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间谍风云，冷战时代显身手
他不是个酗酒者，也不抽烟。他不恋钱，也不好色。他总是在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总是将秘密藏在心头。他一定有弱点，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弱点是什么。
——前民主德国特工M
梦，成为克格勃
在读大学期间，普京对于加入克格勃成为一名间谍的梦想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他时刻准备着、憧憬着、等待着。
事实上，普京出身良好，品学兼优，又一心想成为克格勃。对于这样一个人，克格勃其实早已经注意到了，当然，他们注意的不仅仅是普京一个人。
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克格勃。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其前身为苏联早期领导人之一捷尔任斯基创立的“契卡”（Cheka），即全俄肃反特别委员会。后又多次更名：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安全总局、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但人们仍习惯称呼这一机构为“克格勃”，其工作人员为特工。
克格勃是苏联最庞大也最神秘的官方机构，其职权领域大致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相当。在20世纪30年代，由亚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克格勃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职能极大，涉及国内所有领域，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
当时，出于对人才的需求，克格勃在各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如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大学公开招募毕业生，这并非是什么绝密的事情。
克格勃在大学生中招人是得到学校的支持和配合的。他们可以先阅读学生的档案，再和可能的人选个别谈话，当面考查，再向上汇报，决定是否录用。克格勃招募情报官员的标准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机智勇敢，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25岁。成员主要从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当中招募。被录用者还需要经过半年至五年的专门训练和培养。这种招募和训练方式，使克格勃能够长期维持一支素质较高的职业情报人员队伍。
1975年的一个午后，当时普京已经大学四年级了。一个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人找到了他，并与他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谈话。也就是这两次谈话，使普京最终实现了少年时期的理想——加入克格勃。
毕业论文答辩刚一结束，普京等3名同学便马上被送到苏联克格勃对外情报局进行专业培训。在苏联，克格勃办了200多所间谍学校，都是地图上没有标记的“特务城”。其中大型学校共有7所。而普京当时就在位于明斯克市东北约70公里处的“帕拉霍夫卡”学校（401保密学校）。
克格勃组织在每个学校的外围都放置了一支精锐的克格勃部队，并将学校包围起来，整个地区都在克格勃的严密保卫之下。在苏联地图上也找不到它们的位置，苏联的老百姓也不知道有这些地方存在。
在“帕拉霍夫卡”间谍学校，基础科目有数学、化学、政治常识教育、外国文学等，占697课时。军事课程主要有外国军事组织的编制、军备设施、武器装备，外国领导人情报，包括每个关键领导人物的详细资料，以及生活习惯和特征，占392课时。特别科的内容最为丰富，占1824课时。它包括：地形学，摄影技术，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特种通讯联络方法，包括用隐形墨水在地图上绘制秘密符号和注解，在玻璃片上写隐形的情报笔记一类的特别技能。在特别科教育中，如何接头，如何避免盯梢，如何摆脱跟踪，如何同间谍网的其他人员碰头等等是间谍的基本功。
普京经过一年半的间谍培训，因为成绩卓著，经由特别专家组成的考试团严格考试后，他被授予陆军中尉军衔，并被分配到克格勃第一总局列宁格勒工作站侦察分队（特工科）上班。
