这些年来我做的所有工作都毫无用处。很遗憾我失败了，我没能让英国人民认识到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不够坚强吧，才没能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可是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对此一直理解得很透彻，而且他很坚强，我相信他一定会奋斗到底。'”

我的朋友似乎始终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因为他把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了。毕竟，一个人一旦认定了他的职责所在，他便会一直为之奋斗，甘愿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威格拉姆天性敏感，对这种职责理解得越深对他来说越是种负担，最后让他不堪重负。1936年12月，威格拉姆不幸逝世。对英国外交部来说，他的离去是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也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命运，英国继续衰退，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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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成功占领莱茵兰，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证明了当初他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并证明了自己的判断或“直觉”是多么超群、异于常人。这些将领现在对他都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德国人本来并无征服世界的野心，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在欧洲重获地位，看到它以前的敌人在这次事件中任其摆布，彼此之间如此貌合神离，自然很高兴。这件事无疑大大地提高了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也鼓励他能够继续往前走，进行更大的尝试。他对全世界说：“现在德国在领土方面已经得偿所愿，不会再侵占别的领土了。”

对此法国人有两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担心战争再起，另一方面也庆幸自己暂时躲过了一劫，这两种情绪充斥着整个法国。思想单纯的英国报纸用下面的话来安慰头脑简单的英国人：“毕竟，这只不过是德国人收回自己的国土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那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然而，没有人停下来留心一下，若是德国今后可能入侵法国，他们现在把开战的地点已经向前移动了一百英里。也没有人担心这件事就等于向协约国中的小国和欧洲表明法国不愿打仗，即使愿打，英国也会把它拖住。这起事件大大巩固了希特勒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另外，也使当初那些以爱国为名试图阻止希特勒的将领们显得愚蠢短视，对他们来说是种莫大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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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在这段紧张时期，政府高层一直对是否任用我而争论不休。此时不断有压力向首相袭来，他最终决定成立一个新的部门——这个部门并非国防部，而是国防协调部。对此在内维尔·张伯伦的传记里有所记录。当时奥斯汀·张伯伦在政府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这样想也这样说过，政府将他排斥在外是个“大错误”。霍尔爵士此时已经痊愈复出，考虑到在《霍尔—赖伐尔协定》的风波中他已经顺从地接受了免职，政府中自然有很多人希望他能官复原职，重掌外交部。首相认为最好由现任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接管这个新部门，让奥斯汀·张伯伦接替内维尔担任新的财政大臣。内维尔确信不久之后他就能接替鲍德温担任首相，因此他不同意这个提议。法伊林先生这样写道：“保守党可能不会同意霍尔官复原职。另外，如果让丘吉尔接管这个新部门，自由党和中间派的人可能会感到担忧，因为当初保守党向他们承诺过不让丘吉尔进入政府，以避免英国陷入军国主义。让丘吉尔接管新部门势必会违背保守党的初衷，负责解释保守党纲领的人将无法自圆其说。还有，如果鲍德温先生退下来，谁来接任首相难免会引起一番争抢。”我们得知，政府用了大约整整一个月来权衡利弊，综合考虑如何进行人事变动。

这些事情的进展情况我自然是知道的。在3月9日的辩论中，尽管我批评政府政策的语气非常和善，但仍旧特别注意保持我以往严厉的态度，丝毫没有减弱。这次演说非常成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尽管我对新部门的成立和它的权限并不感到满意，但是我依然很愿意接受这个职位，因为我相信，在这里，我的知识和阅历将能得到充分发挥。据法伊林说，很显然，德国在3月7日入侵莱茵兰地区就是冲着阻止我的任命来的。希特勒当然不会希望我担任这个职位。因此，3月9日鲍德温先生决定让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接管新部门。因为人们对他一无所知，而且他是位律师，对军事一窍不通，这很符合当前形势需要。报纸和公众对首相的决定感到非常惊讶。政府再次将我拒之门外，不让我参与我们的国防工作，对我打击实在太大，但也许是最后一次了。

此后，各种讨论和辩论纷至沓来，我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得不谨慎小心，避免在公众面前失态。我要控制我的情绪，尽量表现得沉稳镇静，超然物外。对此我有一个简单好用的原则，就是在尽力控制情绪的同时，时刻心系国家安危。为了让我的内心笃定，专注凝神，我打算梳理一下从签订《凡尔赛和约》到现在的重大历史事件，并将他们汇总成书。当时我甚至已经写完了第一章，其中部分内容可以直接用于本书，完全不用修改。可是后来由于事务繁忙，再加上我在恰特韦尔时一直保持日常写作习惯，以愉悦心情，因此这个计划进行得十分缓慢。另外1936年底，我开始专心润色我那部《英语民族史》。其实这部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已经完工，只待日后出版。创作一部鸿篇巨制犹如挚友伴侣在侧，可以时常从他那里得到快乐和慰藉。越是创作下去就会越令人沉醉其中，因为他能指引我们的心灵抵达一个更新奇广阔的境界。