特工担负着一项特种任务：对外国人和外国使馆外交官进行跟踪。众所周知，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世界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对外国使馆实施严密监控。
1975年的一个午后，当时普京已经大学四年级了。一个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人找到了他，并与他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谈话。也就是这两次谈话，使普京最终实现了少年时期的理想——加入克格勃。
当时一般的俄罗斯特工人员没有独用的办公室和电话。因此，普京和同事们不得不挤在一个房子里，每个房间只有一部电话，这给他们带来诸多不便。大家常常因为打电话而发生争执。年轻的普京仍然那么争强好胜，他常常处于争执的中心。他总是毫不客气地抢过唯一的一部电话和“局外”的朋友聊起来没完。为此，同事们戏称他是“煲电话粥能手”。
“普京可以这么做，因为领导很器重他，常常对他另眼看待。”普京当年的同事维克托·弗罗利科夫说，“他还有分队刑侦科的工作证，这可是一种特殊待遇。在我们侦察分队，持有这种证件的人充其量也就那么几个。谁也不知道普京在执行什么任务，我们也不便过问。当时我们有明确规定：不该知道的不问，对同事的工作不准随意打听。”
不久，普京进了特工科开办的德语进修班。谁能获此机会，完全由科领导决定。据弗罗利科夫说，只有最有发展前途的人才能被送到该进修班学习。进修班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两个小时。最初每班为8至10个人，每届四年，进修班严格实行优胜劣汰原则。所以，结业时只剩下一半也算是很不错了。该德语班不发毕业证，只发结业证书，外语成绩存入个人档案。
特工科科长的谢尔盖·彼得罗夫上校深情地回忆道：“第一次和普京谈话，我就立刻感到他头脑机敏，气度不凡，有出色的分析能力。情报工作最需要智商高、视野宽的人。我眼前的这位青年军官正是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没谈几句，我就深深地喜欢上普京了。”
又过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后，普京被保送到了红旗学院。对克格勃的许多青年军官来说，这可是梦寐以求的好事。
有记者非常疑惑地问彼得罗夫上校：“既然普京在你们这里表现如此出众，那您为何要放他走呢？”
“的确是我亲自把普京保荐到红旗学院的。”彼得罗夫沉思片刻，满怀深情地说，“说句老实话，像普京这样出类拔萃、风华正茂的军官，我确实不愿意轻易放走。但我知道普京在业务上需要进一步提高，虽然那时他已经升任少校。沃洛佳前途无量，日后必成大器，担大任。俗话说，庭院跑不出千里马。我不愿把普京窝在我们这儿，眼睁睁地耽误他的锦绣前程。”
在红旗学院，普京化名为普拉托夫——这是该学院的一个习惯，每个学员都有自己的化名。普京在这所学院主要学习和德国相关的经济、政治、体制、政党等等各方面的课程。事实上，从那时起，普京就知道自己毕业后会被派往民主德国或者联邦德国。
在东德：神秘职业，特工岁月
1985年，在红旗学院受训完毕后，由苏联对外情报局笫四处派遣，普京以中校特工的身份被派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工作，普京被派往民主德国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历史非常悠久的古城——德累斯顿，他的公开身份是莱比锡“苏德友谊之家”主任。
初到德国时，普京颇为“水土不服”，花费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战胜了最初的痛苦。他回忆说：“如果事先没有准备，（德语水平）很难在两个月之内进入工作状态……甚至还有这种概念：我们称它为‘电话病’，就是每当有电话进来，你拿起听筒，而那头传来的是一串叽哩咕噜的外语。”说完，他还展示了当时接到电话的年轻情报人员每每被对方快速流利的德语弄得晕头转向后，如何挂掉电话的情形。之后，他继续回忆说：“那里的间谍头子们说：您跟新人说，让他找别人来听电话，而不是挂掉电话。这种症状只在新人有（语言）基础的情况下才能很快消失。”
当然，在德国工作期间普京也学会了很多，比如反跟踪技巧。在一次秘密会结束后，为了不暴露目标，他沉住气，在城里东游西逛整整一天，叫德国谍报人员伤透脑筋。还有一次，普京正与卧底人员接头，突然发现有情况，于是，他飞快钻进车内，把礼帽放在车前座上面，造成两个人坐车的错觉，然后冷静地把车悄悄开出城外，这才化险为夷。
普京在德国的情报活动，是以北约为主要目标，搜集的情报都直接报送国内的克格勃总部，为此普京招募了一些东德人。普京也曾使用经过克格勃培养的年轻貌美的女特工（“燕子”）来刺探情报。克格勃很擅长利用“燕子”接近目标，色诱对方，使之就范，为己所用。
贝琉酒店是德累斯顿的高级酒店之一。当年，普京手下有若干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燕子”，就活跃在这里。这家酒店的登记处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一旦某些有价值的西方旅客入住，很快就会有“对口”（即精通旅客所属国家语言）的“燕子”上门服务——克格勃对刺探情报从来是不择手段的——当然，他们的西方同行也不逊色。
就事论事地说，普京在东德最初的间谍工作并不突出。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刊登过一位曾在上世纪80年代受普京控制、直接为他提供情报的前民主德国特工（代号为M）的文章，披露了普京到德国从事间谍生涯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
1985年，M特工在德累斯顿的一套秘密公寓里与普京接头。普京给M特工留下了一个不好的“第一印象”。
M特工回忆说：“普京的前任，也就是我的前上司克格勃情报处官员介绍我们相识。由于普京是一位刚出道的新手，于是我就向他详细介绍了在德从事间谍活动应注意的情况。显然，他一点经验也没有。这是他第一次赴海外从事间谍工作。他虽然对间谍理论了如指掌，但却不了解具体操作时的规则。”
很快，普京就出了个大差错——
M特工冒险安排了与普京的一次接头，但不知为什么普京竟没有按时赴约，气得M特工大发雷霆：“要知道忘记与你负责的特工接头就等于犯了有可能危及那名特工生命安全的大错。”“我警告普京说，除非他克服掉不良行为，否则我就立即不干了。”普京像许多俄罗斯人一样，在守时方面有问题。但他一向崇拜德国人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久，普京的工作作风就变得十分麻利。
M特工说，普京有五年时间是他的头儿。普京开始几乎很少说话，总是在寻求建议。两个人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接头制度。为了保护M特工的生命安全，他们有十幢屋子作为会面备用的地方。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就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联系。在德累斯顿沿易北河的一条小路上有一个接头点，M特工每晚都在那里慢跑。M特工把压扁的啤酒罐或香烟盒扔在事先约定的地方，那些东西里往往藏有加了密的电文，或者把情报藏在水泥块里，敲碎水泥块，就可以得到情报了。还有一种接头办法，如果普京办公室里的电话连续响了三声，就是M特工需要紧急约见，普京会在几小时内赶往接头地点。
M特工说，尽管普京刚刚涉入间谍领域时的表现令人不满意，但他逐渐成长为非常有效的自我控制者。他更加雷厉风行，总是竭力控制自己，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他，也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归罪于他。M特工甚至说：“他不是个酗酒者，也不抽烟。他不恋钱，也不好色。他总是在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他总是将秘密藏在心头。他一定有弱点，可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弱点是什么。”
1989年11月，柏林墙轰然倒塌。从这之后，政治局势的变化使普京的克格勃工作变得没有意义，而且还给他带来了麻烦。
1989年12月6日晚，德累斯顿发生了抗议示威民众围攻州安全机关办公大楼的事件。当时在安全局的大楼里挤满了随身携带武器的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由于担心发生意外事件，他们在拼命阻止人群的同时，开始焚烧秘密档案。一个小时后，数百名抗议者冲进大楼。
这时候，人群中有人高喊：“现在让我们去冲击俄国人的秘密警察总部吧，它离这儿并不远！”于是一群人呼啸着向普京住处扑去。
在“克格勃”机构门口站岗的哨兵，发现异常后迅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几分钟后，普京出现在大门口。这一次，他没有穿那件灰大衣，而是穿着一身笔挺的军服。
普京面对喧闹的人群，大声告诉他们：“这里是苏联军事机构驻地，不容随意侵犯。”人群中有人质问普京，为什么院里停着挂东德牌照的汽车，苏联人在东德干什么。普京回答，按有关规定苏方有权使用东德的汽车牌照。接着又有人问普京，他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德语说得这样好。普京不动声色地表示他是一名翻译。就这样，普京成功地拖延了时间，并等到了苏联国内关于允许用武力保护“克格勃”机构的答复。