鲍德温先生当然有充分理由凭借权力用尽手腕来对付一个曾经屡次无情批判他的人。而且作为一个非常精明的党内领导者，他自然希望获得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非大选期的空档里过个安稳日子，因此当然不希望我进入他的内阁搅局帮倒忙。当时，他无疑觉得自己已经在政治上给了我致命一击，连我也觉得他这么想是对的。然而人们的行为无论睿智还是愚蠢，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我们都很难预料他的结果究竟如何！这种不确定性一直存在，令人难以捉摸，一旦失去，人生这出戏就会变得索然无味了。此时鲍德温先生和我一样，都不知道他无意间竟帮了我一个大忙。此后的三年里，内阁不断出现妥协和失职的问题，鲍德温先生将我拒之门外，恰恰帮我避开了这些麻烦。试想如果我真的成了内阁一员，一旦开战，国防工作中的不到位之处无可避免地都会直接归咎于我。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当时遇到的事情看起来对我不利，但是结果却出人意料的幸运。这不是第一次了，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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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然希望，法国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能够对德国形成一种国际压力，迫使德国能够执行国际联盟的决议，撤出莱茵兰地区。

（我在1936年3月13日写道）法国已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庭主持正义。若是国际法庭判法国胜诉，但又拿不出令人满意的措施，那就证明国际联盟的盟约是一纸空文，集体安全体系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骗局。通过国际法的保障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本来可以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然而现在当一方受到侵害时，这套理论却不能依法采取措施来纠正违法行为，根本毫无用处，真是丢人啊。它很快就会被另一套制度所取代，各国将组成联盟或者集团，只通过武力保证正义和秩序。不过如果国际联盟能够对侵略者德国——这个现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实施制裁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国际联盟的威望会因此变得非常高，此后人们都会承认国际联盟拥有无上权威，可以有效调解和解决各国争端。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就可以趁此机会实现一直梦寐以求的理想。

但是这样做的确有一定风险！如何降低这种风险是每个人都要考虑的事情。其实有个方法很简单：我们只要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拥护国际法并且在公理和实力上都能压倒一切的联盟就行了。诚然如果这个联盟与法西斯势力旗鼓相当的话，那么无疑几周内就会爆发大战。一旦开战，根本无法预计谁会卷入这场战争，这场战争将怎样打或者怎样收场。可是如果国际联盟领导下的这股势力能够比法西斯侵略势力强四五倍的话，那么就有机会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来解决现有问题了。因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每个国家都应贡献自己的力量，履行国际联盟的盟约。

在这个紧要关头，国际联盟能依靠什么力量呢？它有自己的执法官和警察来执行它的决议吗？还是只能孤立无援，坐等沦为那些优柔寡断、热衷冷嘲热讽者高谈阔论时的一个空洞笑柄呢？世界的命运真是奇怪，现在机会来了，国际联盟可以指挥一个过去从未指挥过的、能够压倒一切的联盟，维护世界和平的警察就在手边，各个大国正齐聚日内瓦，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出于各自的利益和责任，他们必须要维护国际法律，并在必要时以实际行动贯彻国际联盟依法做出的决议。命运究竟何去何从，我们到底是走向新时代还是回到旧时代呢？现在应做出抉择了。

一些自由党和工党人士对于上面这段话也极为赞同，当时他们正与我以及几个保守党的朋友共同合作。看到这番话，那些担心国家安危的保守党、工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以及一年前参加和平投票的众多反战和平主义分子，或许能因此联合起来。如果英王陛下政府能够通过国际联盟断然采取坚定的行动，武力反对法西斯势力，那么他们一定能领导英国勇往直前，为避免战火作最后的尝试。

直到3月26日，英国议会才开始组织讨论德国占领莱茵兰的事情。这是由于之前国际联盟行政院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占去了一部分时间。国际联盟这次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对于《法苏互助条约》的反对意见应该由德国提交给海牙国际法庭处理，在谈判期间德国不得向莱茵兰增兵。如果德国拒绝接受后面一条，英、意两国将依据《洛迦诺公约》赋予的义务采取必要行动。然而意大利的承诺根本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墨索里尼早就与希特勒来往密切，所以德国感觉自己实力雄厚，完全可以无视任何限制他在莱茵兰地区行动的条款。因此，艾登先生坚决认为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现在应该举行参谋会议，提前研究对策早做准备，这样在未来必要时，就可以根据《洛迦诺公约》及时采取联合行动。这位年轻的外交大臣据此在议会发表了一篇演说，最终以其卓越的胆识赢得了众多议员的喝彩和掌声。我和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也都发表了长篇演说支持他。然而内阁对艾登先生的提议却不太感兴趣，连艾登要求举行参谋会议都很难办到。一般来说，此类会议都是秘密和非正式的，起不到什么外交筹码的作用。现在经过三周的谈判和抗议，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举行参谋会议。德国破坏条约强占莱茵兰已经过去了这么久，而协约国就只做出了这么一个反应。