在得到国内指令后，普京用流利的德语大声宣布：“我希望你们不要试图闯入这一地区。我的部下拥有武器，并已得到可以对外来闯入者开枪的授权。”普京满脸严肃的表情和他斩钉截铁的话语立刻使人群安静下来。那些试图闯入者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悄无声息地散去了。
普京当初在东德的工作，除了克格勃组织内的上司、同事外，没有人知道其具体内容。他谈到此事时也是含糊其辞地说：“我是政治间谍，获取政治家的信息、敌人的计划等等。”
普京说：“在情报部门工作，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拥有了一颗爱国心，我热爱我的国家。”
普京还谈到他在德国的日常生活，比如他在德国的那段日子里培养了对啤酒的品位，他的女儿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德语。有一次，在访问德国时，虽然普京在与德国总理施罗德谈话时用的是俄语，但是施罗德把普京的德语水平大大夸奖了一番。施罗德说：“他对德国以及德语都十分了解，能用地道的德语说很多笑话。”
在谈到克格勃同事对普京的“私人印象”时，普京当时的同事尤索尔泽夫称，普京是一个具有出色分析思维能力的“实用主义者”，同时他也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尤索尔泽夫说：“普京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具有非常强大的克制力，行动小心谨慎。在他进行情报活动时，他总是在幕后指挥，从来不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此外，他性格坚定，能做到临危不乱。”
尤索尔泽夫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时，在前民主德国的克格勃陷入一片混乱，但在离开德累斯顿前的最后几分钟，普京仍没有忘了将德累斯顿斯塔西分部的所有克格勃线人档案全部取走，从而避免了它们落入西方情报机构的手中。
普京在民主德国为克格勃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领导了代号为“日出”的行动计划。“日出”计划的细节到现在还没有公开，这个计划是在德国建立一个间谍网，负责搜集苏联所需要的经济或科技情报。这个计划并没有随着两德统一、苏联解体而寿终正寝——普京当年布建的间谍网可能到现在还在运作——德国情报部门到现在都为此愁眉不展。
普京当上俄罗斯总理后，特别是在他成为俄罗斯代总统之后，已经统一的德国情报当局发现这个俄罗斯代总统以前居然在民主德国工作过6年，他们很奇怪的是，自己的情报局对此却毫无记录。于是，他们费尽心思寻找普京的有关档案，调查普京当年在德国的活动。但是，让德国情报机构震惊的是，在他们接收的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有关普京的档案已经全部不翼而飞。
普京当初在东德的工作，除了克格勃组织内的上司、同事外，没有人知道其具体内容。他谈到此事时也是含糊其词地说：“我是政治间谍，获取政治家的信息、敌人的计划等等。”
有记者问：“您具体是做什么呢？”
普京回答：“我们负责东德境内的与我们有关的政治路线的任何一个消息，以及主要敌人的任何情况。这里的主要敌人是指北约。”
记者又问：“那您的工作包括哪些内容呢？”
“一般的间谍活动包括：发展线人，获取信息，加工信息，并把它们送到中心去。这单是指政党的信息及这些政党内部的趋势和他们的领导包括现任的及未来可能担任的人。重要的是掌握谁在做什么，怎样做的，注意与我们有关的国家的外交部说些什么，他们在世界各地是怎样用不同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政策目的的。或者是我们的谈判伙伴的立场，比如关于裁军的立场等。当然，为了获得这些情报，必须有线人，因此发展线人与获取情报是并列的，还有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加工。”
从始至终，都以克格勃经历为荣
纵观普京执政以后的表现，“克格勃情结”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其治国方略和执政风格都受此影响。普京也毫不讳言：“从始至终，都以克格勃经历为荣。”
普京在克格勃组织里前后工作了16年。长期的“克格勃”经历，使普京心中充满爱国热情，养成坚韧不拔、敢于冒险、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以及遵纪守法、老练稳重、善于幕后操作的优良作风。
1998年7月，普京在出任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后，曾调阅自己的档案，结果发现，当年上级对他的唯一消极评价是“缺乏恐惧感”。而这正是“克格勃”系统经过长期观察包括秘密观察后对普京做出的结论。
普京的“克格勃情结”主要体现在他就任总统后大力恢复“克格勃”的正面形象。
苏联解体后，“克格勃”庞大的机构也随之被肢解，而“克格勃”的名声却变得很坏。人们对“克格勃”攻击与非议至少有两种原因：一是出于政治目的。原来的“克格勃”权力太大，难以控制，因此把它分解成了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联邦边防局、联邦保卫局、联邦政府通讯署5个互不隶属的部门。原来“克格勃”引以为荣的那些塑像和纪念碑，也被纷纷拆除和销毁。二是民众对“克格勃”不了解，加之“克格勃”少数成员过去胡作非为，“残酷镇压”群众，使“克格勃”在人们心目中成为“恐怖”的象征。同时，作为苏联最有权势的强力部门，克格勃是苏联解体的最大“失意者”：1991年至1993年间，克格勃近半成员、约30万人被迫“下岗”；其中约2万人受雇于“寡头”，更多的则陷入贫穷，丧失尊严。为了生计，个别克格勃成员利用社会混乱局面出卖情报，甚至从事坑蒙拐骗的勾当。“克格勃”被人们不断抹黑，甚至把它与黑社会组织相提并论。
普京2000年就任总统后，立即着手为克格勃恢复名誉。执政伊始，他下令将已经流失的苏联克格勃著名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的一块牌匾找回来，使之重新悬挂在原来的地方。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卢比扬卡广场的克格勃鼻祖捷尔任斯基雕像在1991年被推倒，2004年9月，经普京批准重新修复并举行了隆重的雕像安放仪式。2006年12月，普京特意在俄国家安全机关工作者日（俗称“间谍日”）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在讲话中自豪地宣称：“在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光辉的时刻，展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和勇气。”他鼓励间谍们大可不必为自己的身份害羞，要“抬起头来做人”，并盛赞俄罗斯间谍的“辉煌历史”。
与此同时，普京重新打造克格勃系统。2003年3月，普京大力加强俄联邦安全局的机构设置，使之成为仅次于国防部的强力部门，成为当年克格勃的缩版。2005年，普京下令斥资数百万英镑，拍摄俄版“007”，为克格勃“平反”。
经过普京一系列的努力，现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的“克格勃”形象已经大为改善，成为无所不能的“英雄”的象征，而特工们也再次昂起了头。
西方世界始终“妖魔化”过去的社会主义强国苏联，尤其着力“妖魔化”苏联的情报机关，把“克格勃”描绘成为维护苏联“独裁专制”的罪恶工具。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以后，西方媒体在继续进行诽谤和丑化的同时，还经常拿普京曾经当过“克格勃”特工的经历讽刺和挖苦他。对此，普京也利用各种机会理直气壮地进行回击。
2001年6月1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受了美国媒体的联合采访，其间他谈到自己曾是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官员。对于这段历史，普京感到非常自豪，他说正是这个背景使他能够同令人尊敬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处于同一水平。
普京还拿基辛格做例子说：“有一次我告诉基辛格我曾经在哪儿工作过，他考虑了一会儿后对我说，所有正派的人都是从情报部门起家的，就像他一样。”
普京还说：“老布什当初也并不是一个在洗衣店上班的小工，他在中央情报局工作。”
谈到自己的克格勃背景，普京说这段经历对他治理俄罗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说：“最重要的是，它教会我如何同别人进行交流，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此外，他还掌握了如何处理大量信息并分出轻重缓急的本领。
事实上，普京“铁腕治国”的严厉作风也和他的克格勃经历密切相关。例如在2004年9月发生的“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普京毫不理会车臣绑匪的威胁和要挟，坚持采用强硬手段，最后虽导致300余人死亡，却也成功解救了1200名人质中的大部分。在此期间，普京指挥若定，冷静果断，充分表现了由多年克格勃经历所磨炼出来的“强人”本色。
立业先成家，克格勃期间建立幸福家庭