在演说中，我说道：

回首过去五年的外交政策，我们肯定不会感到高兴。这是多灾多难的五年。在此，我绝不想把这段时期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归咎于我国政府……可是在这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确能看到人类的命运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惊人变化，前途一片惨淡。五年前，大家都还觉得安稳无忧；五年前，大家都对和平满怀期待，憧憬着有一天世界和平、正义当道，到那时无论什么阶层都可以平等地享受一切科技文明成果。五年前，若是有人提及将会发生战争，这种行为绝对会被视为愚蠢透顶罪大恶极，甚至说这人疯了……

德国入侵莱茵兰地区是件很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将威胁到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安全。当听国务大臣说德国在谈判期间拒绝停止修筑防御工事时，我对此备感担忧。我觉得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在那里筑起一道防线，这将严重影响欧洲局势。因为对德国来说，这就等于在其前门构筑了一道屏障，让他们可以安心从东面和南面出击进犯他国。

英国和美国后来才开始逐渐意识到德国在莱茵兰修筑防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进行信任投票时，我再次重申了德国在莱茵兰修筑防线其后果的严重性，我说：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撕毁了所有条约，大肆在莱茵兰驻军。他的军队不仅此时驻扎在那里，而且将永远驻扎在那里。这一切都说明：纳粹统治在德国及其周边国家已经深入人心。德国不仅在那里驻军，而且还在莱茵兰地区开始着手或者说准备修筑防御工事。这当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开始我们听说德国修筑的只是一般的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在野战工事的基础上，对其不断加强和完善，最终筑成的防线可以如同兴登堡防线一样完美。这道防线将是一个钢筋水泥做成的堡垒，里面有许多地下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些野战工事除了在坚固程度上稍有差别之外，其他的与永久性防御工事完全一样。这项工程自铲掉第一块草皮开始，就会一直稳步进行下去，最后将会建成一道完美的防线。

我毫不怀疑，德国将用尽可能短的时间筑起一道坚固防线，这道防线将覆盖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线。也许是三个月，也许是四个月，或许是半年，我们就能看到一道异常坚固的防线了。那么这又将对外交和军事战略产生什么影响呢？在德国与法国的边境上设置这样一道坚固的防线，德国就可以减少这里的驻防兵力，把它的主力转而投向比利时和荷兰边境。我们再来看看东线的情况，莱茵兰防线对东线局势的影响可能来得更为直接。虽然这对我们没有构成直接威胁，但是无形中的威胁却迫在眉睫。在这些防御工事完成后，随着工程的日趋完备，整个中欧的安全形势都会有所变化。一旦这项浩大的军事工程完工，波罗的海三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当然还有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及其他中欧国家势必会受其影响。

我的这些警告很快都得到了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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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继侵占了莱茵兰，修筑了对法国的防御工事后，很显然下一步就是要吞并奥地利。1934年7月，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遭遇暗杀，拉开了这场阴谋的序幕。具体情况将在下一章详述。我们现在才知道，1936年5月18日，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曾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先生坦诚地说，在处理好莱茵兰问题之前，德国不会在外交上主动采取什么新行动。他还解释说，在德国修好对法国和比利时的防线之前，德国政府绝不会支持奥地利境内纳粹党人的暴动，并且将对此进行严厉打击。另外，他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将采取互不干涉政策。他说：“一旦我们的防线完工，中欧国家会发现法国再也无法进犯德国领土。到那时，这些国家就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他们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在他们国家内部会兴起一种新势力。”接着纽赖特又对布利特先生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奥地利青年加入了纳粹党，奥地利迟早要被纳粹党统治，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就在于尽快建好德法边境上的那段防线，否则一旦德国与意大利发生争端，法国就会趁机进攻德国。

1936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了演说。他宣称：“德国既不想干预奥地利内政，也不希望吞并奥地利，更不想同奥地利合并为一个国家。”1936年7月11日，希特勒同奥地利政府签订条约，在条约里德国承诺将不会采取任何手段来干涉奥地利内政，也不会积极支持奥地利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然而这个承诺还没过五天，德国就暗中指示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党加紧活动继续扩张。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命令德国总参谋部开始拟定攻占奥地利的军事计划，只待时机成熟就开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