在克格勃工作期间，普京结识了妻子柳德米拉，并与之建立起了幸福的家庭。
柳德米拉，西方媒体曾经把她称为“克里姆林宫一大谜团”，她三次成为俄罗斯第一夫人，但多年以来，公开露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
普京在克格勃组织里前后工作了16年。长期的“克格勃”经历，使普京心中充满爱国热情，养成坚韧不拔、敢于冒险、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以及遵纪守法、老练稳重、善于幕后操作的优良作风。
柳德米拉比普京小6岁，年轻时候的她，是个标准的俄罗斯美女。她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中学毕业后当过邮递员、学徒，后来成为了一名空姐。
柳德米拉与普京相识十分偶然。
那是1981年的一天，柳德米拉和一位女伴到列宁格勒去休假。到那儿的第一晚，一位男生约女伴去听音乐会，柳德米拉也想一起去，于是，男生就约上了自己的一位好友同去。
这位好友就是普京。
“这个年轻的警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清瘦矮小，不爱讲话。”柳德米拉后来说，“当时他穿着简朴，相貌平平，如果走在街上，我绝对不会注意他。”但看完演出，柳德米拉就觉得，普京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一连三天，两人连看了三场演出。
因为自己在列宁格勒情报机关工作的特殊身份，普京很少向别人透露自己的电话，但在与柳德米拉告别时，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此后，两人开始了电话联系。当时，普京对柳德米拉说：“我在警察局工作，因为工作需要，我暂时不能告诉你真实情况。”过了一年多时间，柳德米拉才知道普京真实的工作单位。
柳德米拉后来回忆道：“我一来到列宁格勒，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正因为如此，我过得非常愉快，城市令人喜欢，遇到一些好人，很让人开心……”
有时候，柳德米拉也利用自己工作之便，打“飞的”千里赴约，到列宁格勒与普京约会。
谈恋爱有一段时间之后，普京对柳德米拉坦白了自己的情报人员身份。不过，在当时，对于以后的关系能够发展到哪一步，两人都没有底。
异地恋没有持续多久，相识三四个月之后，普京劝柳德米拉报考列宁格勒大学，柳德米拉同意了，从此留在了列宁格勒。
两人的约会一直是秘密进行着。交往一年之后，普京见到了柳德米拉的父母，后者对普京的印象很好，不过，他们却并不知道，普京是克格勃的“重点培养对象”。
1983年，在交往三年之后，普京以他自己的方式向柳德米拉求婚。他对她说：“现在你应该清楚我是什么人了。我不爱说话，脾气不是很好，你是不是也感觉到有时无法忍受。我是不是你的人生伴侣，你现在可能已经决定了该怎么做了。”听了普京的话，柳德米拉以为这大概是他要同自己分手的托词，便说：“我已经决定了！”“真的决定了？”普京用探求的目光望着柳德米拉。柳德米拉点点头，以为他们的关系就要告吹了。“我爱你，想选择一个日子和你结婚。”普京低沉而又坚定的话语传入柳德米拉耳中，这完全出乎柳德米拉的意料，她没想到普京向她求婚的方式会是这样让她感到意外。
1983年7月28日，普京和柳德米拉在涅瓦河的一艘游轮的“浮船”餐厅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那一年，普京31岁，柳德米拉26岁。双方的家属都出席了，大家按照俄罗斯的传统方式，祝贺他们成为夫妻。
婚礼结束后，普京和柳德米拉去波罗的海度蜜月旅行。他们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波罗的海海边，喜欢那里纯净的空气，成群的海鸥，旖旎的风光……蜜月结束之后，因为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就和普京的父母住在一起。那时他们住的仍是列宁格勒市的那幢老楼房，小两口主动把15平方米的大间让给父母住，自己住12平方米的小间。柳德米拉说，普京的父母与她的关系相当融洽。
其间，柳德米拉的父母多次从加里宁格勒到列宁格勒来看望女儿，发现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很是心疼。但看到他们相互关爱，生活得还算幸福，又很感欣慰。两家亲家因为相同的家庭背景，每次见面也谈得很投机，关系一直都很好。
难道和普京的生活中就没有过不愉快吗？柳德米拉直言不讳地说：“怎么会没有呢？最让我们头疼的事情就是没有钱。”后来，柳德米拉就去打工、做翻译挣些外快。可是没过多久她就不能做了，因为她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是1986年，她刚好在读大学四年级。柳德米拉分娩的时候，普京正在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学院学习，于是，双方的父母都来帮忙，柳德米拉才得以顺利生产，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玛莎很健康。同时，柳德米拉腾出时间结束了大学课程，并且获得了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资格。
不久之后，普京又被派往东德工作。柳德米拉觉得，她和普京结婚之后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在德国度过的。当时普京被派往东德工作，柳德米拉和孩子也一同前往，他们住在国家给他们租的一幢德国公寓里。公寓和普京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从家里走到办公室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沃洛佳经常从办公室的窗户朝家的方向眺望，他特别想见到他的女儿。”柳德米拉回忆道。普京上班的时候，柳德米拉就在家里照顾他们的第一个女儿玛莎，后来，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女儿卡佳。
在德国的时候，晚上的时光是十分美好的。普京的家里经常有同事光顾。有的时候，还有德国朋友全家来做客。周末的时候，普京经常开着他的那辆公车（那是一辆白色的拉达牌轿车），带着全家到郊外呼吸新鲜空气。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他们在德国生活的结束，他们又回到了列宁格勒。
尽管那时生活清苦，但柳德米拉觉得很甜蜜。
柳德米拉回忆说：“还记得有一次生日，当我醒来时，发现床头放着一串金项链和一个十字架。我好高兴，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有心的男人而感到高兴。”那是普京早在两个月前去耶路撒冷时就为她准备好了的礼物。
柳德米拉平易近人，即使在普京当上列宁格勒市长之后，也仍然如此，街上碰到邻居，总会让他们搭个顺风车，并一路送到家门口。柳德米拉一直都注重家庭。她倾心培养两个女儿。女儿的外祖母说，柳德米拉把全部心血用在相夫教子上，甚至被外界称为“内助九段”。
柳德米拉曾经也很坚定自己的选择，称普京是她“最对的人”。但是，随着普京在仕途上的青云直上，柳德米拉渐渐感到了压力。1994年，柳德米拉遭遇车祸，颅骨和脊柱严重受伤，接连做了两次复杂手术。但忙于工作的普京无法分身，陪伴柳德米拉在医院的，是普京的助手。
柳德米拉喜欢宁静的家庭生活，而普京却总是有一大堆社会活动。白天，家中传真机响个不停；晚上，又经常宾客云集。久而久之，柳德米拉有些不胜其扰。
但那时两人的感情依旧很亲密。两人共同的一位德国朋友曾写过一本名为《脆弱友谊》的书，书中写道，普京夫妇经常互开玩笑，调侃彼此。
有一次，柳德米拉把普京叫做“吸血鬼”，而普京则回应说，要是谁能忍受柳德米拉三个星期，简直就堪称英雄了。
虽然话语犀利，但总好过相对无言。
1998年5月，普京出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同年7月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
柳德米拉对丈夫的升职很失望，她曾向友人抱怨，说普京没有遵守诺言，他曾经许诺柳德米拉远离“间谍”这个世界，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想去哪儿旅行就去哪儿旅行了”。
1999年12月31日晚，叶利钦在电视台宣布辞职，一个朋友打来电话问柳德米拉：“你听说了吗？”
柳德米拉问：“什么事？”
她说：“叶利钦辞职了，你丈夫成了代理总统。祝贺你！”
柳德米拉听到这一消息哭了，她说：“我哭了一整天，因为我意识到，我们的私人生活完了，至少在总统选举前3个月，如果我丈夫真的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在今后4年中将是怎样。”
事实上，这样的生活不是3个月，也不是4年，而是8年。2013年6月，在普京第三次当选为总统一年后，柳德米拉终于结束了这样的生活，但同时，也结束了她和普京的婚姻。在这一天，普京和柳德米拉两人在观看了一场芭蕾舞表演后，在电视台宣布，他们30年的婚姻走到尽头。
普京说，离婚是两人共同的决定，“我们几乎不见面，各自都有自己的生活”。柳德米拉在电视上表示，两人对离婚的处理是“非常文明”的。而且他们二人会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当记者问道：“这是离婚吗？”柳德米拉说：“对，可以说，这是和平离婚。”
虽然，普京和柳德米拉之间的婚姻最终走向了结束，但两人之间的婚姻生活总体来说还是完美而和谐的，柳德米拉曾作为普京背后的女人，对普京政治生涯的贡献无疑也是巨大的。